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产能过剩和制造业升级是所有制造业大国都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儿”。重要的是，重工业化的产业背景将延长中国制造产能过剩的存续时间；此次金融危机倒逼中国制造业格局需要做出重大调整；中国要选择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反危机的突破口，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突围。
全球产能过剩矛盾突出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以汽车和住宅消费为核心市场需求结构的升级，重化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从而使中国工业化进程呈现出了重化工业特征。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重化工业的资本规模大，投资周期长等导致固定资产投资不得不在较长时期内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从而延长了产能过剩的存续时间，重化工业的产能过剩也随着经济下行而周期性发生。
目前，代表全球制造业景气指数的JP摩根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PMI指数连续数月回升。美国5月PMI数据表明，虽然美国制造业继续萎缩，但整体经济在经过7个月的收缩之后，已经显示出反转的迹象。欧元区和日本的制造业经理人先行指数也均有不同程度回升。而中国的PMI指数更是连续5个月反弹，跨越经济周期的分界线，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11个分项PMI指标中，6项超过50％(产出、新订单、就业、供应商配送时间、采购、购进价格)，1项达到50％(进口)，只有4项仍低于50％(原材料库存、产成品库存，出口订单、积压订单)。这表明中国制造业活动的复苏已经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撑。
但是，对于这些复苏迹象我们不能轻言乐观。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制造业相关部门的外部需求将有所减弱，部分行业产能面临重新调整。就产能扩张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而言，在经济波动周期由上行期向衰退初期的转化阶段，社会总供给明显大于总需求，伴随存货同比的持续上升，企业开始选择减少产能利用率，意味着经济进入“去产能化”阶段，经济衰退也由此进入深化期。一般而言，在“去产能化”过程中，反映“去产能化”程度的指标即产能利用率持续下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从各大经济体看，产能利用率降低仍在继续。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较欧元区的下降幅度更显著。2007年9月份，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达79.7％，而至2009年4月份已下降至69.1％水平，为1967年开始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元区2008年第四季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约为81.6％，较2007年第二季度84.6％的水平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日本钢铁行业和石化工业产能利用率分别出现了30％和20％左右的下滑。凸显了金融危机对制造业大国的重创。
金融危机也使得中国产能过剩的周期性调整提前到来。目前，中国制造业平均有近28％的产能闲置，35.5％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5％或以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2008年以来，中国钢铁业产能过剩问题非常突出。按照在建和已投产产能计算，如果以2009年4.6亿吨的产能指标计算，2009年，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只有78.4％。此外，制造业上游行业和一些新兴行业也出现大面积产能闲置状况。今年一季度氧化铝产能闲置38％、焦炭业产能闲置60％、水泥和平板玻璃产能闲置20％。作为全球芯片制造发展最快的市场，一季度中国半导体制造产能利用率下跌至43％，是2004年第二季度最高点92％以来的巨幅下跌，芯片和半导体制造业产能闲置接近60％。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与中国经济波动有很大的相关性，中国制造业曾出现过两次产能过剩(1996-1989年和2005年前后)，但与前两次产能过剩不同的是，这次是制造业中重工业的普遍产能过剩。由于重工业产业关联度高、迂回生产环节较长，因此，“去产能化”和“再产能化”的周期和调整幅度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外向型制造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以及制造业整体产能利用率的全面回升，还有赖于全球经济的整体复苏。
走出危机最终要靠制造业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引擎。30年问，中国制造业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78～2006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约15％，高于全部工业与GDP年均增幅。“中国制造”庞大的生产能力，使其每产生10％的增长，就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2007年，中国制造业的GDP增加值按美元计算达到1.3万亿，在全球制造业中比重从3％提高到13.2％，成为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大国。
在制造业中，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逐年上升。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通过各种贸易方式进口必要的设备，建立起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因此，中国加工贸易开始出现顺差。自此，加工贸易无论是在GDP增长中的份额，还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都凸现了重要地位。特别是1998～2008年，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每年平均达58.6％，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达4.8个百分点(以GDP平均增长率8％计算)。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制造业也面临全球分工链中的贸易失衡。1997年以来，中国与发达地区制造业贸易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业部门对发展经济体的贸易顺差逐年上升。这表明了中国更深层次地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中国制造”在当代国际制造业体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摩擦点。
