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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唐成仪离世，距今已整三年。
现在时常想起的，是父亲的书房和他在桌前写字的样子。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说，有三本书对他一生的影响很大：一本是赫·乔·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让他从时间方面了解了这个世界；另一本书是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让他产生了离家探险、见见世面的冲动；再一本就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让他第一次直观、形象地认识了共产党、工农红军以及他的领导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策略和对时局的主张，最终下定了去延安的决心并马上付诸实施，为此毅然中断了学业、离开上海相对稳定还算不错的生活，由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我很小时就喜欢翻父亲的书柜，上高中时曾偷偷从父亲的书柜中取出他珍藏的《西行漫记》阅读，那时是一九七三年。
父亲珍藏的这本《西行漫记》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复社（“复社”是由生活书店创始人之一的胡愈之为出版《西行漫记》而临时设立的一个出版名义，本刊一九七九年创刊号上亦有文章详细介绍了此书的出版过程）出版的第二版平装书，我读的时候已经很破旧，装订线已经断了，书页也散了，封面几乎破碎了。后来，在印刷厂工作的母亲，请图书装订厂的老师傅重新装裱，书脊刷胶埋线锁扣，竟将平装本装订成了精装书。
这本《西行漫记》，是父亲沪江大学沪东公社的同学刘章兴的哥哥刘平送给他的。
父亲十七岁进入中国海关总税务署统计科造册处下属印刷厂学徒。这间印刷厂是英国人办的。在学徒期间，通过夜校，他熟练掌握了英语，并进入上海亨利·雷氏德工学院夜校动力工程系学习。一九三七年五月，父亲在上海国立沪江大学沪东公社自动车工程驾驶维修研习班实习时，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和同学刘章兴参加一些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二月初，《西行漫记》精装本出版后，“民先”成员相互传阅。父亲就是通过刘章兴读完了这本书，并请他帮忙买了一本。刘章兴表示没问题，因为他的哥哥刘平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纽约时报》驻沪记者，实际是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刘平通过潘汉年认识了《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团队，甚至可能认识作者斯诺。
由于参加“民先”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已经引起日伪特务的注意，父亲被通知近期要暂离上海。受《西行漫记》的影响，父亲表示希望去延安。经中共地下党考察，父亲家庭背景单纯，个人历史清白，又是积极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安排的工作，便同意他与刘章兴和另一位同学任绍屏一起去延安入学“抗大”。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刘章兴和他的哥哥刘平一起来找父亲，商量去延安的日程安排。刘平告诉父亲，刘章兴因故不能同行了，让我父亲和任绍屏一起，先去香港找潘汉年，拿到介绍信后再去延安。刘平来时还拿了一本刚刚再版的平装《西行漫记》。父亲随即问刘章兴是否帮他买到了，刘平便把这本送给了父亲。该书环衬正面有斯诺用中文书写的书名（下图），环衬的背面有斯诺用毛笔抄录的毛泽东诗《长征》的第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这对即将离家、要走万里行程的父亲，无疑带有赞赏和鼓励的含义。
父亲离家前，托大伯父好好保存这本《西行漫记》。后来据大伯父说，他将这本《西行漫记》藏在夹壁墙中。父亲走后不久，日伪特务曾经来家询问父亲去向，并搜查了父亲居住的地方，一无所获。这本《西行漫记》一直在夹壁中藏了十二年，直至上海解放。一九五○年父亲重新回到上海，问起这本书时，大伯父才把它找出来还给了父亲。
父亲一九三八年秋从“抗大”毕业后，先分配到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当年底，由于他懂英语，有机械专业背景，被当时负责组建延安兵工厂的李强调入延安茶坊兵工厂工作。茶坊兵工厂的前身，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七章第三节《他们唱的太多》中用三千余字记述的红军陕北吴起镇兵工厂。
父亲一九八三年离职休养。有了空余的时间，他独自收集整理散落在军内外各处的珍贵历史资料，以二十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二百四十余万字的《第十八集团军后勤军工史料汇编》编纂工作，于二○○五年九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档案馆出版。父亲将《西行漫记》第七章第三节“他们唱的太多”中有关吴起兵工厂的内容，以《陕北吴起镇兵工厂情况》为标题，收进《第十八集团军后勤军工史料汇编》中，并加了九条注释。注释除注明摘自《西行漫记》具体章节外，还改正了原书中人名因译音发生的错误。原文“兵工厂的厂长何锡扬”为郝希英的误译。父亲后来在第十八集团军后勤部军工部与郝希英共事，知道郝希英在吴起时曾接待过斯诺。郝希英在东北解放后曾任鞍山钢铁公司副经理，后来到四川工作，一九六六年去世（《读书》一九八○年十一期《把报道作品和历史著作区别开来》也有提及）。
今年适逢三联书店八十周年店庆。三联书店从自己八十年来出版的图书中，精选出与中国的革命和进步事业紧密相关、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与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紧密相关、与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紧密相关，经过历史检验、体现国家文化创造精神的具有精品性、传世性的优秀图书精选整合，编纂成《三联经典文库》重新出版，《西行漫记》名列其中。但初版的《西行漫记》在市面上已很难见。父亲珍藏的这本《西行漫记》便成为编辑出版的样本。
