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16岁投身革命，去世时只有46岁，在我党历史上立下了很大功劳。他生前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
　　尽管任弼时身体不太好，但他最怕工作少，甘当人民的“骆驼”。任弼时身患严重高血压，长期抱病坚持繁重工作。他从苏联治病回国后，医生规定他每天工作不能超过4小时，实际上他经常超出8小时。他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叶剑英曾写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同志们也把他的表现喻为“骆驼精神”。
　　二怕麻烦人，愿做同志的“被子”。任弼时虽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五大常委之一，但他为人厚道、公道热情，不讲“牌子”，不摆“架子”，对待干部就像“冬天盖了一床棉被，让大家感到十分舒服、暖和”。翻译家师哲在苏联时因“肃反”而失去了工作，任弼时不仅为他找到了“饭碗”，还为他联系到失散多年的妻女。任弼时曾与周恩来住在同一个窑洞的东西两间，每天早晨他早起出去时，怕开门声吵醒周恩来，便蹑手蹑脚地从窑洞窗户上跳出去。他在工作中坚持亲力亲为，少让他人代劳，担心逐渐形成惰性，更不想欠下人情债而违背党性原则。
　　三怕用钱多，犹若一位“党内妈妈”。任弼时对自己艰苦朴素，珍惜革命的每一个铜板。面对行政部门分给自己的小轿车，他不让去领，坚称旧车还可以坐；他住房临街不安静，但拒绝搬迁或整修，直到去世还住在老房子里；他穿着老围巾改织的旧毛衣，盖着30年代所用的旧毯子，心安理得地认为，“在国家大业初创、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分钱也不应多花。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并多次告诫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以为现在进城了，应该阔气一些了，这样想就不对了，不能忘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
　　说来也巧，毛泽东也有“怕泪、怕学、怕喊饶命”的“三怕”，似与叱咤风云的领袖性格不符。仔细想来，那终究是领袖体贴群众、关爱百姓、胸怀博大、悯善悲慈的一种情怀，展现了伟人意志坚硬如钢与心地善良柔和的完美结合。一身铮铮铁骨、敢于为民请命的彭德怀，身经百战、功勋卓著，毛泽东曾赋诗赞他“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但他在1952年3月看到著名作家巴金到朝鲜战场采写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文章后，即写信表示：“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反映了彭老总居功不傲、谦逊质朴的品质。
　　人生在世，有畏才能有不畏。敬畏的应该是人性、品德和规矩，不畏的大体是困难、挫折和邪恶。共产党人更应明白这个道理，来自百姓不可忘记百姓和脱离百姓，“人民是咱好父母，咱是人民好儿郎。”执政了，当官了，有权了，更要保持一点“害怕”心理，时刻警惕别把自己写得太大了、说得太大了、画得太大了、吹得太大了、看得太大了。不然，就会脱离群众、天怒人怨。
　　责任编辑：魏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