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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不小心窥见的一个时代
素来喜欢读人物传记，看电影也一样，好传记类的，透过人生不也正是透过自己的心、透过远去又正在走来的历史。如同一个初秋的午后，偶然翻开一封不知怎么遗落的书信，不经意间的再次阅读，却有泪潸然，回忆与思想的风铃在檐下清脆，生命的触动与爱的涟漪……
初读《超越东西方——吴经熊自传》一、二章，就说不出的欢喜与愉悦。愉悦天生一段好文字，欢喜则含着喜出望外：吴经熊，这位法学家不是名作家吧，文笔之美，意蕴之丰，却不输于专业的：将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化作柔和而活泼的娓娓之述，鱼儿一般自由游来；感觉好像是去餐厅，意外得送了一个果盘。
果盘用毕，隐隐生出一点点艳羡——那个时代古文的功底尚在，有的还挺扎实，三千年的文气未断，又得新文艺、新思想的滋润，轻轻一捞，不是那么耀眼的亦不乏大家风范。还有啊，那时吴经熊和他的同学徐志摩跑到北方去学法律。第二年吴结婚了，还可转学到离家近的另一所高校，现在好像没这好事了。那时似乎文人没那么相轻，倒是哥们遍布五湖四海，至少吴经熊是朋友遍天下，与外国朋友经常通信，霍姆斯、庞德、施塔姆勒等世界顶级法学大师又指点又交流；国内朋友呢，无论名气大、名气小的，还是普通的神父、教友，常是相帮相抬，没见谁去举报谁，或暗中使个道道就给朋友丢翻的，故而即便在战乱贫乏时，他和妻子连同十三个孩子的特大家庭也幸而得以维持。连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把他当朋友。从自传所记，那时蒋是这个样子的：在抗战时期退到重庆了，“蒋……时不时想见我，我和他越来越熟了。他的人格和灵修给我很深的印象……他用红蓝两色铅笔在我的手稿上（吴经熊翻译的《新约·圣经》）做标记，在字句上作了不少富有思想的纠正”。尤其《马太福音》里的这处经文：“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蒋读得很深入，并写下几多感思。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回浙江奉化老家。恰吴经熊也最后一次回宁波老家，两人见面交谈后，秘书提议他俩合影留念时，“左比右贵，我拒绝坐在左边的椅子上，请他换一下位置。他不愿意，他说，请就座。尽管他面临着许多困难和试探，却仍极为镇静、和蔼可亲。他真是一个深得精神文化精髓的人”。啊，那个时代叫民国，距离最近却是遥远而陌生的一个时代；远得模糊、荒凉，这本自传将之活活拉近了，流动着的脉搏和温软的气息仿佛就在身旁。
于是乎，宛若黄昏闲步，我慢慢地走，慢慢地看。沿着吴经熊的精神之旅，穿越着一个时代，又反思着一个时代。无论哪个时代，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叫中国——她姓什么，要去哪里，她的疼痛和盼望的眼睛当举自何处。我亦人到中年，离吴经熊1951年用英文写作这本书的五十二岁不是太远了。五十而知天命，回首来路，吴经熊的精神之旅不也是那个时代洪流和思考的一个投影么？那为何不取名“信仰之旅”，全书紧紧扣住吴经熊的基督信仰来写的。我认同当今哲学家邓晓芒的观点：“真正的信仰是指那种超验的、彼岸的信仰，或者说是纯精神性的信仰。中国的民间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中国人求神拜佛，就是希望神灵能够做到‘有求必应’，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已。”吴经熊十七岁信主，为循道宗基督徒，二十一岁到美国后信仰冷淡下来，远离上帝；三十八岁时神奇地峰回路转，重回基督怀抱，成为虔诚笃定的公教徒，而后至死不渝。相较而言，林语堂的《从异教徒到基督徒》只能算是认识之旅。
感谢《超越东西方——吴经熊自传》，有心之人在悦读之间不由自主地穿越心灵的隧洞，深入那个时代的某种隐而不语的实在精神：民国的脚踪下铺着的厚厚的金黄落叶，那就是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胡文辉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写道：“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随坚船利炮而至，教会于中国世俗社会的影响，远过于今日所能想象。故民国前后，有基督教背景的学人亦不在少，如洪业、林语堂、简又文皆幼年受洗；陈垣、王治心、谢扶雅、许地山、吴经熊皆信徒；杨宽晚年亦昄依天主，而徐松石为牧师，徐宗泽、方豪为神父，尤以神职而兼学人者也。”岂止是学者文人呢。民国中央政府建国初期的代总统、七成高官为基督徒，在民国初期的议会议员当中，基督徒的数量在六十多人，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个数字在现在的欧洲国家议会，也属于少见。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嘉树、母亲倪桂珍、他们的女婿孔祥熙、孙中山、蒋介石，及儿子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等，可谓基督徒世家。民国政府总理唐绍仪、王正廷等，革命猛将黄兴、陆皓东、冯玉祥、佟麟阁等，日知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1911）中四分之三均为基督徒。教育家刘湛恩、刘子如、当了十八年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南开之父张伯苓；“万婴之母”的医学家林巧稚；称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何启；博学家冼玉清；第一位华人女护士黎亚妹；最早的工程师、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作家冰心、林语堂等，如同天上的繁星，在中国历史转型的将明未明之际，绚烂着，照亮着。而星星们背后的乃是大片大片的教会和教会学校，从孤儿院、福利院、小学、中学到大学，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星星们为何走向基督，基督带给他们怎样的人生影响，后人难以知晓。吴经熊自传的敞言、追问、曲折与赞美不仅让读者不小心窥见一个不甚了解的时代，还重弹了那个时代精神的一根生动琴弦。
