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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友松一个人静静地生活在北京东郊一幢年代已久的居民楼里。三间屋子,有两间朝南,阳光无遮无挡地照进来,一张陈旧的三屉桌成为我们交谈的地方。她摸出一把钥匙,打开其中一个抽屉的锁,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封皮有些发黄的笔记本。其实,如烟的往事,是一个笔记本难以承载的……
孤雁南飞,要为故人看活人
胡友松是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的女儿,1939年出生于南京,由于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她随母亲姓;如果原籍也随母亲的话,她应该是广东鹤山人。
胡蝶1989年4月23日病逝于加拿大的温哥华,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怀念之情,也为了代表母亲再看一眼家乡的山山水水,再问候一声故乡的父老乡亲,胡友松来到鹤山。面对热情的母亲的娘家人,胡友松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她说自己是“孤雁南飞”。
对她而言,像这样的“孤雁南飞”,还有另外一次。
1990年3月,她以“王曦”之名,孤独一身赶到广西桂林,以寄托对一个人的哀思。她曾经与这个人相依为命,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携手共度了九百多个日日夜夜。1969年1月30日,这个人撇下心爱的她撒手西去。这是她的第一次婚姻,她是丈夫生命中最后岁月的红颜知己。此后的每个清明节,她都会手持鲜花出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座墓碑前,墓碑上面镌刻着她丈夫的名字--李宗仁。
桂林是李宗仁先生的故里。作为李宗仁的最后一任夫人,她要到桂林看看刚刚建立的李宗仁文物陈列室,行前,她已经向这个陈列室捐献了一批文物。除此之外,她还希望能够探望李宗仁的原配夫人李秀文,还希望帮助李宗仁实现他生前有过的愿望:寻找一个“养鸭子”的地方。
接待胡友松的人回忆:“王曦来到桂林以后,一切都感到迫切,她对我提出了在桂的日程。她告知,自从她与李宗仁结婚时起,亦随众人尊称李宗仁为‘德公’;善解人意的李宗仁知道了她的不幸身世后,都以‘若梅’相称;而李宗仁的旧友与部属则多称呼她为‘少夫人’。这样的称呼,使大家都很开怀。当天下午,我陪王曦凭瞻了李宗仁官邸后,径直去到叠彩路1号的李秀文女士住宅。此时的李夫人正生病住院,床头的病员卡上写着:1988年8月28日入院,脑血管硬化。老夫人因年事已高,处于长期的‘醒状昏迷’状态,已无意识。王曦没有讲话,她走近老夫人跟前仔细观察,告别时说:老大姐脸色红润,能吃能喝,完全是老年病,没有其他毛病。她多年从事护理,很善于观察。她又感慨地说:听到老夫人的两江口音,又使我想起了德公的音容。我是为故人看了活人!”虽然王曦没有公开身份,但这毕竟是李宗仁的第三任夫人和第一任夫人之间唯一的一次会面。
两年以后,1992年,102岁的李秀文在广西仙逝。胡友松闻讯,不禁黯然泪下。
至于替李宗仁寻找“养鸭子”的地方,胡友松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深入到1968年,德公是想当然的阶级敌人,我们已是终日在狂风暴雨之中诚惶诚恐地度日。曾有红卫兵闯入大院找德公问话,平日常来家里相聚的旧友都被揪斗抄家。有一天,德公对我征求意见说:“若梅呀,要是我们实在在北京过不下去了,就彻底做一个自食其力的老百姓,回到桂林的两江乡下去养鸭子吧!”