客观地讲，中国离制造业强国还很遥远。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贸易大国，但是应该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制造业利益分配中面临着严重的失衡。由于中国制造业经济创造力较低、制造业整体附加值不高，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中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低、单价低、附加值低的“三低”产品，却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高价格的“三高”产品，使中国制造业部门对外贸易的条件呈现明显的恶化趋势。
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新机制
毫无疑问，当前中国调整制造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势在必行。要真正走出全球经济危机，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为现有庞大的生产能力找到与之相适应的需求，通过海外投资等方式，寻找产能过剩新的宏观治理路径。
从时间周期看，制造业产能的普遍过剩很难在短期内有所缓解。因此，积极主动地创造外需，可以为制造业和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效益。
一是输出过剩制造业产能，提高制造产出水平。对新兴市场增加投资不仅是转移国内过剩产能和避开贸易壁垒的有效途径，也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布局。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非洲。拉美等地对中国制造业高端耐用消费品，机械设备、高端机床、数字化通信产品有相当大的需求，中国的设备和技术也普遍适应他们的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更具比较优势。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输出效果明显。从今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来看，中国制造业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24.3亿美元，同比增长32.6％。其中，在亚洲实现营业额64亿美元，同比增长40.9％，占51.5％；在非洲实现43.3亿美元，同比增长35.2％，占34.8％。有效地带动了大量国产设备、材料、技术出口和劳务输出，促进了国内制造业等多个相关行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巨大。相信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将为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是通过发行债券，将过剩的制造产能转化为债权，有利于推进加快制造业全球布局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近期，有专家建议，将过剩的制造产能转化为债权。现在的问题是债权如何转化?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工业振兴”债券、“基础设施援建”债券等，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拉美或中东等地从事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对方可以以人民币债券的方式偿还，也可以以中国所需要的资源勘采权益等方式作为对建设投资的偿还。这样，不但对中国制造全球布局有所促进，也可以间接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全球产能过剩矛盾突出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以汽车和住宅消费为核心市场需求结构的升级，重化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从而使中国工业化进程呈现出了重化工业特征。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重化工业的资本规模大，投资周期长等导致固定资产投资不得不在较长时期内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从而延长了产能过剩的存续时间，重化工业的产能过剩也随着经济下行而周期性发生。
目前，代表全球制造业景气指数的JP摩根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PMI指数连续数月回升。美国5月PMI数据表明，虽然美国制造业继续萎缩，但整体经济在经过7个月的收缩之后，已经显示出反转的迹象。欧元区和日本的制造业经理人先行指数也均有不同程度回升。而中国的PMI指数更是连续5个月反弹，跨越经济周期的分界线，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11个分项PMI指标中，6项超过50％(产出、新订单、就业、供应商配送时间、采购、购进价格)，1项达到50％(进口)，只有4项仍低于50％(原材料库存、产成品库存，出口订单、积压订单)。这表明中国制造业活动的复苏已经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撑。
但是，对于这些复苏迹象我们不能轻言乐观。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制造业相关部门的外部需求将有所减弱，部分行业产能面临重新调整。就产能扩张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而言，在经济波动周期由上行期向衰退初期的转化阶段，社会总供给明显大于总需求，伴随存货同比的持续上升，企业开始选择减少产能利用率，意味着经济进入“去产能化”阶段，经济衰退也由此进入深化期。一般而言，在“去产能化”过程中，反映“去产能化”程度的指标即产能利用率持续下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从各大经济体看，产能利用率降低仍在继续。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较欧元区的下降幅度更显著。2007年9月份，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达79.7％，而至2009年4月份已下降至69.1％水平，为1967年开始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元区2008年第四季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约为81.6％，较2007年第二季度84.6％的水平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日本钢铁行业和石化工业产能利用率分别出现了30％和20％左右的下滑。凸显了金融危机对制造业大国的重创。
