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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韦伯以“合理性”概念作工具，剖析了西方现代化的演进，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暴露了合理性的悖论；之后的各种社会批判理论，沿着韦伯留下的现代性难题进行思考，在深入揭露、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理性化过程中的非理性后果的同时，通过破解韦伯难题进行理论建構和理性（社会）重建；其中，哈贝马斯就改造了韦伯的“合理性”概念，提出“交往合理性”，以重建现代性和理性。但后现代主义则与之相反，在对理性进行批判的同时，走向了否定理性、解构现代性的反理性主义。现代西方合理性思想的演变告诉我们，破解现代性难题，必须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就体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一致。
关键词：韦伯；合理性；哈贝马斯；现代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B50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1.0021
马克斯·韦伯将“现代性”等同于“合理性”，把“现代化进程”看作“理性化过程”，一方面利用合理性理论说明西方近代社会的诞生；另一方面，通过合理性类别及其功能的分析，揭示了作为合理化结果的西方近代文明所隐含的负面影响，即工具理性的膨胀对价值理性的宰制，从而使得合理性概念本身具有了价值追问和批判的意义，这就为后来的社会批判主义提供了广阔的思想平台和思维空间。
之后的各种社会批判理论，沿着韦伯留下的现代性难题进行严肃的思考，一方面深入揭露、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理性化过程中的非理性的后果；另一方面，通过破解韦伯难题进行理论建构和理性（社会）重建。其中，哈贝马斯就改造了韦伯的“合理性”概念，提出“交往合理性”，以重建现代性和理性。但后现代主义则与之相反，在对理性进行批判的同时，走向了否定理性、解构现代性的相对主义和反理性主义。
一、韦伯的合理性悖论
韦伯将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改造成“合理性”概念，用以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演进。他把“现代性”等同于“合理性”，将“现代化进程”等同于“理性化过程”，从而把狭义上被看作是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和历史、社会等现实领域，成为人的行动及社会所具有的特性。
韦伯认为，合理性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形式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一是实质合理性（价值合理性）。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依据手段及程序的可计算性作出的判断，属于客观的合理性；所谓实质合理性是指依据结果和目的的价值作出的判断，属于主观的合理性。前者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而对目的恰当与否不管不问，后者则恰恰与前者相反，它对目的和价值意识是否合理尤为关心[1]。西方社会的合理化或现代化是由两个相关的过程构成：一是“文化合理化”，一是“社会组织合理化”。“文化合理化”表现为不同知识和价值领域的分化，科学、艺术、道德、法律等各自独立，并形成各自的合理性标准。科学的合理性标准是它的客观的真理性，艺术合理性标准是主观表达的真诚性，而对于道德和法律而言，正当性则是其合理性的标准。文化的合理化是现代文化发展并取得骄人成就的前提和出发点，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提供了精神动力。“社会组织合理化”表现为企业的“科层化”与国家的“官僚化”。在形式合理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支配下，政治上产生了由工具理性化的官员所组成的国家官僚机器；经济上，出现了合理的可计算的民事关系和以利润为取向的自由劳动、正确描绘贷方和借方关系的复式簿记和以其为基础的劳资关系、自由劳动组织等以及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实用特征的现代社会的企业制度、企业活动。政治和经济的合理化使社会发生分化，形成了结构上愈益复杂、功能上愈益分化、完善且严格按照形式合理性（工具—目的合理性）方式行动的行为系统。这样的行为系统将目的行为和策略行为彻底合理化、制度化，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控制自然与社会的能力，创造了西方社会高度的物质文明。
然而，在西方社会合理化进程中，由于形式合理性成为最具支配性的社会行动，随着社会中诸价值领域的分化，所有社会关系只有以形式合理性方式才能得到控制，这必然造成社会关系的物化，导致异化的深化和自由的减少以及社会组织系统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即意义的丧失与自由的丧失。其中，意义的丧失表现在随着传统宗教世界观所形成的意义统一性的瓦解的同时，诸价值领域出现独立与分化，价值间相互排斥。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从诸如真理、财富、权力、法律、信仰、德性等价值因素中选择出自己遵行的价值原则。现代社会丧失了用具有涵盖性、统摄性的规范原则去协调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维系社会共同价值准则。这就使得人们在追求意义的过程中显得茫然无措、软弱无力，完全理性化了的现代世界成为一个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自由的丧失表现在现代世界被管理得如机器一样有条不紊地运转，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各种效率普遍提高。人的行动的理性超出了传统的窠臼，冲破了情感的藩篱，深深地植根于目的合理性的取向中，越来越漠视价值因素。行动的目的越来越表现出非人性趋向，人们为赢利而赢利。人们使用精密的理性计算技术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全盘理性化，一切都变成了自己赢利的工具，个人越来越沦落成为单纯的功能反映单位。人的一切行为听命于社会组织的指令，个人成为社会组织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或一个螺丝钉。完全理性化了的世界是一个组织化的世界、是一个受非人格力量统治的世界。
