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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治时期日本外交官、著名汉学家竹添井井于1876年游历了中国的巴蜀地区，其后撰写出的汉文游记——《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包含了大量他对于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考察。以竹添井井游历重庆时的见闻为切入点，不但可以发现其笔下重庆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还可以透过日本人的视角观察近代重庆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竹添巴蜀之行与近代重庆开埠的关系。
[关键词] 竹添井井；《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近代重庆
[中图分类号] C31391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9）01 -0050 -08
[收稿日期] 2017-10-19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科重大项目《抗战大后方海外档案史料搜集暨青年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编号：2013-ZDZX04；重庆市2016年度抗战文化专项委托项目《日本官方、民间对重庆及四川的情报收集与整理运用》，项目编号：2016—ZDZX03；重庆市2017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巴县衙门与近代重庆城市社会发展研究（1876—1911）》，项目编号：CYB17053。
[作者简介] 1.惠科，男，史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城市史、重庆地方史；（重庆 400031）2.周勇，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抗日战争史、重庆城市史等。（重庆 400715）
中日两国互为邻邦，交往历史已逾千年。近世以来，中日发展路径各异，两国关系纷繁复杂，矛盾冲突不断，甚至两度爆发战争。尽管如此，两国间官方或民间交流并未中断。这一时期，日本的官员、军人、学者、商人、旅行家，还有社会组织等纷纷来到中国开展游历活动，深入了解、考察和记录中国，留下许多报告、日记等文字记载。尽管其目的各异，但这些篇章已成为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状况的珍稀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竹添井井对中国腹地的考察即为显例。
竹添井井被认为是明治时代日本进入中国内陆的第一人。他是明治时期的外交官、汉学家。学界对他的在华活动较早便给予了关注，尤其是对其《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的论述不少相关的论文主要有：[日]武部健一：《日本名人与蜀道》，《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冯岁平：《竹添井井及其〈栈云峡雨日记〉》，《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张明杰：《明治汉学家的中国游记》，《读书》，2009年第8期。。总的来看，这些论文大都是对其游历活动的概要介绍，对日记和诗草中包含的大量重要内容并未特别关注，对其考查活动本身更缺少深入的探讨。所以，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收集相关资料，把竹添井井对中国内地的考察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观察，重点以重庆的游历为对象，展示其考察活动。同时，通过他的记录和视角揭示近代重庆社会的系列变化，以期对近代中日关系史及区域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明治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探究热潮
近代以来，在西方资本扩张的推动下，世界逐渐进入了开放的、全球化的时代，国家间的壁垒开始被不断打破。世界各国都逐渐被纳入到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中，人类历史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频繁联系与交往的进程。
在这一潮流的冲击下，日本近世奉行二百余年（1633～1857）的闭关锁国政策因“佩里叩关”而终止。对于日本来说，开港，既意味着空前的民族危机，也意味着弃旧图新的历史机遇的到来。[1]（74）面对内忧外患的情势，为探求自救、自强之道，日本采取了众多举措，使得国内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剧变，如幕府统治被推翻，以“天皇”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得以建立以及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尤其是，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日本开展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法运动——明治维新，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历史的近代化进程，同时也为日本走向对外侵略扩张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和精神基础。[2]（408）
在对外政策方面，明治初期，日本一方面积极与各国修约，以挽回利权；另一方面则展示出对东亚的武力扩张倾向。对于昔日“亦师亦友”的近邻中国，日本看到了晚清政府的腐败和中国衰落的趋势，在观念上由友好逐渐变为轻蔑敌视。尤其是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和“告别恶友论”的出台，不仅影响了一代日本人，而且也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3]（50）这一时期，在政府的鼓励、支持下，大量日本人来华对中国国情进行实地考察调研，有的还直接从事情报搜集工作，以求全方位了解当时中国的国情国力。1871年双方签署的《日清修好条规》，又为日本人来华提供了方便，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明治时期，来华日本人身份多样，大致可分以下几类：一是外交官，其中以驻华外交人员为主，还包括日本驻大清各地领事馆工作人员；二是军方人员，主要从事军事侦探活动；三是政府公职人员及有政府背景的机构人员；四是知识分子或学者。此外，独具特色的民间团体力量——东亚同文书院以及僧侣、商人等，也参与到了对华的考察调研以及情报搜集工作中。他们的足迹遍及除西藏以外中国所有省区。搜集、调查的情报资料，内容涉及中国各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其中，一些日本人或相关组织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思考以“游记”或“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并陆续出版。这些“游记”“日记”，对研究近代中国国情、国力及中日关系等，都具十分重要的价值。
