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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西方发展经济学、重商主义、重工主义等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都在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但在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三大产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比重的大小并不能反映经济体的先进与否。经济发展本身不是某个产业的扩张，而是国民经济“四类”产业在结构上的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巩固与提升。是到了纠正西方向我们灌输的各种产业结构理论的时候了。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吸纳国学精髓和前人有关智慧，构建立足于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最优产业结构理论。
关键词：中国特色；和为贵；最优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产业结构理论；发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3-0048-07
一、几种产业结构理论与相关经济实践的简单回顾与比较
（一）中国的重农主义思想与实践
从神农氏教稼开始，重农主义一直是中国古近代执政组织执政的基本经济方略。其间，或如先秦时期商鞅将重农扩张到抑商和禁末，或如西汉后期开始对商业采取自由放任。中国古近代经济在重农主义作为基本国策的上层建筑作用下，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与繁荣，并为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重农主义政策下走向强盛并最终为统一六国奠定了经济基础。在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下，两条丝绸之路商业的繁荣为成就人类历史上辉煌的汉唐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虽经南宋和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海外商业贸易，但中国古近代经济仍然没有转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重农主义这一基本执政方略并没有改变。
有人为中国没有率先进入以工商业为主的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惋惜，这其实大可不必。只要能实现可持续的国泰民安、国强民富就好了。中国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从鸦片战争后沦为殖民地开始的。这可以从英国对中国的国际贸易在1785—1833年一直是逆差、为了扭转这种经济竞争上的劣势而对中国采用大规模的罪恶的鸦片贸易乃至军事侵略的历史事实得到说明。[1][2]
（二）西方的重商主义、重工主义、重农主义思想与实践
伴随着中国发明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入欧洲，欧洲人在思想和地理上的禁锢被打破。在十五、十六世纪，伴随西方远洋航线的开辟，西方国家在国际贸易繁荣中崛起，由此在西方产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商主义。但是，正如商鞅所言“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官贫，三官贫，必削”[3]，法国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遭遇了经济衰退的危机——农业凋敝、农民破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农产品供给不足以及物价高涨、工商业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国家财政难以为继。由此，法国开始转向了中国推行了数千年的重农主义。至今，法国都被称为是欧洲的粮仓。
由重商主义（先后又可分为重金主义和重工主义）转向了重农主义，在西方世界还有另外一个典型——号称人类历史上工业革命模范的英国。①只不过英国要比法国经历这一转变晚很多，一直到其深受农产品价格高涨、国内生产成本不断攀升、黄金等货币资本大量外流所带来的危害多年后才开始转向。现在，英国也是世界粮食出口国之一。
总之，不管是中国古近代的经济实践，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的经济实践，都说明了一个很重要而又非常浅显和古老的道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这个基础动摇了，国民经济是难以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的，更不要说什么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了。
（三）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
到了20世纪中期，尤其是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流行起了一门新的经济学科——西方国家专门为第三世界国家量身定制的发展经济学，它主张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的道路：（1）要大力发展工业、以提高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为发展目标，最终成为诸如英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工业化国家；（2）要大力扩大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要加大人口的自由流动性；（3）要大力推动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和商品化。这些理论，实际上是西方国家的重商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改头换面的应用。
拉美国家率先实践这种新形式的重商主义，分别采用了自给型工业化（流行的称谓是“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②，结果不是引来了国际债务危机、就是导致了货币严重贬值和财政危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自给型工业化也同样遭遇了国际债务危机（前苏联逼债），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后来采取了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也损害了农业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当代流行的工业化理论，不仅有西方重商主义的渊源，也还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资料部门优先增长理论的渊源。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工业化实践及其为成功战败德国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也为工业化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尤其是在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的近现代世界格局中，第三世界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强化国防军事建设，自是无可厚非的。但若忽略掉优先发展重工业、强化国防军事建设与工业化的区别，忽略掉前者成立的前提，而将工业化作为一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方向，这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不管是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还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平衡发展理论，都不能推导出以提高国民经济中工业产值比重为目的的工业化理论。