韦伯对西方社会合理化的分析，借助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两个概念，以文化合理化和社会组织合理化为描述对象，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变迁的本质——合理化和现代化，现代化是世俗化、祛魅化、理性化的过程；同时，也暴露了西方社会合理化过程中的不合理性——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追逐理性原则，确切地说，追逐工具—目的合理性原则所造成的异化现象：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是现代人所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现实。而这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克服的，就是在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形式中，也永无从根本上消除的可能。由此，韦伯对现代文明的前途感到无奈与苍茫，乃至悲观失望。 二、社会批判主义的现代性批判
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所留下的现代性难题已经成为现代性话语的转折点，他所得出的悲观主义结论也已成为现代性话语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之后的各种社会批判主义者如尼采、阿多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以及后現代主义的思想家沿着韦伯的现代性难题进行严肃的思考，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理性化过程中的非理性的社会后果。尽管在实际的批判中，有的针对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有的针对的是“性压抑”，有的针对的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支配权”，也有的针对的是异化的“日常生活”，还有的针对的是不健康的“社会文化现象”等。但概括起来说，社会批判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劳动异化的批判。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技术分工越来越细，工人劳动的任何动作，完成该动作的程序，以及完成该动作所需的时间，都经精确计算而严格规定着，工人被迫机械地重复一个专门的固定的动作，纯粹“只是机器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作为机器的积极力量”，有时，甚至连机器还不如，而沦为机器的奴隶[2]。这种情况加剧了工人劳动的“破碎化”，使工人分裂成“孤立的、抽象的原子”，使工人劳动被分割为一个个碎片[3]。其结果是工人不仅丧失了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甚至连自由都没有，而且失去了同他的劳动最终产品的接触，他对这个最终产品一无所知，也就漠不关心。工人在劳动中已完全沦为无生命、无情感的“机器零件”了。
其二，对科技异化的批判。科技的发展及其成果的运用，增进了人类对自然的利用与控制，但也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的依附和“家园丧失”的双重生存异化。其一，人类试图通过科技来控制、驾驭、征服自然，可是，当人从自然力的束缚下获得自由的同时，却又从技术上造成了人化自然，即“第二自然”，它使人紧紧依附于它，以至须臾离不开自己的技术创造物，否则便无法生存下去。正像雅斯贝尔斯所描绘的那样，生活在技术环境中的每个人将个人的生命存在紧紧依附于已造成的设备的功能，一旦设备出了故障，他受环境的支配程度，远逊于处于自然存在中的农民，因而更不自由。其二，人通过技术创造的“第二自然”在增强人面对自然界的能力的同时，也把人从自然环境中撕裂开来，使人丧失了自然的根基，成为在地球上无家可归的人。
其三，对工具理性批判。18世纪以来，随着理性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规范着、控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理性愈益膨胀，走上了工具化和形式化的道路。理性的工具化造成了理性对社会、文化、个体的日益严重的侵蚀，最终必然引发非理性的结果。现代化几乎成了文化平面化、低俗化和社会单面化、异己化的同义词。
其四，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商品化，文化领域被市场原则所支配，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日益精密的社会分工和日益强化的无形的社会控制，使人类的生活空间和知识空间被分割为彼此联系越来越松散的碎片。主体尊严的丧失，埋葬了那个大写的“人”，生活整体性的“破裂”，又改变了人的认知方式。对于生活在这种“破碎”的现实中的人来说，“眼前”、“当下”才是真实的存在，“过去”、“未来”已不再有意义。二是文化的商品化、标准化、技术化，排除了文化、艺术的自主性，文化艺术丧失个性、差异性，主体意识、个性和创造性被压抑。
社会批判主义者在对现代性的批判过程中，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有的置身于现代性体制之内进行批判，也就是说对现代性的批判本身仍然基于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文化观基础上，目的是维护现代性，维护理性，如哈贝马斯等；有的置身于现代性体制之外进行批判，即彻底的现代性批判，目的是解构、否定、抛弃现代性，走向了反理性之路，如后现代主义；当然也有的介于前二者之间，最后走向了非理性主义。
三、哈贝马斯的现代性重建
哈贝马斯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第二代传人中的杰出代表，与其前辈一样，看到了工具理性的肆虐给社会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而深入剖析了现代西方社会合理性、理性化的矛盾和弊端，即生活世界殖民化和文化的贫困化。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把社会分为为系统和生活世界两部分。系统是从生活世界的结构中分化并独立出来的行为调节机制，如政治系统、行政和经济管理系统、法律体系等等；生活世界指由交往结构而成的人们的关系网络。从历史上看，社会进化的基本要素是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分离，这种分离导致社会沿着两条道路进化：系统的进化以控制社会能力的提高为衡量标准，生活世界的发展水平则以文化、社会、个性的分离为表征。然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系统和生活世界越来越分离，工具—目的合理性思想到处蔓延，系统不断侵入生活世界，侵入社会的各种关系之中，从而使社会关系失去其独特的人性，并且被形式化，即由交往结构而成的生活世界愈来愈屈从于独立的、严格形式化的行为系统，生活世界作为社会一体化的基础丧失，社会的发展失去了道德、价值观的基础，社会中的文化领域失去了为社会提供规范的能力，进而引发社会危机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地化。同时，随着神学世界观的彻底崩溃，诸价值领域分化并独立发展，在科学、道德、艺术、法律这些相应的文化行为系统中，科学的讨论、道德—法律理论的研究、艺术创作和批判愈来愈被制度化为专家的事务。专门科学越来越向“高、精、尖”方向发展，与日常生活世界，与广大群众越来越脱离，因而愈来愈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也即是文化的贫困化。
