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谁：精英本不是骂人话
　　精英阶层，并非阶级意义上的划分。总体而言，是指那些掌握和控制着社会主要的财富、权力，并在主流社会享有较高声望的人群。无论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还是“纺锤型”（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中，精英阶层都处于整个社会的顶端。
　　在目前的中国，狭义的精英阶层主要包括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员、国企高管和资产丰厚的私营企业主等新富阶层、有很强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广义的精英阶层也包括一部分位置靠上的中产阶级。
　　对中国现有精英阶层的数量很难准确统计，但通过一些数据也可以看出其大致规模。政府公务员加上从事党政工作的事业编制人员，数量有1000多万，当然，普通公务员还不能算精英，仅仅那些掌握着一定权力的官员才能进入精英阶层。据美林发布的报告，2010年中国拥有100万美元净资产的富裕人士53.5万人，财富总额达到2.66万亿美元，占当年中国GDP的比重超过40%。据估计，中国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全部加在一起超过4200万，当然其中真正拥有很强社会影响力的并不太多。综合判断，狭义的精英数量不到1000万人，占整个人口的比重低于1%；广义的精英数量应该有数千万人，但占整个人口的比重不超过5%。
　　尽管精英总量不大，但从古今中外的情况看，精英主导都是普遍现象。在古代，不论是柏拉图期盼的“哲人王”治国，还是孔夫子倡导的“君子”主导，本质都是希望由优秀的人来主导社会发展。在近现代，美国的参议院、英国的上议院都是传统精英行使权力的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中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其体现的基本思想也是应该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共产党员精英来主导中国的发展。
　　一般而言，社会很难做到绝对扁平化，社会分层是一种正常现象，这意味着社会中总会有一部分人相对处于上层。从社会稳定发展的角度出发，更好地发挥精英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符合多数人的利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当大众在狂热中将各类精英扫落马下后，社会持续动荡，最后受损的不仅是精英阶层，也包括普罗大众。
　　对整个社会来说，要考虑的不是要不要精英主导的问题，而是需要判断现有的精英是否真正具有精英的品质，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精英来主导社会。
　　当然，精英只是对现有身份的一种描述，但精英和精英品质并不完全同一。许多现有的精英不一定具有精英的品质，而具有精英品质的人不一定能够进入到精英阶层。任何社会都无法保证所有具备精英品质的人进入到精英阶层，但如果一个社会的权力、财富和话语权大量掌握在不具精英品质的人手中，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不能很好地吐故纳新，社会就很难持续健康发展。如果精英与精英品质的背离普遍化、长期化，精英阶层的衰败就将加剧，精英阶层也难免陷入困境。
　　精英阶层的三大困境
　　单就个体而言，中国精英阶层中不乏依靠自身努力获得成功的人，许多精英也具有很强的社会操守和责任意识。但伴随整个精英阶层中精英品质的退化，精英阶层开始陷入困境。
　　一是精英傲慢激发的社会对立。精英的傲慢源自占有权力、财富、话语权的精英油然而生的优越感，从行为上表现为强者对弱者的忽略甚至欺凌。当然这种从优越感上滋长出的傲慢很少表现在精英之间，主要针对的是普通大众。正因拥有权力的傲慢，才会有官员在面对记者追问时。脱口责问记者：“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正因拥有财富的傲慢，才有“富二代”此起彼伏激起民众公愤的举动。同样，因为有专家们掌握了话语权之后的傲慢，才有一些知识精英敢于无视公众智商，公然为不义辩护，为荒唐背书。
　　当然，傲慢并非精英阶层共有的特质，而只是出现在部分精英身上，但正是少数跋扈精英的傲慢，成为激发精英与大众矛盾的导火索。
　　二是精英封闭造成的自我停滞。精英的封闭首先表现在精英个体与社会的自我隔绝上。许多精英在进入社会上层后，便迅速将注意力转到个人的小爱好、小乐趣和小生活上，轻易忽略掉底层社会生存的艰辛。一部分精英在通过信仰佛教、基督教等来寻求个人解脱、自我救赎时，却忘了宗教应有的怜悯和慈悲之心，没有兴趣也没有勇气去关注社会，特别是关注底层社会。
　　精英的封闭还表现在精英阶层内部的合流上。政治、经济、知识精英们有太多的渠道进行公开的聚会。但在这样的聚会中，许多精英不是超越自身利益发出正义的声音，推动社会的进步，而是忙于各类关系网的搭建以谋取自己的个人利益。此外，还有大量若隐若现的各类会所，成为各界精英私下聚会、相互沟通、维护现有精英共治格局的平台。精英阶层的封闭一方面使自身更加狭隘，另一方面也阻止了中下层优秀分子的进入。一个缺少自我更新的阶层必然会腐化堕落，同样也很难得到大众认同。
　　三是精英逃避引发的社会溃败。精英阶层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样也从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了最大收益，因此精英阶层有义务比一般公众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在许多精英身上，看不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更看不到古代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很多精英只安于在现行体制下维护自己的地位，不能把自身价值融入到社会共同价值之中，不能勇敢地担负起推动社会进步的重担，有的甚至本身成了社会堕落的源头。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精英们有了更多辗转腾挪的空间，同时也为自己的逃避找到了更多借口和退路。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精英或者其家人往外移民。
