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首先陷入深重的“非典”灾难，但好在前期信息透明，决策准确迅速，而且钟南山一手创办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在关键时刻奋发神威。
　　疫情当头，本来就是个发明家的钟南山和研究所的肖正伦、陈荣昌、黎毅敏等专家一起临床自创“无创通气法”（在对抗新冠肺炎战役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坚持在合适的时机对合适的病人使用合适剂量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大幅降低了病死率。
　　在这一次疫情中，国内死亡829人，而作为重灾区的广东，死亡人数是59人。 　　所以他在广东一直强调，使用时要讲究技巧，选择合适的病人、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剂量，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使用皮质激素之后，肺部纤维化进程会被抑制，如果发生继发性细菌感染，又必须有针对性地使用抗生素。
　　这一套办法，让最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达到87%。
　　然而，由于病原体不确定，对于如何用药，在全国的医生队伍以及医学科研队伍中，始终存在争议。
　　“病毒与衣原体之争”是一组典型对抗，分成两个阵营，牵涉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站在钟南山对面的是洪涛院士，当时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首席研究员，1996年，他和钟南山同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3年2月18日，央视发布了洪涛院士的研究结论，称“非典”的病原体为衣原体。
　　钟南山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没有充足的依据”。衣原体的确可能存在，但它肯定不是致病的主因。
　　洪涛院士在病毒学领域是权威专家，他的结论是以对数名死亡病例的尸检肺样本的显微镜观察中发现了衣原体为依据的。
　　而钟南山则一直在一线战场不眠不休，他的经验早已证实病原体应该是一种新的病毒，因为任何抗生素均对它无可奈何。
　　“首先是尊重事实，而不是尊重权威。”
　　钟南山坚持着他的“病毒说”，在分裂的医疗界，他的人际关系因此也发生着微妙变化。因为“衣原体说”有学术权威和行政權力背书，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压力重重，许多人对他退避三舍。
　　如果是衣原体，那么使用罗红霉素就可以轻松克制。一时间，罗红霉素脱销，生活似乎可以回到常轨了。
　　在关键问题上，科学家的判断直接与百姓生活以及疫情隐患相连。
　　钟南山没有松口。
　　4月上旬，SARS病毒被确认，钟南山团队也分离出了毒株，4月16日，世卫组织正式宣布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就是SARS的病原体。
　　洪涛院士认为自己没有说假话，因为在样本里确实都观察到了衣原体。作为作出过卓越贡献的病毒学专家，他后来也非常坦诚地承认了失误。
　　真理，出自实践。

良知不老

　　一战成名。
　　2009年，在中组部、中宣部等11个部门联合开展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钟南山当选。
　　评语里有一句话，应当会让他感慨良多。
　　“在关系抗击非典成败的重大问题上，他能置自身荣辱得失于度外，力排众议，坚守科学家的良知。”
　　良知，何等紧要。
　　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钟南山一句“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已经把这个名词的真实含义诠释得淋漓尽致。
　　“我这里”，就是呼研所，因为接诊的全部是重症病人，该所前后共有26名医护人员倒下，但没有一个人退出战场。
　　“因为我们是医生。”
　　每一个专业，都有一种特别的良知。医生就是要让病人活下去，文学家必须主张真善美，运动员应当展示生命的活力，政治家的责任是社会的最大福利，媒体人则要成为清流，明辨是非，弘扬普遍价值。
　　“非典”以后，北京的病患后遗症比较严重，股骨头坏死发生率比较高，包括一些在战斗中感染的医护人员，也因为在治疗中应用了大剂量、长时间的皮质激素治疗，而导致后来必须长期服药，生活难以自理。
　　有一些人，就把责任归结到钟南山头上。
　　历史是公正的。
　　在“非典”重疫区的广东省，病死率很低，股骨头坏死的比例也仅为2.6%—全世界最低。一些地区股骨头坏死后遗症高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违背了钟南山的使用原则：合适的对象、合适的时机和合适的剂量。

在关键问题上，科学家的判断直接与百姓生活以及疫情隐患相连。

　　有些地方一接诊病人马上就使用高剂量激素，并且使用时间长达数月，这和钟南山的主张并不相符。
　　前面说，每一个专业都有一种特别的良知。在这一问题上，良知就是普遍的了：钟南山，救了很多人的命。
　　按照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常识，人最基本的权利就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权，而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前提。
　　生命！
　　如果他在2003年二三月份屈从权威，认可“非典”病原体为衣原体；
　　如果他在2003年4月11日屈从领导，宣称“疫情得到控制”；
　　如果他在2020年1月20日不说真话，附和“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或“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
　　跟那些假设相对立的内容，就是人的良知，钟南山的良知。
　　中国人，早已吃够了知情不报的苦。
　　2003年，广东的SARS应对是一个榜样。当年，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很坦率地说出了“为什么要报告”的动因。
　　“因为如果不报告的话，当时这个事情，你是不知道后果的。但你报告了，如果这个事情结果没事，那我们就等于干预政事了，省政府会说你怎么这么一点事都搞不了—这是很难的。”
　　但卫生厅还是及时向广东省委省政府作了报告，省委省政府随后紧急动员。
　　这就是良知在起作用。
　　我们不可能要求经济学、政治学都充分考虑良知，因为良知属于道德内容，不可量化分析，也无法进行统计学定性。事实上，如果把道德纳入一些学科的公式变量范围，那么这些学科的许多公理都将崩溃。
　　现实运作也是如此，每个人都只要做好自己科层位置、社会位置范围内的事情，就一切安之若素，用元代戴良那句颇为“八卦”的话说就是“退可以无咎，而进为有悔”。
　　良知就是在这个框架里左冲右突，总有一些人，最终选择破壁。
　　2020年这一次，还是钟南山。
　　除了直接扭转防控战略之外，他和他的团队还一直奋战在科研防控一线，告诉人们日常如何预防，病毒有哪些新发现的特性，疫情的进展趋势在科学范围内呈现怎样的规律，行政措施应当怎样与之相配合，为什么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钟南山老了，84岁了。
　　人会老，良知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