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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助Dow和Karunaratna关于心理距离的多维度指标体系和跨国数据，通过改进Kought和Singh提出的指数构造方法，构造具有时变性和方向性的心理距离指标，并利用10个国家问双边FDI的实际数据，使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对心理距离作用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心理距离对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启示各国应在语言、宗教信仰、文化、受教育程度、产业发展程度等方面加强彼此间的交流与了解，从而缩小心理距离，促进FDI发展，进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与全球化进程。
关键词：心理距离;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9）02-0094-06
DOI：10.3969/j.issn.1005-6378.2 019.02.014
近几年来，对外直接投资（ FDI）增长速度很快，甚至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FDI已成为推动一个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FDI渐渐承担起将各国经济运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重要角色，从而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然而，全球FDI在金融危机之后增长乏力，从2009-2015年，全球FDI呈现出震荡式上升的趋势，于2015年达到峰值，增速高达38%，而2017年呈现出大幅回落的状态。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8》指出，2017年全球FDI总额下降到1.43万亿美元，降幅为23%。这一趋势与同期的全球GDP及国际贸易的增长加快，形成强烈的反差。从全球FDI的具体流向分析，首先，仅有7120亿美元的FDI流向发达经济体，同比下降了37%;其次，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额为6710亿美元，与去年基本保持一致;另外，对转型经济体的投资总额为470亿美元，同比降幅为27%。与此同时，着眼于全球FDI投资源头，发达经济体仍然扮演着全球FDI的主要投资者，而发展中经济体的FDI降低了6个百分点。
那么，对各个国家或地区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都有什么？影响几何？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要素有哪些异同？影响程度又有何异同？众多学者针对FDI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地理距离、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的资源禀赋、税率、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质量等都对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相关研究也涉及东道国与母国间的文化距离，以及两者是否具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宗教信仰等社会环境因素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然而，相较于对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等影响FDI区位选择各因素的分析与考证，关于东道国与母国社会环境差异对FDI区位选择影响的研究尚不充分。这也恰恰是本文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文献述评
FDI作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由于FDI最早始于发达国家，因而，早期关于FDI的理论都是从发达经济体人手，研究企业FDI行为，如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等。伴随着发展中经济体FDI规模的日益扩大，针对发展中经济体FDI行为的理论也日益丰富，如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投资发展阶段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等。
然而，以上理论仅仅从经济方面对FDI行为进行研究。随着政治制度、政治风险、政府治理等制度因素，以及国家间的制度距离在国际经贸合作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诺斯提出“制度启动贸易”命题后，学者们开始从国家政治制度[1-2]或国与国之间的制度差别[3]中寻找FDI区位选择的内部原因。
同时，相关研究也逐渐涉及基于语言、宗教信仰、文化[4-5]等社會环境视角阐释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事实上，早在19世纪之初已经有学者意识到贸易伙伴国在语言、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相似或熟悉程度是决定相互间贸易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受到可得数据的限制，其后的实证研究多单独针对社会环境的某个层面进行实证检验，并且，除文化距离外的实证研究，只能选用二值变量来刻画东道国与母国间是否具有相同的社会环境，无法更科学地衡量相互间的具体差异程度，以及差异的方向性和时变性。
近年来，得益于Inglchart[6-7]等的研究，对相关指标的构建和全球调研项目的成果以及计量方法的发展，使得实证检验心理距离对国际经贸合作的影响成为可能，并且涌现出了大量基于跨国宏观数据或单个国家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对心理距离作用于国际贸易流向的影响进行考证[8]。但目前鲜少有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对心理距离作用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也没有涉及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
事实上，FDI不同于国际贸易只是通过产品或服务的跨国交易使得贸易国在各自独立运行的宏观经济基础上增加外部联系，而是通过要素流动和资源整合将母国与东道国各自独立的宏观经济融合为相互协作、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9-12]，因而，我们认为FDI区位选择更易受到东道国与母国间心理距离的影响。
