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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因地域之间的隔阂而形成的语言变体，一般所谓的方言，指的是地域方言。汉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众多的人口，分布在广阔的地域，汉语在历史上形成了多样、复杂的方言。与此相应地，汉民族文化也包含着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战争、割据所引起的社会分裂，动乱和灾荒所引起的人民的迁徙，是形成方言的常见原因。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汉语和汉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又和众多兄弟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有过接触。不同民族共处于一个地域，且相互融合，不同语言便会相互影响，各自发生变异，甚至形成新的方言，有时还会发生语言的同化。此外，山川等自然地理条件也会对方言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不论是纵向的分化还是横向的渗透，方言差异的产生，方言区域的形成都有历史的原因和文化的背景。因此，汉语方言和中国的地域文化不论在形成过程方面，还是类型特征方面，都显得特别的复杂多样。全面研究汉语方言和中国的地域文化，可以使我们对方言与文化的关系认识更深刻。
青海汉语方言属于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大抵属于中原官话的秦陇片，其中西宁、乐都、民和、循化方言又有不同，主要通行于青海东部农业区，本文所说的青海方言仅以西宁话为代表。青海汉语方言的形成和文化内涵非常复杂，对青海汉语方言的研究必须同这个地区发展的历史，同创造和使用这种方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考察。下面就青海汉语方言的特点做一些探讨，请方家指正。
一、古汉语的大量保留
任何方言都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可能在三年五载之间形成，总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得以定型。因此，现今的方言系统是历史积累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到不同历史层次的语言特点的叠置。由于青海地区独特的地理、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语言不同历史层次叠置的特点更为明显。在这些不同时期的语言叠置中，沉淀着一部地区变迁史。青海方言的形成与青海汉族的来源、变化密不可分。
青海原始居民是古羌人，后臣服于匈奴，与诸胡杂居。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汉军相继进入青海。“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寨，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后汉书·西羌传》）。随着西汉对河西的经营，汉族人成批移入河湟地区并繁衍生息。设郡、移民、屯田、修筑边塞是主要的形式。从汉武帝时起至东汉末，河湟地区的移民从未停止。魏晋南北朝吐谷浑时期，青海地区已成为东西方交通的要道。到了隋唐，青海是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辅道。这些重要的交通要道促使汉族移民不断成批进入河湟，必然带进中原文化及其语言。中原文化对青海的深远影响，无疑对青海汉语方言的形成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至今西宁方言入声中的清声字归阴平，浊声字归阳平，正符合中原官话的基本特征。