由此看来，1876年，竹添井井的“旅行”及其著作《棧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就不是孤立的存在了。日本社会各界对中国的探究已是一时的风气。竹添井井随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一同来华，出任其驻华使馆的书记官，其身份首先是日本国驻外机构公职人员。同时他又是一位精通汉学的学者，非常方便了解、考察、交流和记录所见所闻。竹添井井的《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对中国腹地的详尽考察、社会问题的细致描述，内涵十分丰富，其作用与价值远不止于文学层面。
二、《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里的重庆镜像 竹添井井一行人于清光绪二年（1876）四月从京城出发，历时近三个月，于七月上旬进入重庆境内。 重庆因山而扬名，因水而著称。群峰叠起，两江环绕的景色，从古至今吸引着无数游客。“抵重庆府。府依山为城，高而长，如大带拖天际。”[4]独特的城市建构，便是重庆府给竹添井井的第一印象。
重庆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雨热同期，尤其夏秋之交夜雨频发，故得李商隐“巴山夜雨”之称。地理位置上，重庆北为大巴山，南临大娄山，东南近武陵山，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了众多旖旎迷人的自然风光。竹添井井一行顺江而下，饱览了这片土地的江山美景。
（一）雄奇秀丽的山水风光
七月二十九日，竹添井井乘舟游览了瞿塘峡。作者对瞿塘峡的风光赞叹不已：
入峡则两岸绝壁陡立，有石破天惊之势。其近水处，层层擘裂，如剖莲囊。诸山皆以石为体，其色有粉壁者，有赤甲者，随色各得各名。又有叠成数十级，如可拾而上者，曰孟良梯；如象鼻下向，欲饮于江者，曰石鼻子；头戴圆石，欲坠不坠者，曰擂鼓台；岩腹有洞，如并悬日月者，曰男女孔。其他成形取势各不同，非笔墨所能悉也。[4]
形态各异的奇石、陡立千仞的峭壁，竹添井井皆给予细致的观察。感叹“成形取势各不同，非笔墨所能悉也。”诚如清人张问陶《瞿唐（塘）峡》诗云：“峡雨濛濛竟日闲，扁舟真落画图间。便将万管玲珑笔，难写瞿唐两岸山。”[5]（359）此段对瞿塘峡风光的描写颇为传神，既流露了作者的喜爱之情，又显示出作者的汉文修养。
顺江东下，便是三峡中最长的一段峡谷——巫峡。相比瞿塘峡的“雄奇壮丽”，巫峽以其“清秀妩媚”的姿色著称。竹添井井笔下的巫峡，以“十二峰”的描写最为生动、形象：
北岸则巫山十二峰，前后蔽亏，其得见者特六七峰而已。最东一峰，肤白如雪，细皴刻画。顶插双玉筍，晶乎玲珑，与云光相掩映。最西一峰，其形亦相肖。诸峰皆娟秀明媚，有鸾骞凤翥之态。与他山之瑰奇郁嵂各自为雄者，刚柔相制，主宾相得，以成绝大奇观。宜乎古来骚人韵士，载之图画，颺之讽咏，推为名山第一也。[4]（三十日）
作者观察到的巫山十二峰俱在长江北岸的结论，与《巫山县志》中“望霞、朝云、松峦、集仙、登龙、圣泉六峰，在县东四十五里北岸；飞凤、翠屏、聚鹤三峰，在县东四十五里南岸；净坛、起云、上升三峰，在南岸”[6]（307）的记载有所出入。翻阅当今巫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的资料发现，同样采纳的是“十二峰分列巫峡两岸”[7]（276）的说法。究竟孰是孰非？专注西南史地研究的蓝勇教授通过亲身考察认为，“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应肯定清光绪以前的人们所确认的十二峰均在长江北岸的结论。”[8]（77～80）这从侧面印证了竹添井井观察的准确性。竹添井井对巫峡的歌咏：“争奇献媚看何穷，天然一幅好图画”，[9]更是写出了三峡美学的另外一番天地。
竹添井井对于重庆自然风光的记载，并不限于瞿塘峡和巫峡，还有对巴峡、白水溪等风光的精彩书写。之所以以这两者为例，一是作者有较多的文字描绘，二来这两处风光可以作为重庆峡江风光的代表，故不再赘述同类型的其他景致。
综上所述，作者用细致的观察、考究的文辞、充沛的感情描绘了重庆美好的山水风光，而重庆及长江三峡的雄奇景观又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热情，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汉学底蕴。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对重庆山水风光、地理环境有如此细微的观察与描写，且用汉文艺术地表达出来，不禁让人感慨和佩服。
（二）独具特色的人文古迹
重庆是一座拥有3000年深厚文化积淀的历史名城，拥有众多名胜古迹，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少不了对名胜古迹的探访。
七月二十四日，竹添井井一行乘船经离石镇，抵达“鬼国地府”丰都县。丰都县位于重庆东部，以“鬼道”文化闻名。作者显然是深谙这一情况，所以在日记中写道：“道家以为冥狱在丰都，遂以此当之。”但他不语乱力怪神，对于“冥都”甚至用一种略带戏谑的口吻说道，“山下则城市烟火，依然人间世矣。”[4]幽静的环境、古朴的庙宇勾起作者的诗情，诗云：“丰都一带夕阳东，树色深笼古梵宫。安得移身冥狱住，水明山绿画图中。”[9]之后，竹添井井先后历经巴蜀忠州（今重庆市忠县）、云阳、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等地，记载了一路所见的名胜古迹。
位于重庆东北部的夔州，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见证地。二十七日，竹添井井抵达奉节县。奉节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被认为是“控二川，限五溪，扼荆楚上游，为巴蜀要郡”。[10]（592）此处以诸葛亮的“八阵图”和先帝托孤的“白帝城”声名远扬。何为八阵图？作者又为何心系之？据县志载：“八阵图，治南二里大江之滨，孔明入川时磊石为阵，纵横皆八，八八六十四垒，外游兵二十四垒，垒高五尺，相去若九尺，广五尺。”[11]（760）由此可知，所谓八阵图，实则是一种为作战排列的方阵。因诸葛亮的才名加上后世文人骚客的渲染，才使得其更添一种风韵，招得无数人前往驻足观赏。尤其是杜工部的一句“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更使其美名流传至今。作者心系“八阵图”，实则源于对诸葛亮的崇敬。我们从日记中可知，竹添井井一路走来，曾探访汉中、四川等地的“武侯庙”“武侯祠”“武侯墓”，并且对武侯的事迹多有描述。
船顺江东走，一楼阁坐落于山巅，此处即为汉先帝托孤于忠武侯处——白帝城。在二十八日这天的日记中，竹添井井写道：
一山临江而起，为白帝城遗墟。舍舟，由山后螺旋而上。殿宇巍然，旧祀公孙述，明时废之，更祀昭烈。庭中有仙人掌数株，皆高过一丈，所罕观。殿门俯瞰瞿唐，不雨而万雷作于脚底。绕殿多老树，阴森含风，顿忘三伏之热。[4]
这段文字道出了白帝城的历史沿革，周围的幽静环境和作者的喜爱之情。对于夔州，作者确实留恋，还曾连作诗两首以表纪念。一首概写夔州城的环境：“高城一片白云间，江气濛濛控百蛮。腰下宝刀鸣不歇，乱山何处鬼门关。”[9]一首借景抒情表达出自己长年旅居异地的思乡之情：“鱼腹浦前风欲生，永安宫上雨初晴。滩声高涨黄龙峡，月色将秋白帝城。二十年来为客日，八千里外忆家情。孤篷只趁东归水，屡向舟人问去程。”[9] 由此，我们不能不感叹作者对于中华历史掌故的了然于心，对这些名胜古迹、山川沿革的细致观察和记录以及古今变化的准确把握。
（三）对近代重庆社会现象的考察
传统的游记多止于写景，常为文人雅士“吟风弄月”之作。而身为外交官的竹添井井的“巴蜀游”，当然不会限于揽山水、访古迹、抒诗情，他对近代重庆社会民情的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观察与记录，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描摹近150年前重庆历史状况的重要史料。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近代中国社会面臨旧风俗发生变化、新问题不断衍生的局面。这其中的变化在竹添井井的日记里多有反映。
1.礼教习俗——牌坊
