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从拜伦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谈起，指出他“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但先生又指出，另有些复仇诗人，虽然正负盛名，我们却不大注意。一部分人却专门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输入中国，希望激起旧很的复活。
　　但结果呢?“待到革命起来，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不再有残酷的报复”，因为“又服了‘文明’的药。”
　　这种“文明药”只对宿敌和强敌有益。对于弱者就完全不适用了。因为号召复仇激起的愤火还在，所以如先生所说：“仍不能不寻个发泄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眼见得比他们更弱的人民，无论是同胞或是异族。”
　　多么可悲。
　　先生一针见血写道“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
　　先生提出了“卑怯的愤火”。这是先生深邃的发现。
　　卑劣的、卑微的、怯懦的，这样类卑下胆怯的生物，他们的愤火其实就是流氓无产者的愤火。引出的结果就是对无辜百姓的暴行，是瞎起哄，是盲目无知的叫嚣，是做一些令专制者微微皱眉的大笑。
　　面对真正的敌人，他们倒是“宽容”得很，“文明”得很，一会儿“洋文明”，一会儿“国粹”。洋文明是“费厄泼赖”，国粹是“和为贵”。
　　在此先生有一段入木三分的剖析——“不知道我的性质特别坏，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白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支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自己裁判，自己执行”先生在此信赖的仅是理性和良知，而不是什么宽恕之道。
　　先生指出报复是需要真正勇气的，是必须有战士品格的，不然既有可能燃起卑怯者的愤火，又有可能跌入某些宽恕的泥潭。
　　面对着善的死敌、真的死敌、江洋大盗、悍吏与酷衙，那些曾大肆叫嚣、不停地挽动衣袖的卑怯者却不吭声。他们规避尚且不及。之后才是等待和寻找，寻一个既可以发泄愤火、又不至于伤及自身的地方。那个地方大半站着抗争的弱者、因病而喊的灵魂，或直接就是善和美本身。他们有机会就杀将过去，狞厉非常，尔后再宣讲“勇气”和“责任”，宣讲“宽容”。
　　先生痛切地写道：“
　　我根据上述的理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这种伟大的、独具穿透力的目光，理应击打起中华大地的尘土。可惜历史的倾向几乎依旧。我们热衷于类似“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的运动太多了，不断有忽然的转向，却绝少贯彻一种勇气和理性。一忽儿“洋文明”，一忽儿“国粹”，放弃的却是“更紧要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还须注入深沉的勇气”，“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一一我们将永记取先生的话，尤其是身处某一种潮流之中时。
　　
　　编辑　杜肩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