青海汉语方言中把事物达到极致的都称为“胡都”，常说“胡都大”“胡都美”“胡都坏”等等。这个词语的来历，向来以为是从民族语借得，读了李文实先生的文章《青海汉语方言试探》后，才恍然领悟，这是因古今音演变而形成的异读。“胡都”即“鄂”的叠音假借，“鄂”（古音读“都”，俗读“突”）指容盛貌，如《诗经·小雅·常棣》中“鄂不韡韡”，其读音流变为“胡都”，正与今青海方言相同。它的含义为茂盛或容盛，同现在的尽善尽美。当今青海口语中的“胡都”为副词，用到美则为尽美，用到丑则为奇丑，则两用之，并非来自其他民族语汇。古人称凌晨为“侵早”，杜甫诗“天子朝侵早”，贾岛诗“门尝侵早开”，而青海汉语方言则作“清早”，读同“侵早”。西宁人说某人有意思，善斗乐，令人发笑，常说：“那个人古着，笑死了。”“古”即“滑稽”，“滑”读为“古”恰是古代读音。在青海汉语方言中，这些很古老的汉语词汇为数不少，大多是中原古语遗留。
对青海汉语方言形成影响最大的人口迁徙应该是在元末明初。明朝为建立统治秩序，根据当时形势，大量从内地移入军民。《明史·卷三》与《明太祖实录》均载有洪武五年、二十五年两次移军至包括西宁卫在内的河西十二卫之事。后来这些屯军及其家属大都定居于戍地。湟水沿岸诸地为西宁卫，卫所军丁和军户，全由江淮移入，有数万人。修于光绪七年的《巴燕戎石氏家谱》说，“初明……祖籍南京珠市巷内，……因公务来宁。”徨中县大才公社孙家窑大队东侧王氏坟荃石碑云：“原籍南京，拨户来宁。” 据《西宁府新志·艺文：清郭氏家谱》记：“明初徙居西宁”。乾隆11年(1746年)湟中花园村钟氏墓碑云：“始祖钟远声，江苏扬州江都人，为明常遇春将军部下，充任百户，于明洪武十八年随军来戍西宁。”以上这些碑记、谱蝶中的记载应是比较真实可靠的，说明大量的移民出现在明朝洪武年间。现今青海汉族居民中还广泛地流传其祖先是从南京迁来之说。
那么，这段移民史能否在青海汉语方言中得到印证呢 ？
根据张成材先生的研究，与南京话相比，青海话跟安徽话更加接近，相同处更多。因在元明时期，南京属应天府，合肥属庐州府，这两个府同属南京，也就是说元明时的南京范围是很大的。从语言的蛛丝马迹来看，青海汉族人中流传的明朝从南京珠矶巷、珠市巷、竹子巷迁来是事实，但多数人来自明代南京所属的庐州府。总之，说来自南京，从语言上得到了证实，应该说是明代的南京，而不仅仅指今日的南京市。青海东部农业区，迄今流传其祖先来自南京、苏州以及江淮一带的说法。因此，青海汉语的主要来源可以说是江淮官话。
青海人读古典小说，特别是元杂剧和明清小说时，觉得轻松亲切，会发现其中有很多青海汉语方言词。
“点扎（读‘抓’）”，在古语里有指挥、率领之意。如《西游记》十：“至次日，点扎风伯、雷公、云童、电母，直至长安城九霄云上。”西宁方言说“你把我点扎着。”这里“点扎”即有“指挥”之意，还稍含“捉弄”之感。
《金瓶梅》三十：“怪囚，失张冒势，恁唬我一跳，有要没紧，两头回来游魂哩。”其中，“怪囚”，奇怪。青海方言常说“怪囚子”，如“怪囚子，今儿阿么下通雨了。”“失张冒失”即冒冒失失，青海方言作“慌张冒失”，一字之差。
元杂剧《雁门关》二：“只为俺一时难迭办，不得已在他人眉睫间。”迭办，操办之意。这种用法与西宁方言完全一致，如“你迭办啥着，赶紧坐下了喧个。”意思是你不要忙了，快坐下聊聊。类似的说法，在元杂剧中还有很多，《西厢记》五十三：“因家下无人，事冗不能迭办，以此来的迟了。”
西宁话把棉袄叫“主腰儿”，这种说法在《水浒》《警世通言》《三侠五义》等小说里都可见到，也是承袭了古代的叫法。
这些例子说明，明初汉族大规模迁徙与青海方言形成有密切关系。历史上青海地处偏远，受高山大川阻隔，与内地交通不便，周边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客观地理环境使河湟汉族与中原文化少有联系；又加之经济文化不发达，少受重视，主观上被边缘化。各种原因使青海地区基本上处于相对闭塞状态，与中原汉语正常发展和变化不同，河湟地区汉语发展也相对落后脱节，停滞不前，使得古汉语，尤其是大量明代汉语的发音、词汇尽可能多地保存下来，以致形成今天青海方言古色古香的现状。
二、民族语言成分明显
历史上青海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至今少数民族人口还占总人口的近40%。境内世居民族除了汉族，还有回族、藏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等。多民族长期一起杂居生活，互相学习，语言也通过频繁交际而互相影响、相互渗透，“汉儿学得胡儿语”就是生动写照。大量的移民将江淮官话带到青海之后，又跟当地的西北陕甘方言、民族语言特别是藏语、撒拉语、土族语、蒙古语等融合，而后形成一种颇有特色的地方方言。该方言除保留原来江淮话的一部分语音系统、基本词汇、语法结构之外，又大量吸收一些民族语言、借词和语法结构。