至于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理论），不过是工业化（理论）的衍生。以不断提高城市人口比重为发展目的的城市化理论，其实质不过是试图为工业的不断扩张准备足够廉价的劳动力而已。农业现代化的实质，也不过是在农业劳动力转向工业等非农产业后，用机械来代替劳动力、进行规模化的生产，进而实现农业生产的商业化。③不管是拉美国家在20世纪的“三化”，还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所进行“三化”，都很难说是完全成功的——很难说是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的。 上述理论可以说都是片面的、非平衡的产业发展理论或产业结构理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需要有自己的最优产业结构理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平衡发展理论为创建中国经济学之最优产业结构理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对国内改革开放后流行的产业发展理论的批判
我国现在流行的产业发展理论或最优产业结构理论，与上述各种产业发展理论又有所不同。它所关注的问题是“三大”产业的产值分别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比如用GDP来衡量的比重），从而揭示出该经济体是落后还是先进；假如农业产值的比重最大，那就说这种经济体是一个落后的、低效率的、传统的农业国（或农业型经济体）；假如工业产值占的比重最大，那就说这种经济体是先进的、发达的、高效率、现代化的工业化国家（地区）；假如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最大，那就说这种经济体是现代最先进的、资源环境资本节约型的（即单位产值所耗费的资源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是最低的）后工业化国家（或新经济体）。
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机械的最优产业结构理论，是似是而非的，其实质与上述的“三化”理论一样，是将欧美诸国近现代产业发展历程当成一般化的规律，也有西方列强诱骗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上当的嫌疑。
1. 判断一个经济体好坏优劣的标准原本就不应该是“落后”还是“先进”这样似是而非的概念，而应该是人本主义的、动态和开放的观点来评判，比如说，这样的经济体是不是最有利于本国的民生（更广泛一点，是不是最有利于本国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人民福利在这种产业结构下是否得到了尽可能的改善），是不是最有利于可持续地改善或者维持人民福利水平，由此派生出资源环境利用效果是不是最优的、资源储备情况是不是理想的、不同产业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是不是合理的、国际国内社会环境是不是优良的，等等。
2. 工业并不一定就比农业效率高，服务业也不一定就比工业和农业的效率高。这里的“效率”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不清的概念。它是指实物意义上的投入—产出比高，还是货币意义上的利润率高呢，没有说清楚。即使是实物意义上的投入—产出比，也还要分微观和宏观，不同层面的效率也是不同的。这究竟是指微观，还是指宏观层面上的投入—产出比呢？如果说是指前者（实物意义上投入—产出比），那么，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很多国家的加工技术远比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加工技术先进，但是18世纪的英国成为了世界强国，而现在的诸多第三世界国家依然还是处于弱国之列。很显然，仅仅从实物意义上的投入—产出比来描述某个产业的效率高低，进而说明某个经济系统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根本没有意义。你可以说跟你过去相比，你是先进的，但是跟同时代的竞争者相比，你还是落后的。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分工中，重要的不是你比过去先进了多少而是你比竞争者是否更有竞争力。严格地说，重要的是你比竞争者在国际财富分配中的谈判势力是否更强。仅仅是比谁的商品价格更物美价廉，原本就是李斯特早已批判过了的世界主义的观点。再说，不同产业、甚至不同产品的投入、产出形态和使用价值都是不同的，根本无法比较它们之间的投入—产出比的高低。
如果说是指后者（货币意义上的利润率），那么，某个产业的利润率越高，说明该产业在国民财富（乃至世界财富）分配中获得的比例就越大，以该产业为主的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越强，比如说，汉代开始直至18世纪的中国（丝绸、茶叶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汽车工业和电子产业）、20世纪的美国（军工业、金融业、信息产业）。货币意义上的“效率”，作为衡量一个产业乃至一个经济系统竞争力的指标，虽然能很好地实现其目的，但是表示这个指标却有一个更好的词汇——利润率。我们为什么不用更便于交流的没有歧义的“利润率”，而偏要用一个概念模糊的“效率”呢？我们约定，在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中，用“利润率”来描述一个产业乃至一个经济系统竞争力的大小。
然而，利润率高，并不一定意味着生产技术水平高，也不一定意味着实物意义上的投入—产出比高，它还包含了货币意义上的成本和价格的因素。也就是说，高利润率可以通过压低工人工资和地租（包括土地房产租金、减税、政府补贴等），制造出供不应求的市场态势（乃至炒作、军事逼迫）以抬高价格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工业产品市场处于供过于求或者买方市场状况，此时价格遵循就低定价机制，那它的利润率注定不会高、甚至还会亏损，这样的产业规模越大、产值比重越高，这样的经济体竞争力越虚弱。④
一个曾经赚钱的行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市场趋于饱和乃至供过于求，也会变成不赚钱的行业。这就是曾经靠工业崛起的英美诸国现在已经转向其他新兴产业（比如金融、信息等第三产业）的原因。
所以，我们说工业的效率（不管是用投入—产出比来表示，还是用竞争力或利润率来表示）并不是必然高于农业的。工业利润率要高于农业，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普遍存在的规律。至于“服务业比工业和农业效率高”的观点，其弊端与“工业比农业效率高”类似，都是对西方国家过去或者是现在产业结构的盲目崇拜。
3. 并不是工业所占产值越高或第三产业所占产值越高，国民经济就越发达、就越有利于民众福利水平的可持续提高。比如，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形势，就是工业产值比重越来越大，而民众的福利水平并没有相应提高，“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看不起病”“死不起”成为中国民众新时代的“四座大山”。又如，我国的澳门，支柱产业是以博彩业为核心的服务业，我们却很难说其经济水平有多么发达。
三、最优产业结构假说之一：“四类”产业之间的“和”
我们还是先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说起。⑤刘易斯认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由于工业的效率比农业高，农业劳动力以及其他生产资源会从农业源源不断向工业转移，从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最终导致国民经济不断增长，一直到农业劳动力出现短缺导致工农业生产效率平衡时（此时出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4] 在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基础上，拉尼斯、费景汉进行了扩展，认为分析一个经济体不仅应该考虑农业劳动力是否绝对过剩、劳动力工资上涨所导致的对工业的不利影响，还需要考虑当一个经济体工业化时，农业生产受到不利影响导致农业产出不足，进而导致对工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以及可能出现的粮食安全问题。[5]
但是，分析一个经济体仅仅分析上述三个方面的关系还是不够的。就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而论，作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的华人经济学家张培刚就提出了五点关系：（1）农业为工业提供劳动力；（2）农业为工业提供生产原料；（3）农业为工业提供食粮；（4）农业为工业提供发展资金（包括进口所需要的外汇）；（5）农业（农村）为工业提供产品市场。[6]这五点关系不仅包括了上述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所关注的农业对工业生产成本的制约关系，还指出了农业对工业生产规模的制约关系，即劳动力、生产原料、粮食、资金以及产品市场这五个方面都制约着工业的扩张。
当然，张培刚先生提出的这几个方面都是说农业对工业的制约关系，费景汉和拉尼斯还强调了工业化过程中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就是工业对农业乃至对国民经济的反向制约关系。