　　精英责任感的缺失虽然没对大众造成直接伤害，但由于掌握资源精英的逃避，社会的完善和进步变得更为困难，也因此加剧了社会溃败。
　　拯救：不做甘地，至少要承担责任
　　对正在急剧转型的中国而言，精英阶层面临的困境其实也是整个国家面临的困境。如何实现精英阶层的拯救同样是一个国家和社会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是精英的自省与自救。自省与自救是精英阶层主动消弭社会鸿沟、重建社会信任的努力，是一种自我完善。许多布衣都能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衣食无忧的精英如果还紧抱住功利主义不放，忘记理想与使命，有负精英的身份。 　　这绝非忽视制度、仅仅指望人性的虚言。就个体而言，精英的自救非常普遍。比如，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在名满天下后，并没有沉醉于自满与骄傲之中，而是无情地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对自我进行修正。他给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我绝不相信，一个迫使女仆给他端尿壶的人会真诚地抱有基督教的、哲学的和人道的信念。”这也成了他从思想和行动上实践人道主义的最好宣言。
　　虽然每个社会都渴望能出现如甘地这样的圣徒，不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精英自救来说，并不是要精英完全舍弃自身的利益，需要的只是精英能超越自身的利益，更多地承担起应该肩负的责任。
　　二是精英阶层的分化与重整。虽然精英阶层内部总体有封闭迹象。但精英阶层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比如都是经济精英，凭借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发展起来的经济精英，与依靠垄断和权力致富的经济精英，就有难以避免的冲突。政治精英中，也会因不同的政治主张产生分歧。
　　精英阶层的分化既有利益的原因，但更主要是精英品质的差异。在当前中国，精英品质首先在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更进一步的是坚持底层立场，把争取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体现。
　　目前，虽然精英阶层中具有精英品质者并不占优势，但精英阶层内部的这种分化为精英阶层的重整埋下了伏笔。随着社会力量的壮大，以及精英阶层内部力量的变化，精英阶层对社会的主导有可能出现新转折，从而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三是社会对精英阶层的监督和制约。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同样，绝对的精英主导也会导致社会绝对的衰败。对精英阶层进行制约是世界难题。因为他们掌握着主要的社会资源，本能地会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精英的制约不可能实现，或者说对精英的制约只能用革命这一终极方式来实现。
　　对精英阶层的制约，是精英阶层内部有识之士与民众共同努力实现的制约，是包括对推动制约的精英在内的整个精英阶层的制约。要实现对精英阶层的制约，首先需要的是大众的联合。
　　目前，相对于精英阶层的合流而言，平民阶层的各种联合体非常有限。平民人数虽然众多，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联合，在面对强势的精英阶层时往往很难做出有力的回应。因此，平民阶层要摆脱“乌合之众”命运，发出各种联合体的声音，就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联合。
　　在监督和制约的范围上，民众对精英阶层的监督和制约要从关注个人利益逐步扩展到关注公共利益上。
　　近年来，在民众自身努力和部分有良知精英的呼吁下，某些领域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了捍卫。客观来说，民众争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与精英阶层自身的利益没有很大的冲突，因此没有引起精英阶层的整体反弹。公共利益是包括大众和精英共同的利益，在公共利益有限的情况下，民众容易和精英阶层发生冲突，特别是容易受到通过侵害公共利益获取自身利益的精英的阻挠。因此民众要实现对精英阶层的有效监督，不能满足于仅仅争取个人的正当利益，还应该更多地投入到维护公共利益上。
　　在监督和制约的方式上，民众对精英阶层的制约除了舆论监督，还需要制度监督。舆论监督是目前中国对精英阶层制约的主要方式。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兴起，为民众通过舆论力量制约精英阶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渠道。但要实现对精英阶层真正的监督，更需要制度的监督。这需要具有精英品质的精英与民众共同努力推动出台有效监督精英阶层的各种制度安排，比如增加选民权利的民主制度，限制权力范围与运行方式的宪政制度等等，在法律上为民众的制度化监督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