牌坊，作为传统礼教下的产物，主要功能是标榜功德、颂扬节烈、表彰忠勇、褒奖孝义。[12]（66）巴蜀之地民风淳朴，为人耿介，多忠烈之士、贞节之妇，具有旌表功能的牌坊修筑自然不少。作者刚进入重庆地界，便感叹：
自入川省，每县有德政坊，每闾有节孝坊。坊皆华表，两柱刻兽，上题联句。又揭扁额，镂金施彩，最为壮丽。所费率数百千金，颂德政者多近世人。盖数十年来风俗浇漓，循吏不易得，遇有治功稍优者，民俱推奉，必为建坊。若节孝坊，则其子若孙请诸官，官以闻于朝，合格辄赐旌表。抑亦见古今世道之变也。[4]（十九日）
作者面对精雕细琢、镂金施彩的牌坊，联想的是资金的大量耗费、社会风气的日渐浮薄。在封建社会，牌坊代表着国家的“认可”，不仅是对个人德行的赞美，更是对整个宗族美德的肯定。作为一种可流芳千古的行为，牌坊的修建自然不容轻视。取得资格的地方都会倾尽全力打造一座气势恢宏的牌坊，这就注定从石材到人工，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费用。而这笔费用，除去政府少量资助外，大部分是各地自筹，自然会加重人民负担。到了近代，竹添观察到，“颂德政者多近世人”，“遇有治功稍优者，民俱推奉，必为建坊”。[4]这个信息折射出近代的一个社会问题，即近世牌坊的修建，显得不那么名副其实了。这与当时世风日下、各地自夸自耀的风气不无关系，使得牌坊的修建随意性更大、数量更多，违背了牌坊修筑的最初目的。作者遂有感叹：“抑亦见古今世道之变也。”为此他作诗讽曰：“文翁黄霸无处无，德政之碑满通衢。口碑不如石碑美，今人应笑古人愚。”[9]另外，近世牌坊的大肆修建或与当局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有关。众所周知，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清末中国的近代化思潮不断涌现，一部分人试图摆脱封建道德束缚，以寻求新的救国之道。牌坊具有的道德教化功能，几百年来都是规范人们行为合乎“礼法”的一种方式。曾在中国居住长达半个世纪（1861～1910）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慕雅德就指出：“在这地域跨度如此之大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是儒家的道德规约和意识形态在维系和凝聚着这个国家的精神，牌坊是中国人皈依家族、乐善好施、标榜功德、臣服皇权的象征”。[13]（65）这一时期牌坊的大肆修建或许正是清朝政府对反“传统”行为的一种制衡。若如此，则从侧面反映了重庆地区近代化力量影响的孕育情况。
近世以降，由于天灾人祸，大量牌坊已被损毁。据相关人员的调查统计，目前重庆地区现存的各类较完整的牌坊仅13座。[14]（15～18）昔日竹添井井笔下的“每县有德政坊，每闾有节孝坊”的情景早已一去不返，因此其留下的记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形，成为今人了解、研究当时状况的重要参考。
2.中西冲突——教案
竹添井井很关注教案问题。“教会”是重庆近代史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法国人古洛东撰写的《圣教入川记》云：“一千六百四十年间，有耶稣会士利类思司铎首先入川，传扬福音”，[15]（95）这表明在明末就有教会势力进入川渝地区。
近代重庆是教堂设立最多的地区。光绪十二年（1886）军机档载：“自各国通商以来，准于各省设立医院、教堂，川省以渝为最。”[16]（138）由此可知，竹添井井游历重庆时西方的教会势力已十分庞大，而这也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重庆民教关系紧张、教案频发的原因所在。
竹添井井在日记中首先写道：“初余在成都，闻重庆有祆教之变”，[4]可知重庆教案产生的影响是较大的，周围城市都有听闻。
对于教案频发的缘由，竹添井井作了分析：第一，“盖祆教之入蜀，民皆不喜。”民为何会不喜？也许是自近代连续发生的中外战争，使民众的生活受到了直接影响，导致他们产生了对外的排斥和仇视心态。第二，“奸宄无赖之徒，争窜名于教会，恃势横暴，民益恶之。”[4]教徒身份的复杂性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早期教会在教众的吸纳上不加选择，致使地方上的一些流氓、地痞依附教会，利用教会的“优势”恃势横暴，直接加重了民教间的矛盾、冲突。第三，“然司教者略不经意，民讼之官又不得直，由是忿懑不能平。”[4]即清政府在处理宗教和外交事务时的软弱性，导致民教发生纠纷后，“官不过问，差不敢拏。厅属士民吞声饮恨”。[17]（1282）竹添井井的分析比较得当。当然，致使民教冲突、教案频发的原因远不止以上几点，晚清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还罗列了较多常见因素。譬如，妇女参加宗教聚会；传教士干预法律案件；新入教者营救罪犯免于审判；传教士影响当地官员的做法[18]（803）等。这些因素包括竹添井井所梳理的，大致可归结为中西利益冲突、信仰及习俗的差异等方面。
竹添井井到重庆这一年（1876），重庆刚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江北厅教案”。六月二十一日这天的日记便对此进行了详细记录和诠释：
至同治十二年，遂宁诸县民群起杀教徒，而今兹又有“江北之变”。江北与重庆相对，别置同知官一员。正月教徒之在江北者，放火烧民居数户，团民即捕之。既而教徒又缚纳粮厅城者三人，拔其髯，争折辱之且死乃释之。于是四乡之民，不期而集，毁教会、医馆，并伤残教徒。远近闻风起者十余万人，二月遂涉江南入府城，将尽火教堂以甘心焉。镇道及地方官百方慰谕，久之始退。法郎西人范若瑟司教知曲在已，执倡祸者三人献之，照例惩罚。地方官亦令团首捕致首乱者。顷之，教徒又毒于井中，以害渝州民。执而鞫之，即首服。然未至结案也。教徒之在江北者凡数千，方民逐之江南。城中教徒三百余户见民众势张甚，皆虞不能自保，乃焚所崇奉神像，更立天地君亲师位。于是比户皆放炮称贺云。[4] 江北厅教案始于光绪二年（1876）三月，一直拖到光绪四年（1878）六月方才了结。竹添井井七月到的重庆，“打砸事件”已平息。故作者对这一次教案的了解，更多应该来自于听闻。从作者的记载中，我们可提炼出三点信息：第一，作者谈到此次事件的导火线是，“教徒之在江北者，放火烧民居数户，团民即捕之。既而教徒又缚纳粮厅城者三人，拔其髯，争折辱之且死乃释之。”真实情况却是“因教民李蒸笼等凭空将案外平民邓洪和等殴辱，致激众怒”。[17]（1115）并非教徒烧毁民居，是教徒與民众发生肢体冲突，民众遭殴打凌辱而引发。第二，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民众反洋教的方式，主要是采取暴力行为——“毁教会、医馆，并伤残教徒”。这更多反映的是民众的排外心理。至20世纪初，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夕，单纯的暴力事件减少，冲突的行为发生新的变化。日本学者通过这一时期的“灭清”“剿洋”“兴汉”等口号，认为是重庆的反洋教斗争逐渐转向了反清帝制导致的。[19]（174）第三，日记传达出中外双方后经协商达成共识，试图结束纷争的信息。然而又有“教徒又毒于井中，以害渝州民”，致使众忿难平，引发逐教运动等新情况。笔者通过仔细考察发现，日记中言之凿凿的“教徒投毒”事件，纯属虚构，全系谣言。
首先，关于这次冲突，查询清季教案的权威性史料《教务教案档》，发现无任何“投毒事件”的记载。通过翻阅其他相关性史料，发现了当时衙门针对“投毒事件”的辟谣布告：“因谣言四布，称歹人散置药毒，四处集团查清。殊奸民借势煽摇，乡愚易惑”。[20]（375）其次，通过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谣言”是引发近代教案的重要因素。学者苏萍从《清末教案》等史料中选取344起案例进行量化分析，指出因谣言引发的教案高达202起，占全部教案的58.7%。[21]（32）苏萍同时指出，谣言引发的教案又主要集中在四川（包含今日之重庆）、江西、广东、福建等南方地区，其原因是这些地方教堂云集，既有新教区又有旧教区。[21]（41）竹添井井日记中关于“江北厅教案”的记载，由于未曾亲身经历，实属听人所言，故存在失实的情况。但恰是某些“失实”的记载，传递出了近代教案频发的原因。故竹添井井留下的“与史实不符”的记载，反倒揭示出历史的另一面真实情形，只需后人稍加考证便可明了。