情感生活的归回与内在更新
不管多大的人物，最能见其真性情和德性的，莫过于他怎么对待他的家小，尤其是自己的女人。吴经熊是个什么人物呢？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享有世界性声誉的法学家。年少就有成，深得大法官霍姆斯的青睐，受教于一流名师，正宗海归，1924年回国，任东吴大学教授，三年后二十八岁的他被委任为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1929年任上海特区法院院长，以诸多精妙的判决赢得“判决宝座上的所罗门王”之称；1933年任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1946年任驻罗马教廷公使、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等，著有《法律哲学研究》、《哲学与文化》、《法学论文集》、《法律之艺术》、《孙中山先生其人格及其思想》、《禅学的黄金时代》等。而他的妻子李友悌（又名李德兰）目不识丁，没有上过一天学，属包办婚姻，夫妻同岁，十七岁完婚时才彼此见第一面。在国外洋人朋友闻此，觉得不可思议。对此吴经熊说：难道你选择了你的父母、弟兄姐妹吗？没有，你不也一样爱他们吗；我没有选择我的妻子，但我一样爱她。四岁时生母去世、十五岁时养母也撒手人间的吴经熊称自己的妻子为“好妈妈”。 吴经熊一生钱最多的时候大抵是1930年从法官转做律师的三年期间。客户们在花楼为他举办各种晚会，几乎有两年半的时间，和当今的成功人士一样，他每晚都出去应酬，在他还没有意识到之前，“已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沉湎于酒色和算命看相。而且，当时社会上离婚是极其时髦的，纷纷抛弃结发妻子老式婚姻，拥抱新潮流自由婚姻。教育家张伯苓曾幽默地拿狗皮膏、橡皮膏与气球来比喻三种不同的婚姻：“第一种像狗皮膏，贴上去很麻烦，撕下来很困难，譬如老式婚姻；第二种像橡皮膏，贴上去与撕下来都容易，譬如新式婚姻；第三种像气球，飞到哪里，就算哪里，譬如影剧界的儿戏婚姻。”人气超旺的吴大律师也开始后悔娶了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婆，试着教她认字，她说一看到字，眼睛就花了，这样的老婆怎么上得了台面。吴经熊有一两次提出过离婚，妻子答应了，他反而心软了，良心告诉他这么做是错误的。虽然没离婚，两个人差距太大，毫无理智、社交等各方面的共同语言，吴经熊感到很孤独。1934年，他和一个上海女孩相好，问自己的妻子可不可以娶这个上海女孩为妾。妻子不同意，但说：你到四十岁时才可以娶一个。真的吗？两人拉手起诺，吴经熊很高兴。眼看夫妻约好的时间近了，上主的意愿高过人的意愿，1937年12月吴经熊正式皈依天主教，娶妾之事自然化掉了，因为基督信仰是非常强调婚姻的神圣性，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
根本的翻转和更新在于内心！重归基督的吴经熊不再是像年轻时用理智去信仰，而是用心浸入。正如基督将耻辱的十字架变为荣耀，十字架的爱在他心里动工，妻子不再因他外出的放荡而哭泣，他的眼光与前截然不同了：“我更多看到她那美好的内在品德，以前是觉得她配不上我，现在是感到自己配不上她。”这种天翻地覆恐怕除了基督信仰，再难能带来如此奇妙的改变了。不仅如此，两个人都在基督圣心里找到了平安，同在神的爱里进步。“每次我与妻子一道跪在领圣体的围栏边时，我都感觉到一阵阵的喜乐和赞叹涌过我的心里。我们感到我们的婚姻本身好像每天早上都得到更新，而每次更新加深了我们的爱”。同时代的名人们，大多婚姻几变，幸福至终的寥寥，尤其那些换妻如换衣的无不老景惨淡。然吴经熊夫妻生育了十四个孩子，养大十三个，且个个都很有出息，这是上主给他们相爱的回报吧。“儿女是上主所赐的产业”，诚然！
“中国孟德斯鸠”华丽转身的背后
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律师，也是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与伏尔泰、卢梭合称“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有着“中国孟德斯鸠”之称，也希望自己发挥作用如孟德斯鸠的吴经熊在1938年（时年他不到四十岁）猛然转身，告别法律界。这几乎让世界为之错愕！为什么？难道就因为“我不快不宁的原因之一是对国家的混乱状况不满”。即便不满，也可以有多种选择呢。或可清风到底，名留后世，做法官时，吴经熊坚决不收一分钱的贿赂，姐姐苦口婆心地劝他这不合宜，他为此大发脾气；或可“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或可逍遥而去，游于他国仙山……敏于思的吴经熊自有其思辨与方向。
1924年5月吴经熊回国时写给他的良师益友大法官霍姆斯的告别信中：“去启蒙，去使卑微者高尚，使无乐者欢乐，使工人获得基本工资，使无房者有住处，掌握生命并将它引向更纯净的通道——这些问题是我要致力于解决的。”那时他乐观地相信中国将要步入法律的文艺复兴时代，这将改变一个古老的民族。某种程度上，吴经熊实现了他当初的理想。回国后一连串的光鲜履历就能知道他在民国法律界，包括国家的立法推动等方面的功不可没。那他何以如此巨变呢？对一个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男人来说，简直就是再造！法律仍没能让他心得满足？或许是一部分因素。在他完全投入基督怀抱之前，1936年10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下：“我用一个又一个东西来代替宗教，但它们全都不能满足我。友谊？我发现我的朋友们都不太完善。书本？你越博学，就越是被人的智慧的清淡无味所烦扰。科学？它只是宗教的一部分，这部分使得我们狡猾如蛇。官位？你爬得越高，你的人生就越空虚。钱？我曾挣过大量的钱，但这并不使我感到幸福。健康？它是好，但只是你建立人生大殿的基础。名声？我也享有，但唯一的好处只是我老婆出去买东西不用付现钞。女人？我也曾有够多的女人……”后来吴经熊对此的认识是：“上主有一切的人生幸福，并能提升他们的意义。”