金融危机也使得中国产能过剩的周期性调整提前到来。目前，中国制造业平均有近28％的产能闲置，35.5％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5％或以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2008年以来，中国钢铁业产能过剩问题非常突出。按照在建和已投产产能计算，如果以2009年4.6亿吨的产能指标计算，2009年，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只有78.4％。此外，制造业上游行业和一些新兴行业也出现大面积产能闲置状况。今年一季度氧化铝产能闲置38％、焦炭业产能闲置60％、水泥和平板玻璃产能闲置20％。作为全球芯片制造发展最快的市场，一季度中国半导体制造产能利用率下跌至43％，是2004年第二季度最高点92％以来的巨幅下跌，芯片和半导体制造业产能闲置接近60％。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与中国经济波动有很大的相关性，中国制造业曾出现过两次产能过剩(1996-1989年和2005年前后)，但与前两次产能过剩不同的是，这次是制造业中重工业的普遍产能过剩。由于重工业产业关联度高、迂回生产环节较长，因此，“去产能化”和“再产能化”的周期和调整幅度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外向型制造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以及制造业整体产能利用率的全面回升，还有赖于全球经济的整体复苏。
走出危机最终要靠制造业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引擎。30年问，中国制造业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78～2006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约15％，高于全部工业与GDP年均增幅。“中国制造”庞大的生产能力，使其每产生10％的增长，就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2007年，中国制造业的GDP增加值按美元计算达到1.3万亿，在全球制造业中比重从3％提高到13.2％，成为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大国。
在制造业中，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逐年上升。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通过各种贸易方式进口必要的设备，建立起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因此，中国加工贸易开始出现顺差。自此，加工贸易无论是在GDP增长中的份额，还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都凸现了重要地位。特别是1998～2008年，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每年平均达58.6％，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达4.8个百分点(以GDP平均增长率8％计算)。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制造业也面临全球分工链中的贸易失衡。1997年以来，中国与发达地区制造业贸易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业部门对发展经济体的贸易顺差逐年上升。这表明了中国更深层次地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中国制造”在当代国际制造业体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摩擦点。
客观地讲，中国离制造业强国还很遥远。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贸易大国，但是应该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制造业利益分配中面临着严重的失衡。由于中国制造业经济创造力较低、制造业整体附加值不高，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中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低、单价低、附加值低的“三低”产品，却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高价格的“三高”产品，使中国制造业部门对外贸易的条件呈现明显的恶化趋势。
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新机制
毫无疑问，当前中国调整制造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势在必行。要真正走出全球经济危机，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为现有庞大的生产能力找到与之相适应的需求，通过海外投资等方式，寻找产能过剩新的宏观治理路径。
从时间周期看，制造业产能的普遍过剩很难在短期内有所缓解。因此，积极主动地创造外需，可以为制造业和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效益。
一是输出过剩制造业产能，提高制造产出水平。对新兴市场增加投资不仅是转移国内过剩产能和避开贸易壁垒的有效途径，也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布局。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非洲。拉美等地对中国制造业高端耐用消费品，机械设备、高端机床、数字化通信产品有相当大的需求，中国的设备和技术也普遍适应他们的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更具比较优势。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输出效果明显。从今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来看，中国制造业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24.3亿美元，同比增长32.6％。其中，在亚洲实现营业额64亿美元，同比增长40.9％，占51.5％；在非洲实现43.3亿美元，同比增长35.2％，占34.8％。有效地带动了大量国产设备、材料、技术出口和劳务输出，促进了国内制造业等多个相关行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巨大。相信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将为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是通过发行债券，将过剩的制造产能转化为债权，有利于推进加快制造业全球布局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近期，有专家建议，将过剩的制造产能转化为债权。现在的问题是债权如何转化?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工业振兴”债券、“基础设施援建”债券等，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拉美或中东等地从事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对方可以以人民币债券的方式偿还，也可以以中国所需要的资源勘采权益等方式作为对建设投资的偿还。这样，不但对中国制造全球布局有所促进，也可以间接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