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的父亲对您的影响大吗？
　　谢坤宏：当然很大，我一路走来都有他的鼓励。我父亲深明大义，他不会主动推自己的儿子做竞选这样的事，他一定要你自己有意愿。小时候，当我跌倒时，他不会过来拉我，他会在旁边看着我，然后从背后默默帮助我。
　　记者：令尊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呢？
　　谢坤宏：我的父亲谢国雇历经沧桑。在他19岁的时候，我的爷爷就走了，奶奶从此守寡。我父亲是家中老大，我还有三个叔叔、两个姑妈。当时，台湾派系斗争激烈，我父亲跟我爷爷属于不同派系。爷爷走后，他所在的派系要铲除我父亲。当时父亲才20岁左右，那个境况之下，他只好从农会临时工干起，后来才干到农会的秘书，直至总干事。
　　记者：大器晚成见风骨。
　　谢坤宏：现在想来，颇为感慨。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的时候，父亲支持连战，所以陈水扁上位之后，就把父亲视为眼中钉。我父亲帮人很积极，很努力，也很真诚，而且是几尽全力的支持，他太低调，太有影响力了，民进党很怕他。当时台湾“立法委”有225席，他们评估，只要我父亲继续干农会总干事，国民党“立委”就会多5到10席，于是就下令把他拔掉。父亲因此去坐了23天牢。这23天也是一个转折点，出来之后，父亲到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担任总经理。这个公司是全台湾最好的水果、蔬菜的集货地。当时，这个公司快要倒掉了，父亲去了以后才把它扭亏为盈。
　　记者：令尊一路走来真是不易。
　　谢坤宏：这30年来，父亲没有办过护照，没有穿过制服，没有领过年终奖金，从来不懂得经营自己。但他很懂得经营团队，只要他参与的项目都赚钱，发大财。2008年，谢长廷竞选“总统”时，他的竞选后援会也是不择地手段要把我65岁的父亲从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的位子上拉下来，因为当时民进党认为我父亲是马英九的最大支持者之一，所以无论如何要把父亲铲除掉，但他们这次没有得逞。
　　记者：您去年参选遇挫，是否与父亲有关？
　　谢坤宏：没有。我去年没能正式参与竞选，重要的原因是我没有花钱请客送礼。这样的背景下，我的竞选道路是非常辛苦的。这10年来，我几乎都是跟来自民众的党代表在互动。国民党现在已经被搞得烂到了极点，如果不是为了拯救国民党，我早就离开那个地方了。实际上，我也没有那么伟大，那么富有情操，我的想法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吃得饱，希望同胞也能吃得饱，大家脸上都有笑容。
　　记者：怎样才能做到让人民的脸上都有笑容？
　　谢坤宏：我想，如果我能竞选成功，我马上会对全台湾进行“大换血”。这样做，人民一定会拍案叫好，就像大陆的习总书记一样，大刀阔斧地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
　　记者：竞选成功需要什么条件？
　　谢坤宏：一定要有舞台。因为当你是一匹千里马的时候，怎么跑也跑不过一部“宝马”；当你是一部“宝马”的时候，再怎么跑也比不上动车；当你是动车的时候，你怎么快也比不上飞机快。所以，一个人能够发挥多大作用，除了要看你本身能力有多强，还要看把你摆在什么位置上，让你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记者：面对诸多不如人意之处，您没有抱怨或谩骂，而是积极寻求解决之道。而且，您说话一直不急不躁，平平和和，您这种品性是如何养成的？
　　谢坤宏：其实，这应该都是不断接受挫折的结果。事实上，我每天都在享受挫折的过程。我认为，真正的挫折，是自己内心的煎熬，真正的敌人是自己。
　　记者：您是如何战胜内心煎熬的？
　　谢坤宏：所谓战胜，我还不敢这样说。只是我会找到一些抒发内心的管道和方式。我的车子一年在台湾的行程是12万公里，我一直都在忙忙碌碌地了解民情，与民众互动。现在台湾最大的垢病是负能量太多了，在台湾人眼里，这样子下去台湾就没有办法长久，所以，我只有把自己变得更忙，更加努力地去解决问题才能安心。
　　记者：闲暇时间您会做些什么？看书或者看电影？
　　谢坤宏：我以前特别喜欢看电影，每个礼拜至少看一两部。但我不喜欢看书，我的心就是静不下来，这是我最大的致命伤。所以，修身、修性对我而言很重要。因为做政治家更需要静下来的功力，有时你的一个字就能够改变整个环境。现在，我最大的道场就是家，我会在家里打坐。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家庭情况？
　　谢坤宏：我有一个女儿。太太在家里照顾小孩。女人要的其实就是两个方面的东西，一个是心的安定，一个是家的安定，这其实也是普天下民众共同想要的幸福，也是我人生奋斗的目标。
　　记者：作为一位平民风格的人物，您对家与国都怀有深切的责任心，令人敬佩。
　　谢坤宏：我要像父亲那样，做一个值得信赖、坚如磐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