现在时常想起的，是父亲的书房和他在桌前写字的样子。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说，有三本书对他一生的影响很大：一本是赫·乔·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让他从时间方面了解了这个世界；另一本书是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让他产生了离家探险、见见世面的冲动；再一本就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让他第一次直观、形象地认识了共产党、工农红军以及他的领导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策略和对时局的主张，最终下定了去延安的决心并马上付诸实施，为此毅然中断了学业、离开上海相对稳定还算不错的生活，由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我很小时就喜欢翻父亲的书柜，上高中时曾偷偷从父亲的书柜中取出他珍藏的《西行漫记》阅读，那时是一九七三年。
父亲珍藏的这本《西行漫记》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复社（“复社”是由生活书店创始人之一的胡愈之为出版《西行漫记》而临时设立的一个出版名义，本刊一九七九年创刊号上亦有文章详细介绍了此书的出版过程）出版的第二版平装书，我读的时候已经很破旧，装订线已经断了，书页也散了，封面几乎破碎了。后来，在印刷厂工作的母亲，请图书装订厂的老师傅重新装裱，书脊刷胶埋线锁扣，竟将平装本装订成了精装书。
这本《西行漫记》，是父亲沪江大学沪东公社的同学刘章兴的哥哥刘平送给他的。
父亲十七岁进入中国海关总税务署统计科造册处下属印刷厂学徒。这间印刷厂是英国人办的。在学徒期间，通过夜校，他熟练掌握了英语，并进入上海亨利·雷氏德工学院夜校动力工程系学习。一九三七年五月，父亲在上海国立沪江大学沪东公社自动车工程驾驶维修研习班实习时，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和同学刘章兴参加一些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二月初，《西行漫记》精装本出版后，“民先”成员相互传阅。父亲就是通过刘章兴读完了这本书，并请他帮忙买了一本。刘章兴表示没问题，因为他的哥哥刘平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纽约时报》驻沪记者，实际是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刘平通过潘汉年认识了《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团队，甚至可能认识作者斯诺。
由于参加“民先”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已经引起日伪特务的注意，父亲被通知近期要暂离上海。受《西行漫记》的影响，父亲表示希望去延安。经中共地下党考察，父亲家庭背景单纯，个人历史清白，又是积极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安排的工作，便同意他与刘章兴和另一位同学任绍屏一起去延安入学“抗大”。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刘章兴和他的哥哥刘平一起来找父亲，商量去延安的日程安排。刘平告诉父亲，刘章兴因故不能同行了，让我父亲和任绍屏一起，先去香港找潘汉年，拿到介绍信后再去延安。刘平来时还拿了一本刚刚再版的平装《西行漫记》。父亲随即问刘章兴是否帮他买到了，刘平便把这本送给了父亲。该书环衬正面有斯诺用中文书写的书名（下图），环衬的背面有斯诺用毛笔抄录的毛泽东诗《长征》的第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这对即将离家、要走万里行程的父亲，无疑带有赞赏和鼓励的含义。
父亲离家前，托大伯父好好保存这本《西行漫记》。后来据大伯父说，他将这本《西行漫记》藏在夹壁墙中。父亲走后不久，日伪特务曾经来家询问父亲去向，并搜查了父亲居住的地方，一无所获。这本《西行漫记》一直在夹壁中藏了十二年，直至上海解放。一九五○年父亲重新回到上海，问起这本书时，大伯父才把它找出来还给了父亲。
父亲一九三八年秋从“抗大”毕业后，先分配到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当年底，由于他懂英语，有机械专业背景，被当时负责组建延安兵工厂的李强调入延安茶坊兵工厂工作。茶坊兵工厂的前身，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七章第三节《他们唱的太多》中用三千余字记述的红军陕北吴起镇兵工厂。
父亲一九八三年离职休养。有了空余的时间，他独自收集整理散落在军内外各处的珍贵历史资料，以二十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二百四十余万字的《第十八集团军后勤军工史料汇编》编纂工作，于二○○五年九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档案馆出版。父亲将《西行漫记》第七章第三节“他们唱的太多”中有关吴起兵工厂的内容，以《陕北吴起镇兵工厂情况》为标题，收进《第十八集团军后勤军工史料汇编》中，并加了九条注释。注释除注明摘自《西行漫记》具体章节外，还改正了原书中人名因译音发生的错误。原文“兵工厂的厂长何锡扬”为郝希英的误译。父亲后来在第十八集团军后勤部军工部与郝希英共事，知道郝希英在吴起时曾接待过斯诺。郝希英在东北解放后曾任鞍山钢铁公司副经理，后来到四川工作，一九六六年去世（《读书》一九八○年十一期《把报道作品和历史著作区别开来》也有提及）。
今年适逢三联书店八十周年店庆。三联书店从自己八十年来出版的图书中，精选出与中国的革命和进步事业紧密相关、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与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紧密相关、与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紧密相关，经过历史检验、体现国家文化创造精神的具有精品性、传世性的优秀图书精选整合，编纂成《三联经典文库》重新出版，《西行漫记》名列其中。但初版的《西行漫记》在市面上已很难见。父亲珍藏的这本《西行漫记》便成为编辑出版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