在西宁方言中，有很多词汇是民族语言的借词，“曼巴”(医生)、“古录毛”(银元)、“糌粑”(炒面)、“曲拉”(奶渣)、“乔得毛”(你好)、“阿拉巴拉”(马马虎虎、凑凑合合)、“阿来”(应答之词,相当于”噢”)、“呀呀呀”(应答之词)、“乌拉子”(支差)等,这些词均来自藏语。表示惊讶之意的词“阿斯唐”来自回族的阿拉伯语。“嗍”（吮吸）、“阿蒙”（怎么样）、“麻愣”（神志不清的样子）是蒙古语的读音。有些借词像哈达、达赖、喇嘛等已经进入了民族共同语。当然，这些借词在青海汉语方言中的读音与民族语的读音并非一模一样，而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除了借词，在青海汉语方言中还出现许多类似民族语言的语法结构，例如：“你茶喝，馍馍吃”。（你喝茶，吃馍馍）类似藏语的“加统，古力扫”。“加”（茶）“统”（喝）“古力”（馍馍）“扫”（吃）
这种宾语在动词之前的句式结构，在青海汉语方言里很常见，是受藏语或是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如：
“我你们家去了”。（我去你们家了）
“这个书我的不是”。（这本书不是我的）
“阿妈我故事哈讲给”。（妈妈给我讲故事）
此外，一般方言和普通话否定词都在被修饰的状语之前，如“不仔细看，没好好听”。但在青海汉语方言里否定词在被修饰的状语之后，也是受民族语言影响，如“仔细不看，好好没听”。
“这个尕娃饭好好不吃”。（这个小孩不好好吃饭）
“你桌子胡嫑拉”。（你别胡拉桌子）
青海汉语方言的“着”字句、“倆”字句，无论在语法功能还是语音形式上，同蒙古语、撒拉语、土族语有许多相似之处，可看作是语言间的接触影响。
青海汉语方言中还有一些独特的双语合璧现象，指同一句话里汉语词与非汉语词连用。汉族跟兄弟民族交错居住的地区,这种双语合璧的现象就更多了，青海人称之为“风搅雪”，十分形象生动。比如在湟源一带就流传有“铜布、勺子、西纳哈，一口气说了三种话”的顺口溜。“铜布”是藏语“勺子”的意思,“西纳哈”是蒙古语“勺子”的意思,“勺子”是汉语。还有藏汉两个民族的人在一起对话,形成自己说话、自己注解的有趣现象。如：
汉民——你阿里去倆? （你去哪儿？）
藏民——让豆磨上去倆。（去磨坊。）
汉民——磨啥去倆? （磨啥去？）
藏民——傻马大豆磨去倆。（去磨大豆。）
“让豆”即藏语“磨房”；“傻马”即藏语“大豆”。这种现象在青海民歌“花儿”中就更多了。如：
傻马尕登的白豆儿,你看嗬圆哩么不圆?
万玛锅锅里烙馍馍,你吃嗬甜里么不甜?
“傻马”藏语，即“大豆儿”，“尕登”是汉语“尕豆”在藏语的音变，“万玛”即藏语“煮牛奶的锅儿”，“锅锅”，青海汉语方言“锅”，意思是：大豆白豆你看它们是多么的圆？在煮牛奶的锅里烙饼子，你不觉得它是甜上加甜吗？来比喻男女爱情的圆满甜蜜。这是一首汉藏语的“风搅雪花儿”。还有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合璧民歌，如回族地区的一首“花儿”：
“胡达的拨排应受哩，塞白卜要自家做哩，三岁上离娘的耶提目，董涯受活罪哩。”(“胡达”，真主；“拨排”，安排；“塞白卜”，机遇，运气；“耶提目”，孤儿；“董涯”，现实世界。)
青海汉语方言既有古汉语，还有许多民族语言成分，形成别具一格的语言特色，尤其这种“风搅雪”现象非常值得深入调查研究。它至少说明青海地区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民族语言相互接触、相互影响是频繁而持久的，这种深层次的影响对青海汉语方言来说，就表现在较多词语的借用，语音的改变和调整，乃至语法系统的一些变化上。
三、青海方言的弱势现状
一般来说，移民史比较复杂的地方，方言的整合力都比较差，结构系统比较繁杂。至于影响整合力的文化因素，从纵向方面看，多次大规模的人口变动势必带来方言层次的多次添加和多次整合；从横向方面看，受到共同语和其他方言、其他语言的多方影响，会使整合遇到阻碍，以上便是决定整合力强弱的两个基本的因素。青海地区移民史极其复杂，历史上汉族大规模移民是两次，西汉和明初，小规模移民不计其数，自古至今从未间断。加之世居少数民族众多，民族语言繁杂，纵横两方面都使得汉语方言整合困难。在本文第一、二部分所提及的青海方言的特点，之所以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叠置和混杂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说就是整合力弱的表现。