如果到此就认为吴经熊和功成名就而又厌倦的人一样，转向心灵之皈依，那还是对他的雾里看花。吴经熊说他偏爱平等胜于严法，精神胜于文字，仁慈胜于正义，没有人比他更欣赏罗马人的格言“最高的正义也是最大的不义”。故而，他倾向于霍姆斯、魏格莫、卡多佐和庞德的社会学的、人道主义的法理学，反感十九世纪的机械论的法理学。当他首次读到《圣经》里圣保罗的话“文字令人死，精义却叫人活”时，他说他就知道自己注定了要成为基督徒，这种体验就跟一见钟情、堕入情网一样。吴经熊追求什么样的精义呢？在《圣经》原文“精义”后面有一个括号，括号里为“圣灵”二字。圣灵一词在天主教的《圣经》里翻译为圣神，乃是上帝的灵、基督的灵，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中的一位，与上帝同质同等。基督复活之后，请求圣父上帝赐下圣灵为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是在审判时为人做无罪辩护的那一位，和见证一类的词语都为法庭用语。既作法学研究，也实际做过法官、律师、立法者的吴经熊一定对“罪”有很深的体悟和追寻。
如何面对罪，如何解决罪？法为治罪，所谓法者，既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必为一种意义体系。意义体系就在于蕴涵了特定人文类型人的基本情感和价值追求。人世生活但求安全与安宁，公平与正义，法律若能提供相应的良好的规则体系——满足了公平与正义要求的法制，便是值得信托的意义体系，而适成良法。古罗马的政治家、法学家西塞罗说：“法律在战时归于沉寂。”对此，吴经熊虽一直标举正义为法与法学的最高准则，强调“法律以争讼为发源地，以公道为依归处”，追求法律图景是一个统一的规则体，统一的意义体。然现实的情景是：“纸面上的法律规则与当日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实在法及其实践与吴氏心目中理想的法律和当日中国行动中的法；中国的人生和人心与移植而来的西方法意和人心。这三组关系，可以说任何一组均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产生其来有自、钩深致远，其解决亦同样遗大投艰，举一隅而三反。纸面上的法律规则与当日中国的社会现实在许多问题上之扞格不投自不待言，欲借助立法而强行改变现实以达成事实与规则的一致，如‘吴氏宪草’希望藉由立宪而实现权力制衡、民主政制，也同样非一蹴而就。”（许章润：《法学家的智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而所有的法律理当均与事实相关，谈法律而不言事实，还有比这更大的荒唐吗？但求公平，却不得正义，自己判罪却在罪中，是何等大的内心煎熬呢？吴经熊在约1937年写下的一则札记：“我当法官时，曾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有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从吴经熊的这本自传，他的基督信仰是纯正的，十七岁时信主，归于基督新教的循道宗（蒋介石夫妇一直为此宗信徒），所受的教义根基较稳，在二十年之后重回基督，亦是体会过人生，深思熟虑后的必然。世界上各样经典唯有《圣经》启示：将世人全都圈在罪中，“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见《新约·罗马书》）。断然否决了人有任何自救修为的可能，能解决罪的深层问题的根本之道：唯有基督——十字架上的基督为罪人受死，为罪人付了死的代价，上帝的公义得以满足，也将上帝之爱彰显：耶稣基督的舍命救赎。人因这完全的爱而感动，而自愿地更新自己的生命，转离罪恶，拥抱光明。由此，方可生出一点理解，吴经熊描述自己皈依是“盲目地搬到在门槛上，全身被摔进了光明之屋”。吴经熊不单是为自己摔进光明之屋而安然喜乐，对少有大志的他来说，中国更多的人效法基督，公义才真的能从天而降、平安才真正从地而生吧。从此，吴经熊对蒋介石说，他的后半生只在教育、文化界了。
看啊，灵性生命的皈依与上升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有“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之争。之后的整个社会形势一面是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与影响，一面是声势浩大的非基同盟和非基运动，一如鲁迅所写：“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在那时所处的语境中，吴经熊怎么看待和体悟基督教和中国本土的宗教思想的呢？这个话题到现在仍是一个难点。读后颇为开启，他没有学究气地做不同的宗教比较、东西文化的对照、思想体系的参考等，反是自自然然地从自身的感悟和切实的经历，将各种交汇的思想融在精神之旅中，都化作自身的精神养分，让灵性生命在基督的大纛下不断上升，升至超越之境。
“在一种类比的意义上，中国的三教成了我的教师，将我带到基督那里，这样我才能找到信仰中的正义。”吴经熊说：“中国宗教构成了我的道德和宗教的背景，从而形成我灵性生命发展的一个内在部分。它们是上主为了让我与基督结婚而给予我的天然嫁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常认为自己是从中国来的贤人，在万福童贞女所抱的圣婴之前，向祂献上儒家的黄金、道家的麝香、佛教的乳香。只要被祂的手轻轻一触，它们中错误的东西马上就得到了净化，而纯正的东西则被转化为超自然的价值。如施恩蒙席所言：尽管他慷慨地准备抛弃他的异教文化遗产，却发现他身为公教徒，它之中好的东西一个也没有失去，相反，它得到了举升和补充。”