在上述发展经济学家们有关工业和农业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基础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我们可以做一些扩展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最优产业结构理论。
第一，通过生产成本来制约工业发展的因素，除了上述农业因素外，还有：（1）非农业来源的生产原料、进口原料价格的过快过高上涨，都会导致工业生产的利润丧失而制约工业的扩张；（2）城市生活成本的增高也会导致工资的上涨（即使劳动力仍然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比如城市房租的上涨、城市水电交通费用的上涨等都可以导致工资上涨。
第二，通过市场、利润率来制约工业发展的因素还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经济体的工业发展还会受到国际工业产品的冲击，当由于国际工业产品增多导致国际工业产品市场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时，工业扩张就开始进入了停滞和衰退期了。
第三，除此制约因素之外，对工业扩张有利的因素一般有：（1）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矿产资源的探明，可一定程度上抵消生产成本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延缓工业扩张停滞期的到来；（2）人口的快速增长，可以延缓工业扩张过程中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出现；（3）打破市场化条件下的垄断或者通过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以消除某些生产资料供给的暴利；（4）偶然事件，导致工业生产受到极大的摧毁或者社会对工业品的需求出现极大的增长（比如战争）。
然而，上述这种分析思维仍然是以工业的扩张为经济发展标准或目标的工业化观点——“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之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民众福利的可持续提高这些目标都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扩展，分析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才可能全面。
第一，基础产业，不能用其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大小及其增长速度、盈利能力大小来评价其重要性或地位。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稳定农业的发展，从而让农业有保障地为社会提供数量足够、质量安全、营养丰富的粮食，这本身就是一个健康的、有利于民众福利水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的前提性条件。与农业类似的产业有国防军工业和能源业，都是基础性产业。粮食是人口生活必需，能源是工业生产和现代社会运行所必需，而国防军工业是保障我们所生产的财富能有效享用的前提。这是中国古老的重农主义的回归和发展。
第二，工业也不是扩张越快、产值越大就越好，因为生产或者说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是为了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而不是产品增多或者产值增大本身（更不是什么均衡GDP的增大），也不是货币意义上的利润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剩的产品是没有价值的，生产过剩产品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当一国将社会资源大量投入在一些过剩或者说需求并不迫切的产品上时，甚至是纯粹为了生产而生产时，这样的经济体注定是低效率的，也是难以持续发展的。以至于只有通过大量出口才能维持宏观经济正常运行时，这样的经济结构本身就背离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经济发展应该的最终目的，从而异化为一种资本主义式的——为了货币意义上的利润增长的经济结构了。
第三，从“三大”产业都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社会财富的分配不能任由遵循“物以稀为贵”“弱肉强食”逻辑的市场机制的作用（虽然我们要充分尊重价值规律），政府必须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的手段调整收入分配的结构，通过行政手段在产量和价格上的计划管理来维持和稳定某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
当工业刚开始扩张时，由于农产品的相对过剩、工业产品供不应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导致工业能够通过市场获取利润甚至是暴利，而农业处于保本甚至亏本状态，这样的收入分配结构会导致农业生产资源向工业流动、从而导致农业的衰退，出现费景汉和拉尼斯所揭示的农业产出不足和粮食安全问题。而为了避免这种不良状况的出现，需要政府通过再分配政策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做法就是这样的，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当工业乃至服务业（比如钢铁产业、公共交通等）扩张到饱和状态时，农业曾经遭遇的命运也就落到了工业乃至服务业头上了。要实现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完整的产业结构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也不能任由这些趋于饱和的产业在市场中停滞不前乃至自生自灭（尤其是，当我们遭遇的饱和仅仅是相对于有购买力的需求、仍然有相当人口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时）。为了就业和共同富裕，这些趋于饱和的产业要作为常规性产业、利用政府计划管理和财政补贴等手段来保障其稳定和发展。
同样，诸如教育科研、环境的保护、资源培育等具有公益性的产业，在市场机制下也是会供给不足的，而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与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还与人的发展本身密切相关。所以，这些公益性产业也需要政府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政策来予以支持。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分析一个经济体的宏观形势，还需看不同产业的收入分配状况，即不同产业在价值形态上是否得到了足够的补偿，马克思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所强调的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之一是否得到满足。
第四，“三大”产业要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它们在价值形态上得到足够的补偿，还需要在实物形态上得到足够的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经济体，如果某些产业出现了生产资料供给的不可持续（诸如耕地等生产资源枯竭或不断减少，包括人力资源），那么这样的国民经济也是不可持续的。假如一个国家不重视资源的保护、不重视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不重视资源的培育，而只重视资源使用的扩张，那么这样的国民经济注定是不可持续的。李斯特强调保护本国生产力的理论，无疑是值得中国经济学吸纳的。
第五，在对外贸易的条件下，出口产业要具有依赖于生产效率和技术资源垄断形成的国际竞争力（而不是依赖于财政补贴、压低工资、压低原料价格、甚至于贬值本币等形成的价格上的竞争力），这样的产业要作为战略性产业来保护和发展。在中国，中医药技术无疑是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一大技术，是应该充分发挥其国际竞争优势的。在进口方面，要尽可能避免高价进口商品，而进口国际上销售竞争激烈的商品。对于被外国垄断控制的产业，尽可能自主生产（替代品）或尽可能少进口。总之，对外贸易要能赢利。
从上述产业结构方面的宏观经济分析思维，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推论：经济发展本身不是某个产业不断扩张，也不是产值的不断增大，而是国民经济“四类”产业在结构上的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巩固与提升（见图1）。