因此，本文在Uppsala大学研究者界定的心理距离概念基础上，借助Dow和Karunaratna关于心理距离的多维度指标体系和跨国数据，通过改进的KSI指数构造法[13]构造具有时变性和方向性的心理距离指标，并利用40个国家两两间（780个国家对）FDI的实际数据，运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对心理距离作用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一方面，有助于指导一国作为母国更好地促进企业“走出去”，同时，有助于指导一国作为东道国更好地吸引FDI流入，以此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通过借鉴其他国家FDI经验，指导中国更好地“走出去”与“引进来”，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化进程注入活力。
一、心理距离的内涵与衡量指标 （一）心理距离的内涵
20世纪70年代，Uppsala大学的研究者第一次针对心理距离进行了正式的界定，即扰乱或阻止企业决策者接收市场信息的相关要素的集合，相关因素涉及语言、价值观、宗教信仰、文化、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并将上述诸因素在不同主体间的差异视为心理距离的维度[14]。
这是学术界最早的关于心理距离的正式定义，被称为心理距离“因素说”，在学术界被多数学者所认可;但直至最近，仍有研究对其提出质疑，认为应该将其理解成决策者对国家间相关因素差异的感知更为恰当，因为心理距离是经由决策者的觉察，从而驱使决策者的行为，进而对国际经贸合作产生影响[15]，可以称其为心理距离“感知说”。心理距离“感知说”是对“因素说”最有挑战的一种内涵界定。
由于研究者对心理距离的内涵界定存在争议，导致对心理距离的衡量与测定也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支持心理距离“感知说”的学者倾向于从微观个体层面测定心理距离，认为应该通过调研国际投资决策者的感知来获取心理距离的国别数据，但这一想法在实践中很难实现，因为投资决策者自身性格、经历、受教育程度、年龄等诸多因素都会对他们关于心理距离的感知产生系统性影响，从而导致通过这种方法测定的心理距离具有非同质性和不稳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术界对“感知说”的认可程度。
支持心理距离“因素说”的学者认为，从宏观层面对心理距离各要素进行测量并将其作为心理距离的二级指标，再通过一定方法将各二级指标合成心理距离，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因而，更多的学者开始接受心理距离“因素说”。与此同时，逐渐形成了关于心理距离界定的“综合观”，认为“因素说”所包含的一系列因素正是“感知说”所指的形成决策者感知的驱动因素。并且，“综合观”支持从宏观层面对心理距离各要素进行测量并将其作为心理距离的二级指标，进而通过一定方法将其合成心理距离指标数据。事实上，学术界普遍认为的“综合观”只是在文字表述上融合了“感知说”的观点，本质上仍属于“因素说”，因此，本文采用心理距离的“因素说”对其内涵进行界定。
（二）心理距离的衡量指标
关于心理距离的衡量指标，我们采用Dow和Karunaratna的衡量指标和数据。Dow和Karunaratna根据构成心理距离各维度的因素，建立了心理距离的指标体系，具体包括语言差异（LANDij，t）、宗教信仰差异（RELDij，t）、文化差异（CULDij，t）、受教育程度差异（EDUDij，t）、产业发展程度差异（UDSij，t）等方面的要素。
其中，Hofstede①提供了文化差异的次级指标体系与相应的基础数据，在此基础上，我们借助KSI法构造文化差异指标：
并且，Dow和Karunaratna对语言差异、宗教信仰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产业发展程度差异等方面的要素分别构建了包含3个、3个、3个和10个子指标的次级指标体系，并对120个国家两两间（14280个国家对）各维度子指标进行打分①。我们在其公布各维度子指标数据基础上，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得到样本国家间心理距离各维度的差异值[16]。
基于心理距离5个要素的差异值，我们借鉴刘洪铎[17]、杨达[18]等的处理方法，对KSI法进行改进，构建心理距离指标：
（2）其中，PSDij，t表示t年i国与j国之间在第t年的心理距离;PSDij，t表示i国与j国之间的在第k个要素上心理距离的差异值;PSDVij，k是心理距离第k个要素差异值的方差;Tij，t表示j国与j国在t年时已建交的年数。
三、心理距离对FDI区位选择影响的实证检验
东道国与母国在语言、宗教信仰、文化、受教育程度、产业发展程度等方面的相似程度或熟悉程度影响着母国企业FDI区位选择中所权衡的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議价成本、决策成本等多方面的交易成本，并对企业在海外的生产、经营等环节产生影响。相关因素的差异不仅影响着彼此间的沟通与协作，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员工之间或管理人员与员工之间产生误解的可能性，同时也影响个体间对管理方式、技术学习等方面的理解和接受状况;更重要的，相关因素的差异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国民众的习惯做法、社会习俗、伦理道德等。因此，心理距离在上述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预期将对FDI区位选择产生显著的影响，本文借助跨国面板数据对心理距离作用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一）样本国家
样本时间跨度为2001 2012年，选取40个国家两两间（780个国家对）的FDI数据为样本，40个样本国家中包含23个发达国家和1 7个发展中国家，具体见表1②
（二）模型、变量与数据来源
根据本文欲解决的核心问题和已有研究，我们在经典的FDI引力模型基础上，引入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心理距离、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东道国的税率、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质量、东道国与母国间的地理距离。同时，使用系统GMM估计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国家i对国家j（国家i为母国，国家j为东道国）的FDI净额（FDIij），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并按照2001年不变美元价格进行折算。对数据的观察发现，2001-2012年40个样本国家两两间的FDI并不连续，FDI存在零值和负值的情况。目前多数研究采取直接剔除这些数据或国家的方法，这种处理方法虽然简单，但存在损失样本量、遗漏重要信息，从而可能造成有偏估计的弊端，因此，本文根据Buss和Hcfcker[19]给出的处理方法，将变量变形为