除此之外，竹添井井还在其“日记”中记录了巴蜀人民的宗教信仰、居住方式以及水利设施等方面，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例举。
三、结语
在此之前，对于竹添井井和他的《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学界更多的是着眼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本人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当探究竹添井井和《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在近代中日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首先，这部著作产生在日本迫使重庆开埠的历史进程中，对近代日本进入中国内地的历史具有参考价值。
竹添井井游历重庆是在1876年，这一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规定“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22]（349）即英国取得了“派员驻寓”重庆的特权，规定了重庆开埠的先决条件——轮船上驶重庆。英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中率先抢占了对长江上游的开发权利。
重庆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且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因而也逐渐成为日本觊觎的对象。竹添井井在重庆游历期间，中英两国正在烟台谈判。日本方面对这场谈判也颇为关注。就笔者所见，此间驻上海的名为“左川宣誉”的一名陆军中尉，通过各种渠道打探英国与中国的谈判进程，相继起草并上送了两份报告。两份报告均送达日本中枢，供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几位明治维新时期的核心人物参阅。[23]（3～9）前一份提到，在谈判期间，英国提出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等四个口岸，还提出开放以下场所：一是扩张到长江上游重庆的航权并往重庆派驻领事，一是云南……，并进一步补充道，“有关以上两件（即重庆、云南两条）尚未确定”。[24]（2～3）后一份则抄送了《烟台条约》全文并进行了一番评述，其中就说道“由此新订条约来看，约定往重庆、云南两府派驻英国官员，但此官员与领事不同，只是为了视察通商事宜”。[25]（8）
1879年，《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在日本奎文堂刊印出版。随后，日本也加入到英国强迫重庆开埠的进程之中。
1887年，英商立德乐在英国本土制造了适合川江航运的“固陵”号轮船，于1888年驶抵宜昌待发。借此迫使中国于1890年3月31日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26]（502）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成立，重庆正式开埠。
从已经公布的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述过程中，日本驻北京公使与驻上海、汉口领事始终对中英谈判的进程高度关注，对谈判内容了如指掌，并把这些情报随时报告给外务大臣与外务次官。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重庆成为中日马关谈判中，日本得到的第一个通商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27]（151）
1890年，英国取得重庆开埠的特权时，后起的日本还没有从中国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重庆开埠对日本来说，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通过《马关条约》，日本取得了重庆开埠的特权，并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宜昌溯长江而上至四川重庆，这就大大扩展了日本在重庆的特权。
1896年2月，驻上海总领事珍田舍己到达重庆，向中国政府提出在重庆开设日本租界事。1896年5月，日本驻重庆领事馆开办。1901年9月24日，日本强迫中国签订《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成为在重庆设立专管租界的唯一列强。这时离竹添井井写下《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已经过去了25年。尽管我们还没能找到更多的史料，但我们似乎总能看到这位最早进入重庆、进入中国内地的竹添井井和他的《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的影子。 其次，竹添井井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其1876年的中国内陆之旅是这一角色的重要部分。
1880年5月，竹添井井任日本驻天津领事官。曾与中国政府就琉球问题多次进行交涉。1879年，日本正式宣布兼并琉球群岛。中国拒绝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随后，双方进行谈判，后谈判破裂。在这一背景下，1882年，竹添井井在驻天津领事的任上，代表日本与清政府恢复谈判琉球问题，但仍没有达成协议。此后，琉球问题一直拖延至甲午战争。这表明，竹添在侵占中国领土问题上是站在最前面的。
1882年11月，竹添井井升任驻朝鲜公使。1884年，朝鲜爆发著名的“甲申事变”。有史料显示，竹添井井为了离间朝鲜与清朝的关系，与朝鲜开化党共同策划了此次政变。尤其是竹添井井在11月12日就朝鲜政变问题拟定了甲、乙两案上报日本政府，甲案为日本煽动朝鲜开化党作乱，由开化党引入日军，以此击退清军，而乙案则为不干涉政策，竹添还在“附言”中极力主张甲案。后来的政变完全是依竹添的甲案而行。另外，有记录显示竹添井井是受到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的指示才改变态度，与朝鲜开化党接触并支援其发动政变的。1884年12月4日政变爆发，袁世凯带领清军平叛。 12月6日竹添井井向朝鲜开化党人宣布撤兵，随后率领日军退回公使馆，朝鲜开化党的“三日天下”宣布终结。在整个事变中，日本驻朝鲜公使馆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因此，竹添井井被召回国，结束了其在朝鲜的使命。
历史的演进和发生的国家大事、国际形势，不能不引起我们更深入的思考。从重庆开埠的历史进程，再联系到竹添井井在天津和朝鲜的所为，以及他1876年对中国内地的游历和创作的《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便不难发现，作为外交官的竹添井井背负国家意志，一心为日本的海外利益奔走。竹添井井1876年的中国内地之行，不能看作是一般的考察文化和了解社会，而是秉持政府旨意，服务其对华扩张国策的举动。就此而言，《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就不是单纯的寄情山水之旅和闲情抒怀之作了。尤其是他对四川重庆的考察，为日本开埠重庆、设立租界奠定了文化、社会方面的认知，也是了解情况，观察社会，刺探社会心理的一次行动，可以说，该书为日本侵入中国内地提供了文化社会方面的支撑，而这也是竹添井井考察记录重庆社会所隐含的文化逻辑。