在桂林的第二天,“王曦”果然急急忙忙地去了临桂县两江镇头村的李宗仁故居,“去寻找我们当年准备回来养鸭子的地方”。她说,养鸭子也曾经是李宗仁幼年的愿望。提到这件事情,她仿佛又沉入了那段她与德公相依为命的日子……
他的亲属都在国外,作为他的妻子,我有责任照顾好他
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震惊了中外,也使战役的指挥官李宗仁名垂青史。1965年,李宗仁再次让世界瞩目。作为原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他在“爱国不分先后”精神的感召下,毅然携夫人郭德洁从海外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说:李宗仁先生一生为人民做了三件好事:一是北伐,二是台儿庄,三是归来。
1966年3月,身患晚期乳腺癌的郭德洁在北京医院逝世。刚刚投入祖国怀抱却遭遇丧妻之痛,李宗仁的情绪非常低落。为了照顾他的日常起居,有关部门先后物色了很多个人选,但都被依然沉浸在丧妻之痛当中的李宗仁一一拒绝,直到一个名叫胡友松的女孩子出现。
胡友松在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她不仅人长得漂亮,气质好,而且正好从事的是医护工作,最符合照顾李宗仁的条件。于是,她马上被请进李公馆。李宗仁对这个落落大方、聪明伶俐的女孩子一见倾心。但是,一个年过古稀,一个风华正茂,婚事的关键在胡友松。
李宗仁的曲折经历、英雄壮举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为许多人熟知,也深深打动了胡友松,她很快同意了这桩婚事。她说:和李先生结婚,一方面是出于我本身的政治压力,都说我是国民党大军官的女儿,在原单位很压抑。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李先生是历史人物、爱国人士,我很敬佩他。
1966年7月的一个日子,李宗仁和胡友松在北京西总部胡同51号李宗仁的官邸完婚。这桩婚姻曾经引起不小的风波,很多人误解胡友松,以为她爱慕虚荣,看中的是李宗仁的财产。胡友松是个要强的女人,一进李公馆,她就向工作人员声明:我不管钱,所有存折、钥匙都不管,也不继承财产,我只照顾李先生的起居。胡友松履行了她的诺言,在李宗仁临终前的日子里,正是由于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看护,使李宗仁感到莫大的慰藉和满足。对此,李宗仁的长子李幼邻曾经向有关部门表示:不管一年两年,我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她照顾的。我感谢她,她是李家的人。
短暂的婚姻结束于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病在北京逝世,留给胡友松的最后一句话是:每年清明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人知道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
“李先生和我结婚非常高兴,他把我们两人的合影照片冲洗了很多张,分别寄给国内外的朋友,在每张照片的后面,他都激动地写上:这是我的夫人胡友松!”
“他的亲属都在国外,我作为他的妻子,有责任照顾好他。我责无旁贷!”
两句话,包含了多少已经逝去的喜悦、伤心、委屈、艰辛和磨难啊!她不愿意回头看,是因为她不愿意发出叹息,而实际上,她与李宗仁相隔阴阳的交流似乎从未停止过。她先后两次将国家发给的生活费13.7万元、李宗仁的私款等共计20余万元,以及大宗名人字画全部上交国库;与此同时,她还把李宗仁的160幅照片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表示不要国家任何照顾,完全能够自食其力。近年来,她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却不断把微薄的退休金捐献给希望小学;在抗洪救灾义卖活动中,她把自己卖画所得的5200元钱全部捐给了灾区人民。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李先生的爱国精神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底,永不磨灭”。
周总理一直保护着我。我每走一步,都要回头看一看脚印正不正
没有了李宗仁的胡友松很快被赶出李公馆。令她心悸的日子留给她的印象是公安人员的问话,是关押她的房间里那盏照得她睡不着觉的大灯,是去农场劳动改造的漫长而颠簸的路……
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变成了“特务”。有一天,在王府井大街上,她突然听见有人叫她:“胡友松,你过来,过来!”她认出来,那是一位老前辈,便急忙跑过去。对方小声地问她:“你怎么会加入特务组织呢?你知道吗,因为你是‘特嫌’,公安局要抓你!”
犹如一声霹雳,胡友松差一点当街晕倒。果然,她被关了起来,甚至没有来得及回家拿一件衣服。1970年,她被送到湖北沙洋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从此落下了心脏病和严重的颈椎病。
噩梦般的经历当中,也有一些值得回味的地方。胡友松说:“有一次挖鱼塘,别人纷纷请假,而我却抓起扁担挑土,真干啊,看得那些干部目瞪口呆,都叫我‘悠着点儿’。他们以为我很娇气,没有想到我那么能干。”
像这样不要命地连续“改造”了两个多月,胡友松终于病倒了。快过年了,农场里面有了一点节日的气氛。有领导来看望胡友松,关心地问她:“吃饭习惯吗?”她回答说:这儿的饭很好吃,不像北京。后来,有人告诉她,周恩来总理对她很关心,在一次会议上,一听说她被送到湖北沙洋农场劳动就发火了,拍着桌子说:这么大个北京,放不下一个胡友松吗?赶快叫她回来!
“深夜,干部来敲门,通知我明天不要参加劳动了,对我说:北京来电话了,叫你回去,已经给你买好票了,你赶紧收拾一下,明天一早就走。”当胡友松得知是周总理喊她回北京时,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她知道,即使自己回到北京,也没有了亲人,没有了家。但是,周总理的关心胜过一切啊!