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名称、含义与数据来源，如表2所示。
在此基础上，本文设定了心理距离作用于FDI区位选择的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ujt和Vjt分别表示时间和截面固定效应，借以控制被模型忽略的时间层面上和国家间的其他相关因素，εij，t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防止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值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到模型中，并采用系统GJMM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全样本估计结果如表3列（1）-（2）所示。进一步地，考虑到不同类型国家的国情可能不同，有可能对模型估计结果造成影响，我们根据IFM《世界经济展望》的分类，将样本国家分为发达国家样本组和发展中国家样本组②，并进行分样本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列（3）-（6）所示。
从表3所示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首先，系统GMM估计结果显示，Arcllano-Bond AR （1）检验ρ值在各样本下均小于0.05，AR（2）检验ρ值在各样本下均大于0.5（最小为0.508 3），说明基于全样本和不同子样本的回归中，εij，t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阶白相关，且不存在二阶白相关;同时，过度识别检验（Sargan-Flanscn检验）声值在各样本下均为1，不应拒绝原假设，因而，说明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的处理方法是有效的，并且，采用系统GMM回归是科学的。其次，关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心理距离在全样本和按国家类型划分的子样本中，其系数的估计结果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基于不同样本的系数估计值都为负，绝对值大小介于0.295～0.374之间，说明心理距离是影响样本国家FDI区位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缩小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心理距离不仅有利于一国作为东道国吸引来自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同时也有利于一国作为母国促进本国对境外的直接投资。此外，子样本估计结果还表明东道国与母国间的心理距离程度对发展中国家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强于对发达国家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再次，对于其他解释变量，第一，在全样本和各子样本估计下，地理距离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负，说明就目前情况来看，地理距离仍对样本国家FDI的区位选择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从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大小来看，各样本下地理距离的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大小均小于心理距离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大小，说明地理距离对样本国家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小于心理距离的影响。第二，各个样本对母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都显著为正，意味着母国经济增长可以有效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第三，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资源禀赋两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在各样本下均显著为正，说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优势是吸引来自境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时也说明了样本国家的FDI行为具有获取市场和资源的动机。第四，被解释变量滞后值的系数估计值在全样本和分国家类型的子样本中均显著为正，说明各样本国家FDI区位选择会受到前期选择的影响，具有惯性特征。第五，东道国的企业税率系数估计值在各样本下均显著为负，说明现阶段样本国家的FDI行为仍有避税的动机，东道国的税收负担是影响样本国家FDI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第六，关于东道国经济制度质量和政治制度质量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在全样本中，其系数的估计值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他们的系数预测值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他们的系数预测值都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但是估计值分别为0.067、0.003，这一数值明显小于相应的发达国家的系数，这说明发达国家更倾向于选择东道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质量更好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东道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质量虽然在统计上对发展中国家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明显弱于其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发达国家FDI区位选择较为成熟和理性。
四、结论与启示