具体来说，吴经熊认为儒家是伦理的，道家是哲学的，佛教是灵性的。他眼中的儒家：“孔夫子的天的观念，在他心里，天有意志、理智、创造力，保护性的爱。事实上，他对天的态度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对父母的态度……有德之人事天如事人。但新儒家用天地时，是指宇宙，为泛神论。”他是这样认识道家的：“儒家处理的是道德生活，而道家主要对默想生活感兴趣。道的超越性与内在性，没有人写得比庄子更好的了。”“分析到最后，道家就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别的什么也不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家是极为实用的。”“一个人自己的圣洁性甚至也不能当做一个目的来追求，而只能作为通往上主的一个手段。”
著有《禅的黄金时代》的吴经熊对佛教研究甚深，曾在一段时间，信主而又远离主的那段时间，他认为佛陀与基督相等——基督即佛陀，佛陀即基督。皈依天主后他深刻认识到了两者的不同，故此，他这样写道：“佛陀感到生命之苦，就作出了英勇的努力来解救自己与他人，但他根本就不知道神圣恩典。因此，他所教导的沉思与集中就完全是属于自然和物理的领域了，他试图通过反思和自我催眠的手段来达到专心、平静和自我的无意识。”“我敬仰佛陀的人格，我常常将他视为基督——永恒上主之子的预像，后者从不可朽坏的天国降卑来到我们的地上，为了在这里的荆棘和石子之中找到迷路的、疲倦的、受伤的羊并将他们引回永恒的至福中去。”谈到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吴经熊感叹：“禅使你能够在片刻活出永恒，使生活的事务转化为令人震惊的浪漫经验。如宋代哲学家邵康节说：尽管宇宙先于我的身体，但我的心灵却先于宇宙。要求赤裸裸的走进真理与生活的雨中，禅的精义就正是这样。”
超越了反而看得更清楚吧，吴经熊说：“什么是中国精神的最基本的特征呢？在我看来，是抽象与具体、普遍与个别、最世俗与最脱俗、超越的理想主义与讲实际的应用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纯理论上的综合，而是个人经验上综合”——中国人折中的天性，将三教融为一个带有多样性的综合体，但从来不把孔子、老子、佛陀等当作上帝来崇拜。由此，他对中国三大宗教和所有其他的宗教：“我的情绪和安德希尔所表达的颇为一致：基督教哲学的主要主张不在于它的排他性，而在于它的大公性；在于它在上有百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发现了真理，接受并阐明希腊、犹太、印度的思想，将它们融入一个一致的神学，并对一切时间、一切地点的冥思派思想家说：我将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的这位，传告给你们。”
在这大公性的引领和真理之光的照耀下，吴经熊对中国的民间宗教和各路神仙崇拜精妙中的：“我们的天庭观点真是理想化的封建衙门……”什么意思？是说中国人是有上帝观的，但上帝只有皇帝祭天才拜；民众就拜把各种等级化的假神和偶像，玉皇、观音、土地神、城隍神、财神、树神等。难怪吴经熊真诚而激动地写道：“我在1917年成为基督徒时，感到自己仿佛一夜之间成了皇帝，因为现在我可以直接崇拜上主了，被授权成为天之子了。我之投入基督教的怀抱，乃是一场巨大的信仰革命，他从一个绝对专制王朝忽然变成了共和国的政治革命是同等的。”从这个角度，吴经熊也深深体会到了一个在汉语辞典中稀缺的词语：恩典。不是我能信主，乃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对我的生活想得越多，就越信服圣奥古斯丁对上主所说之话的真实：你为自己造了我们。而我们的心若非来到你的怀中，永不会安宁。没有上主的恩典，我永远不会回到祂怀里。啊，上主，倘若你在那儿，我希望知道你的深奥旨意。” 上帝实在是牧者，让信祂的人必不至于缺乏吧。吴经熊告别法律界时，正值日军节节胜利，民国政府一再西迁到重庆。战火纷飞之际，好不容易全家人从香港逃出，何以维生？居然蒋介石夫妇坚持并出资给他，让他翻译《圣经》。他答应时高兴得不得了，自己感觉是好像一个喜欢骑马的人，不仅给他马骑，还给他钱。三年的翻译时光，让吴经熊的灵性生命更得提升，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生命之道。“为了这一任务，上主不仅给了我对诗歌的兴趣和对《圣咏》的热爱，还给了我对祂的恩典的体会，让我历经各种揪心的试探，让我为自己的罪而诚心忏悔，让我尝到了祂的甘甜，让我无条件的信任祂的神意，让我爱祂的作品——大自然，并喜悦于祂的律法。祂还给了我一颗孩子的心，使我总能以新鲜的眼光打量世界。简而言之，祂准备好了让我享受诗篇，准确地解释它们，使它们能为中国读者所喜悦。正如我写给John Monsterleet神父的那样：我不是一个诗人，但上主使我的生命成了一首诗，一首悲欢交集的诗”。在借助中国三千年的文学源流和基督之爱的引领开启中，吴经熊的翻译精妙、古雅、浅易而深合中国人的口味：
你命小河流入江河，
江河绕过群山，
它们给田野的野兽水饮；
野驴解了它们的渴，
空中的飞鸟住得离它们近，
它们在枝叶间欢唱。
你用你的好意加置了年度，
你的途径滴着油甘。
沙漠牧场滴水，
群山用大欢喜装束自己。
田野披上畜群的衣服，
山谷盖满了谷物，
它们高声叫而且歌唱。
吴经熊曾于1935年创办英文月刊《天下》，在上面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法律、宗教、哲学、文化、人生等方面的感想和见解。重归基督之后的超越视野让他谈起东西方之比照与关系，精彩连连：“将基督宗教称作西方的，这对它是不公平的。基督宗教是普世的，实际上，在一些事上西方要向东方学习。因为，从整体来说，东方在自然沉思方面走的步子要比西方在超然沉思方面远。”“东方太早进入了沉思阶段，西方却还在推理理性阶段拖拖拉拉。东方是小偷，西方却是天父的不肖之子，但这个儿子应该可以向小偷学习很多东西。”但吴经熊从来没有停留在文化比较视域。他比同时代的很多基督徒都重视灵修，并对此有精到的不亚于神学家的见解。他说：“试举一例，中国的普通佛教徒都知道戒、定、慧这三阶段；而普通的基督徒对净化、光照、统一这三个阶段却毫无概念。基督宗教的灵性教育被可悲地忽视了。”“对我来说，密修室是培养属灵鲜花的温室。但温室是为了花园而存在，而不是花园为了温室而存在的。那些属灵之花必须是为了传播到世界各地，使整个世界都成为一个大隐修院而培养的。”
