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木兰诗》是苏教版七年级下册“诗词拔萃”单元选入的一篇诗歌。关于这首诗，学生有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也有存疑的地方，笔者曾做过一些梳理、考察，现写下来，以求教于方家。
其一：木兰的生活原型
木兰作为传说中的一位女英雄，原本可以不去追问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这个问题虽然无关宏旨，但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明代徐渭在《四声猿传奇》中说：木兰姓花，名木兰，父亲花弧是一个后备军官，大姐花木莲，幼弟花雄，母亲袁姓。从徐文看，木兰不仅确有其人，还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查阅《古今图书集成》，其中引用《凤阳府志》云：“隋木兰魏氏，亳城东魏村人。隋恭帝时，北方有可汗多事，朝廷募兵，策书十二卷，且坐以名。……代父戍。历十二年，……除尚书，不受，……欲纳之宫中。……以死拒之。……赠将军，谥‘孝烈’。”这段文字的记述，除了后几句“欲纳之宫中”“以死拒之”“赠将军”“谥‘孝烈’”外，与《木兰诗》描绘的故事几乎一模一样。
另据《大清一统志》记载：“木兰颍州谯郡（今安徽亳州）东魏村人。”《亳州志·烈女志》亦证：木兰，亳城东魏村人（今亳州魏园村，其村后墓冢犹存）。学界多认为，这个“木兰魏氏”很可能就是《木兰诗》中的“花木兰”。如果木兰确有其人，那么，她为何姓花而不姓魏呢？20世纪90年代初《武林》杂志有文介绍：花木兰出生在一个武术世家，小时跟随其父仿男儿习武，到二八佳龄时已经武功卓越。因她生得貌美如花，人们才随口叫她“花木兰”的。此说似不足信，暂且存疑。
其二：木兰的缠足问题
“花木兰是否缠足？”这是教学《木兰诗》时学生好奇的又一问题。若是，“代父戍”恐怕难以使人相信；若不是，又有违古代女子缠足的情理。
后人一般认为，缠足之风系南唐后主李煜所兴。据元代陶宗仪所著《辍耕录》记载：“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皆效之，以纤足为妙。以此知扎脚（即缠足—— 笔者注）自五代以来方为之。”缠足之风至北宋中晚期，在贵族妇女中已较普遍。既如此，在南唐300多年以前的花木兰，当然是天足而非缠足。
1988年，在德安县宝塔乡杨桥村发掘出土的南宋周氏女干尸，距今已有七百多年，是目前为止我国出土女尸中最早的一位缠足妇女。而在此之前出土的，长沙马王堆西汉女尸是天足，分别死于公元543年、548年和576年的三具南北朝女尸，也未见缠足的形迹。
看来，《辍耕录》的记载是可信的。
其三：《木兰诗》的时代
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录《木兰诗》，是历代影响最大的版本。而《木兰诗》的时代与作者，自北宋以来，便聚讼不已，今人的论断更趋复杂。
基于《木兰诗》原为民歌、非文人创作的主张，笔者同意将这个问题分为记录时代和形成时代加以讨论。先说记录时代，在《乐府诗集》中，《木兰诗》的题注有“《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一语，有人据此证明，陈代已有著录。而郭茂倩所加按语“歌辞有《木兰》一曲，不知起于何代也”，说明郭氏也不知《木兰》的时代。
至于形成的时代，如果从制度、习俗等方面判断，“市鞍马”是西魏至唐初的制度，“策勋”为唐初的制度，南北朝罕见“军帖”，“点兵”也是唐代的习惯用语，据此判断，《木兰诗》应成诗于西魏至唐初，但也不排除更早成诗，后由唐人润色的可能性。
有人从艺术风格上判断，说“东市买骏马”等四句，可以和汉乐府相媲美，认为《木兰诗》属于北朝民歌。这也很难说。如果是隋或唐初的民歌，因离北朝很近，风格相似，也是有可能的。
胡适还注意到《木兰诗》的文本结构问题，认为原文中应该有大段描写战争的文字，尤其诗中“朔气”等句，明显是后世文人的改作。所以，《木兰诗》的形成时代，至今尚无定论。
其四：《木兰诗》的主题
木兰是我国民间传说中的女英雄，描写其传奇的《木兰诗》，通过她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表现主人公“机智勇敢的品质”和“爱国精神”。这是好几个版本的语文教学参考书对《木兰诗》主题思想的概括。
《木兰诗》表现的主题是“爱国精神”吗？“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木兰为什么叹息，唐代韦元甫所作另一首《木兰诗》中说得很清楚：“木兰抱杼嗟，借问复为谁？欲闻所戚戚，感激强起颜。老父隶兵籍，气力日衰耗。岂足万里行，有子复尚少。”
