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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丁云鹏、吴彬、崔子忠、陈洪绶四位明末人物画家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变异画风，以及他们对画面形式趣味的独特实践、形式与时代交融的个性思考。
关键词： 明末人物画 变异画风 变异特点
明代中期，唐寅、仇英主攻山水，兼作人物，拉开富有生机的人物画创作序幕，所绘仕女温和流美，效仿者甚多，然而，往往由于细丽刻画流于柔媚，徘徊不振。明末，画坛风格突变，几位不同凡响的画家独树一帜，异军突起，真正为人物画带来了新生，是明清两代难得的极具个性的人物画家群，他们是：安徽休宁人丁云鹏，福建莆田人吴彬，山东莱阳人崔子忠，浙江诸暨人陈洪绶。
这批画家，深受哲学意识形态中“童心说”、“真心说”理念的影响，在个性解放思潮中推崇反中和之美，倡导冲突之美，破裂之美。画面突破常规，公然对传统尺度进行破坏，以狂放怪诞的外在形象，强化视觉感官刺激，达到“惊”、“俗”、“艳”、“骇”的效果，成为这一阶段人物画变异画风的代表性样式。
具体说来，这种变异画风的探索，表现于艺术家们对画面形式趣味的独特实践，以及形式与时代情感交融的个性思考。
一
在人物画的发展过程中，画家们对人物的处理，如：线描手法、衣纹组织、人物外形节奏、人物组合等，已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办法，程式化地延续。明末画家们打破若干程式，积极变革画面形式，寻求更丰富的语汇符号，表达自身情感，最终形成变异之风。
线，是中国书画的灵魂。四家在线的沉着运动中，极尽所能探索线型的变化与平衡统一。他们大量尝试各种描法，在运用传统技法上，更显自由多变。如：行云流水描，使人物衣纹如行云流水，或紧或松，飘忽灵动，让人觉得人物身上穿的衣服如云之舒卷自如，似水之转折不滞，风生笔底；如：战笔水纹描，使衣纹重叠，顿挫微妙，行而不滑，停而不滞。陈洪绶更是把个人际遇情感凝练其间，将线条几易方圆，中年的郁结顿挫，晚年的萧散冲和均在线中娓娓道来。他们不仅探索多种线型语汇变化，还考究线条组织的风格化信息，将线条统一节奏，反复排列，简洁明快，获得强烈装饰意味。当线条组合形式与形体结构发生冲突，更从整体效果和艺术形式着眼，以期艺术形式上的脱俗，展现了这些画家深厚的艺术功力和不凡的艺术胆识。
明末人物画家们有意识调整画面形象，与前人“温柔敦厚，平和中则”的审美趣味拉开距离。画家们笔下的人物比例奇而骇，或身形伟岸敦实，或头大身短，令人瞠目结舌；整体造型或方整或团圆，强烈几何化，姿态夸张扭转，一扫前人之舒展体态；面部处理丑而怪，表情细腻生动，如丁云鹏画中人物眼睛上下使用双线或多线，不单画肉，兼画其骨，瞪目广颌，颇具异趣。吴彬《五百罗汉图》里，以往人物画中常见的慈眉善目、仙风鹤骨，都被一个个五官极度扭曲的形象取代……四家极尽所能，探索视觉语汇，极力制造画面视觉冲突，用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直指心灵，导入另一种审美境界。
他们的形式趣味探索，使笔下的人物与传统程式拉开了距离，获得“出其不意”、“冷水浇背”的强烈变异视觉效果。但他们的变异并不是天马行空、毫无尺度的意外，在他们作品奇趣的面目之下，深藏强大的传统基础。四人上追晋唐渊源，心追手摩顾恺之、陆探微、吴道子、李公麟等大师作品，深得精髓，入古出新，化古为今。其中陈洪绶临李公麟《七十二贤石刻》，易圆为方，易整为散，最具代表意义。他们的作品虽惊世骇俗，但细细品来，古趣十足，笔笔有来处。故后人在“奇趣”之外常伴有“高古”、“古俊”、“奇古”、“僻古”的评语。
二
丁云鹏、吴彬、崔子忠、陈洪绶四家变异画风的形成，是建立在高古基础上形式趣味探索的结果，更是形式与时代情感交融的个性思考的产物。
丁云鹏，在四家中最为年长。其人物画中的变异成分，更多的是被其作品的典雅大度所涵括。他的作品讲究形式，更讲究传统古法的继承延续，所以画中的反中和情绪相对其他三人则比较含蓄收敛，表面的符号性因素比较隐伏。丁云鹏诗画具精，李维祯为其诗作序中，对其书画推崇备至，董其昌更以摩诘相拟，赞其为“三百年来无此作手”，丁云鹏也确是晚明人物道释画的一代领袖。但丁云鹏当时只以善画扬名，这是因为当时艺坛诗人如林，而善画者却相对较少，尤其在晚明画坛，人物画衰微之际，丁云鹏如异军突起，备受世人所重，故其诗名被画所掩。丁的综合修养使其画作更为大度，尤其晚年作品豪放厚劲，博大深邃，其变异之风，可视作古法出新意、大度包容之“古异”。