对FDI区位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既有利于指导一国作为母国更好地促进企业“走出去”，有利于指导一国作为东道国更好地吸引FDI流入，以此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与全球化进程。同时，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我们发现，目前关于FDI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东道国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以及东道国与母国在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上的差异等视角，针对东道国社会环境及其与母国在社会环境层面差异的研究相对较薄弱。因此，本文在Uppsala大学研究者界定的心理距离概念基础上，借助Dow和Karunaratna关于心理距离的多维度指标体系和跨国数据，通过改进Kought和Singh提出的KSI法构造具有时变性和方向性的心理距离指标，并利用40个国家两两间（780个国家对）FDI的实际数据，运用扩展的FDI引力模型，研究由语言、宗教信仰、文化、受教育程度、产业发展程度差异等要素综合而成的心理距离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科学准确地评估东道国与母国间的社会环境的不同对母国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语言、宗教信仰、文化、受教育程度和产业发展程度差异构成的心理距离对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一国在经济增长、资源禀赋、税率、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质量方面的优势，也对一国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影響。
本文的研究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有着重要的启示。第一，沿线国家应在语言、宗教信仰、文化、受教育程度、产业发展程度等方面增进交流与了解，从而缩小心理距离，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版图横跨亚欧非三大洲，沿线不仅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同时有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欧洲文明等多种文明和上百种语言并存，且沿线上部分国家属于多宗教、多民族聚集区域，并且，沿线国家分别处于前工业化、工业化前期、中期、后期与后工业化等多种不同阶段，国家或地区间心理距离大且程度各异不言而喻。因此，中国在积极践行“走_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中，应着力在语言、宗教信仰、文化、受教育程度、产业发展程度等方面加强与沿线国家间的相互交流和了解，进而缩小彼此间的心理距离，这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同时也有助于沿线国家更好地吸收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第二，沿线各国也应积极从经济增长、税率、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质量等方面来改善自身的投资环境，从而更好地吸引来自境外的直接投资，以此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与全球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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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理距离;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9）02-0094-06
DOI：10.3969/j.issn.1005-6378.2 019.02.014
近几年来，对外直接投资（ FDI）增长速度很快，甚至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FDI已成为推动一个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FDI渐渐承担起将各国经济运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重要角色，从而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然而，全球FDI在金融危机之后增长乏力，从2009-2015年，全球FDI呈现出震荡式上升的趋势，于2015年达到峰值，增速高达38%，而2017年呈现出大幅回落的状态。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8》指出，2017年全球FDI总额下降到1.43万亿美元，降幅为23%。这一趋势与同期的全球GDP及国际贸易的增长加快，形成强烈的反差。从全球FDI的具体流向分析，首先，仅有7120亿美元的FDI流向发达经济体，同比下降了37%;其次，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额为6710亿美元，与去年基本保持一致;另外，对转型经济体的投资总额为470亿美元，同比降幅为27%。与此同时，着眼于全球FDI投资源头，发达经济体仍然扮演着全球FDI的主要投资者，而发展中经济体的FDI降低了6个百分点。
那么，对各个国家或地区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都有什么？影响几何？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要素有哪些异同？影响程度又有何异同？众多学者针对FDI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地理距离、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的资源禀赋、税率、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质量等都对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相关研究也涉及东道国与母国间的文化距离，以及两者是否具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宗教信仰等社会环境因素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然而，相较于对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等影响FDI区位选择各因素的分析与考证，关于东道国与母国社会环境差异对FDI区位选择影响的研究尚不充分。这也恰恰是本文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文献述评