与此同时，作为汉学家的竹添井井，又以一部堪与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媲美的汉文体中国游记而载入史册，为历史学家、文学家留下了研究此时期中国社会与中日关系史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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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克军]
[关键词] 竹添井井；《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近代重庆
[中图分类号] C31391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9）01 -0050 -08
[收稿日期] 2017-10-19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科重大项目《抗战大后方海外档案史料搜集暨青年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编号：2013-ZDZX04；重庆市2016年度抗战文化专项委托项目《日本官方、民间对重庆及四川的情报收集与整理运用》，项目编号：2016—ZDZX03；重庆市2017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巴县衙门与近代重庆城市社会发展研究（1876—1911）》，项目编号：CYB17053。
[作者简介] 1.惠科，男，史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城市史、重庆地方史；（重庆 400031）2.周勇，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抗日战争史、重庆城市史等。（重庆 400715）
中日两国互为邻邦，交往历史已逾千年。近世以来，中日发展路径各异，两国关系纷繁复杂，矛盾冲突不断，甚至两度爆发战争。尽管如此，两国间官方或民间交流并未中断。这一时期，日本的官员、军人、学者、商人、旅行家，还有社会组织等纷纷来到中国开展游历活动，深入了解、考察和记录中国，留下许多报告、日记等文字记载。尽管其目的各异，但这些篇章已成为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状况的珍稀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竹添井井对中国腹地的考察即为显例。
竹添井井被认为是明治时代日本进入中国内陆的第一人。他是明治时期的外交官、汉学家。学界对他的在华活动较早便给予了关注，尤其是对其《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的论述不少相关的论文主要有：[日]武部健一：《日本名人与蜀道》，《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冯岁平：《竹添井井及其〈栈云峡雨日记〉》，《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张明杰：《明治汉学家的中国游记》，《读书》，2009年第8期。。总的来看，这些论文大都是对其游历活动的概要介绍，对日记和诗草中包含的大量重要内容并未特别关注，对其考查活动本身更缺少深入的探讨。所以，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收集相关资料，把竹添井井对中国内地的考察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观察，重点以重庆的游历为对象，展示其考察活动。同时，通过他的记录和视角揭示近代重庆社会的系列变化，以期对近代中日关系史及区域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明治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探究热潮
近代以来，在西方资本扩张的推动下，世界逐渐进入了开放的、全球化的时代，国家间的壁垒开始被不断打破。世界各国都逐渐被纳入到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中，人类历史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频繁联系与交往的进程。
在这一潮流的冲击下，日本近世奉行二百余年（1633～1857）的闭关锁国政策因“佩里叩关”而终止。对于日本来说，开港，既意味着空前的民族危机，也意味着弃旧图新的历史机遇的到来。[1]（74）面对内忧外患的情势，为探求自救、自强之道，日本采取了众多举措，使得国内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剧变，如幕府统治被推翻，以“天皇”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得以建立以及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尤其是，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日本开展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法运动——明治维新，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历史的近代化进程，同时也为日本走向对外侵略扩张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和精神基础。[2]（408）
在对外政策方面，明治初期，日本一方面积极与各国修约，以挽回利权；另一方面则展示出对东亚的武力扩张倾向。对于昔日“亦师亦友”的近邻中国，日本看到了晚清政府的腐败和中国衰落的趋势，在观念上由友好逐渐变为轻蔑敌视。尤其是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和“告别恶友论”的出台，不仅影响了一代日本人，而且也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3]（50）这一时期，在政府的鼓励、支持下，大量日本人来华对中国国情进行实地考察调研，有的还直接从事情报搜集工作，以求全方位了解当时中国的国情国力。1871年双方签署的《日清修好条规》，又为日本人来华提供了方便，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明治时期，来华日本人身份多样，大致可分以下几类：一是外交官，其中以驻华外交人员为主，还包括日本驻大清各地领事馆工作人员；二是军方人员，主要从事军事侦探活动；三是政府公职人员及有政府背景的机构人员；四是知识分子或学者。此外，独具特色的民间团体力量——东亚同文书院以及僧侣、商人等，也参与到了对华的考察调研以及情报搜集工作中。他们的足迹遍及除西藏以外中国所有省区。搜集、调查的情报资料，内容涉及中国各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其中，一些日本人或相关组织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思考以“游记”或“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并陆续出版。这些“游记”“日记”，对研究近代中国国情、国力及中日关系等，都具十分重要的价值。
由此看来，1876年，竹添井井的“旅行”及其著作《棧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就不是孤立的存在了。日本社会各界对中国的探究已是一时的风气。竹添井井随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一同来华，出任其驻华使馆的书记官，其身份首先是日本国驻外机构公职人员。同时他又是一位精通汉学的学者，非常方便了解、考察、交流和记录所见所闻。竹添井井的《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对中国腹地的详尽考察、社会问题的细致描述，内涵十分丰富，其作用与价值远不止于文学层面。