吴彬的变异，抛弃了北宋画家崇尚的“理”与“自然定律”，打破了自然界的稳定，将自然界汹涌澎湃的力量为我所用。其人物画作品以佛像画为多，画中线条往复动荡，形态不定多变，神情微妙，在悲天悯人中渗透不可捉摸的诡秘，直视清净无华、神秘永恒的世界。人物周围安排的景物繁复，使人觉得压迫不安。吴彬在艺术追求上始终独执己见，其画作不太注重观者的感受，而是自说自话，个性独张，完全是出自内心最纯粹的流露，其画作颇有“诡异”之感。
丁云鹏、吴彬多作道释画，以奇异形象，开启人物画风新气象。之后，崔子忠、陈洪绶则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夸张僻古，把人物画变异画风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时誉甚隆，史称“南陈北崔”。流传至今，崔子忠的作品不足十件，为四人中最少，这与其性情、人生态度有重大关系。丁、吴、陈三人均有入仕经历，崔子忠则是四人中唯一的真正隐士，其好读奇书，孤高自傲，息影深山，杜门扫却。甲申之年，清军入关之际，崔走入土室而死，戏剧性结局更为其人生增添奇异色彩，崔子忠是与世俗格格不入的奇人。其作品《长白仙踪图》、《藏云图》、《云林洗桐图》等，多从文人故事出发，笔墨儒雅，质朴弘深，人物表面怪伟奇特，而整个画面又蕴藏着一股不同凡俗的文气、仙气，这可视作是崔子忠精神人格的体现及生命的延伸。崔子忠的变异，可谓清朗逸绝的“清异”。
陈洪绶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崔子忠，也是四人中最为后人所知，其一是因为传世画作最多，其二是陈洪绶的性格最为高调，心态最为起伏，作品语汇最富表现力，个人风格程式最为强烈。其史料记载也最为丰富完善，既有正史，又有类如“四岁涂壁”等传说故事，使其更为传奇，后世学者研究甚多，大批画家受其影响。可以说，正是因为陈洪绶，世人才更加关注明末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物画变异画风及画家群。
陈洪绶性格张扬，二十岁左右即嗜酒狂放，纳歌妓为妾，至于酒后失态，跟踪女郎，风流韵事甚多；乐为老卒寒士挥毫济贫，藐视权贵，重金不为搦笔。其早年积极入仕，二十多年奔走功名，期冀仕途进取，然而郁郁不得志，理想破灭亦使其更加悲苦其中，狂放于外。
陈洪绶游走于高雅浪漫与市民文艺之间，其关注传统，浸淫晋唐，深得古法，更关注日常俗世，充满热情投入市民文艺创作中，其创作的《水浒叶子》、《西厢记》、《鸳鸯塚》等大批优秀的木刻版画作品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为明末市民文化的典型代表。版画创作的经营设计直接作用于其绘画艺术，使其作品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彼此渗透，相辅相成。如《归去来图》，画面将文人追求的淡泊萧散表达得淋漓尽致，人物造型肥短压缩，极具民间艺术饱满开张的视觉效果。
纵观其作品，不同时期，风格截然不同，中年时期，画面颇有霸气，晚年则趋于宁静深沉，气度舒缓，超凡脱俗，内涵丰富。但总体而言，均为图式鲜明，个性十足，极易引起观者的共鸣，可谓新法出新意之“新异”。
丁云鹏“古异”，吴彬“诡异”，崔子忠“清异”，陈洪绶“新异”，四家的变异，是各具个性面貌的变异。用具体词汇来强化说明他们各自的变异特点，略显牵强，但也所指不虚。总之，他们的变异画风探索，丰富了中国画的绘画语言，为明代人物画坛带来了一股奇异清新之风，也成为清代乃至今日人物画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1.
［2］林木.明清文人画新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11.
［3］陈传席.明末怪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11.