FDI作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由于FDI最早始于发达国家，因而，早期关于FDI的理论都是从发达经济体人手，研究企业FDI行为，如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等。伴随着发展中经济体FDI规模的日益扩大，针对发展中经济体FDI行为的理论也日益丰富，如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投资发展阶段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等。
然而，以上理论仅仅从经济方面对FDI行为进行研究。随着政治制度、政治风险、政府治理等制度因素，以及国家间的制度距离在国际经贸合作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诺斯提出“制度启动贸易”命题后，学者们开始从国家政治制度[1-2]或国与国之间的制度差别[3]中寻找FDI区位选择的内部原因。
同时，相关研究也逐渐涉及基于语言、宗教信仰、文化[4-5]等社會环境视角阐释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事实上，早在19世纪之初已经有学者意识到贸易伙伴国在语言、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相似或熟悉程度是决定相互间贸易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受到可得数据的限制，其后的实证研究多单独针对社会环境的某个层面进行实证检验，并且，除文化距离外的实证研究，只能选用二值变量来刻画东道国与母国间是否具有相同的社会环境，无法更科学地衡量相互间的具体差异程度，以及差异的方向性和时变性。
近年来，得益于Inglchart[6-7]等的研究，对相关指标的构建和全球调研项目的成果以及计量方法的发展，使得实证检验心理距离对国际经贸合作的影响成为可能，并且涌现出了大量基于跨国宏观数据或单个国家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对心理距离作用于国际贸易流向的影响进行考证[8]。但目前鲜少有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对心理距离作用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也没有涉及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
事实上，FDI不同于国际贸易只是通过产品或服务的跨国交易使得贸易国在各自独立运行的宏观经济基础上增加外部联系，而是通过要素流动和资源整合将母国与东道国各自独立的宏观经济融合为相互协作、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9-12]，因而，我们认为FDI区位选择更易受到东道国与母国间心理距离的影响。
因此，本文在Uppsala大学研究者界定的心理距离概念基础上，借助Dow和Karunaratna关于心理距离的多维度指标体系和跨国数据，通过改进的KSI指数构造法[13]构造具有时变性和方向性的心理距离指标，并利用40个国家两两间（780个国家对）FDI的实际数据，运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对心理距离作用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一方面，有助于指导一国作为母国更好地促进企业“走出去”，同时，有助于指导一国作为东道国更好地吸引FDI流入，以此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通过借鉴其他国家FDI经验，指导中国更好地“走出去”与“引进来”，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化进程注入活力。
一、心理距离的内涵与衡量指标 （一）心理距离的内涵
20世纪70年代，Uppsala大学的研究者第一次针对心理距离进行了正式的界定，即扰乱或阻止企业决策者接收市场信息的相关要素的集合，相关因素涉及语言、价值观、宗教信仰、文化、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并将上述诸因素在不同主体间的差异视为心理距离的维度[14]。
这是学术界最早的关于心理距离的正式定义，被称为心理距离“因素说”，在学术界被多数学者所认可;但直至最近，仍有研究对其提出质疑，认为应该将其理解成决策者对国家间相关因素差异的感知更为恰当，因为心理距离是经由决策者的觉察，从而驱使决策者的行为，进而对国际经贸合作产生影响[15]，可以称其为心理距离“感知说”。心理距离“感知说”是对“因素说”最有挑战的一种内涵界定。
由于研究者对心理距离的内涵界定存在争议，导致对心理距离的衡量与测定也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支持心理距离“感知说”的学者倾向于从微观个体层面测定心理距离，认为应该通过调研国际投资决策者的感知来获取心理距离的国别数据，但这一想法在实践中很难实现，因为投资决策者自身性格、经历、受教育程度、年龄等诸多因素都会对他们关于心理距离的感知产生系统性影响，从而导致通过这种方法测定的心理距离具有非同质性和不稳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术界对“感知说”的认可程度。
支持心理距离“因素说”的学者认为，从宏观层面对心理距离各要素进行测量并将其作为心理距离的二级指标，再通过一定方法将各二级指标合成心理距离，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因而，更多的学者开始接受心理距离“因素说”。与此同时，逐渐形成了关于心理距离界定的“综合观”，认为“因素说”所包含的一系列因素正是“感知说”所指的形成决策者感知的驱动因素。并且，“综合观”支持从宏观层面对心理距离各要素进行测量并将其作为心理距离的二级指标，进而通过一定方法将其合成心理距离指标数据。事实上，学术界普遍认为的“综合观”只是在文字表述上融合了“感知说”的观点，本质上仍属于“因素说”，因此，本文采用心理距离的“因素说”对其内涵进行界定。
（二）心理距离的衡量指标
关于心理距离的衡量指标，我们采用Dow和Karunaratna的衡量指标和数据。Dow和Karunaratna根据构成心理距离各维度的因素，建立了心理距离的指标体系，具体包括语言差异（LANDij，t）、宗教信仰差异（RELDij，t）、文化差异（CULDij，t）、受教育程度差异（EDUDij，t）、产业发展程度差异（UDSij，t）等方面的要素。
其中，Hofstede①提供了文化差异的次级指标体系与相应的基础数据，在此基础上，我们借助KSI法构造文化差异指标：