历史上青海汉语方言的弱势主要是由地域文化特点所决定的。青海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人口稀少，文化经济相对落后。因此，青海汉语方言与其他方言之间接触，与共同语通行共用时,在这两方面横向接触中，都容易受影响，受排挤，受蚕食，呈现离心型状态，而缺少对其他语言的同化力，这种弱势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解放后，新中国对边疆地区大力开发，高度重视，建设青海的外来人口急剧增多，带来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五湖四海的方言口音。在语言交流中，青海汉语方言不但对其他方言和共同语缺少同化力，而且很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断收缩。因此，关于共同语的普及，青海地区呈现了奇特的景象。
青海是移民人口比例很高的地区，各种外来方言种类繁多，并且在全国来说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但却是普通话推广比较早，普及率较高的地区。外地人到青海，明显感觉青海不排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的关系。有调查显示，在青海地区，人们对青海方言的认同度较低，普遍的心态是本地话土，好像代表落后，不如普通话好听，因而说普通话成了文明的标志。何以如此？其实，关键在于青海本地方言是弱势方言，外来方言多而散，又形不成统一力量，为了便于交流，各种语音向共同语靠近，大家折衷于共同语。反过来，由于共同语的普及，青海汉语方言的使用范围（面）和使用的频度（度）都受到了限制。
方言地区有没有方言艺术形式，其艺术水平如何，对于方言的活力也有相当的影响。相声对于北京话的传播，评弹对于苏州话的保存，越剧对于绍兴话的影响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方言艺术不但扩大了方言的艺术鉴赏，而且不断为方言加工，使它更具表现力。原来流行于青海地区的戏曲剧种“评弦”，曲艺形式“弦孝”“倒江水”（顺口溜、快板），民歌“花儿”等方言艺术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为青海汉语方言的流传起过一定作用。近几十年来，由于地方戏曲走下坡，影视事业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语文规范化的贯彻，方言最先退出文化生活。加之政治宣传和行政管理的需要，方言正逐渐退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家庭生活成了方言最后的活动空间，待到青少年掌握不好方言，普通话也带进了家庭，方言就带有残存性质了。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方言总要发生变化，但是不同的方言变化的速度很不相同。决定方言演变快慢的直接因素是方言势力的强弱，强势方言在语言接触中影响别人而不是受人影响，对共同语是抵制和抗拒的，而保留前代语言特点多，创新成分少，老中青之间差异不大，典型的是粤方言。像青海汉语方言这种弱势方言恰好是相反的情形。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老一辈人说的有些词汇已不能理解，语言的变化速度非常快。因此，青海汉语方言的逐渐萎缩成为必然，如何及时对它做些工作，是语言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1]芈一之.青海汉族的来源、变化和发展[J].青海民族研究，1996，（1）.
[2]李文实.青海方言试探[J].青海民族研究，1991，（4）.
[3]张成材.试论青海方言的形成[J].青海社会科学，1992，（1）.
[4]林有盛.西宁方言寻古[M].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
[5]贾睎儒.从青海汉语的几个方言词看语言间的接触影响[J].民族语文，1994.
（廖 贞，青海民族学院汉文系）
青海汉语方言属于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大抵属于中原官话的秦陇片，其中西宁、乐都、民和、循化方言又有不同，主要通行于青海东部农业区，本文所说的青海方言仅以西宁话为代表。青海汉语方言的形成和文化内涵非常复杂，对青海汉语方言的研究必须同这个地区发展的历史，同创造和使用这种方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考察。下面就青海汉语方言的特点做一些探讨，请方家指正。
一、古汉语的大量保留
