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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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因果关联,对粤港澳大湾区11个主要城市2000—2019年的金融和产业等数据样本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粤港澳大湾区应利用自身优势推动金融创新、生产要素的调整、增强金融切实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以及利用经济群来实现三地金融业的有效联通。
  关键词:金融创新 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 格兰杰因果关系
  四、引言和综述
  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实和实施,“创新”和“协调”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加之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着力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要求,在新时代面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成为地方政府“双轮驱动”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重要手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上”。显然可见的,目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从国外研究来看,在探究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上,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在Aghion和Howitt(1998)看来,金融创新作为一种知识资本,发挥着风险分担的作用,使得资本积累速度加快,间接性促进非金融企业的技术的进步,从而推动经济增长。Fisman和Love(2003)提出一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就更能作用于产业间的联合;从国内研究来看,金融创新能够为产业升级路径提供有力辅助是国内学者基本的共识:柳圆圆、董珊珊(2020)提出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从直接和间接双重渠道进行的,从而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林柳琳(2019)指出,金融创新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主要通过两条间接性路径引起产业结构的高质化、合理化;胡博(2019)分析了金融创新在产业转型过程中的影响作用,探讨金融创新作为助力方如何去调整产业结构,具体做法是扩大创新规模和改变创新结构;柳圆圆、杜威(2019)从机构端、融资端、技术端等方面探讨了两者间的作用机制,指出了金融创新的本质在于对实体经济发展中的需求满足。
  综上,强化金融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间的紧密联动有着一定的时代必要性。如何把握这两者的相互作用机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战略,具有极强的可研究性。为此,本文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对金融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衡量指标的选取,第二是基于大湾区相关数据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第三是根据得到得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产融结合的政策建议,意在探析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因果关联,为推进两者融合提供一点参考和借鉴的可能性。
  五、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创新现状和产业结构转型现状
  (一)金融创新现状
  关于金融创新的定义,国内外尚无统一的解释,大多是源于熊彼特(J.A.Schumpeter,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指新产品的生产、新技术、新生产方式的使用、新市场的开拓与发现、原材料供给的新发现、新生产组织方式的运作)而衍生出来的。截至2020年,大湾区金融业GDP达到15千億元,产值比重为12%,比全国产值平均水平高出4个百分点,同时,据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CFCI 29)显示,全球金融中心城市前十名中,粤港澳大湾区就占据了中国四座入榜城市的两席(香港第四,深圳第九)。从金融发展现状角度,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落实,湾区金融以香港、深圳、广州为中心的体系已经成形,有关大湾区的各类金融资源富足,金融业发展稳中有进,不断渗透入实体经济中。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三梯度发展”特征极为明显。按城市金融占GDP产值的份额划分,排在第一梯度的城市的港深广的金融GDP都超出2千亿元,东莞、佛山的金融GDP产值超5百亿元排在第二梯度,其余6个城市的金融GDP产值均在5百亿元以下,排位第三梯度。香港、深圳、广州金融持续发力,“两大交易所(港交所、深交所)+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数字货币试点(深圳)”阵容引导国内企业引资融资,走向“国际化”。近日,广州期货交易所正式揭牌。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银行平台也将落地,为粤港澳大湾区多层次资本发展注入活力。对其他梯度城市而言,有待第一梯度的资源扶持,提高金融资本的外溢。
  (二)产业结构现状
  产业结构转型有着国民经济中的“稳定器”之称,其根本在于社会资源的更进一步高效、合理的整合和优化,有利于资源集成化甚至向更高端化方向演进。按产业分工布局,目前湾区的产业结构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导向,东部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西部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从主要产业细分看,香港和澳门主要以现代服务业为导向,金融、国际贸易及物流和商用服务业是香港发展较为迅速的产业;博彩旅游业、餐饮和出口加工业是澳门地区比较发达的产业。而珠三角具有较完备的产业体系,制造业基础雄厚,近年来成就斐然,而且正逐步往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靠近,科技含量不断提高,加快了旧动能转换为新动能的速度,这种结果导致了珠三角部分地区高新技术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将逐渐形成新兴工厂产业群。由此看来,粤港澳三地都借助自身优势发展迅猛。
  主要产业布局上,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了较完善的产业分工体系,也形成了聚焦超前的生产力要素的“9+1+1”超大城市群。港、澳、广、深等中心地区具有科研、高新技术方面的资源优势,珠海、佛山是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正在发展并逐渐形成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圳、东莞的核心产业电子信息等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具有高新技术产业基础,有望打造成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地具有产业链齐全的优势,如东莞的制造业作为重点行业,拥有五大支柱产业等。
  总体而言,在“制造+服务”主要产业的“双轮驱动”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正在火力加快中,产业经济方面正在朝向服务型经济前进,产业链更加专业化,发展新动能增强。   六、数据指标及其来源的说明
  (一)指标选取及说明
  对于金融创新的衡量,目前没有较为统一的度量标准,综合多数学者的描述,本文重点参考李丛文(2015)选中的指标,采用金融机构信贷增长率来反映金融创新;Beck等(2012)和Amore等(2013)发现,对非金融企业的信贷支持能保证企业技术产出、产品专利产出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信贷作为一种借贷资本的活动,其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国的金融发展,信贷增长率的提高同时也说明了金融中介规模提升的加速。
  对公开数据获取的过程中,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代表信贷指标,故金融机构信贷增长率可以近似用(本年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上一年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上一年金融机构年末贷款表示,即
  F=(TL1-TL0)/TL0