并且，Dow和Karunaratna对语言差异、宗教信仰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产业发展程度差异等方面的要素分别构建了包含3个、3个、3个和10个子指标的次级指标体系，并对120个国家两两间（14280个国家对）各维度子指标进行打分①。我们在其公布各维度子指标数据基础上，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得到样本国家间心理距离各维度的差异值[16]。
基于心理距离5个要素的差异值，我们借鉴刘洪铎[17]、杨达[18]等的处理方法，对KSI法进行改进，构建心理距离指标：
（2）其中，PSDij，t表示t年i国与j国之间在第t年的心理距离;PSDij，t表示i国与j国之间的在第k个要素上心理距离的差异值;PSDVij，k是心理距离第k个要素差异值的方差;Tij，t表示j国与j国在t年时已建交的年数。
三、心理距离对FDI区位选择影响的实证检验
东道国与母国在语言、宗教信仰、文化、受教育程度、产业发展程度等方面的相似程度或熟悉程度影响着母国企业FDI区位选择中所权衡的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議价成本、决策成本等多方面的交易成本，并对企业在海外的生产、经营等环节产生影响。相关因素的差异不仅影响着彼此间的沟通与协作，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员工之间或管理人员与员工之间产生误解的可能性，同时也影响个体间对管理方式、技术学习等方面的理解和接受状况;更重要的，相关因素的差异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国民众的习惯做法、社会习俗、伦理道德等。因此，心理距离在上述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预期将对FDI区位选择产生显著的影响，本文借助跨国面板数据对心理距离作用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一）样本国家
样本时间跨度为2001 2012年，选取40个国家两两间（780个国家对）的FDI数据为样本，40个样本国家中包含23个发达国家和1 7个发展中国家，具体见表1②
（二）模型、变量与数据来源
根据本文欲解决的核心问题和已有研究，我们在经典的FDI引力模型基础上，引入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心理距离、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东道国的税率、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质量、东道国与母国间的地理距离。同时，使用系统GMM估计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国家i对国家j（国家i为母国，国家j为东道国）的FDI净额（FDIij），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并按照2001年不变美元价格进行折算。对数据的观察发现，2001-2012年40个样本国家两两间的FDI并不连续，FDI存在零值和负值的情况。目前多数研究采取直接剔除这些数据或国家的方法，这种处理方法虽然简单，但存在损失样本量、遗漏重要信息，从而可能造成有偏估计的弊端，因此，本文根据Buss和Hcfcker[19]给出的处理方法，将变量变形为
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名称、含义与数据来源，如表2所示。
在此基础上，本文设定了心理距离作用于FDI区位选择的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ujt和Vjt分别表示时间和截面固定效应，借以控制被模型忽略的时间层面上和国家间的其他相关因素，εij，t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防止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值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到模型中，并采用系统GJMM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全样本估计结果如表3列（1）-（2）所示。进一步地，考虑到不同类型国家的国情可能不同，有可能对模型估计结果造成影响，我们根据IFM《世界经济展望》的分类，将样本国家分为发达国家样本组和发展中国家样本组②，并进行分样本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列（3）-（6）所示。
从表3所示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首先，系统GMM估计结果显示，Arcllano-Bond AR （1）检验ρ值在各样本下均小于0.05，AR（2）检验ρ值在各样本下均大于0.5（最小为0.508 3），说明基于全样本和不同子样本的回归中，εij，t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阶白相关，且不存在二阶白相关;同时，过度识别检验（Sargan-Flanscn检验）声值在各样本下均为1，不应拒绝原假设，因而，说明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的处理方法是有效的，并且，采用系统GMM回归是科学的。其次，关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心理距离在全样本和按国家类型划分的子样本中，其系数的估计结果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基于不同样本的系数估计值都为负，绝对值大小介于0.295～0.374之间，说明心理距离是影响样本国家FDI区位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缩小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心理距离不仅有利于一国作为东道国吸引来自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同时也有利于一国作为母国促进本国对境外的直接投资。此外，子样本估计结果还表明东道国与母国间的心理距离程度对发展中国家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强于对发达国家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再次，对于其他解释变量，第一，在全样本和各子样本估计下，地理距离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负，说明就目前情况来看，地理距离仍对样本国家FDI的区位选择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从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大小来看，各样本下地理距离的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大小均小于心理距离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大小，说明地理距离对样本国家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小于心理距离的影响。