回到北京的胡友松感到生活有了希望,便给自己改名叫王曦,一方面是为了清除那些痛苦的回忆,另一方面也寓意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企盼。她开始在一家工厂当工人,但是没有工资,虽然心里感到别扭,可毕竟有工作了,不闲着了。没过多久,有关部门的领导说要给她找房子,便带她来到了北京东郊的一片稻田里,那儿刚刚盖起一幢楼。领导对她说:如果你同意,就搬过来住吧,这里离工厂比较近,而且房间里面有双气(煤气和暖气),你回家以后一划火柴就能做饭,冬天也不冷。这一年是1973年,胡友松终于有了个新家。从此,她在这幢楼里一住就是30多年。
忽然有一天,领导又来了,叫胡友松“明天别去工厂上班了,想给你换换地方”。于是,她被调到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后来改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于这一段经历,胡友松的笔记本上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上面还记载着一个极其特殊的日子:“1976年:唐山地震,总理逝世……”胡友松抚摸着笔记本,红着眼圈说:“周总理在病重期间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打听:胡友松过年还好吗?”
周总理的去世对胡友松的打击很大。她是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才得以“平反”,被摘掉“特嫌”的帽子并且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周总理的关怀让身处逆境的她感受到安慰和温暖。她感激总理,对总理的深厚感情使她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她从此深居简出。
20世纪80年代初,在李宗仁离开十多年后,胡友松又结了一次婚。但是,这次的婚姻并不幸福,她很快又离了婚。
尽管胡友松一直依靠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尽管她的学历不是很高,但是她的心里十分清楚:即使是李宗仁的生活用品,也会是珍贵的文物,自己有责任好好保护好它们。在生活最为艰难的时候,她也没有想过变卖这些文物。
李宗仁生前常常把台儿庄比作他的“第二故乡”。从1985年开始,被喻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的台儿庄为了纪念当年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开发修建了大战纪念馆、李宗仁史料馆、火车站遗址等一系列纪念景点,并且连续成功举办了台儿庄大战胜利50、55、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集聚一堂,追昔抚今,共唤和平。与此同时,台儿庄区的领导也在四处打听胡友松的下落。
这一天来得很不容易。1996年8月的一个日子,有人敲响了胡友松的家门,那一刻,一声“娘家人”的呼唤令胡友松热泪长流。在台儿庄籍人贺茂之将军的帮助下,台儿庄的百姓终于找到了胡友松。
她被接到台儿庄参观考察,受到台儿庄区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缅怀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赫赫伟绩,胡友松心潮澎湃,每天都沉浸在难以自禁的激动当中。台儿庄的人民这样告诉她:如果没有李宗仁先生率部抗击日本侵略者,杀敌报国,就没有台儿庄的子孙后代,我们怎么能不感激李先生呢?台儿庄的年轻一代情真意切地嘱咐她:“胡姨,来台儿庄住吧,俺们愿把您养起来!”一席话感动得胡友松再度落泪。
回到北京,她把李宗仁的遗物全部捐献给台儿庄人民。
依然在心底保存着对李先生的缅怀和思念