四、最优产业结构假说之二：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存在的合理性
上述笔者主张的最优产业结构观点，虽然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林毅夫的要素禀赋分工理论有相同的地方，但笔者并不是完全认同他们的要素禀赋分工理论的。斯密认为国家之间应该按照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来进行分工并进行市场交换（所谓的绝对优势分工理论），李嘉图认为国家之间应该按照各自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来进行分工并进行交换（所谓的比较优势分工理论）。李斯特对此类理论已经做过批判：这样的理论是世界经济学，不是国家经济学。[7]林毅夫认为，落后国家应采用政府干预的手段来强化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与发达国家交换高科技及其产品。[8]我们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而且是立足于中国利益的国家经济学。
需要补充的是，斯密、李嘉图和林毅夫的要素分工理论都只关注分工带来的生产成本的节约，而不关心这样分工后财富分配的结果，其本质上是站在发达国家利益立场的帝国主义经济学（这样的理论在我国时下就表现为“做大蛋糕论”、片面的工业化理论）。这可以从人口占多数的群体和人口大国在商品货币关系中的不利处境来说明。
在我国改革开放期间，农民在国内分工中的“脚手架”角色、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脚手架”角色，使得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之所以如此，除了纷繁复杂的其他各种原因外，农民占国内人口的大多数、中国人口众多（发达国家人口少）也是难以回避的重要原因。因为市场经济遵循的是物以稀为贵的、弱肉强食的逻辑。只要你人口多（对应的买家少），那你生产的产品的相对稀缺程度就不会高；只要你在商品货币关系中的谈判势力低下，你就只有被剥削、为别人创造利润的份了；只要你需要货币来作为交易媒介，那你就不能摆脱货币发行者的掠夺。⑥这也就是我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所推行的“农业产业化”对提高农民相对收入水平效果不佳、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在市场化改革下呈现鸿沟的原因，这同样也是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窝蜂地大搞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但并没有让他们成功地成为发达国家、重现西方列强过去辉煌的原因。
明白了这个道理，下述现象就不奇怪了：在我国国内，农民是生产“什么”，“什么”就过剩、就不值钱；在国际上，中国是生产“什么”，“什么”就多、就不值钱，而买“什么”，“什么”价格就飙升。这与中国农民所遭遇的“多收了三五斗”的悲剧所蕴含的道理是一样的（市场机制遵循的“物以稀为贵”“弱肉强食”的逻辑）。所以，《管子》云：“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9]
尤其是在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将交换分割为“买”和“卖”两个环节后，也就是在商品货币关系中（即市场机制作用下），人口占多数的群体和人口大国“为别人做嫁衣”的处境就难以改变。要改变或者避免这样处境，只有采用行政、提高组织计划程度等手段，来弱化商品货币关系的不利影响和改变在商品货币关系中的不利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确定最优产业结构时，除了考虑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外，还需考虑采用什么样的财富分配方式（市场手段、行政手段或二者兼用）以及相应的国家上层建筑保障，来实现各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提升国际竞争力、保障国家主权独立；而不是“我适合生产什么，我就生产什么并按照市场机制来交换”。“和为贵”的哲学理论在这里表现出“平等”与“可持续”的价值取向。
对于人口比例大的群体和人口众多国家而言，虽然不适合生产某个产品（或者说生产成本较高），但是我们还有剩余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为了提高我们自己的福利也是要生产的；尤其是当我们比较穷、抵御风险能力较小、对别人（国）产品的需求弹性又比较小时，更应该坚持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才能尽可能地减少商品货币关系对我们的不利影响。这样的经济运行模式，就是所谓的“自给自足”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人口众多国家在国际分工面前的“自给自足”，一个是人口比例大的群体在国内分工面前的“自给自足”模式。但这并不是要所有的产业都采用“自给自足”模式。
五、结语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推崇的“三化”发展战略，将我国经济带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生产的财富不断通过出口往外国输送、外国的货币不断向国内输送、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通货高速膨胀，国内房地产泡沫、农村空壳化与农业衰退、政府债务危机隐患和金融危机隐患凸显、社会结构两极分化、资源日趋匮乏、从国际上获取资源越来越招致国际反感和抵制。我们应该抛弃那早已臭名昭著的披着各种外衣的重商主义，反思多年来西方国家向我们（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输送的各种“发展经济学”了。 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确定发展战略以及产业结构发展目标，不能脱离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的国家治理理念，也不能脱离我们所面临的生产技术条件（包括国际市场条件），而且要区分基础性产业、公益性产业、常规性产业、战略性产业，以及区分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强势产业和弱势产业，并相应采取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财富生产、分配机制，以及相应的行政手段、财政和金融政策。
注释：
①重工主义的本质仍然是重商主义，其工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商业贸易以获取利润。
②“进口替代型工业化”，这个词汇从字面上并不能直接表示出它想表达的含义，而且与它在含义上相对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不匹配，所以，作者用“自给型工业化”来代替该词汇，以便于交流。
③刘明国、贾舒宁：“论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的科学性”，载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31-36页。
④就低定价机制，详见刘明国《新经济学原理（微观）——综合、反思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⑤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结构，是指一个“低效率”的农业与“高效率”的工业同时存在的经济结构。在刘易斯的眼里，效率实指利润率。
⑥刘明国：《新经济学原理（微观）——综合、反思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参考文献：
[1]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34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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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70.
[4][5]杨培雷.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481-482.
[6]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上卷）[M].曾启贤，万典武，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3.
[7]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19-132.
[8]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7.
[9]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41.
