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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99年实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以来，我国的大学在校生数量逐年递增。今天，我们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已达270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然而，随着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大幅度增加，我国大学学费的数额也在水涨船高。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大学学费成为社会猛烈抨击的对象。为此，国家有关部门曾多次下文严禁学费暴涨，但是始终找不到一条控制学费不断攀升的良策。应该说，推动我国大学收费制度改革在今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改革究竟何去何从，同属“金砖四国”的印度和巴西的大学“低学费”制度，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印度、巴西誓死捍卫“低学费”
印度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贫困人口，同时也拥有一个几乎免费的高等教育体制。正是近年来印度政府所采取的低廉教育收费制度，才使得无数穷苦人家的子女能够来到新德里、孟买等大都市，开始他们的大学生涯。这也是印度政府为促进高等教育公平而做出的重要决策之一。例如，新德里大部分大学的学费维持在180卢比(约合人民币40块钱)。上大学对穷人来说，是进城的“门票”和福利。穷人的孩子就是靠进大学而在生活费用高的大城市站住脚的。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穷苦农村孩子非常多见。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奋走进了大学校园，而教育费用补贴则基本上由政府承担了下来。事实上，也有一些人认为大学收费不能如此低廉，必须提高学费，但是立刻遭到印度选民的强烈反对，最终没能实行。印度教育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政府还将积极动员跨国公司和当地优秀企业在院校里提供奖学金，进而维持最低限度的教育收费体系。
在大洋彼岸的巴西，全国遍布着实行免费教育的公立大学，但由于巴西贫富差距大，在边远和贫困地区，因为温饱问题尚未解决，适龄青年谈不上接受高等教育。为了让每个适龄青年都可以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巴西政府的一大举措是实行家庭补助金计划。为了让发放给贫困学生的助学金真正用于教育，政府把助学金的发放与家庭补助金计划捆绑在一起，规定人均月收入低于50雷亚尔(约合23美元)的赤贫家庭和月收入在50至100雷亚尔(约合46美元)的贫困家庭，按人数不同领取每月15至95雷亚尔的现金补助。孩子越多，数目也就越大。巴西公立大学虽是免费，但由于竞争激烈，仅有少数幸运儿能如愿。对有资格获得保留名额的学生，巴西政府也作出了具体条件规定：必须来自月收入300雷亚尔以下的贫困家庭；1至8年级全在公立学校就读；在当地成绩特别优秀。据巴西统计局资料，“助学金计划”实施以来，来自边远地区，在大中城市滞留、流浪、乞讨的青少年数量明显减少，城市的环境卫生和社会治安都有所好转。巴西教育专家维拉吉在前不久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为贫困学生发放助学金计划不仅在教育系统，而且在反贫困和反社会边际化行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0年后，人们将会看到它给巴西社会带来的变化。
我国大学生均消费节节攀高
与上述两个国家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生均消费数额却在不断增长。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善迈教授统计，1993年至1997年我国高校学费增长率为27.65％，199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年生均学费增长至2769元，比1998年增长了40.3％，学费也占到了当年全国公立普通高等教育经费的13％左右。随后，学费以每年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速度一路飙升，直至2000年的生均学费达到了5000元上下。住宿费也有所增加，两三百元的宿舍几乎都涨到了千元左右。再加上贫富分化、下岗失业人数增加等原因，多数家庭对支付高校学费感觉吃力。《高校学费制度研究》一书的作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柴效武就表示，大学学费确实应当考虑家庭的承受能力，对于大部分一般家庭而言，培养一个大学生都是非常吃力的，“家境稍差些的，其困难程度就更不言而喻。”江苏大学从事教育管理研究的江小惠研究员则根据2001年到2003年《中国教育年鉴》及《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中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学杂费占农村居民年平均纯收入百分比从2001年的153.75％，增加至2003年的173.98％。她表示，如果再加上吃饭、穿衣、学习用品等，占的比例会更高。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也曾以《一个农民干13年才能供1个大学生》为题，算出按照2004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年平均纯收入水平供养一个大学生，城镇居民需4.2年纯收入，农民需要13.6年纯收入。