（吴经熊著、周伟驰译：《超越东西方——吴经熊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素来喜欢读人物传记，看电影也一样，好传记类的，透过人生不也正是透过自己的心、透过远去又正在走来的历史。如同一个初秋的午后，偶然翻开一封不知怎么遗落的书信，不经意间的再次阅读，却有泪潸然，回忆与思想的风铃在檐下清脆，生命的触动与爱的涟漪……
初读《超越东西方——吴经熊自传》一、二章，就说不出的欢喜与愉悦。愉悦天生一段好文字，欢喜则含着喜出望外：吴经熊，这位法学家不是名作家吧，文笔之美，意蕴之丰，却不输于专业的：将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化作柔和而活泼的娓娓之述，鱼儿一般自由游来；感觉好像是去餐厅，意外得送了一个果盘。
果盘用毕，隐隐生出一点点艳羡——那个时代古文的功底尚在，有的还挺扎实，三千年的文气未断，又得新文艺、新思想的滋润，轻轻一捞，不是那么耀眼的亦不乏大家风范。还有啊，那时吴经熊和他的同学徐志摩跑到北方去学法律。第二年吴结婚了，还可转学到离家近的另一所高校，现在好像没这好事了。那时似乎文人没那么相轻，倒是哥们遍布五湖四海，至少吴经熊是朋友遍天下，与外国朋友经常通信，霍姆斯、庞德、施塔姆勒等世界顶级法学大师又指点又交流；国内朋友呢，无论名气大、名气小的，还是普通的神父、教友，常是相帮相抬，没见谁去举报谁，或暗中使个道道就给朋友丢翻的，故而即便在战乱贫乏时，他和妻子连同十三个孩子的特大家庭也幸而得以维持。连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把他当朋友。从自传所记，那时蒋是这个样子的：在抗战时期退到重庆了，“蒋……时不时想见我，我和他越来越熟了。他的人格和灵修给我很深的印象……他用红蓝两色铅笔在我的手稿上（吴经熊翻译的《新约·圣经》）做标记，在字句上作了不少富有思想的纠正”。尤其《马太福音》里的这处经文：“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蒋读得很深入，并写下几多感思。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回浙江奉化老家。恰吴经熊也最后一次回宁波老家，两人见面交谈后，秘书提议他俩合影留念时，“左比右贵，我拒绝坐在左边的椅子上，请他换一下位置。他不愿意，他说，请就座。尽管他面临着许多困难和试探，却仍极为镇静、和蔼可亲。他真是一个深得精神文化精髓的人”。啊，那个时代叫民国，距离最近却是遥远而陌生的一个时代；远得模糊、荒凉，这本自传将之活活拉近了，流动着的脉搏和温软的气息仿佛就在身旁。
于是乎，宛若黄昏闲步，我慢慢地走，慢慢地看。沿着吴经熊的精神之旅，穿越着一个时代，又反思着一个时代。无论哪个时代，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叫中国——她姓什么，要去哪里，她的疼痛和盼望的眼睛当举自何处。我亦人到中年，离吴经熊1951年用英文写作这本书的五十二岁不是太远了。五十而知天命，回首来路，吴经熊的精神之旅不也是那个时代洪流和思考的一个投影么？那为何不取名“信仰之旅”，全书紧紧扣住吴经熊的基督信仰来写的。我认同当今哲学家邓晓芒的观点：“真正的信仰是指那种超验的、彼岸的信仰，或者说是纯精神性的信仰。中国的民间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中国人求神拜佛，就是希望神灵能够做到‘有求必应’，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已。”吴经熊十七岁信主，为循道宗基督徒，二十一岁到美国后信仰冷淡下来，远离上帝；三十八岁时神奇地峰回路转，重回基督怀抱，成为虔诚笃定的公教徒，而后至死不渝。相较而言，林语堂的《从异教徒到基督徒》只能算是认识之旅。
感谢《超越东西方——吴经熊自传》，有心之人在悦读之间不由自主地穿越心灵的隧洞，深入那个时代的某种隐而不语的实在精神：民国的脚踪下铺着的厚厚的金黄落叶，那就是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胡文辉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写道：“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随坚船利炮而至，教会于中国世俗社会的影响，远过于今日所能想象。故民国前后，有基督教背景的学人亦不在少，如洪业、林语堂、简又文皆幼年受洗；陈垣、王治心、谢扶雅、许地山、吴经熊皆信徒；杨宽晚年亦昄依天主，而徐松石为牧师，徐宗泽、方豪为神父，尤以神职而兼学人者也。”岂止是学者文人呢。民国中央政府建国初期的代总统、七成高官为基督徒，在民国初期的议会议员当中，基督徒的数量在六十多人，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个数字在现在的欧洲国家议会，也属于少见。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嘉树、母亲倪桂珍、他们的女婿孔祥熙、孙中山、蒋介石，及儿子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等，可谓基督徒世家。民国政府总理唐绍仪、王正廷等，革命猛将黄兴、陆皓东、冯玉祥、佟麟阁等，日知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1911）中四分之三均为基督徒。教育家刘湛恩、刘子如、当了十八年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南开之父张伯苓；“万婴之母”的医学家林巧稚；称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何启；博学家冼玉清；第一位华人女护士黎亚妹；最早的工程师、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作家冰心、林语堂等，如同天上的繁星，在中国历史转型的将明未明之际，绚烂着，照亮着。而星星们背后的乃是大片大片的教会和教会学校，从孤儿院、福利院、小学、中学到大学，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星星们为何走向基督，基督带给他们怎样的人生影响，后人难以知晓。吴经熊自传的敞言、追问、曲折与赞美不仅让读者不小心窥见一个不甚了解的时代，还重弹了那个时代精神的一根生动琴弦。