［4］中国历代画家大观·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8.
基金：南京工程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QKJB2010018。
关键词： 明末人物画 变异画风 变异特点
明代中期，唐寅、仇英主攻山水，兼作人物，拉开富有生机的人物画创作序幕，所绘仕女温和流美，效仿者甚多，然而，往往由于细丽刻画流于柔媚，徘徊不振。明末，画坛风格突变，几位不同凡响的画家独树一帜，异军突起，真正为人物画带来了新生，是明清两代难得的极具个性的人物画家群，他们是：安徽休宁人丁云鹏，福建莆田人吴彬，山东莱阳人崔子忠，浙江诸暨人陈洪绶。
这批画家，深受哲学意识形态中“童心说”、“真心说”理念的影响，在个性解放思潮中推崇反中和之美，倡导冲突之美，破裂之美。画面突破常规，公然对传统尺度进行破坏，以狂放怪诞的外在形象，强化视觉感官刺激，达到“惊”、“俗”、“艳”、“骇”的效果，成为这一阶段人物画变异画风的代表性样式。
具体说来，这种变异画风的探索，表现于艺术家们对画面形式趣味的独特实践，以及形式与时代情感交融的个性思考。
一
在人物画的发展过程中，画家们对人物的处理，如：线描手法、衣纹组织、人物外形节奏、人物组合等，已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办法，程式化地延续。明末画家们打破若干程式，积极变革画面形式，寻求更丰富的语汇符号，表达自身情感，最终形成变异之风。
线，是中国书画的灵魂。四家在线的沉着运动中，极尽所能探索线型的变化与平衡统一。他们大量尝试各种描法，在运用传统技法上，更显自由多变。如：行云流水描，使人物衣纹如行云流水，或紧或松，飘忽灵动，让人觉得人物身上穿的衣服如云之舒卷自如，似水之转折不滞，风生笔底；如：战笔水纹描，使衣纹重叠，顿挫微妙，行而不滑，停而不滞。陈洪绶更是把个人际遇情感凝练其间，将线条几易方圆，中年的郁结顿挫，晚年的萧散冲和均在线中娓娓道来。他们不仅探索多种线型语汇变化，还考究线条组织的风格化信息，将线条统一节奏，反复排列，简洁明快，获得强烈装饰意味。当线条组合形式与形体结构发生冲突，更从整体效果和艺术形式着眼，以期艺术形式上的脱俗，展现了这些画家深厚的艺术功力和不凡的艺术胆识。
明末人物画家们有意识调整画面形象，与前人“温柔敦厚，平和中则”的审美趣味拉开距离。画家们笔下的人物比例奇而骇，或身形伟岸敦实，或头大身短，令人瞠目结舌；整体造型或方整或团圆，强烈几何化，姿态夸张扭转，一扫前人之舒展体态；面部处理丑而怪，表情细腻生动，如丁云鹏画中人物眼睛上下使用双线或多线，不单画肉，兼画其骨，瞪目广颌，颇具异趣。吴彬《五百罗汉图》里，以往人物画中常见的慈眉善目、仙风鹤骨，都被一个个五官极度扭曲的形象取代……四家极尽所能，探索视觉语汇，极力制造画面视觉冲突，用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直指心灵，导入另一种审美境界。
他们的形式趣味探索，使笔下的人物与传统程式拉开了距离，获得“出其不意”、“冷水浇背”的强烈变异视觉效果。但他们的变异并不是天马行空、毫无尺度的意外，在他们作品奇趣的面目之下，深藏强大的传统基础。四人上追晋唐渊源，心追手摩顾恺之、陆探微、吴道子、李公麟等大师作品，深得精髓，入古出新，化古为今。其中陈洪绶临李公麟《七十二贤石刻》，易圆为方，易整为散，最具代表意义。他们的作品虽惊世骇俗，但细细品来，古趣十足，笔笔有来处。故后人在“奇趣”之外常伴有“高古”、“古俊”、“奇古”、“僻古”的评语。
二
丁云鹏、吴彬、崔子忠、陈洪绶四家变异画风的形成，是建立在高古基础上形式趣味探索的结果，更是形式与时代情感交融的个性思考的产物。
丁云鹏，在四家中最为年长。其人物画中的变异成分，更多的是被其作品的典雅大度所涵括。他的作品讲究形式，更讲究传统古法的继承延续，所以画中的反中和情绪相对其他三人则比较含蓄收敛，表面的符号性因素比较隐伏。丁云鹏诗画具精，李维祯为其诗作序中，对其书画推崇备至，董其昌更以摩诘相拟，赞其为“三百年来无此作手”，丁云鹏也确是晚明人物道释画的一代领袖。但丁云鹏当时只以善画扬名，这是因为当时艺坛诗人如林，而善画者却相对较少，尤其在晚明画坛，人物画衰微之际，丁云鹏如异军突起，备受世人所重，故其诗名被画所掩。丁的综合修养使其画作更为大度，尤其晚年作品豪放厚劲，博大深邃，其变异之风，可视作古法出新意、大度包容之“古异”。