任何方言都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可能在三年五载之间形成，总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得以定型。因此，现今的方言系统是历史积累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到不同历史层次的语言特点的叠置。由于青海地区独特的地理、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语言不同历史层次叠置的特点更为明显。在这些不同时期的语言叠置中，沉淀着一部地区变迁史。青海方言的形成与青海汉族的来源、变化密不可分。
青海原始居民是古羌人，后臣服于匈奴，与诸胡杂居。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汉军相继进入青海。“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寨，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后汉书·西羌传》）。随着西汉对河西的经营，汉族人成批移入河湟地区并繁衍生息。设郡、移民、屯田、修筑边塞是主要的形式。从汉武帝时起至东汉末，河湟地区的移民从未停止。魏晋南北朝吐谷浑时期，青海地区已成为东西方交通的要道。到了隋唐，青海是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辅道。这些重要的交通要道促使汉族移民不断成批进入河湟，必然带进中原文化及其语言。中原文化对青海的深远影响，无疑对青海汉语方言的形成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至今西宁方言入声中的清声字归阴平，浊声字归阳平，正符合中原官话的基本特征。
青海汉语方言中把事物达到极致的都称为“胡都”，常说“胡都大”“胡都美”“胡都坏”等等。这个词语的来历，向来以为是从民族语借得，读了李文实先生的文章《青海汉语方言试探》后，才恍然领悟，这是因古今音演变而形成的异读。“胡都”即“鄂”的叠音假借，“鄂”（古音读“都”，俗读“突”）指容盛貌，如《诗经·小雅·常棣》中“鄂不韡韡”，其读音流变为“胡都”，正与今青海方言相同。它的含义为茂盛或容盛，同现在的尽善尽美。当今青海口语中的“胡都”为副词，用到美则为尽美，用到丑则为奇丑，则两用之，并非来自其他民族语汇。古人称凌晨为“侵早”，杜甫诗“天子朝侵早”，贾岛诗“门尝侵早开”，而青海汉语方言则作“清早”，读同“侵早”。西宁人说某人有意思，善斗乐，令人发笑，常说：“那个人古着，笑死了。”“古”即“滑稽”，“滑”读为“古”恰是古代读音。在青海汉语方言中，这些很古老的汉语词汇为数不少，大多是中原古语遗留。
对青海汉语方言形成影响最大的人口迁徙应该是在元末明初。明朝为建立统治秩序，根据当时形势，大量从内地移入军民。《明史·卷三》与《明太祖实录》均载有洪武五年、二十五年两次移军至包括西宁卫在内的河西十二卫之事。后来这些屯军及其家属大都定居于戍地。湟水沿岸诸地为西宁卫，卫所军丁和军户，全由江淮移入，有数万人。修于光绪七年的《巴燕戎石氏家谱》说，“初明……祖籍南京珠市巷内，……因公务来宁。”徨中县大才公社孙家窑大队东侧王氏坟荃石碑云：“原籍南京，拨户来宁。” 据《西宁府新志·艺文：清郭氏家谱》记：“明初徙居西宁”。乾隆11年(1746年)湟中花园村钟氏墓碑云：“始祖钟远声，江苏扬州江都人，为明常遇春将军部下，充任百户，于明洪武十八年随军来戍西宁。”以上这些碑记、谱蝶中的记载应是比较真实可靠的，说明大量的移民出现在明朝洪武年间。现今青海汉族居民中还广泛地流传其祖先是从南京迁来之说。
那么，这段移民史能否在青海汉语方言中得到印证呢 ？
根据张成材先生的研究，与南京话相比，青海话跟安徽话更加接近，相同处更多。因在元明时期，南京属应天府，合肥属庐州府，这两个府同属南京，也就是说元明时的南京范围是很大的。从语言的蛛丝马迹来看，青海汉族人中流传的明朝从南京珠矶巷、珠市巷、竹子巷迁来是事实，但多数人来自明代南京所属的庐州府。总之，说来自南京，从语言上得到了证实，应该说是明代的南京，而不仅仅指今日的南京市。青海东部农业区，迄今流传其祖先来自南京、苏州以及江淮一带的说法。因此，青海汉语的主要来源可以说是江淮官话。
青海人读古典小说，特别是元杂剧和明清小说时，觉得轻松亲切，会发现其中有很多青海汉语方言词。
“点扎（读‘抓’）”，在古语里有指挥、率领之意。如《西游记》十：“至次日，点扎风伯、雷公、云童、电母，直至长安城九霄云上。”西宁方言说“你把我点扎着。”这里“点扎”即有“指挥”之意，还稍含“捉弄”之感。