文物全部捐献给台儿庄以后,这个家变得空空荡荡了,她的心胸也渐渐敞亮起来。她说:都捐了,也省得再操心了,以前的事情也不多想了。她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不写回忆录,也不写传记,只在心里留个记忆!她习惯了一人独处的平静生活。每天清晨,她都要坚持去附近的团结湖公园锻炼身体,然后买点菜回家。如今的东郊大变样了,绿树多了,马路宽了,高楼密了,她家的阳台上,经常有小鸟飞来,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吵得她无法潜心作画。她擅长画牡丹,她画的牡丹花经常参加海峡两岸名人画展。她还参加老年大学的学习。自从认了娘家人以后,她经常回台儿庄,为此,她买了一辆二手车,开到台儿庄以后就不想再回来。生活变得充实起来,身体也好多了,她说自己近年来很少生病。今年春节前,她本想请个钟点工回来帮忙擦玻璃,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自己爬上窗台,把每一块玻璃都擦得像自己的心一样豁亮。她感觉自己还很年轻,适当的时候,她还打算举办个人画展。
对于自己的三个名字,她笑着说:胡若梅这个名字已经深藏在记忆中;虽然还有人称她王曦,但大多数人现在习惯叫她胡友松,她也想像松树一样坚强挺拔。她经常接到李家后代的信件和电话,这使她颇感欣慰。曾经有人说,她与李宗仁的结合是一种政治婚姻,为此,她做出了很大的牺牲,问她是否后悔过。她说,在她的心目中,李宗仁始终是一位英雄,一位伟人,她依然在心底保存着对李先生的缅怀和思念……
孤雁南飞,要为故人看活人
胡友松是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的女儿,1939年出生于南京,由于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她随母亲姓;如果原籍也随母亲的话,她应该是广东鹤山人。
胡蝶1989年4月23日病逝于加拿大的温哥华,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怀念之情,也为了代表母亲再看一眼家乡的山山水水,再问候一声故乡的父老乡亲,胡友松来到鹤山。面对热情的母亲的娘家人,胡友松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她说自己是“孤雁南飞”。
对她而言,像这样的“孤雁南飞”,还有另外一次。
1990年3月,她以“王曦”之名,孤独一身赶到广西桂林,以寄托对一个人的哀思。她曾经与这个人相依为命,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携手共度了九百多个日日夜夜。1969年1月30日,这个人撇下心爱的她撒手西去。这是她的第一次婚姻,她是丈夫生命中最后岁月的红颜知己。此后的每个清明节,她都会手持鲜花出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座墓碑前,墓碑上面镌刻着她丈夫的名字--李宗仁。
桂林是李宗仁先生的故里。作为李宗仁的最后一任夫人,她要到桂林看看刚刚建立的李宗仁文物陈列室,行前,她已经向这个陈列室捐献了一批文物。除此之外,她还希望能够探望李宗仁的原配夫人李秀文,还希望帮助李宗仁实现他生前有过的愿望:寻找一个“养鸭子”的地方。
接待胡友松的人回忆:“王曦来到桂林以后,一切都感到迫切,她对我提出了在桂的日程。她告知,自从她与李宗仁结婚时起,亦随众人尊称李宗仁为‘德公’;善解人意的李宗仁知道了她的不幸身世后,都以‘若梅’相称;而李宗仁的旧友与部属则多称呼她为‘少夫人’。这样的称呼,使大家都很开怀。当天下午,我陪王曦凭瞻了李宗仁官邸后,径直去到叠彩路1号的李秀文女士住宅。此时的李夫人正生病住院,床头的病员卡上写着:1988年8月28日入院,脑血管硬化。老夫人因年事已高,处于长期的‘醒状昏迷’状态,已无意识。王曦没有讲话,她走近老夫人跟前仔细观察,告别时说:老大姐脸色红润,能吃能喝,完全是老年病,没有其他毛病。她多年从事护理,很善于观察。她又感慨地说:听到老夫人的两江口音,又使我想起了德公的音容。我是为故人看了活人!”虽然王曦没有公开身份,但这毕竟是李宗仁的第三任夫人和第一任夫人之间唯一的一次会面。
两年以后,1992年,102岁的李秀文在广西仙逝。胡友松闻讯,不禁黯然泪下。
至于替李宗仁寻找“养鸭子”的地方,胡友松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深入到1968年,德公是想当然的阶级敌人,我们已是终日在狂风暴雨之中诚惶诚恐地度日。曾有红卫兵闯入大院找德公问话,平日常来家里相聚的旧友都被揪斗抄家。有一天,德公对我征求意见说:“若梅呀,要是我们实在在北京过不下去了,就彻底做一个自食其力的老百姓,回到桂林的两江乡下去养鸭子吧!”