笔者认为，木兰女扮男装挺身而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国家危机时深明大义”的“爱国精神”，而是替老父从军，为幼弟尽孝，说她的行为是“爱国”，则过多地强调了诗歌思想的政治性，当是一种人为的拔高，大可不必。木兰是一个不忘女性本来面貌的女子，原诗最后“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就是卒章显旨的明证。
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十分紧张，封建割据战争连绵不断，形成长期的混乱局面”，封建地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府兵制”，下至20岁，上至58岁，都要强制从军，弄得民不聊生，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引文见陶大镛《社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连年老力衰的“阿爷”也在军籍之中，木兰能爱这样的“国家”吗？
如果这样的从军是“爱国”，那也是封建礼教所提倡的“愚忠”；抑或把“抗胡”当作“爱国”，这更是对“爱国”的一种狭隘理解。在中华民族空前团结的今天，尤其不能作这样的理解。韦元甫在他写的《木兰诗》最后也说：“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这一个“孝”字，正是古人揭示木兰从军的“意义”之所在。
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确实表现了主人公“机智勇敢的品质”，而说她不爱国就“无从解释”征战中表现英勇、军功卓著的说法，显然有点牵强附会，“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九死一生、荣归故里，应该是残酷的战争中的一个偶然。说其女扮男装体现的就是“爱国精神”，似乎更是无稽之谈。
说到底，木兰被当时的社会所逼，是特殊时代光彩照人的特殊英雄，她在“孝义”面前坚毅果敢、勇于担当，甘愿冒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当然有“欺君”之嫌，理所当然不会为封建皇权所容，但她还是要替幼弟行孝，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人物。
所以，后来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就容易理解了，这也丝毫没有损害木兰的巾帼英雄形象。
（作者单位：淮安市洪泽县教师研修中心）
其一：木兰的生活原型
木兰作为传说中的一位女英雄，原本可以不去追问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这个问题虽然无关宏旨，但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明代徐渭在《四声猿传奇》中说：木兰姓花，名木兰，父亲花弧是一个后备军官，大姐花木莲，幼弟花雄，母亲袁姓。从徐文看，木兰不仅确有其人，还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查阅《古今图书集成》，其中引用《凤阳府志》云：“隋木兰魏氏，亳城东魏村人。隋恭帝时，北方有可汗多事，朝廷募兵，策书十二卷，且坐以名。……代父戍。历十二年，……除尚书，不受，……欲纳之宫中。……以死拒之。……赠将军，谥‘孝烈’。”这段文字的记述，除了后几句“欲纳之宫中”“以死拒之”“赠将军”“谥‘孝烈’”外，与《木兰诗》描绘的故事几乎一模一样。
另据《大清一统志》记载：“木兰颍州谯郡（今安徽亳州）东魏村人。”《亳州志·烈女志》亦证：木兰，亳城东魏村人（今亳州魏园村，其村后墓冢犹存）。学界多认为，这个“木兰魏氏”很可能就是《木兰诗》中的“花木兰”。如果木兰确有其人，那么，她为何姓花而不姓魏呢？20世纪90年代初《武林》杂志有文介绍：花木兰出生在一个武术世家，小时跟随其父仿男儿习武，到二八佳龄时已经武功卓越。因她生得貌美如花，人们才随口叫她“花木兰”的。此说似不足信，暂且存疑。
其二：木兰的缠足问题
“花木兰是否缠足？”这是教学《木兰诗》时学生好奇的又一问题。若是，“代父戍”恐怕难以使人相信；若不是，又有违古代女子缠足的情理。
后人一般认为，缠足之风系南唐后主李煜所兴。据元代陶宗仪所著《辍耕录》记载：“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皆效之，以纤足为妙。以此知扎脚（即缠足—— 笔者注）自五代以来方为之。”缠足之风至北宋中晚期，在贵族妇女中已较普遍。既如此，在南唐300多年以前的花木兰，当然是天足而非缠足。
1988年，在德安县宝塔乡杨桥村发掘出土的南宋周氏女干尸，距今已有七百多年，是目前为止我国出土女尸中最早的一位缠足妇女。而在此之前出土的，长沙马王堆西汉女尸是天足，分别死于公元543年、548年和576年的三具南北朝女尸，也未见缠足的形迹。