《金瓶梅》三十：“怪囚，失张冒势，恁唬我一跳，有要没紧，两头回来游魂哩。”其中，“怪囚”，奇怪。青海方言常说“怪囚子”，如“怪囚子，今儿阿么下通雨了。”“失张冒失”即冒冒失失，青海方言作“慌张冒失”，一字之差。
元杂剧《雁门关》二：“只为俺一时难迭办，不得已在他人眉睫间。”迭办，操办之意。这种用法与西宁方言完全一致，如“你迭办啥着，赶紧坐下了喧个。”意思是你不要忙了，快坐下聊聊。类似的说法，在元杂剧中还有很多，《西厢记》五十三：“因家下无人，事冗不能迭办，以此来的迟了。”
西宁话把棉袄叫“主腰儿”，这种说法在《水浒》《警世通言》《三侠五义》等小说里都可见到，也是承袭了古代的叫法。
这些例子说明，明初汉族大规模迁徙与青海方言形成有密切关系。历史上青海地处偏远，受高山大川阻隔，与内地交通不便，周边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客观地理环境使河湟汉族与中原文化少有联系；又加之经济文化不发达，少受重视，主观上被边缘化。各种原因使青海地区基本上处于相对闭塞状态，与中原汉语正常发展和变化不同，河湟地区汉语发展也相对落后脱节，停滞不前，使得古汉语，尤其是大量明代汉语的发音、词汇尽可能多地保存下来，以致形成今天青海方言古色古香的现状。
二、民族语言成分明显
历史上青海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至今少数民族人口还占总人口的近40%。境内世居民族除了汉族，还有回族、藏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等。多民族长期一起杂居生活，互相学习，语言也通过频繁交际而互相影响、相互渗透，“汉儿学得胡儿语”就是生动写照。大量的移民将江淮官话带到青海之后，又跟当地的西北陕甘方言、民族语言特别是藏语、撒拉语、土族语、蒙古语等融合，而后形成一种颇有特色的地方方言。该方言除保留原来江淮话的一部分语音系统、基本词汇、语法结构之外，又大量吸收一些民族语言、借词和语法结构。
在西宁方言中，有很多词汇是民族语言的借词，“曼巴”(医生)、“古录毛”(银元)、“糌粑”(炒面)、“曲拉”(奶渣)、“乔得毛”(你好)、“阿拉巴拉”(马马虎虎、凑凑合合)、“阿来”(应答之词,相当于”噢”)、“呀呀呀”(应答之词)、“乌拉子”(支差)等,这些词均来自藏语。表示惊讶之意的词“阿斯唐”来自回族的阿拉伯语。“嗍”（吮吸）、“阿蒙”（怎么样）、“麻愣”（神志不清的样子）是蒙古语的读音。有些借词像哈达、达赖、喇嘛等已经进入了民族共同语。当然，这些借词在青海汉语方言中的读音与民族语的读音并非一模一样，而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除了借词，在青海汉语方言中还出现许多类似民族语言的语法结构，例如：“你茶喝，馍馍吃”。（你喝茶，吃馍馍）类似藏语的“加统，古力扫”。“加”（茶）“统”（喝）“古力”（馍馍）“扫”（吃）
这种宾语在动词之前的句式结构，在青海汉语方言里很常见，是受藏语或是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如：
“我你们家去了”。（我去你们家了）
“这个书我的不是”。（这本书不是我的）
“阿妈我故事哈讲给”。（妈妈给我讲故事）
此外，一般方言和普通话否定词都在被修饰的状语之前，如“不仔细看，没好好听”。但在青海汉语方言里否定词在被修饰的状语之后，也是受民族语言影响，如“仔细不看，好好没听”。
“这个尕娃饭好好不吃”。（这个小孩不好好吃饭）
“你桌子胡嫑拉”。（你别胡拉桌子）
青海汉语方言的“着”字句、“倆”字句，无论在语法功能还是语音形式上，同蒙古语、撒拉语、土族语有许多相似之处，可看作是语言间的接触影响。
青海汉语方言中还有一些独特的双语合璧现象，指同一句话里汉语词与非汉语词连用。汉族跟兄弟民族交错居住的地区,这种双语合璧的现象就更多了，青海人称之为“风搅雪”，十分形象生动。比如在湟源一带就流传有“铜布、勺子、西纳哈，一口气说了三种话”的顺口溜。“铜布”是藏语“勺子”的意思,“西纳哈”是蒙古语“勺子”的意思,“勺子”是汉语。还有藏汉两个民族的人在一起对话,形成自己说话、自己注解的有趣现象。如：
汉民——你阿里去倆? （你去哪儿？）
藏民——让豆磨上去倆。（去磨坊。）
汉民——磨啥去倆? （磨啥去？）
藏民——傻马大豆磨去倆。（去磨大豆。）
“让豆”即藏语“磨房”；“傻马”即藏语“大豆”。这种现象在青海民歌“花儿”中就更多了。如：
傻马尕登的白豆儿,你看嗬圆哩么不圆?
万玛锅锅里烙馍馍,你吃嗬甜里么不甜?
