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海外华人学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的别样的学术形态和批评模式,无疑给人们带来一些新鲜的信息。但是,他们在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偏见与傲慢、随意和任性,不仅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而且,还被当作有效的经验和方法,受到许多年轻学人的效法和模仿。针对这一现象,王彬彬此文以王德威为个案,浅扫深埋,高下在心,风清骨峻,斐然成章,不仅显示了他一贯的尖锐、劲健的文风,而且还表现出言之成理的严肃、成熟的学术态度。肖鹰的文章在全面考察阎连科创作状况的基础上,独到、深入地剖析了《受活》的问题,揭示了阎连科小说创作存在的“深刻危机”:偏激的疾病伦理,情节与人物的空洞和简陋,概念化对小说的极度钳制。在此基础上,肖鹰进一步分析并回答了21世纪“文学如何面对现实”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认为新世纪的文学如果不想沦为“物化时代的纯粹实物”,就必须克服对人生世界冷漠无情的机械处理,建构一个充满意义的有情而美丽的世界。在暖风熏人、一团和气的批评界,这种冷静而勇敢的批评,令人感动和欣悦。为个人的思想和激情提供飞翔的空间,为尖锐的质疑和坦率的批评添培生长的沃土,从来就是《南方文坛》“个人锋芒”栏目的宗旨。尽管作者的观点与杂志无关,但我们相信《南方文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