吴彬的变异，抛弃了北宋画家崇尚的“理”与“自然定律”，打破了自然界的稳定，将自然界汹涌澎湃的力量为我所用。其人物画作品以佛像画为多，画中线条往复动荡，形态不定多变，神情微妙，在悲天悯人中渗透不可捉摸的诡秘，直视清净无华、神秘永恒的世界。人物周围安排的景物繁复，使人觉得压迫不安。吴彬在艺术追求上始终独执己见，其画作不太注重观者的感受，而是自说自话，个性独张，完全是出自内心最纯粹的流露，其画作颇有“诡异”之感。
丁云鹏、吴彬多作道释画，以奇异形象，开启人物画风新气象。之后，崔子忠、陈洪绶则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夸张僻古，把人物画变异画风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时誉甚隆，史称“南陈北崔”。流传至今，崔子忠的作品不足十件，为四人中最少，这与其性情、人生态度有重大关系。丁、吴、陈三人均有入仕经历，崔子忠则是四人中唯一的真正隐士，其好读奇书，孤高自傲，息影深山，杜门扫却。甲申之年，清军入关之际，崔走入土室而死，戏剧性结局更为其人生增添奇异色彩，崔子忠是与世俗格格不入的奇人。其作品《长白仙踪图》、《藏云图》、《云林洗桐图》等，多从文人故事出发，笔墨儒雅，质朴弘深，人物表面怪伟奇特，而整个画面又蕴藏着一股不同凡俗的文气、仙气，这可视作是崔子忠精神人格的体现及生命的延伸。崔子忠的变异，可谓清朗逸绝的“清异”。
陈洪绶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崔子忠，也是四人中最为后人所知，其一是因为传世画作最多，其二是陈洪绶的性格最为高调，心态最为起伏，作品语汇最富表现力，个人风格程式最为强烈。其史料记载也最为丰富完善，既有正史，又有类如“四岁涂壁”等传说故事，使其更为传奇，后世学者研究甚多，大批画家受其影响。可以说，正是因为陈洪绶，世人才更加关注明末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物画变异画风及画家群。
陈洪绶性格张扬，二十岁左右即嗜酒狂放，纳歌妓为妾，至于酒后失态，跟踪女郎，风流韵事甚多；乐为老卒寒士挥毫济贫，藐视权贵，重金不为搦笔。其早年积极入仕，二十多年奔走功名，期冀仕途进取，然而郁郁不得志，理想破灭亦使其更加悲苦其中，狂放于外。
陈洪绶游走于高雅浪漫与市民文艺之间，其关注传统，浸淫晋唐，深得古法，更关注日常俗世，充满热情投入市民文艺创作中，其创作的《水浒叶子》、《西厢记》、《鸳鸯塚》等大批优秀的木刻版画作品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为明末市民文化的典型代表。版画创作的经营设计直接作用于其绘画艺术，使其作品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彼此渗透，相辅相成。如《归去来图》，画面将文人追求的淡泊萧散表达得淋漓尽致，人物造型肥短压缩，极具民间艺术饱满开张的视觉效果。
纵观其作品，不同时期，风格截然不同，中年时期，画面颇有霸气，晚年则趋于宁静深沉，气度舒缓，超凡脱俗，内涵丰富。但总体而言，均为图式鲜明，个性十足，极易引起观者的共鸣，可谓新法出新意之“新异”。
丁云鹏“古异”，吴彬“诡异”，崔子忠“清异”，陈洪绶“新异”，四家的变异，是各具个性面貌的变异。用具体词汇来强化说明他们各自的变异特点，略显牵强，但也所指不虚。总之，他们的变异画风探索，丰富了中国画的绘画语言，为明代人物画坛带来了一股奇异清新之风，也成为清代乃至今日人物画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1.
［2］林木.明清文人画新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11.
［3］陈传席.明末怪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11.
［4］中国历代画家大观·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8.
基金：南京工程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QKJB201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