情感生活的归回与内在更新
不管多大的人物，最能见其真性情和德性的，莫过于他怎么对待他的家小，尤其是自己的女人。吴经熊是个什么人物呢？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享有世界性声誉的法学家。年少就有成，深得大法官霍姆斯的青睐，受教于一流名师，正宗海归，1924年回国，任东吴大学教授，三年后二十八岁的他被委任为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1929年任上海特区法院院长，以诸多精妙的判决赢得“判决宝座上的所罗门王”之称；1933年任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1946年任驻罗马教廷公使、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等，著有《法律哲学研究》、《哲学与文化》、《法学论文集》、《法律之艺术》、《孙中山先生其人格及其思想》、《禅学的黄金时代》等。而他的妻子李友悌（又名李德兰）目不识丁，没有上过一天学，属包办婚姻，夫妻同岁，十七岁完婚时才彼此见第一面。在国外洋人朋友闻此，觉得不可思议。对此吴经熊说：难道你选择了你的父母、弟兄姐妹吗？没有，你不也一样爱他们吗；我没有选择我的妻子，但我一样爱她。四岁时生母去世、十五岁时养母也撒手人间的吴经熊称自己的妻子为“好妈妈”。 吴经熊一生钱最多的时候大抵是1930年从法官转做律师的三年期间。客户们在花楼为他举办各种晚会，几乎有两年半的时间，和当今的成功人士一样，他每晚都出去应酬，在他还没有意识到之前，“已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沉湎于酒色和算命看相。而且，当时社会上离婚是极其时髦的，纷纷抛弃结发妻子老式婚姻，拥抱新潮流自由婚姻。教育家张伯苓曾幽默地拿狗皮膏、橡皮膏与气球来比喻三种不同的婚姻：“第一种像狗皮膏，贴上去很麻烦，撕下来很困难，譬如老式婚姻；第二种像橡皮膏，贴上去与撕下来都容易，譬如新式婚姻；第三种像气球，飞到哪里，就算哪里，譬如影剧界的儿戏婚姻。”人气超旺的吴大律师也开始后悔娶了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婆，试着教她认字，她说一看到字，眼睛就花了，这样的老婆怎么上得了台面。吴经熊有一两次提出过离婚，妻子答应了，他反而心软了，良心告诉他这么做是错误的。虽然没离婚，两个人差距太大，毫无理智、社交等各方面的共同语言，吴经熊感到很孤独。1934年，他和一个上海女孩相好，问自己的妻子可不可以娶这个上海女孩为妾。妻子不同意，但说：你到四十岁时才可以娶一个。真的吗？两人拉手起诺，吴经熊很高兴。眼看夫妻约好的时间近了，上主的意愿高过人的意愿，1937年12月吴经熊正式皈依天主教，娶妾之事自然化掉了，因为基督信仰是非常强调婚姻的神圣性，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
根本的翻转和更新在于内心！重归基督的吴经熊不再是像年轻时用理智去信仰，而是用心浸入。正如基督将耻辱的十字架变为荣耀，十字架的爱在他心里动工，妻子不再因他外出的放荡而哭泣，他的眼光与前截然不同了：“我更多看到她那美好的内在品德，以前是觉得她配不上我，现在是感到自己配不上她。”这种天翻地覆恐怕除了基督信仰，再难能带来如此奇妙的改变了。不仅如此，两个人都在基督圣心里找到了平安，同在神的爱里进步。“每次我与妻子一道跪在领圣体的围栏边时，我都感觉到一阵阵的喜乐和赞叹涌过我的心里。我们感到我们的婚姻本身好像每天早上都得到更新，而每次更新加深了我们的爱”。同时代的名人们，大多婚姻几变，幸福至终的寥寥，尤其那些换妻如换衣的无不老景惨淡。然吴经熊夫妻生育了十四个孩子，养大十三个，且个个都很有出息，这是上主给他们相爱的回报吧。“儿女是上主所赐的产业”，诚然！
“中国孟德斯鸠”华丽转身的背后
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律师，也是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与伏尔泰、卢梭合称“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有着“中国孟德斯鸠”之称，也希望自己发挥作用如孟德斯鸠的吴经熊在1938年（时年他不到四十岁）猛然转身，告别法律界。这几乎让世界为之错愕！为什么？难道就因为“我不快不宁的原因之一是对国家的混乱状况不满”。即便不满，也可以有多种选择呢。或可清风到底，名留后世，做法官时，吴经熊坚决不收一分钱的贿赂，姐姐苦口婆心地劝他这不合宜，他为此大发脾气；或可“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或可逍遥而去，游于他国仙山……敏于思的吴经熊自有其思辨与方向。
1924年5月吴经熊回国时写给他的良师益友大法官霍姆斯的告别信中：“去启蒙，去使卑微者高尚，使无乐者欢乐，使工人获得基本工资，使无房者有住处，掌握生命并将它引向更纯净的通道——这些问题是我要致力于解决的。”那时他乐观地相信中国将要步入法律的文艺复兴时代，这将改变一个古老的民族。某种程度上，吴经熊实现了他当初的理想。回国后一连串的光鲜履历就能知道他在民国法律界，包括国家的立法推动等方面的功不可没。那他何以如此巨变呢？对一个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男人来说，简直就是再造！法律仍没能让他心得满足？或许是一部分因素。在他完全投入基督怀抱之前，1936年10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下：“我用一个又一个东西来代替宗教，但它们全都不能满足我。友谊？我发现我的朋友们都不太完善。书本？你越博学，就越是被人的智慧的清淡无味所烦扰。科学？它只是宗教的一部分，这部分使得我们狡猾如蛇。官位？你爬得越高，你的人生就越空虚。钱？我曾挣过大量的钱，但这并不使我感到幸福。健康？它是好，但只是你建立人生大殿的基础。名声？我也享有，但唯一的好处只是我老婆出去买东西不用付现钞。女人？我也曾有够多的女人……”后来吴经熊对此的认识是：“上主有一切的人生幸福，并能提升他们的意义。”