责任编辑、校对：武玲玲
Abstract： With influence of Western economics， mercantilism and industrialism，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are developing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However， all kin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are also born with development. The percentage of three major industries output value in gross output value of national economy cannot prove the progressiveness of economic body. Economic development doesn't mean expansion of some industries， but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Four Kinds"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consolidation and promotion of sustainability. Now it is time to rectify thos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ories imbuing from Western countries. We should take Marxism as guidance， together with Sinology and previous experiences， based on Chinese realities and aiming of sustainable country power and security， to build a new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ory.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ace is most precious； Optimal Industrial Structure； Sustainability； Mercantilism； Physiocratism；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ory； Development Economics
关键词：中国特色；和为贵；最优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产业结构理论；发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3-0048-07
一、几种产业结构理论与相关经济实践的简单回顾与比较
（一）中国的重农主义思想与实践
从神农氏教稼开始，重农主义一直是中国古近代执政组织执政的基本经济方略。其间，或如先秦时期商鞅将重农扩张到抑商和禁末，或如西汉后期开始对商业采取自由放任。中国古近代经济在重农主义作为基本国策的上层建筑作用下，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与繁荣，并为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重农主义政策下走向强盛并最终为统一六国奠定了经济基础。在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下，两条丝绸之路商业的繁荣为成就人类历史上辉煌的汉唐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虽经南宋和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海外商业贸易，但中国古近代经济仍然没有转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重农主义这一基本执政方略并没有改变。
有人为中国没有率先进入以工商业为主的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惋惜，这其实大可不必。只要能实现可持续的国泰民安、国强民富就好了。中国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从鸦片战争后沦为殖民地开始的。这可以从英国对中国的国际贸易在1785—1833年一直是逆差、为了扭转这种经济竞争上的劣势而对中国采用大规模的罪恶的鸦片贸易乃至军事侵略的历史事实得到说明。[1][2]
（二）西方的重商主义、重工主义、重农主义思想与实践
伴随着中国发明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入欧洲，欧洲人在思想和地理上的禁锢被打破。在十五、十六世纪，伴随西方远洋航线的开辟，西方国家在国际贸易繁荣中崛起，由此在西方产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商主义。但是，正如商鞅所言“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官贫，三官贫，必削”[3]，法国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遭遇了经济衰退的危机——农业凋敝、农民破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农产品供给不足以及物价高涨、工商业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国家财政难以为继。由此，法国开始转向了中国推行了数千年的重农主义。至今，法国都被称为是欧洲的粮仓。
由重商主义（先后又可分为重金主义和重工主义）转向了重农主义，在西方世界还有另外一个典型——号称人类历史上工业革命模范的英国。①只不过英国要比法国经历这一转变晚很多，一直到其深受农产品价格高涨、国内生产成本不断攀升、黄金等货币资本大量外流所带来的危害多年后才开始转向。现在，英国也是世界粮食出口国之一。
总之，不管是中国古近代的经济实践，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的经济实践，都说明了一个很重要而又非常浅显和古老的道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这个基础动摇了，国民经济是难以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的，更不要说什么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了。
（三）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
到了20世纪中期，尤其是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流行起了一门新的经济学科——西方国家专门为第三世界国家量身定制的发展经济学，它主张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的道路：（1）要大力发展工业、以提高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为发展目标，最终成为诸如英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工业化国家；（2）要大力扩大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要加大人口的自由流动性；（3）要大力推动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和商品化。这些理论，实际上是西方国家的重商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改头换面的应用。
拉美国家率先实践这种新形式的重商主义，分别采用了自给型工业化（流行的称谓是“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②，结果不是引来了国际债务危机、就是导致了货币严重贬值和财政危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自给型工业化也同样遭遇了国际债务危机（前苏联逼债），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后来采取了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也损害了农业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当代流行的工业化理论，不仅有西方重商主义的渊源，也还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资料部门优先增长理论的渊源。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工业化实践及其为成功战败德国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也为工业化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尤其是在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的近现代世界格局中，第三世界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强化国防军事建设，自是无可厚非的。但若忽略掉优先发展重工业、强化国防军事建设与工业化的区别，忽略掉前者成立的前提，而将工业化作为一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方向，这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不管是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还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平衡发展理论，都不能推导出以提高国民经济中工业产值比重为目的的工业化理论。