在桂林的第二天,“王曦”果然急急忙忙地去了临桂县两江镇头村的李宗仁故居,“去寻找我们当年准备回来养鸭子的地方”。她说,养鸭子也曾经是李宗仁幼年的愿望。提到这件事情,她仿佛又沉入了那段她与德公相依为命的日子……
他的亲属都在国外,作为他的妻子,我有责任照顾好他
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震惊了中外,也使战役的指挥官李宗仁名垂青史。1965年,李宗仁再次让世界瞩目。作为原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他在“爱国不分先后”精神的感召下,毅然携夫人郭德洁从海外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说:李宗仁先生一生为人民做了三件好事:一是北伐,二是台儿庄,三是归来。
1966年3月,身患晚期乳腺癌的郭德洁在北京医院逝世。刚刚投入祖国怀抱却遭遇丧妻之痛,李宗仁的情绪非常低落。为了照顾他的日常起居,有关部门先后物色了很多个人选,但都被依然沉浸在丧妻之痛当中的李宗仁一一拒绝,直到一个名叫胡友松的女孩子出现。
胡友松在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她不仅人长得漂亮,气质好,而且正好从事的是医护工作,最符合照顾李宗仁的条件。于是,她马上被请进李公馆。李宗仁对这个落落大方、聪明伶俐的女孩子一见倾心。但是,一个年过古稀,一个风华正茂,婚事的关键在胡友松。
李宗仁的曲折经历、英雄壮举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为许多人熟知,也深深打动了胡友松,她很快同意了这桩婚事。她说:和李先生结婚,一方面是出于我本身的政治压力,都说我是国民党大军官的女儿,在原单位很压抑。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李先生是历史人物、爱国人士,我很敬佩他。
1966年7月的一个日子,李宗仁和胡友松在北京西总部胡同51号李宗仁的官邸完婚。这桩婚姻曾经引起不小的风波,很多人误解胡友松,以为她爱慕虚荣,看中的是李宗仁的财产。胡友松是个要强的女人,一进李公馆,她就向工作人员声明:我不管钱,所有存折、钥匙都不管,也不继承财产,我只照顾李先生的起居。胡友松履行了她的诺言,在李宗仁临终前的日子里,正是由于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看护,使李宗仁感到莫大的慰藉和满足。对此,李宗仁的长子李幼邻曾经向有关部门表示:不管一年两年,我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她照顾的。我感谢她,她是李家的人。
短暂的婚姻结束于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病在北京逝世,留给胡友松的最后一句话是:每年清明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人知道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
“李先生和我结婚非常高兴,他把我们两人的合影照片冲洗了很多张,分别寄给国内外的朋友,在每张照片的后面,他都激动地写上:这是我的夫人胡友松!”
“他的亲属都在国外,我作为他的妻子,有责任照顾好他。我责无旁贷!”
两句话,包含了多少已经逝去的喜悦、伤心、委屈、艰辛和磨难啊!她不愿意回头看,是因为她不愿意发出叹息,而实际上,她与李宗仁相隔阴阳的交流似乎从未停止过。她先后两次将国家发给的生活费13.7万元、李宗仁的私款等共计20余万元,以及大宗名人字画全部上交国库;与此同时,她还把李宗仁的160幅照片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表示不要国家任何照顾,完全能够自食其力。近年来,她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却不断把微薄的退休金捐献给希望小学;在抗洪救灾义卖活动中,她把自己卖画所得的5200元钱全部捐给了灾区人民。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李先生的爱国精神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底,永不磨灭”。
周总理一直保护着我。我每走一步,都要回头看一看脚印正不正
没有了李宗仁的胡友松很快被赶出李公馆。令她心悸的日子留给她的印象是公安人员的问话,是关押她的房间里那盏照得她睡不着觉的大灯,是去农场劳动改造的漫长而颠簸的路……
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变成了“特务”。有一天,在王府井大街上,她突然听见有人叫她:“胡友松,你过来,过来!”她认出来,那是一位老前辈,便急忙跑过去。对方小声地问她:“你怎么会加入特务组织呢?你知道吗,因为你是‘特嫌’,公安局要抓你!”
犹如一声霹雳,胡友松差一点当街晕倒。果然,她被关了起来,甚至没有来得及回家拿一件衣服。1970年,她被送到湖北沙洋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从此落下了心脏病和严重的颈椎病。
噩梦般的经历当中,也有一些值得回味的地方。胡友松说:“有一次挖鱼塘,别人纷纷请假,而我却抓起扁担挑土,真干啊,看得那些干部目瞪口呆,都叫我‘悠着点儿’。他们以为我很娇气,没有想到我那么能干。”
像这样不要命地连续“改造”了两个多月,胡友松终于病倒了。快过年了,农场里面有了一点节日的气氛。有领导来看望胡友松,关心地问她:“吃饭习惯吗?”她回答说:这儿的饭很好吃,不像北京。后来,有人告诉她,周恩来总理对她很关心,在一次会议上,一听说她被送到湖北沙洋农场劳动就发火了,拍着桌子说:这么大个北京,放不下一个胡友松吗?赶快叫她回来!
“深夜,干部来敲门,通知我明天不要参加劳动了,对我说:北京来电话了,叫你回去,已经给你买好票了,你赶紧收拾一下,明天一早就走。”当胡友松得知是周总理喊她回北京时,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她知道,即使自己回到北京,也没有了亲人,没有了家。但是,周总理的关心胜过一切啊!