如果到此就认为吴经熊和功成名就而又厌倦的人一样，转向心灵之皈依，那还是对他的雾里看花。吴经熊说他偏爱平等胜于严法，精神胜于文字，仁慈胜于正义，没有人比他更欣赏罗马人的格言“最高的正义也是最大的不义”。故而，他倾向于霍姆斯、魏格莫、卡多佐和庞德的社会学的、人道主义的法理学，反感十九世纪的机械论的法理学。当他首次读到《圣经》里圣保罗的话“文字令人死，精义却叫人活”时，他说他就知道自己注定了要成为基督徒，这种体验就跟一见钟情、堕入情网一样。吴经熊追求什么样的精义呢？在《圣经》原文“精义”后面有一个括号，括号里为“圣灵”二字。圣灵一词在天主教的《圣经》里翻译为圣神，乃是上帝的灵、基督的灵，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中的一位，与上帝同质同等。基督复活之后，请求圣父上帝赐下圣灵为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是在审判时为人做无罪辩护的那一位，和见证一类的词语都为法庭用语。既作法学研究，也实际做过法官、律师、立法者的吴经熊一定对“罪”有很深的体悟和追寻。
如何面对罪，如何解决罪？法为治罪，所谓法者，既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必为一种意义体系。意义体系就在于蕴涵了特定人文类型人的基本情感和价值追求。人世生活但求安全与安宁，公平与正义，法律若能提供相应的良好的规则体系——满足了公平与正义要求的法制，便是值得信托的意义体系，而适成良法。古罗马的政治家、法学家西塞罗说：“法律在战时归于沉寂。”对此，吴经熊虽一直标举正义为法与法学的最高准则，强调“法律以争讼为发源地，以公道为依归处”，追求法律图景是一个统一的规则体，统一的意义体。然现实的情景是：“纸面上的法律规则与当日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实在法及其实践与吴氏心目中理想的法律和当日中国行动中的法；中国的人生和人心与移植而来的西方法意和人心。这三组关系，可以说任何一组均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产生其来有自、钩深致远，其解决亦同样遗大投艰，举一隅而三反。纸面上的法律规则与当日中国的社会现实在许多问题上之扞格不投自不待言，欲借助立法而强行改变现实以达成事实与规则的一致，如‘吴氏宪草’希望藉由立宪而实现权力制衡、民主政制，也同样非一蹴而就。”（许章润：《法学家的智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而所有的法律理当均与事实相关，谈法律而不言事实，还有比这更大的荒唐吗？但求公平，却不得正义，自己判罪却在罪中，是何等大的内心煎熬呢？吴经熊在约1937年写下的一则札记：“我当法官时，曾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有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从吴经熊的这本自传，他的基督信仰是纯正的，十七岁时信主，归于基督新教的循道宗（蒋介石夫妇一直为此宗信徒），所受的教义根基较稳，在二十年之后重回基督，亦是体会过人生，深思熟虑后的必然。世界上各样经典唯有《圣经》启示：将世人全都圈在罪中，“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见《新约·罗马书》）。断然否决了人有任何自救修为的可能，能解决罪的深层问题的根本之道：唯有基督——十字架上的基督为罪人受死，为罪人付了死的代价，上帝的公义得以满足，也将上帝之爱彰显：耶稣基督的舍命救赎。人因这完全的爱而感动，而自愿地更新自己的生命，转离罪恶，拥抱光明。由此，方可生出一点理解，吴经熊描述自己皈依是“盲目地搬到在门槛上，全身被摔进了光明之屋”。吴经熊不单是为自己摔进光明之屋而安然喜乐，对少有大志的他来说，中国更多的人效法基督，公义才真的能从天而降、平安才真正从地而生吧。从此，吴经熊对蒋介石说，他的后半生只在教育、文化界了。
看啊，灵性生命的皈依与上升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有“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之争。之后的整个社会形势一面是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与影响，一面是声势浩大的非基同盟和非基运动，一如鲁迅所写：“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在那时所处的语境中，吴经熊怎么看待和体悟基督教和中国本土的宗教思想的呢？这个话题到现在仍是一个难点。读后颇为开启，他没有学究气地做不同的宗教比较、东西文化的对照、思想体系的参考等，反是自自然然地从自身的感悟和切实的经历，将各种交汇的思想融在精神之旅中，都化作自身的精神养分，让灵性生命在基督的大纛下不断上升，升至超越之境。
“在一种类比的意义上，中国的三教成了我的教师，将我带到基督那里，这样我才能找到信仰中的正义。”吴经熊说：“中国宗教构成了我的道德和宗教的背景，从而形成我灵性生命发展的一个内在部分。它们是上主为了让我与基督结婚而给予我的天然嫁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常认为自己是从中国来的贤人，在万福童贞女所抱的圣婴之前，向祂献上儒家的黄金、道家的麝香、佛教的乳香。只要被祂的手轻轻一触，它们中错误的东西马上就得到了净化，而纯正的东西则被转化为超自然的价值。如施恩蒙席所言：尽管他慷慨地准备抛弃他的异教文化遗产，却发现他身为公教徒，它之中好的东西一个也没有失去，相反，它得到了举升和补充。”