在许多家庭感觉对大学学费难以承受的时候，国家的资助体系却并不完善，能获得助学贷款的贫困生非常少。武汉某高校一名2004届的本科生回忆，当时他递交了好几次助学贷款申请，并且多次到系里找老师反映家里的贫困情况，却始终没能贷到款，因为贷款给了比他家更贫困的学生。
“合理定价，加强资助”才是出路
到底我国大学的学费该如何确定，这着实令人困惑。经过了将近十年的实践和探索，有一些经验和做法倒是值得大家关注。对于如何推进我国高校的学费制度改革，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确定大学学费数额要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目前较为流行的学费定价原则是大学的成本分担理论。由于高等教育已经不完全是一种公共产品，受益者也不仅仅是国家或个人，因此，高等教育的学费必须严格按实际教育成本来估算。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大学不能是盈利机构。大学的学费数额必须是高等教育过程中所有费用的真实反映。江苏大学从事教育管理研究的江小惠研究员认为，在高等教育筹资方面，实行“教育成本分担”是没有问题的，但必须考虑两条原则，一是利益获得，二是能力支付。“利益获得”指谁从教育中获得利益，谁就支付相应的教育经费，“能力支付”是指所有从教育中获得利益的，都应按其能力大小提供教育经费。
其次，大学收取学费还要充分考虑到百姓的承受能力。当前有一种说法：我国的居民完全可以承受较高的学费，理由是我国人均存款余额2003年已达到7，000余元。但我们应该注意到，我国的贫富差距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差很大，尤其在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与东部发达地区和沿海地区相比，差距是很大的。因此，各地的大学可以根据地区间的差异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这一标准除考虑教育成本之外，还要注意当地百姓的承受能力。中西部的大学不应为谋取利益而收取高学费，应当与发达地区的学费适当拉开距离，以吸引本地的优秀生源，保证本地人才和资金不流失，为学校的持续发展储备力量。
再次，大学不同学科间的学费差距要合理。当然，由于各学科之间的教育成本是不同的，所以实行同一标准也是不可能的。人们对于各学科的选择多数趋向于社会的需求及价格的低廉，但这一自发调节也有盲目性。大学要利用价格来调节人们的选择倾向，保证各学科按比例协调发展。这里也要防止另一个极端的发生——高校不能只根据市场的需求，只开设热门的学科和专业，对国家仍有需求但学生不愿选择的学科和专业也应开设，并可利用价格杠杆来调节。因此，在制定各学科之间的学费差异时尤其要注意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在这方面，国家的宏观调控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要建立完善的资助制度。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大学都建立了与学费制度相关的资助制度，其中主要有奖学金制度和勤工俭学制度。在我国，这些制度还有待完善。我国大学整体上说质量参差不齐，对那些信誉度和社会认同度较低的大学来说，在实行奖学金、贷学金和提供勤工俭学机会等方面存在更多的困难。政府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关键在大学自身。只要大学能保证教学质量，培养出优秀学生，增强人们对大学和学生的信心，这些制度也会由于社会各方面的支持而逐步完善。
印度、巴西誓死捍卫“低学费”
印度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贫困人口，同时也拥有一个几乎免费的高等教育体制。正是近年来印度政府所采取的低廉教育收费制度，才使得无数穷苦人家的子女能够来到新德里、孟买等大都市，开始他们的大学生涯。这也是印度政府为促进高等教育公平而做出的重要决策之一。例如，新德里大部分大学的学费维持在180卢比(约合人民币40块钱)。上大学对穷人来说，是进城的“门票”和福利。穷人的孩子就是靠进大学而在生活费用高的大城市站住脚的。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穷苦农村孩子非常多见。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奋走进了大学校园，而教育费用补贴则基本上由政府承担了下来。事实上，也有一些人认为大学收费不能如此低廉，必须提高学费，但是立刻遭到印度选民的强烈反对，最终没能实行。印度教育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政府还将积极动员跨国公司和当地优秀企业在院校里提供奖学金，进而维持最低限度的教育收费体系。
在大洋彼岸的巴西，全国遍布着实行免费教育的公立大学，但由于巴西贫富差距大，在边远和贫困地区，因为温饱问题尚未解决，适龄青年谈不上接受高等教育。为了让每个适龄青年都可以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巴西政府的一大举措是实行家庭补助金计划。为了让发放给贫困学生的助学金真正用于教育，政府把助学金的发放与家庭补助金计划捆绑在一起，规定人均月收入低于50雷亚尔(约合23美元)的赤贫家庭和月收入在50至100雷亚尔(约合46美元)的贫困家庭，按人数不同领取每月15至95雷亚尔的现金补助。孩子越多，数目也就越大。巴西公立大学虽是免费，但由于竞争激烈，仅有少数幸运儿能如愿。对有资格获得保留名额的学生，巴西政府也作出了具体条件规定：必须来自月收入300雷亚尔以下的贫困家庭；1至8年级全在公立学校就读；在当地成绩特别优秀。据巴西统计局资料，“助学金计划”实施以来，来自边远地区，在大中城市滞留、流浪、乞讨的青少年数量明显减少，城市的环境卫生和社会治安都有所好转。巴西教育专家维拉吉在前不久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为贫困学生发放助学金计划不仅在教育系统，而且在反贫困和反社会边际化行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0年后，人们将会看到它给巴西社会带来的变化。