回到北京的胡友松感到生活有了希望,便给自己改名叫王曦,一方面是为了清除那些痛苦的回忆,另一方面也寓意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企盼。她开始在一家工厂当工人,但是没有工资,虽然心里感到别扭,可毕竟有工作了,不闲着了。没过多久,有关部门的领导说要给她找房子,便带她来到了北京东郊的一片稻田里,那儿刚刚盖起一幢楼。领导对她说:如果你同意,就搬过来住吧,这里离工厂比较近,而且房间里面有双气(煤气和暖气),你回家以后一划火柴就能做饭,冬天也不冷。这一年是1973年,胡友松终于有了个新家。从此,她在这幢楼里一住就是30多年。
忽然有一天,领导又来了,叫胡友松“明天别去工厂上班了,想给你换换地方”。于是,她被调到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后来改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于这一段经历,胡友松的笔记本上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上面还记载着一个极其特殊的日子:“1976年:唐山地震,总理逝世……”胡友松抚摸着笔记本,红着眼圈说:“周总理在病重期间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打听:胡友松过年还好吗?”
周总理的去世对胡友松的打击很大。她是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才得以“平反”,被摘掉“特嫌”的帽子并且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周总理的关怀让身处逆境的她感受到安慰和温暖。她感激总理,对总理的深厚感情使她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她从此深居简出。
20世纪80年代初,在李宗仁离开十多年后,胡友松又结了一次婚。但是,这次的婚姻并不幸福,她很快又离了婚。
尽管胡友松一直依靠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尽管她的学历不是很高,但是她的心里十分清楚:即使是李宗仁的生活用品,也会是珍贵的文物,自己有责任好好保护好它们。在生活最为艰难的时候,她也没有想过变卖这些文物。
李宗仁生前常常把台儿庄比作他的“第二故乡”。从1985年开始,被喻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的台儿庄为了纪念当年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开发修建了大战纪念馆、李宗仁史料馆、火车站遗址等一系列纪念景点,并且连续成功举办了台儿庄大战胜利50、55、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集聚一堂,追昔抚今,共唤和平。与此同时,台儿庄区的领导也在四处打听胡友松的下落。
这一天来得很不容易。1996年8月的一个日子,有人敲响了胡友松的家门,那一刻,一声“娘家人”的呼唤令胡友松热泪长流。在台儿庄籍人贺茂之将军的帮助下,台儿庄的百姓终于找到了胡友松。
她被接到台儿庄参观考察,受到台儿庄区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缅怀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赫赫伟绩,胡友松心潮澎湃,每天都沉浸在难以自禁的激动当中。台儿庄的人民这样告诉她:如果没有李宗仁先生率部抗击日本侵略者,杀敌报国,就没有台儿庄的子孙后代,我们怎么能不感激李先生呢?台儿庄的年轻一代情真意切地嘱咐她:“胡姨,来台儿庄住吧,俺们愿把您养起来!”一席话感动得胡友松再度落泪。
回到北京,她把李宗仁的遗物全部捐献给台儿庄人民。
依然在心底保存着对李先生的缅怀和思念
文物全部捐献给台儿庄以后,这个家变得空空荡荡了,她的心胸也渐渐敞亮起来。她说:都捐了,也省得再操心了,以前的事情也不多想了。她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不写回忆录,也不写传记,只在心里留个记忆!她习惯了一人独处的平静生活。每天清晨,她都要坚持去附近的团结湖公园锻炼身体,然后买点菜回家。如今的东郊大变样了,绿树多了,马路宽了,高楼密了,她家的阳台上,经常有小鸟飞来,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吵得她无法潜心作画。她擅长画牡丹,她画的牡丹花经常参加海峡两岸名人画展。她还参加老年大学的学习。自从认了娘家人以后,她经常回台儿庄,为此,她买了一辆二手车,开到台儿庄以后就不想再回来。生活变得充实起来,身体也好多了,她说自己近年来很少生病。今年春节前,她本想请个钟点工回来帮忙擦玻璃,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自己爬上窗台,把每一块玻璃都擦得像自己的心一样豁亮。她感觉自己还很年轻,适当的时候,她还打算举办个人画展。
对于自己的三个名字,她笑着说:胡若梅这个名字已经深藏在记忆中;虽然还有人称她王曦,但大多数人现在习惯叫她胡友松,她也想像松树一样坚强挺拔。她经常接到李家后代的信件和电话,这使她颇感欣慰。曾经有人说,她与李宗仁的结合是一种政治婚姻,为此,她做出了很大的牺牲,问她是否后悔过。她说,在她的心目中,李宗仁始终是一位英雄,一位伟人,她依然在心底保存着对李先生的缅怀和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