二、《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里的重庆镜像 竹添井井一行人于清光绪二年（1876）四月从京城出发，历时近三个月，于七月上旬进入重庆境内。 重庆因山而扬名，因水而著称。群峰叠起，两江环绕的景色，从古至今吸引着无数游客。“抵重庆府。府依山为城，高而长，如大带拖天际。”[4]独特的城市建构，便是重庆府给竹添井井的第一印象。
重庆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雨热同期，尤其夏秋之交夜雨频发，故得李商隐“巴山夜雨”之称。地理位置上，重庆北为大巴山，南临大娄山，东南近武陵山，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了众多旖旎迷人的自然风光。竹添井井一行顺江而下，饱览了这片土地的江山美景。
（一）雄奇秀丽的山水风光
七月二十九日，竹添井井乘舟游览了瞿塘峡。作者对瞿塘峡的风光赞叹不已：
入峡则两岸绝壁陡立，有石破天惊之势。其近水处，层层擘裂，如剖莲囊。诸山皆以石为体，其色有粉壁者，有赤甲者，随色各得各名。又有叠成数十级，如可拾而上者，曰孟良梯；如象鼻下向，欲饮于江者，曰石鼻子；头戴圆石，欲坠不坠者，曰擂鼓台；岩腹有洞，如并悬日月者，曰男女孔。其他成形取势各不同，非笔墨所能悉也。[4]
形态各异的奇石、陡立千仞的峭壁，竹添井井皆给予细致的观察。感叹“成形取势各不同，非笔墨所能悉也。”诚如清人张问陶《瞿唐（塘）峡》诗云：“峡雨濛濛竟日闲，扁舟真落画图间。便将万管玲珑笔，难写瞿唐两岸山。”[5]（359）此段对瞿塘峡风光的描写颇为传神，既流露了作者的喜爱之情，又显示出作者的汉文修养。
顺江东下，便是三峡中最长的一段峡谷——巫峡。相比瞿塘峡的“雄奇壮丽”，巫峽以其“清秀妩媚”的姿色著称。竹添井井笔下的巫峡，以“十二峰”的描写最为生动、形象：
北岸则巫山十二峰，前后蔽亏，其得见者特六七峰而已。最东一峰，肤白如雪，细皴刻画。顶插双玉筍，晶乎玲珑，与云光相掩映。最西一峰，其形亦相肖。诸峰皆娟秀明媚，有鸾骞凤翥之态。与他山之瑰奇郁嵂各自为雄者，刚柔相制，主宾相得，以成绝大奇观。宜乎古来骚人韵士，载之图画，颺之讽咏，推为名山第一也。[4]（三十日）
作者观察到的巫山十二峰俱在长江北岸的结论，与《巫山县志》中“望霞、朝云、松峦、集仙、登龙、圣泉六峰，在县东四十五里北岸；飞凤、翠屏、聚鹤三峰，在县东四十五里南岸；净坛、起云、上升三峰，在南岸”[6]（307）的记载有所出入。翻阅当今巫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的资料发现，同样采纳的是“十二峰分列巫峡两岸”[7]（276）的说法。究竟孰是孰非？专注西南史地研究的蓝勇教授通过亲身考察认为，“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应肯定清光绪以前的人们所确认的十二峰均在长江北岸的结论。”[8]（77～80）这从侧面印证了竹添井井观察的准确性。竹添井井对巫峡的歌咏：“争奇献媚看何穷，天然一幅好图画”，[9]更是写出了三峡美学的另外一番天地。
竹添井井对于重庆自然风光的记载，并不限于瞿塘峡和巫峡，还有对巴峡、白水溪等风光的精彩书写。之所以以这两者为例，一是作者有较多的文字描绘，二来这两处风光可以作为重庆峡江风光的代表，故不再赘述同类型的其他景致。
综上所述，作者用细致的观察、考究的文辞、充沛的感情描绘了重庆美好的山水风光，而重庆及长江三峡的雄奇景观又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热情，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汉学底蕴。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对重庆山水风光、地理环境有如此细微的观察与描写，且用汉文艺术地表达出来，不禁让人感慨和佩服。
（二）独具特色的人文古迹
重庆是一座拥有3000年深厚文化积淀的历史名城，拥有众多名胜古迹，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少不了对名胜古迹的探访。
七月二十四日，竹添井井一行乘船经离石镇，抵达“鬼国地府”丰都县。丰都县位于重庆东部，以“鬼道”文化闻名。作者显然是深谙这一情况，所以在日记中写道：“道家以为冥狱在丰都，遂以此当之。”但他不语乱力怪神，对于“冥都”甚至用一种略带戏谑的口吻说道，“山下则城市烟火，依然人间世矣。”[4]幽静的环境、古朴的庙宇勾起作者的诗情，诗云：“丰都一带夕阳东，树色深笼古梵宫。安得移身冥狱住，水明山绿画图中。”[9]之后，竹添井井先后历经巴蜀忠州（今重庆市忠县）、云阳、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等地，记载了一路所见的名胜古迹。
位于重庆东北部的夔州，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见证地。二十七日，竹添井井抵达奉节县。奉节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被认为是“控二川，限五溪，扼荆楚上游，为巴蜀要郡”。[10]（592）此处以诸葛亮的“八阵图”和先帝托孤的“白帝城”声名远扬。何为八阵图？作者又为何心系之？据县志载：“八阵图，治南二里大江之滨，孔明入川时磊石为阵，纵横皆八，八八六十四垒，外游兵二十四垒，垒高五尺，相去若九尺，广五尺。”[11]（760）由此可知，所谓八阵图，实则是一种为作战排列的方阵。因诸葛亮的才名加上后世文人骚客的渲染，才使得其更添一种风韵，招得无数人前往驻足观赏。尤其是杜工部的一句“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更使其美名流传至今。作者心系“八阵图”，实则源于对诸葛亮的崇敬。我们从日记中可知，竹添井井一路走来，曾探访汉中、四川等地的“武侯庙”“武侯祠”“武侯墓”，并且对武侯的事迹多有描述。
船顺江东走，一楼阁坐落于山巅，此处即为汉先帝托孤于忠武侯处——白帝城。在二十八日这天的日记中，竹添井井写道：
一山临江而起，为白帝城遗墟。舍舟，由山后螺旋而上。殿宇巍然，旧祀公孙述，明时废之，更祀昭烈。庭中有仙人掌数株，皆高过一丈，所罕观。殿门俯瞰瞿唐，不雨而万雷作于脚底。绕殿多老树，阴森含风，顿忘三伏之热。[4]
这段文字道出了白帝城的历史沿革，周围的幽静环境和作者的喜爱之情。对于夔州，作者确实留恋，还曾连作诗两首以表纪念。一首概写夔州城的环境：“高城一片白云间，江气濛濛控百蛮。腰下宝刀鸣不歇，乱山何处鬼门关。”[9]一首借景抒情表达出自己长年旅居异地的思乡之情：“鱼腹浦前风欲生，永安宫上雨初晴。滩声高涨黄龙峡，月色将秋白帝城。二十年来为客日，八千里外忆家情。孤篷只趁东归水，屡向舟人问去程。”[9] 由此，我们不能不感叹作者对于中华历史掌故的了然于心，对这些名胜古迹、山川沿革的细致观察和记录以及古今变化的准确把握。
（三）对近代重庆社会现象的考察
传统的游记多止于写景，常为文人雅士“吟风弄月”之作。而身为外交官的竹添井井的“巴蜀游”，当然不会限于揽山水、访古迹、抒诗情，他对近代重庆社会民情的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观察与记录，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描摹近150年前重庆历史状况的重要史料。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近代中国社会面臨旧风俗发生变化、新问题不断衍生的局面。这其中的变化在竹添井井的日记里多有反映。
1.礼教习俗——牌坊
牌坊，作为传统礼教下的产物，主要功能是标榜功德、颂扬节烈、表彰忠勇、褒奖孝义。[12]（66）巴蜀之地民风淳朴，为人耿介，多忠烈之士、贞节之妇，具有旌表功能的牌坊修筑自然不少。作者刚进入重庆地界，便感叹：
自入川省，每县有德政坊，每闾有节孝坊。坊皆华表，两柱刻兽，上题联句。又揭扁额，镂金施彩，最为壮丽。所费率数百千金，颂德政者多近世人。盖数十年来风俗浇漓，循吏不易得，遇有治功稍优者，民俱推奉，必为建坊。若节孝坊，则其子若孙请诸官，官以闻于朝，合格辄赐旌表。抑亦见古今世道之变也。[4]（十九日）