第二，各个样本对母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都显著为正，意味着母国经济增长可以有效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第三，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资源禀赋两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在各样本下均显著为正，说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优势是吸引来自境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时也说明了样本国家的FDI行为具有获取市场和资源的动机。第四，被解释变量滞后值的系数估计值在全样本和分国家类型的子样本中均显著为正，说明各样本国家FDI区位选择会受到前期选择的影响，具有惯性特征。第五，东道国的企业税率系数估计值在各样本下均显著为负，说明现阶段样本国家的FDI行为仍有避税的动机，东道国的税收负担是影响样本国家FDI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第六，关于东道国经济制度质量和政治制度质量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在全样本中，其系数的估计值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他们的系数预测值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他们的系数预测值都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但是估计值分别为0.067、0.003，这一数值明显小于相应的发达国家的系数，这说明发达国家更倾向于选择东道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质量更好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东道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质量虽然在统计上对发展中国家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明显弱于其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发达国家FDI区位选择较为成熟和理性。
四、结论与启示
对FDI区位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既有利于指导一国作为母国更好地促进企业“走出去”，有利于指导一国作为东道国更好地吸引FDI流入，以此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与全球化进程。同时，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我们发现，目前关于FDI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东道国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以及东道国与母国在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上的差异等视角，针对东道国社会环境及其与母国在社会环境层面差异的研究相对较薄弱。因此，本文在Uppsala大学研究者界定的心理距离概念基础上，借助Dow和Karunaratna关于心理距离的多维度指标体系和跨国数据，通过改进Kought和Singh提出的KSI法构造具有时变性和方向性的心理距离指标，并利用40个国家两两间（780个国家对）FDI的实际数据，运用扩展的FDI引力模型，研究由语言、宗教信仰、文化、受教育程度、产业发展程度差异等要素综合而成的心理距离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科学准确地评估东道国与母国间的社会环境的不同对母国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语言、宗教信仰、文化、受教育程度和产业发展程度差异构成的心理距离对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一国在经济增长、资源禀赋、税率、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质量方面的优势，也对一国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影響。
本文的研究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有着重要的启示。第一，沿线国家应在语言、宗教信仰、文化、受教育程度、产业发展程度等方面增进交流与了解，从而缩小心理距离，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版图横跨亚欧非三大洲，沿线不仅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同时有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欧洲文明等多种文明和上百种语言并存，且沿线上部分国家属于多宗教、多民族聚集区域，并且，沿线国家分别处于前工业化、工业化前期、中期、后期与后工业化等多种不同阶段，国家或地区间心理距离大且程度各异不言而喻。因此，中国在积极践行“走_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中，应着力在语言、宗教信仰、文化、受教育程度、产业发展程度等方面加强与沿线国家间的相互交流和了解，进而缩小彼此间的心理距离，这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同时也有助于沿线国家更好地吸收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第二，沿线各国也应积极从经济增长、税率、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质量等方面来改善自身的投资环境，从而更好地吸引来自境外的直接投资，以此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与全球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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