至于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理论），不过是工业化（理论）的衍生。以不断提高城市人口比重为发展目的的城市化理论，其实质不过是试图为工业的不断扩张准备足够廉价的劳动力而已。农业现代化的实质，也不过是在农业劳动力转向工业等非农产业后，用机械来代替劳动力、进行规模化的生产，进而实现农业生产的商业化。③不管是拉美国家在20世纪的“三化”，还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所进行“三化”，都很难说是完全成功的——很难说是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的。 上述理论可以说都是片面的、非平衡的产业发展理论或产业结构理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需要有自己的最优产业结构理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平衡发展理论为创建中国经济学之最优产业结构理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对国内改革开放后流行的产业发展理论的批判
我国现在流行的产业发展理论或最优产业结构理论，与上述各种产业发展理论又有所不同。它所关注的问题是“三大”产业的产值分别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比如用GDP来衡量的比重），从而揭示出该经济体是落后还是先进；假如农业产值的比重最大，那就说这种经济体是一个落后的、低效率的、传统的农业国（或农业型经济体）；假如工业产值占的比重最大，那就说这种经济体是先进的、发达的、高效率、现代化的工业化国家（地区）；假如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最大，那就说这种经济体是现代最先进的、资源环境资本节约型的（即单位产值所耗费的资源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是最低的）后工业化国家（或新经济体）。
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机械的最优产业结构理论，是似是而非的，其实质与上述的“三化”理论一样，是将欧美诸国近现代产业发展历程当成一般化的规律，也有西方列强诱骗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上当的嫌疑。
1. 判断一个经济体好坏优劣的标准原本就不应该是“落后”还是“先进”这样似是而非的概念，而应该是人本主义的、动态和开放的观点来评判，比如说，这样的经济体是不是最有利于本国的民生（更广泛一点，是不是最有利于本国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人民福利在这种产业结构下是否得到了尽可能的改善），是不是最有利于可持续地改善或者维持人民福利水平，由此派生出资源环境利用效果是不是最优的、资源储备情况是不是理想的、不同产业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是不是合理的、国际国内社会环境是不是优良的，等等。
2. 工业并不一定就比农业效率高，服务业也不一定就比工业和农业的效率高。这里的“效率”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不清的概念。它是指实物意义上的投入—产出比高，还是货币意义上的利润率高呢，没有说清楚。即使是实物意义上的投入—产出比，也还要分微观和宏观，不同层面的效率也是不同的。这究竟是指微观，还是指宏观层面上的投入—产出比呢？如果说是指前者（实物意义上投入—产出比），那么，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很多国家的加工技术远比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加工技术先进，但是18世纪的英国成为了世界强国，而现在的诸多第三世界国家依然还是处于弱国之列。很显然，仅仅从实物意义上的投入—产出比来描述某个产业的效率高低，进而说明某个经济系统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根本没有意义。你可以说跟你过去相比，你是先进的，但是跟同时代的竞争者相比，你还是落后的。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分工中，重要的不是你比过去先进了多少而是你比竞争者是否更有竞争力。严格地说，重要的是你比竞争者在国际财富分配中的谈判势力是否更强。仅仅是比谁的商品价格更物美价廉，原本就是李斯特早已批判过了的世界主义的观点。再说，不同产业、甚至不同产品的投入、产出形态和使用价值都是不同的，根本无法比较它们之间的投入—产出比的高低。
如果说是指后者（货币意义上的利润率），那么，某个产业的利润率越高，说明该产业在国民财富（乃至世界财富）分配中获得的比例就越大，以该产业为主的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越强，比如说，汉代开始直至18世纪的中国（丝绸、茶叶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汽车工业和电子产业）、20世纪的美国（军工业、金融业、信息产业）。货币意义上的“效率”，作为衡量一个产业乃至一个经济系统竞争力的指标，虽然能很好地实现其目的，但是表示这个指标却有一个更好的词汇——利润率。我们为什么不用更便于交流的没有歧义的“利润率”，而偏要用一个概念模糊的“效率”呢？我们约定，在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中，用“利润率”来描述一个产业乃至一个经济系统竞争力的大小。
然而，利润率高，并不一定意味着生产技术水平高，也不一定意味着实物意义上的投入—产出比高，它还包含了货币意义上的成本和价格的因素。也就是说，高利润率可以通过压低工人工资和地租（包括土地房产租金、减税、政府补贴等），制造出供不应求的市场态势（乃至炒作、军事逼迫）以抬高价格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工业产品市场处于供过于求或者买方市场状况，此时价格遵循就低定价机制，那它的利润率注定不会高、甚至还会亏损，这样的产业规模越大、产值比重越高，这样的经济体竞争力越虚弱。④
一个曾经赚钱的行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市场趋于饱和乃至供过于求，也会变成不赚钱的行业。这就是曾经靠工业崛起的英美诸国现在已经转向其他新兴产业（比如金融、信息等第三产业）的原因。
所以，我们说工业的效率（不管是用投入—产出比来表示，还是用竞争力或利润率来表示）并不是必然高于农业的。工业利润率要高于农业，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普遍存在的规律。至于“服务业比工业和农业效率高”的观点，其弊端与“工业比农业效率高”类似，都是对西方国家过去或者是现在产业结构的盲目崇拜。
3. 并不是工业所占产值越高或第三产业所占产值越高，国民经济就越发达、就越有利于民众福利水平的可持续提高。比如，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形势，就是工业产值比重越来越大，而民众的福利水平并没有相应提高，“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看不起病”“死不起”成为中国民众新时代的“四座大山”。又如，我国的澳门，支柱产业是以博彩业为核心的服务业，我们却很难说其经济水平有多么发达。
三、最优产业结构假说之一：“四类”产业之间的“和”
我们还是先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说起。⑤刘易斯认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由于工业的效率比农业高，农业劳动力以及其他生产资源会从农业源源不断向工业转移，从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最终导致国民经济不断增长，一直到农业劳动力出现短缺导致工农业生产效率平衡时（此时出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4] 在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基础上，拉尼斯、费景汉进行了扩展，认为分析一个经济体不仅应该考虑农业劳动力是否绝对过剩、劳动力工资上涨所导致的对工业的不利影响，还需要考虑当一个经济体工业化时，农业生产受到不利影响导致农业产出不足，进而导致对工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以及可能出现的粮食安全问题。[5]
但是，分析一个经济体仅仅分析上述三个方面的关系还是不够的。就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而论，作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的华人经济学家张培刚就提出了五点关系：（1）农业为工业提供劳动力；（2）农业为工业提供生产原料；（3）农业为工业提供食粮；（4）农业为工业提供发展资金（包括进口所需要的外汇）；（5）农业（农村）为工业提供产品市场。[6]这五点关系不仅包括了上述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所关注的农业对工业生产成本的制约关系，还指出了农业对工业生产规模的制约关系，即劳动力、生产原料、粮食、资金以及产品市场这五个方面都制约着工业的扩张。
当然，张培刚先生提出的这几个方面都是说农业对工业的制约关系，费景汉和拉尼斯还强调了工业化过程中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就是工业对农业乃至对国民经济的反向制约关系。