  对此有学者认为盲目扩张银行信贷规模会脱离实体经济,产生虚高的泡沫,但这种现象从较长时间周期来看,其实是不存在普遍性的(Ross Levine,2013)。相应的,信贷增长率也与我国金融系统主体为各类银行机构的本质相符。
  基于配第——克拉克定理,将产业结构划分成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产业已呈现出“第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趋势,逐渐由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成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导向,为了突显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程度,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增加值-第二产业产值增加值)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描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状况,即
  产业结构优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全文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刊》《澳门统计年刊》《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选取广东省珠三角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2个特区的相关数据,而有关港澳数据均通过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实证过程借助EViews11.0进行。
  七、实证过程
  (一)ADF单位根检验
  用ADF单位根检验来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具有平稳性,避免带来“伪回归”,从表1可知,F可以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则原始时间序列为平稳;而CYJG不能拒绝原假设,即CYJG的时间序列为非平稳的,故进行了一阶差分,CYJG的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则CYJG为一阶差分平稳的,记为DCYJG,符合时间序列建模要求。
  (二)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
  基于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条件,进行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
  如表2,在5%的置信水平下分别拒绝了至多存在零个协整关系和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故F和DCYJG最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根据协整关系结果,转化为表达式:
  CYJG=-1.273770F
  结果显示,CYJG与F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
  (三)建立VAR模型
  根据表3的各准则,本文选择二阶滞后的VAR模型。根据阶数显著项目原则,VAR模型的滞后阶数越大,需要估计的样本参数要求也相应增大。
  如表4,特征根的單位根模的倒数均小于1,根都在合理范围内;再进行单位圆检验,建立的倒数单位圆相图显示,特征根都在单位圆内,则建立的VAR模型是具有稳定性的。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基于以上检验结果,对F和CYJG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5。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先后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建立VAR模型,最后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率互为格兰杰成因,呈双向关系。这说明金融创新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速度,产业结构的优化也有效地促进了金融业的创新,即金融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是相互促进的。由此看来,若这两者之间相互协调发展,定能强化产业间优化配置。
  八、政策建议
  (一)利用自身的各种优势推动金融创新
  世界三大湾区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作为重要经济群和强有力的载体,发展大湾区金融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发达和完善的产业体系。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的“双区建设”其中一区,金融体系比较完善,渠道多元化,其金融机构数量多、高质量;而且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综合实力强劲,具有较丰富的产业链,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引领作用,使金融创新服务功能逐渐优化,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等。要学会利用自身的各种优势推动金融创新,如借助香港在国际金融的地位,尝试在湾区中设立跨境试点,引导更多企业走向世界,为产融结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金融创新会促使金融系统基本功能的发挥,有助于不同风险偏好和融资需求的企业产业主体技术创新,形成资本累积,从而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二)生产要素的调整
  金融创新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种,正逐步融入实体经济中。但是从整体看,湾区三梯度的结构也说明了各城市的发展不协调,差距比较明显。利用港深广优质高质的生产要素往金融业发展较不发达的辐射城市倾斜,扶持薄弱城市进行创新,力求湾区的协调发展。在加快金融业发展的同时,金融系统融资的供给和需求结构也会影响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路径和速度,影响到生产要素在产业的流向和调整,为此须寻求金融创新和产业调整优化的动态平衡去促进技术发展,进而驱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升湾区整体的经济水平。
  (三)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切实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金融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产业之一,金融体系结构优化稳步推进,极大程度上推动了金融创新,同时金融创新改革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路径和关键举措。但是单靠经济货币化并没法有效支撑金融创新。由于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数量需求是大量的,这样才可以逐渐转化为正面影响,因此应疏通支持金融创新的机制通道和引领各界民间资本进入有关创新金融的领域,鼓励其发展、创新多种融资渠道。加强对各企业的金融支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四)发挥独特的“两制度、三货币”经济群的作用,实现三地金融业的有效联通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全球唯一的“一国两制、三关税区”经济群,制度规则的差异是制约粤港澳三地融合与发展的重要障碍。目前湾区金融还在探索发力中,尽管具有先天地理优势,但还未能转化为产业优势,就现阶段来看,三地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仍聚焦于银行业,在其他金融机构的跨境合作力度仍有待加强,涉及的體系、机制大多都尚未融合互认。因此,粤港澳三地需一种强有力的全新技术引擎,将三地的金融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三地的金融资源进行整合,强化三地经济机制高效衔接,加速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提高三地之间的资金调配能力,使三地的金融早日实现互联互通。
  此外,粤港澳三地的金融监管机制也还不够健全,整合力度不足。需建立金融共享机制,促进数据共享、金融监管和调解结果互认,三地有关部门定时协调沟通,加强储蓄、信贷等的权益保护,保证各金融机构行业企业间有效的及时协作和联合机制推进,兼顾有关金融体系的各个方面,保证金融运行的安全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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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瑛(通讯作者)、许秀宇,广州南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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