作者面对精雕细琢、镂金施彩的牌坊，联想的是资金的大量耗费、社会风气的日渐浮薄。在封建社会，牌坊代表着国家的“认可”，不仅是对个人德行的赞美，更是对整个宗族美德的肯定。作为一种可流芳千古的行为，牌坊的修建自然不容轻视。取得资格的地方都会倾尽全力打造一座气势恢宏的牌坊，这就注定从石材到人工，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费用。而这笔费用，除去政府少量资助外，大部分是各地自筹，自然会加重人民负担。到了近代，竹添观察到，“颂德政者多近世人”，“遇有治功稍优者，民俱推奉，必为建坊”。[4]这个信息折射出近代的一个社会问题，即近世牌坊的修建，显得不那么名副其实了。这与当时世风日下、各地自夸自耀的风气不无关系，使得牌坊的修建随意性更大、数量更多，违背了牌坊修筑的最初目的。作者遂有感叹：“抑亦见古今世道之变也。”为此他作诗讽曰：“文翁黄霸无处无，德政之碑满通衢。口碑不如石碑美，今人应笑古人愚。”[9]另外，近世牌坊的大肆修建或与当局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有关。众所周知，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清末中国的近代化思潮不断涌现，一部分人试图摆脱封建道德束缚，以寻求新的救国之道。牌坊具有的道德教化功能，几百年来都是规范人们行为合乎“礼法”的一种方式。曾在中国居住长达半个世纪（1861～1910）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慕雅德就指出：“在这地域跨度如此之大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是儒家的道德规约和意识形态在维系和凝聚着这个国家的精神，牌坊是中国人皈依家族、乐善好施、标榜功德、臣服皇权的象征”。[13]（65）这一时期牌坊的大肆修建或许正是清朝政府对反“传统”行为的一种制衡。若如此，则从侧面反映了重庆地区近代化力量影响的孕育情况。
近世以降，由于天灾人祸，大量牌坊已被损毁。据相关人员的调查统计，目前重庆地区现存的各类较完整的牌坊仅13座。[14]（15～18）昔日竹添井井笔下的“每县有德政坊，每闾有节孝坊”的情景早已一去不返，因此其留下的记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形，成为今人了解、研究当时状况的重要参考。
2.中西冲突——教案
竹添井井很关注教案问题。“教会”是重庆近代史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法国人古洛东撰写的《圣教入川记》云：“一千六百四十年间，有耶稣会士利类思司铎首先入川，传扬福音”，[15]（95）这表明在明末就有教会势力进入川渝地区。
近代重庆是教堂设立最多的地区。光绪十二年（1886）军机档载：“自各国通商以来，准于各省设立医院、教堂，川省以渝为最。”[16]（138）由此可知，竹添井井游历重庆时西方的教会势力已十分庞大，而这也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重庆民教关系紧张、教案频发的原因所在。
竹添井井在日记中首先写道：“初余在成都，闻重庆有祆教之变”，[4]可知重庆教案产生的影响是较大的，周围城市都有听闻。
对于教案频发的缘由，竹添井井作了分析：第一，“盖祆教之入蜀，民皆不喜。”民为何会不喜？也许是自近代连续发生的中外战争，使民众的生活受到了直接影响，导致他们产生了对外的排斥和仇视心态。第二，“奸宄无赖之徒，争窜名于教会，恃势横暴，民益恶之。”[4]教徒身份的复杂性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早期教会在教众的吸纳上不加选择，致使地方上的一些流氓、地痞依附教会，利用教会的“优势”恃势横暴，直接加重了民教间的矛盾、冲突。第三，“然司教者略不经意，民讼之官又不得直，由是忿懑不能平。”[4]即清政府在处理宗教和外交事务时的软弱性，导致民教发生纠纷后，“官不过问，差不敢拏。厅属士民吞声饮恨”。[17]（1282）竹添井井的分析比较得当。当然，致使民教冲突、教案频发的原因远不止以上几点，晚清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还罗列了较多常见因素。譬如，妇女参加宗教聚会；传教士干预法律案件；新入教者营救罪犯免于审判；传教士影响当地官员的做法[18]（803）等。这些因素包括竹添井井所梳理的，大致可归结为中西利益冲突、信仰及习俗的差异等方面。
竹添井井到重庆这一年（1876），重庆刚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江北厅教案”。六月二十一日这天的日记便对此进行了详细记录和诠释：
至同治十二年，遂宁诸县民群起杀教徒，而今兹又有“江北之变”。江北与重庆相对，别置同知官一员。正月教徒之在江北者，放火烧民居数户，团民即捕之。既而教徒又缚纳粮厅城者三人，拔其髯，争折辱之且死乃释之。于是四乡之民，不期而集，毁教会、医馆，并伤残教徒。远近闻风起者十余万人，二月遂涉江南入府城，将尽火教堂以甘心焉。镇道及地方官百方慰谕，久之始退。法郎西人范若瑟司教知曲在已，执倡祸者三人献之，照例惩罚。地方官亦令团首捕致首乱者。顷之，教徒又毒于井中，以害渝州民。执而鞫之，即首服。然未至结案也。教徒之在江北者凡数千，方民逐之江南。城中教徒三百余户见民众势张甚，皆虞不能自保，乃焚所崇奉神像，更立天地君亲师位。于是比户皆放炮称贺云。[4] 江北厅教案始于光绪二年（1876）三月，一直拖到光绪四年（1878）六月方才了结。竹添井井七月到的重庆，“打砸事件”已平息。故作者对这一次教案的了解，更多应该来自于听闻。从作者的记载中，我们可提炼出三点信息：第一，作者谈到此次事件的导火线是，“教徒之在江北者，放火烧民居数户，团民即捕之。既而教徒又缚纳粮厅城者三人，拔其髯，争折辱之且死乃释之。”真实情况却是“因教民李蒸笼等凭空将案外平民邓洪和等殴辱，致激众怒”。[17]（1115）并非教徒烧毁民居，是教徒與民众发生肢体冲突，民众遭殴打凌辱而引发。第二，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民众反洋教的方式，主要是采取暴力行为——“毁教会、医馆，并伤残教徒”。这更多反映的是民众的排外心理。至20世纪初，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夕，单纯的暴力事件减少，冲突的行为发生新的变化。日本学者通过这一时期的“灭清”“剿洋”“兴汉”等口号，认为是重庆的反洋教斗争逐渐转向了反清帝制导致的。[19]（174）第三，日记传达出中外双方后经协商达成共识，试图结束纷争的信息。然而又有“教徒又毒于井中，以害渝州民”，致使众忿难平，引发逐教运动等新情况。笔者通过仔细考察发现，日记中言之凿凿的“教徒投毒”事件，纯属虚构，全系谣言。
首先，关于这次冲突，查询清季教案的权威性史料《教务教案档》，发现无任何“投毒事件”的记载。通过翻阅其他相关性史料，发现了当时衙门针对“投毒事件”的辟谣布告：“因谣言四布，称歹人散置药毒，四处集团查清。殊奸民借势煽摇，乡愚易惑”。[20]（375）其次，通过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谣言”是引发近代教案的重要因素。学者苏萍从《清末教案》等史料中选取344起案例进行量化分析，指出因谣言引发的教案高达202起，占全部教案的58.7%。[21]（32）苏萍同时指出，谣言引发的教案又主要集中在四川（包含今日之重庆）、江西、广东、福建等南方地区，其原因是这些地方教堂云集，既有新教区又有旧教区。[21]（41）竹添井井日记中关于“江北厅教案”的记载，由于未曾亲身经历，实属听人所言，故存在失实的情况。但恰是某些“失实”的记载，传递出了近代教案频发的原因。故竹添井井留下的“与史实不符”的记载，反倒揭示出历史的另一面真实情形，只需后人稍加考证便可明了。
除此之外，竹添井井还在其“日记”中记录了巴蜀人民的宗教信仰、居住方式以及水利设施等方面，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例举。
三、结语