在上述发展经济学家们有关工业和农业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基础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我们可以做一些扩展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最优产业结构理论。
第一，通过生产成本来制约工业发展的因素，除了上述农业因素外，还有：（1）非农业来源的生产原料、进口原料价格的过快过高上涨，都会导致工业生产的利润丧失而制约工业的扩张；（2）城市生活成本的增高也会导致工资的上涨（即使劳动力仍然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比如城市房租的上涨、城市水电交通费用的上涨等都可以导致工资上涨。
第二，通过市场、利润率来制约工业发展的因素还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经济体的工业发展还会受到国际工业产品的冲击，当由于国际工业产品增多导致国际工业产品市场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时，工业扩张就开始进入了停滞和衰退期了。
第三，除此制约因素之外，对工业扩张有利的因素一般有：（1）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矿产资源的探明，可一定程度上抵消生产成本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延缓工业扩张停滞期的到来；（2）人口的快速增长，可以延缓工业扩张过程中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出现；（3）打破市场化条件下的垄断或者通过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以消除某些生产资料供给的暴利；（4）偶然事件，导致工业生产受到极大的摧毁或者社会对工业品的需求出现极大的增长（比如战争）。
然而，上述这种分析思维仍然是以工业的扩张为经济发展标准或目标的工业化观点——“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之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民众福利的可持续提高这些目标都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扩展，分析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才可能全面。
第一，基础产业，不能用其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大小及其增长速度、盈利能力大小来评价其重要性或地位。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稳定农业的发展，从而让农业有保障地为社会提供数量足够、质量安全、营养丰富的粮食，这本身就是一个健康的、有利于民众福利水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的前提性条件。与农业类似的产业有国防军工业和能源业，都是基础性产业。粮食是人口生活必需，能源是工业生产和现代社会运行所必需，而国防军工业是保障我们所生产的财富能有效享用的前提。这是中国古老的重农主义的回归和发展。
第二，工业也不是扩张越快、产值越大就越好，因为生产或者说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是为了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而不是产品增多或者产值增大本身（更不是什么均衡GDP的增大），也不是货币意义上的利润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剩的产品是没有价值的，生产过剩产品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当一国将社会资源大量投入在一些过剩或者说需求并不迫切的产品上时，甚至是纯粹为了生产而生产时，这样的经济体注定是低效率的，也是难以持续发展的。以至于只有通过大量出口才能维持宏观经济正常运行时，这样的经济结构本身就背离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经济发展应该的最终目的，从而异化为一种资本主义式的——为了货币意义上的利润增长的经济结构了。
第三，从“三大”产业都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社会财富的分配不能任由遵循“物以稀为贵”“弱肉强食”逻辑的市场机制的作用（虽然我们要充分尊重价值规律），政府必须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的手段调整收入分配的结构，通过行政手段在产量和价格上的计划管理来维持和稳定某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
当工业刚开始扩张时，由于农产品的相对过剩、工业产品供不应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导致工业能够通过市场获取利润甚至是暴利，而农业处于保本甚至亏本状态，这样的收入分配结构会导致农业生产资源向工业流动、从而导致农业的衰退，出现费景汉和拉尼斯所揭示的农业产出不足和粮食安全问题。而为了避免这种不良状况的出现，需要政府通过再分配政策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做法就是这样的，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当工业乃至服务业（比如钢铁产业、公共交通等）扩张到饱和状态时，农业曾经遭遇的命运也就落到了工业乃至服务业头上了。要实现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完整的产业结构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也不能任由这些趋于饱和的产业在市场中停滞不前乃至自生自灭（尤其是，当我们遭遇的饱和仅仅是相对于有购买力的需求、仍然有相当人口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时）。为了就业和共同富裕，这些趋于饱和的产业要作为常规性产业、利用政府计划管理和财政补贴等手段来保障其稳定和发展。
同样，诸如教育科研、环境的保护、资源培育等具有公益性的产业，在市场机制下也是会供给不足的，而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与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还与人的发展本身密切相关。所以，这些公益性产业也需要政府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政策来予以支持。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分析一个经济体的宏观形势，还需看不同产业的收入分配状况，即不同产业在价值形态上是否得到了足够的补偿，马克思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所强调的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之一是否得到满足。
第四，“三大”产业要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它们在价值形态上得到足够的补偿，还需要在实物形态上得到足够的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经济体，如果某些产业出现了生产资料供给的不可持续（诸如耕地等生产资源枯竭或不断减少，包括人力资源），那么这样的国民经济也是不可持续的。假如一个国家不重视资源的保护、不重视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不重视资源的培育，而只重视资源使用的扩张，那么这样的国民经济注定是不可持续的。李斯特强调保护本国生产力的理论，无疑是值得中国经济学吸纳的。
第五，在对外贸易的条件下，出口产业要具有依赖于生产效率和技术资源垄断形成的国际竞争力（而不是依赖于财政补贴、压低工资、压低原料价格、甚至于贬值本币等形成的价格上的竞争力），这样的产业要作为战略性产业来保护和发展。在中国，中医药技术无疑是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一大技术，是应该充分发挥其国际竞争优势的。在进口方面，要尽可能避免高价进口商品，而进口国际上销售竞争激烈的商品。对于被外国垄断控制的产业，尽可能自主生产（替代品）或尽可能少进口。总之，对外贸易要能赢利。
从上述产业结构方面的宏观经济分析思维，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推论：经济发展本身不是某个产业不断扩张，也不是产值的不断增大，而是国民经济“四类”产业在结构上的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巩固与提升（见图1）。
四、最优产业结构假说之二：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存在的合理性
上述笔者主张的最优产业结构观点，虽然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林毅夫的要素禀赋分工理论有相同的地方，但笔者并不是完全认同他们的要素禀赋分工理论的。斯密认为国家之间应该按照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来进行分工并进行市场交换（所谓的绝对优势分工理论），李嘉图认为国家之间应该按照各自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来进行分工并进行交换（所谓的比较优势分工理论）。李斯特对此类理论已经做过批判：这样的理论是世界经济学，不是国家经济学。[7]林毅夫认为，落后国家应采用政府干预的手段来强化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与发达国家交换高科技及其产品。[8]我们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而且是立足于中国利益的国家经济学。