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因为看到西方社会合理化过程中理性的悖论，特别是理性化所导致的非理性后果而彻底否定理性。相反，他对人类的理性充满了信心。认为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理性并未完全泯灭，在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中蕴藏着巨大的理性潜力。只是由于金钱和权力不断地向生活世界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侵蚀，致使现代社会陷入交往困境，因此，出路就是使不断萎缩的生活世界得以复兴，并重建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协调机制。为此，他通过改造韦伯的“合理性”概念，提出了“交往合理性”。 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哈贝马斯以交往合理性概念为核心，认为要重建现代性必须首先建立普遍的、有效的、理想的语言使用规范。由于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的中介即语言被非语言的中介即金钱、权力所取代，导致言语行为受阻，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也因此遭致扭曲。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语言使用规范，使行为的交往成为一种可能。主体间以言语交往为中介所形成的相互理解、信任不是外在的权威强制的结果，而是在论辩、商讨之中形成的。如果将以语言为中介的交往行为贯穿到家庭、工作和社会关系之中，那么，这些已被非语言媒介操纵的领域就可以缓解资本主义危机，从而纠正工具理性的片面性，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其次，重建公众社会，以使其发挥批判理性的职能。哈贝马斯认为，公众社会是由于国家与社会根本分离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共同体，其核心是由通过文化企业、报刊和公众舆论所促成的文化网络所组成的交往网络。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公众社会具有民主和舆论自由的权利，能对统治者的权力和活动进行监督，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影响国家决策。而现代社会由于生活世界被殖民化，作为生活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公众社会也受到行政体制和以市场为主要内容的系统的压制。公众社会丧失了批判的意向和合理批判现实的能力，不仅失去了自律性和相对独立性，也失去了政治评论权和文化评论权，其作用不过是为政治决策呐喊助威，并为预定的领导者投票。这样萎缩的公众社会是无法促使社会走向合理化的，相反只会使社会变成极权的“单向度”的社会[4]。
在交往合理性的基础上，哈贝马斯为人类社会发展勾勒出一个理想模式——新“乌托邦”。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个理想的社会不再是目的合理行为的共同体，而是一种“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即交往合理性的社会。它是以非强制性的意愿形式，由主体间通过言语交往，自由对话、讨论、协商所提供出来的。在交往社会里，没有暴力的共同生活使个人的自我实现和自主权有了可能。交往主体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见解，从自己的动议出发去实现一种较为美好的和较少危险的生活[5]。
四、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
后现代主义是一股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20世纪80—90年代，至今仍然有着广泛影响的西方思潮。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可以将它们归于广义的社会批判主义——笔者注）。主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利奥塔德、德鲁兹、勒维纳斯等。后现代主义思潮最本质的特征是批判与解构。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性的灾难完全是理性一统天下造成的结果，理性是现代性的罪人，现代性不是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而是某些人以理性和科学的名义谋求统治的历史。因此，现实存在的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障碍，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为前提。由此，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和否定的核心主题就是批判和解构理性，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对理性的权威地位进行猛烈的攻击。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理性的工具化、理性至上，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一是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人的生存环境的破坏。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具有高于自然的能动性。正是在理性的帮助和庇护下，人类任意支配、奴役、利用自然，从而导致了土地的沙漠化、物种的灭绝、森林资源的减少、环境的恶化等现象；二是理性至上的权威地位，使之成为一种霸权性话语，从而导致了人们对非理性的忽视、贬损。因为在理性权威性的形成过程中，需要把不符合理性的思维、行动、存在方式等除掉。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对元话语和宏伟叙事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理性的这种权威地位的批判。