具体来说，吴经熊认为儒家是伦理的，道家是哲学的，佛教是灵性的。他眼中的儒家：“孔夫子的天的观念，在他心里，天有意志、理智、创造力，保护性的爱。事实上，他对天的态度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对父母的态度……有德之人事天如事人。但新儒家用天地时，是指宇宙，为泛神论。”他是这样认识道家的：“儒家处理的是道德生活，而道家主要对默想生活感兴趣。道的超越性与内在性，没有人写得比庄子更好的了。”“分析到最后，道家就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别的什么也不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家是极为实用的。”“一个人自己的圣洁性甚至也不能当做一个目的来追求，而只能作为通往上主的一个手段。”
著有《禅的黄金时代》的吴经熊对佛教研究甚深，曾在一段时间，信主而又远离主的那段时间，他认为佛陀与基督相等——基督即佛陀，佛陀即基督。皈依天主后他深刻认识到了两者的不同，故此，他这样写道：“佛陀感到生命之苦，就作出了英勇的努力来解救自己与他人，但他根本就不知道神圣恩典。因此，他所教导的沉思与集中就完全是属于自然和物理的领域了，他试图通过反思和自我催眠的手段来达到专心、平静和自我的无意识。”“我敬仰佛陀的人格，我常常将他视为基督——永恒上主之子的预像，后者从不可朽坏的天国降卑来到我们的地上，为了在这里的荆棘和石子之中找到迷路的、疲倦的、受伤的羊并将他们引回永恒的至福中去。”谈到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吴经熊感叹：“禅使你能够在片刻活出永恒，使生活的事务转化为令人震惊的浪漫经验。如宋代哲学家邵康节说：尽管宇宙先于我的身体，但我的心灵却先于宇宙。要求赤裸裸的走进真理与生活的雨中，禅的精义就正是这样。”
超越了反而看得更清楚吧，吴经熊说：“什么是中国精神的最基本的特征呢？在我看来，是抽象与具体、普遍与个别、最世俗与最脱俗、超越的理想主义与讲实际的应用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纯理论上的综合，而是个人经验上综合”——中国人折中的天性，将三教融为一个带有多样性的综合体，但从来不把孔子、老子、佛陀等当作上帝来崇拜。由此，他对中国三大宗教和所有其他的宗教：“我的情绪和安德希尔所表达的颇为一致：基督教哲学的主要主张不在于它的排他性，而在于它的大公性；在于它在上有百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发现了真理，接受并阐明希腊、犹太、印度的思想，将它们融入一个一致的神学，并对一切时间、一切地点的冥思派思想家说：我将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的这位，传告给你们。”
在这大公性的引领和真理之光的照耀下，吴经熊对中国的民间宗教和各路神仙崇拜精妙中的：“我们的天庭观点真是理想化的封建衙门……”什么意思？是说中国人是有上帝观的，但上帝只有皇帝祭天才拜；民众就拜把各种等级化的假神和偶像，玉皇、观音、土地神、城隍神、财神、树神等。难怪吴经熊真诚而激动地写道：“我在1917年成为基督徒时，感到自己仿佛一夜之间成了皇帝，因为现在我可以直接崇拜上主了，被授权成为天之子了。我之投入基督教的怀抱，乃是一场巨大的信仰革命，他从一个绝对专制王朝忽然变成了共和国的政治革命是同等的。”从这个角度，吴经熊也深深体会到了一个在汉语辞典中稀缺的词语：恩典。不是我能信主，乃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对我的生活想得越多，就越信服圣奥古斯丁对上主所说之话的真实：你为自己造了我们。而我们的心若非来到你的怀中，永不会安宁。没有上主的恩典，我永远不会回到祂怀里。啊，上主，倘若你在那儿，我希望知道你的深奥旨意。” 上帝实在是牧者，让信祂的人必不至于缺乏吧。吴经熊告别法律界时，正值日军节节胜利，民国政府一再西迁到重庆。战火纷飞之际，好不容易全家人从香港逃出，何以维生？居然蒋介石夫妇坚持并出资给他，让他翻译《圣经》。他答应时高兴得不得了，自己感觉是好像一个喜欢骑马的人，不仅给他马骑，还给他钱。三年的翻译时光，让吴经熊的灵性生命更得提升，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生命之道。“为了这一任务，上主不仅给了我对诗歌的兴趣和对《圣咏》的热爱，还给了我对祂的恩典的体会，让我历经各种揪心的试探，让我为自己的罪而诚心忏悔，让我尝到了祂的甘甜，让我无条件的信任祂的神意，让我爱祂的作品——大自然，并喜悦于祂的律法。祂还给了我一颗孩子的心，使我总能以新鲜的眼光打量世界。简而言之，祂准备好了让我享受诗篇，准确地解释它们，使它们能为中国读者所喜悦。正如我写给John Monsterleet神父的那样：我不是一个诗人，但上主使我的生命成了一首诗，一首悲欢交集的诗”。在借助中国三千年的文学源流和基督之爱的引领开启中，吴经熊的翻译精妙、古雅、浅易而深合中国人的口味：
你命小河流入江河，
江河绕过群山，
它们给田野的野兽水饮；
野驴解了它们的渴，
空中的飞鸟住得离它们近，
它们在枝叶间欢唱。
你用你的好意加置了年度，
你的途径滴着油甘。
沙漠牧场滴水，
群山用大欢喜装束自己。
田野披上畜群的衣服，
山谷盖满了谷物，
它们高声叫而且歌唱。
吴经熊曾于1935年创办英文月刊《天下》，在上面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法律、宗教、哲学、文化、人生等方面的感想和见解。重归基督之后的超越视野让他谈起东西方之比照与关系，精彩连连：“将基督宗教称作西方的，这对它是不公平的。基督宗教是普世的，实际上，在一些事上西方要向东方学习。因为，从整体来说，东方在自然沉思方面走的步子要比西方在超然沉思方面远。”“东方太早进入了沉思阶段，西方却还在推理理性阶段拖拖拉拉。东方是小偷，西方却是天父的不肖之子，但这个儿子应该可以向小偷学习很多东西。”但吴经熊从来没有停留在文化比较视域。他比同时代的很多基督徒都重视灵修，并对此有精到的不亚于神学家的见解。他说：“试举一例，中国的普通佛教徒都知道戒、定、慧这三阶段；而普通的基督徒对净化、光照、统一这三个阶段却毫无概念。基督宗教的灵性教育被可悲地忽视了。”“对我来说，密修室是培养属灵鲜花的温室。但温室是为了花园而存在，而不是花园为了温室而存在的。那些属灵之花必须是为了传播到世界各地，使整个世界都成为一个大隐修院而培养的。”
（吴经熊著、周伟驰译：《超越东西方——吴经熊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