需要补充的是，斯密、李嘉图和林毅夫的要素分工理论都只关注分工带来的生产成本的节约，而不关心这样分工后财富分配的结果，其本质上是站在发达国家利益立场的帝国主义经济学（这样的理论在我国时下就表现为“做大蛋糕论”、片面的工业化理论）。这可以从人口占多数的群体和人口大国在商品货币关系中的不利处境来说明。
在我国改革开放期间，农民在国内分工中的“脚手架”角色、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脚手架”角色，使得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之所以如此，除了纷繁复杂的其他各种原因外，农民占国内人口的大多数、中国人口众多（发达国家人口少）也是难以回避的重要原因。因为市场经济遵循的是物以稀为贵的、弱肉强食的逻辑。只要你人口多（对应的买家少），那你生产的产品的相对稀缺程度就不会高；只要你在商品货币关系中的谈判势力低下，你就只有被剥削、为别人创造利润的份了；只要你需要货币来作为交易媒介，那你就不能摆脱货币发行者的掠夺。⑥这也就是我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所推行的“农业产业化”对提高农民相对收入水平效果不佳、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在市场化改革下呈现鸿沟的原因，这同样也是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窝蜂地大搞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但并没有让他们成功地成为发达国家、重现西方列强过去辉煌的原因。
明白了这个道理，下述现象就不奇怪了：在我国国内，农民是生产“什么”，“什么”就过剩、就不值钱；在国际上，中国是生产“什么”，“什么”就多、就不值钱，而买“什么”，“什么”价格就飙升。这与中国农民所遭遇的“多收了三五斗”的悲剧所蕴含的道理是一样的（市场机制遵循的“物以稀为贵”“弱肉强食”的逻辑）。所以，《管子》云：“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9]
尤其是在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将交换分割为“买”和“卖”两个环节后，也就是在商品货币关系中（即市场机制作用下），人口占多数的群体和人口大国“为别人做嫁衣”的处境就难以改变。要改变或者避免这样处境，只有采用行政、提高组织计划程度等手段，来弱化商品货币关系的不利影响和改变在商品货币关系中的不利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确定最优产业结构时，除了考虑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外，还需考虑采用什么样的财富分配方式（市场手段、行政手段或二者兼用）以及相应的国家上层建筑保障，来实现各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提升国际竞争力、保障国家主权独立；而不是“我适合生产什么，我就生产什么并按照市场机制来交换”。“和为贵”的哲学理论在这里表现出“平等”与“可持续”的价值取向。
对于人口比例大的群体和人口众多国家而言，虽然不适合生产某个产品（或者说生产成本较高），但是我们还有剩余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为了提高我们自己的福利也是要生产的；尤其是当我们比较穷、抵御风险能力较小、对别人（国）产品的需求弹性又比较小时，更应该坚持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才能尽可能地减少商品货币关系对我们的不利影响。这样的经济运行模式，就是所谓的“自给自足”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人口众多国家在国际分工面前的“自给自足”，一个是人口比例大的群体在国内分工面前的“自给自足”模式。但这并不是要所有的产业都采用“自给自足”模式。
五、结语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推崇的“三化”发展战略，将我国经济带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生产的财富不断通过出口往外国输送、外国的货币不断向国内输送、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通货高速膨胀，国内房地产泡沫、农村空壳化与农业衰退、政府债务危机隐患和金融危机隐患凸显、社会结构两极分化、资源日趋匮乏、从国际上获取资源越来越招致国际反感和抵制。我们应该抛弃那早已臭名昭著的披着各种外衣的重商主义，反思多年来西方国家向我们（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输送的各种“发展经济学”了。 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确定发展战略以及产业结构发展目标，不能脱离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的国家治理理念，也不能脱离我们所面临的生产技术条件（包括国际市场条件），而且要区分基础性产业、公益性产业、常规性产业、战略性产业，以及区分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强势产业和弱势产业，并相应采取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财富生产、分配机制，以及相应的行政手段、财政和金融政策。
注释：
①重工主义的本质仍然是重商主义，其工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商业贸易以获取利润。
②“进口替代型工业化”，这个词汇从字面上并不能直接表示出它想表达的含义，而且与它在含义上相对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不匹配，所以，作者用“自给型工业化”来代替该词汇，以便于交流。
③刘明国、贾舒宁：“论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的科学性”，载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31-36页。
④就低定价机制，详见刘明国《新经济学原理（微观）——综合、反思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⑤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结构，是指一个“低效率”的农业与“高效率”的工业同时存在的经济结构。在刘易斯的眼里，效率实指利润率。
⑥刘明国：《新经济学原理（微观）——综合、反思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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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7.
[9]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41.
责任编辑、校对：武玲玲
Abstract： With influence of Western economics， mercantilism and industrialism，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are developing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However， all kin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are also born with development. The percentage of three major industries output value in gross output value of national economy cannot prove the progressiveness of economic body. Economic development doesn't mean expansion of some industries， but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Four Kinds"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consolidation and promotion of sustainability. Now it is time to rectify thos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ories imbuing from Western countries. We should take Marxism as guidance， together with Sinology and previous experiences， based on Chinese realities and aiming of sustainable country power and security， to build a new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ory.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ace is most precious； Optimal Industrial Structure； Sustainability； Mercantilism； Physiocratism；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ory； Development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