“傻马”藏语，即“大豆儿”，“尕登”是汉语“尕豆”在藏语的音变，“万玛”即藏语“煮牛奶的锅儿”，“锅锅”，青海汉语方言“锅”，意思是：大豆白豆你看它们是多么的圆？在煮牛奶的锅里烙饼子，你不觉得它是甜上加甜吗？来比喻男女爱情的圆满甜蜜。这是一首汉藏语的“风搅雪花儿”。还有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合璧民歌，如回族地区的一首“花儿”：
“胡达的拨排应受哩，塞白卜要自家做哩，三岁上离娘的耶提目，董涯受活罪哩。”(“胡达”，真主；“拨排”，安排；“塞白卜”，机遇，运气；“耶提目”，孤儿；“董涯”，现实世界。)
青海汉语方言既有古汉语，还有许多民族语言成分，形成别具一格的语言特色，尤其这种“风搅雪”现象非常值得深入调查研究。它至少说明青海地区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民族语言相互接触、相互影响是频繁而持久的，这种深层次的影响对青海汉语方言来说，就表现在较多词语的借用，语音的改变和调整，乃至语法系统的一些变化上。
三、青海方言的弱势现状
一般来说，移民史比较复杂的地方，方言的整合力都比较差，结构系统比较繁杂。至于影响整合力的文化因素，从纵向方面看，多次大规模的人口变动势必带来方言层次的多次添加和多次整合；从横向方面看，受到共同语和其他方言、其他语言的多方影响，会使整合遇到阻碍，以上便是决定整合力强弱的两个基本的因素。青海地区移民史极其复杂，历史上汉族大规模移民是两次，西汉和明初，小规模移民不计其数，自古至今从未间断。加之世居少数民族众多，民族语言繁杂，纵横两方面都使得汉语方言整合困难。在本文第一、二部分所提及的青海方言的特点，之所以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叠置和混杂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说就是整合力弱的表现。
历史上青海汉语方言的弱势主要是由地域文化特点所决定的。青海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人口稀少，文化经济相对落后。因此，青海汉语方言与其他方言之间接触，与共同语通行共用时,在这两方面横向接触中，都容易受影响，受排挤，受蚕食，呈现离心型状态，而缺少对其他语言的同化力，这种弱势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解放后，新中国对边疆地区大力开发，高度重视，建设青海的外来人口急剧增多，带来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五湖四海的方言口音。在语言交流中，青海汉语方言不但对其他方言和共同语缺少同化力，而且很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断收缩。因此，关于共同语的普及，青海地区呈现了奇特的景象。
青海是移民人口比例很高的地区，各种外来方言种类繁多，并且在全国来说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但却是普通话推广比较早，普及率较高的地区。外地人到青海，明显感觉青海不排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的关系。有调查显示，在青海地区，人们对青海方言的认同度较低，普遍的心态是本地话土，好像代表落后，不如普通话好听，因而说普通话成了文明的标志。何以如此？其实，关键在于青海本地方言是弱势方言，外来方言多而散，又形不成统一力量，为了便于交流，各种语音向共同语靠近，大家折衷于共同语。反过来，由于共同语的普及，青海汉语方言的使用范围（面）和使用的频度（度）都受到了限制。
方言地区有没有方言艺术形式，其艺术水平如何，对于方言的活力也有相当的影响。相声对于北京话的传播，评弹对于苏州话的保存，越剧对于绍兴话的影响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方言艺术不但扩大了方言的艺术鉴赏，而且不断为方言加工，使它更具表现力。原来流行于青海地区的戏曲剧种“评弦”，曲艺形式“弦孝”“倒江水”（顺口溜、快板），民歌“花儿”等方言艺术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为青海汉语方言的流传起过一定作用。近几十年来，由于地方戏曲走下坡，影视事业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语文规范化的贯彻，方言最先退出文化生活。加之政治宣传和行政管理的需要，方言正逐渐退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家庭生活成了方言最后的活动空间，待到青少年掌握不好方言，普通话也带进了家庭，方言就带有残存性质了。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方言总要发生变化，但是不同的方言变化的速度很不相同。决定方言演变快慢的直接因素是方言势力的强弱，强势方言在语言接触中影响别人而不是受人影响，对共同语是抵制和抗拒的，而保留前代语言特点多，创新成分少，老中青之间差异不大，典型的是粤方言。像青海汉语方言这种弱势方言恰好是相反的情形。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老一辈人说的有些词汇已不能理解，语言的变化速度非常快。因此，青海汉语方言的逐渐萎缩成为必然，如何及时对它做些工作，是语言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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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 贞，青海民族学院汉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