看来，《辍耕录》的记载是可信的。
其三：《木兰诗》的时代
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录《木兰诗》，是历代影响最大的版本。而《木兰诗》的时代与作者，自北宋以来，便聚讼不已，今人的论断更趋复杂。
基于《木兰诗》原为民歌、非文人创作的主张，笔者同意将这个问题分为记录时代和形成时代加以讨论。先说记录时代，在《乐府诗集》中，《木兰诗》的题注有“《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一语，有人据此证明，陈代已有著录。而郭茂倩所加按语“歌辞有《木兰》一曲，不知起于何代也”，说明郭氏也不知《木兰》的时代。
至于形成的时代，如果从制度、习俗等方面判断，“市鞍马”是西魏至唐初的制度，“策勋”为唐初的制度，南北朝罕见“军帖”，“点兵”也是唐代的习惯用语，据此判断，《木兰诗》应成诗于西魏至唐初，但也不排除更早成诗，后由唐人润色的可能性。
有人从艺术风格上判断，说“东市买骏马”等四句，可以和汉乐府相媲美，认为《木兰诗》属于北朝民歌。这也很难说。如果是隋或唐初的民歌，因离北朝很近，风格相似，也是有可能的。
胡适还注意到《木兰诗》的文本结构问题，认为原文中应该有大段描写战争的文字，尤其诗中“朔气”等句，明显是后世文人的改作。所以，《木兰诗》的形成时代，至今尚无定论。
其四：《木兰诗》的主题
木兰是我国民间传说中的女英雄，描写其传奇的《木兰诗》，通过她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表现主人公“机智勇敢的品质”和“爱国精神”。这是好几个版本的语文教学参考书对《木兰诗》主题思想的概括。
《木兰诗》表现的主题是“爱国精神”吗？“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木兰为什么叹息，唐代韦元甫所作另一首《木兰诗》中说得很清楚：“木兰抱杼嗟，借问复为谁？欲闻所戚戚，感激强起颜。老父隶兵籍，气力日衰耗。岂足万里行，有子复尚少。”
笔者认为，木兰女扮男装挺身而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国家危机时深明大义”的“爱国精神”，而是替老父从军，为幼弟尽孝，说她的行为是“爱国”，则过多地强调了诗歌思想的政治性，当是一种人为的拔高，大可不必。木兰是一个不忘女性本来面貌的女子，原诗最后“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就是卒章显旨的明证。
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十分紧张，封建割据战争连绵不断，形成长期的混乱局面”，封建地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府兵制”，下至20岁，上至58岁，都要强制从军，弄得民不聊生，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引文见陶大镛《社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连年老力衰的“阿爷”也在军籍之中，木兰能爱这样的“国家”吗？
如果这样的从军是“爱国”，那也是封建礼教所提倡的“愚忠”；抑或把“抗胡”当作“爱国”，这更是对“爱国”的一种狭隘理解。在中华民族空前团结的今天，尤其不能作这样的理解。韦元甫在他写的《木兰诗》最后也说：“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这一个“孝”字，正是古人揭示木兰从军的“意义”之所在。
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确实表现了主人公“机智勇敢的品质”，而说她不爱国就“无从解释”征战中表现英勇、军功卓著的说法，显然有点牵强附会，“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九死一生、荣归故里，应该是残酷的战争中的一个偶然。说其女扮男装体现的就是“爱国精神”，似乎更是无稽之谈。
说到底，木兰被当时的社会所逼，是特殊时代光彩照人的特殊英雄，她在“孝义”面前坚毅果敢、勇于担当，甘愿冒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当然有“欺君”之嫌，理所当然不会为封建皇权所容，但她还是要替幼弟行孝，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人物。
所以，后来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就容易理解了，这也丝毫没有损害木兰的巾帼英雄形象。
（作者单位：淮安市洪泽县教师研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