我国大学生均消费节节攀高
与上述两个国家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生均消费数额却在不断增长。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善迈教授统计，1993年至1997年我国高校学费增长率为27.65％，199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年生均学费增长至2769元，比1998年增长了40.3％，学费也占到了当年全国公立普通高等教育经费的13％左右。随后，学费以每年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速度一路飙升，直至2000年的生均学费达到了5000元上下。住宿费也有所增加，两三百元的宿舍几乎都涨到了千元左右。再加上贫富分化、下岗失业人数增加等原因，多数家庭对支付高校学费感觉吃力。《高校学费制度研究》一书的作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柴效武就表示，大学学费确实应当考虑家庭的承受能力，对于大部分一般家庭而言，培养一个大学生都是非常吃力的，“家境稍差些的，其困难程度就更不言而喻。”江苏大学从事教育管理研究的江小惠研究员则根据2001年到2003年《中国教育年鉴》及《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中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学杂费占农村居民年平均纯收入百分比从2001年的153.75％，增加至2003年的173.98％。她表示，如果再加上吃饭、穿衣、学习用品等，占的比例会更高。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也曾以《一个农民干13年才能供1个大学生》为题，算出按照2004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年平均纯收入水平供养一个大学生，城镇居民需4.2年纯收入，农民需要13.6年纯收入。
在许多家庭感觉对大学学费难以承受的时候，国家的资助体系却并不完善，能获得助学贷款的贫困生非常少。武汉某高校一名2004届的本科生回忆，当时他递交了好几次助学贷款申请，并且多次到系里找老师反映家里的贫困情况，却始终没能贷到款，因为贷款给了比他家更贫困的学生。
“合理定价，加强资助”才是出路
到底我国大学的学费该如何确定，这着实令人困惑。经过了将近十年的实践和探索，有一些经验和做法倒是值得大家关注。对于如何推进我国高校的学费制度改革，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确定大学学费数额要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目前较为流行的学费定价原则是大学的成本分担理论。由于高等教育已经不完全是一种公共产品，受益者也不仅仅是国家或个人，因此，高等教育的学费必须严格按实际教育成本来估算。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大学不能是盈利机构。大学的学费数额必须是高等教育过程中所有费用的真实反映。江苏大学从事教育管理研究的江小惠研究员认为，在高等教育筹资方面，实行“教育成本分担”是没有问题的，但必须考虑两条原则，一是利益获得，二是能力支付。“利益获得”指谁从教育中获得利益，谁就支付相应的教育经费，“能力支付”是指所有从教育中获得利益的，都应按其能力大小提供教育经费。
其次，大学收取学费还要充分考虑到百姓的承受能力。当前有一种说法：我国的居民完全可以承受较高的学费，理由是我国人均存款余额2003年已达到7，000余元。但我们应该注意到，我国的贫富差距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差很大，尤其在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与东部发达地区和沿海地区相比，差距是很大的。因此，各地的大学可以根据地区间的差异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这一标准除考虑教育成本之外，还要注意当地百姓的承受能力。中西部的大学不应为谋取利益而收取高学费，应当与发达地区的学费适当拉开距离，以吸引本地的优秀生源，保证本地人才和资金不流失，为学校的持续发展储备力量。
再次，大学不同学科间的学费差距要合理。当然，由于各学科之间的教育成本是不同的，所以实行同一标准也是不可能的。人们对于各学科的选择多数趋向于社会的需求及价格的低廉，但这一自发调节也有盲目性。大学要利用价格来调节人们的选择倾向，保证各学科按比例协调发展。这里也要防止另一个极端的发生——高校不能只根据市场的需求，只开设热门的学科和专业，对国家仍有需求但学生不愿选择的学科和专业也应开设，并可利用价格杠杆来调节。因此，在制定各学科之间的学费差异时尤其要注意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在这方面，国家的宏观调控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要建立完善的资助制度。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大学都建立了与学费制度相关的资助制度，其中主要有奖学金制度和勤工俭学制度。在我国，这些制度还有待完善。我国大学整体上说质量参差不齐，对那些信誉度和社会认同度较低的大学来说，在实行奖学金、贷学金和提供勤工俭学机会等方面存在更多的困难。政府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关键在大学自身。只要大学能保证教学质量，培养出优秀学生，增强人们对大学和学生的信心，这些制度也会由于社会各方面的支持而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