在此之前，对于竹添井井和他的《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学界更多的是着眼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本人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当探究竹添井井和《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在近代中日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首先，这部著作产生在日本迫使重庆开埠的历史进程中，对近代日本进入中国内地的历史具有参考价值。
竹添井井游历重庆是在1876年，这一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规定“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22]（349）即英国取得了“派员驻寓”重庆的特权，规定了重庆开埠的先决条件——轮船上驶重庆。英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中率先抢占了对长江上游的开发权利。
重庆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且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因而也逐渐成为日本觊觎的对象。竹添井井在重庆游历期间，中英两国正在烟台谈判。日本方面对这场谈判也颇为关注。就笔者所见，此间驻上海的名为“左川宣誉”的一名陆军中尉，通过各种渠道打探英国与中国的谈判进程，相继起草并上送了两份报告。两份报告均送达日本中枢，供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几位明治维新时期的核心人物参阅。[23]（3～9）前一份提到，在谈判期间，英国提出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等四个口岸，还提出开放以下场所：一是扩张到长江上游重庆的航权并往重庆派驻领事，一是云南……，并进一步补充道，“有关以上两件（即重庆、云南两条）尚未确定”。[24]（2～3）后一份则抄送了《烟台条约》全文并进行了一番评述，其中就说道“由此新订条约来看，约定往重庆、云南两府派驻英国官员，但此官员与领事不同，只是为了视察通商事宜”。[25]（8）
1879年，《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在日本奎文堂刊印出版。随后，日本也加入到英国强迫重庆开埠的进程之中。
1887年，英商立德乐在英国本土制造了适合川江航运的“固陵”号轮船，于1888年驶抵宜昌待发。借此迫使中国于1890年3月31日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26]（502）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成立，重庆正式开埠。
从已经公布的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述过程中，日本驻北京公使与驻上海、汉口领事始终对中英谈判的进程高度关注，对谈判内容了如指掌，并把这些情报随时报告给外务大臣与外务次官。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重庆成为中日马关谈判中，日本得到的第一个通商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27]（151）
1890年，英国取得重庆开埠的特权时，后起的日本还没有从中国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重庆开埠对日本来说，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通过《马关条约》，日本取得了重庆开埠的特权，并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宜昌溯长江而上至四川重庆，这就大大扩展了日本在重庆的特权。
1896年2月，驻上海总领事珍田舍己到达重庆，向中国政府提出在重庆开设日本租界事。1896年5月，日本驻重庆领事馆开办。1901年9月24日，日本强迫中国签订《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成为在重庆设立专管租界的唯一列强。这时离竹添井井写下《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已经过去了25年。尽管我们还没能找到更多的史料，但我们似乎总能看到这位最早进入重庆、进入中国内地的竹添井井和他的《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的影子。 其次，竹添井井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其1876年的中国内陆之旅是这一角色的重要部分。
1880年5月，竹添井井任日本驻天津领事官。曾与中国政府就琉球问题多次进行交涉。1879年，日本正式宣布兼并琉球群岛。中国拒绝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随后，双方进行谈判，后谈判破裂。在这一背景下，1882年，竹添井井在驻天津领事的任上，代表日本与清政府恢复谈判琉球问题，但仍没有达成协议。此后，琉球问题一直拖延至甲午战争。这表明，竹添在侵占中国领土问题上是站在最前面的。
1882年11月，竹添井井升任驻朝鲜公使。1884年，朝鲜爆发著名的“甲申事变”。有史料显示，竹添井井为了离间朝鲜与清朝的关系，与朝鲜开化党共同策划了此次政变。尤其是竹添井井在11月12日就朝鲜政变问题拟定了甲、乙两案上报日本政府，甲案为日本煽动朝鲜开化党作乱，由开化党引入日军，以此击退清军，而乙案则为不干涉政策，竹添还在“附言”中极力主张甲案。后来的政变完全是依竹添的甲案而行。另外，有记录显示竹添井井是受到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的指示才改变态度，与朝鲜开化党接触并支援其发动政变的。1884年12月4日政变爆发，袁世凯带领清军平叛。 12月6日竹添井井向朝鲜开化党人宣布撤兵，随后率领日军退回公使馆，朝鲜开化党的“三日天下”宣布终结。在整个事变中，日本驻朝鲜公使馆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因此，竹添井井被召回国，结束了其在朝鲜的使命。
历史的演进和发生的国家大事、国际形势，不能不引起我们更深入的思考。从重庆开埠的历史进程，再联系到竹添井井在天津和朝鲜的所为，以及他1876年对中国内地的游历和创作的《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便不难发现，作为外交官的竹添井井背负国家意志，一心为日本的海外利益奔走。竹添井井1876年的中国内地之行，不能看作是一般的考察文化和了解社会，而是秉持政府旨意，服务其对华扩张国策的举动。就此而言，《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就不是单纯的寄情山水之旅和闲情抒怀之作了。尤其是他对四川重庆的考察，为日本开埠重庆、设立租界奠定了文化、社会方面的认知，也是了解情况，观察社会，刺探社会心理的一次行动，可以说，该书为日本侵入中国内地提供了文化社会方面的支撑，而这也是竹添井井考察记录重庆社会所隐含的文化逻辑。
与此同时，作为汉学家的竹添井井，又以一部堪与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媲美的汉文体中国游记而载入史册，为历史学家、文学家留下了研究此时期中国社会与中日关系史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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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