第二，从政治上揭露理性的极权性和压迫性。利奥塔称黑格尔哲学为“理性的极权主义”；而德里达则认为，西方理性是与一种压迫性的、极权性的生活方式和种族中心论的文化帝国主义相同一的；福柯利用自己的谱系学将理性历史化，认为理性在根本上是历史的，理性不是自己的根据，而是历史地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他将迄今为止的社会史描绘成一部权力的争夺史、社会权力结构的作用史，以及体制化集结的权力所固有的排斥和阉割机制对一切反体制、反秩序的离心倾向施行压制，将人不断纪律化和标准化的历史。而这一历史的本质，便是“理性”作为权力结构的后盾，对一切“非理性”或“反理性”的话语、行为和主体所施加的压迫。总之，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理性已经成为一种工具，一种统治工具。
最后，揭露和抨击理性方法的局限性。后现代主义认为，西方传统哲学方法是一种概念范畴的推演，是一种抽象的理性思辩活动，它假定了一个先天的认识框架的存在，这个框架能够反映和再现真理。这种思维方式本质就在于试图建立普遍永恒的理想语言来分析丰富多彩的现实。然而，这种给定的、预设的方法是无法把握实在、把握事物的全貌的。因此，一旦面对活生生的、千差万别的日常生活，这种方法就显得苍白无力。后现代主义为了让人们摆脱哲学传统思维方法的束缚，回到真正的、自我的世界中去，提倡用非理性方法认识世界。在他们看来，理性逻辑的框架只适用于僵死的无生命的物质，如果对有生命的东西用逻辑的、静止的、几何学的方法进行处理，则必然会失去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不过，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非理性，是不同于人本主义所主张的非理性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非理性主义用意志、生命、无意识等非理性取代理性作为基础，并未摆脱理性的纠缠，仍然是一种理性的设计，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不变的框架，因此仍是一种要反对的基础主义。为此，后现代主义提出要以功能的非理性取代理性主义实体的非理性、以解构的非理性取代建构的非理性，即在摧毁了理性概念之后不再建立一个非理性概念，而是放弃建构任何中心概念的企图，目的是力图保持理性自身的不断消解[6]。
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和解构，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否定，从而走上了一条反理性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義的不归之途。
现代西方合理性思想的演变告诉我们，理性、合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离开了理性原则，现代社会就会失去生存的根基。但是，理性决不是万能的，不具有至上的绝对力量，特别是当理性失去价值归依的时候，这种理性本身就具有极度的不完善性，所以韦伯所说的合理性（合乎理性），我们最多只能说是合工具理性，实质上是极为不合理的。由此，以这种理性原则建构和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社会、现代资本主义就必然具有巨大的缺陷，这也就是各种社会批判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口诛笔伐的现代性问题。因此，现代性问题的实质和根源在于传统理性自身的缺陷。所以，破解现代性难题，不在于要不要理性，也不在于理性和非理性哪个更重要，而在于要在理性原则中引入非理性，在工具理性中注入价值理性，亦即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地统一和融合起来，从而赋予理性以新的内涵。这种重新改造和整合后的理性应该是理性（传统意义上）与非理性的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一体，这样才能推进人类社会向真正理性（非传统理性）或合理性（既合规律又合目的也合价值）的方向发展。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国理政方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条件和保障，更是体现了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合理性。其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进一步推进社会的制度化、法制化、理性化即合规律的发展，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推进社会合目的、合价值的发展。可以说，“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
[2]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182.
[3]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99.
[4]陈红.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及其当代启示[J].学术交流，2002（5）：20.
[5]薛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106.
[6]刘宽红.简评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非理性主义[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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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韦伯；合理性；哈贝马斯；现代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B50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1.0021
马克斯·韦伯将“现代性”等同于“合理性”，把“现代化进程”看作“理性化过程”，一方面利用合理性理论说明西方近代社会的诞生；另一方面，通过合理性类别及其功能的分析，揭示了作为合理化结果的西方近代文明所隐含的负面影响，即工具理性的膨胀对价值理性的宰制，从而使得合理性概念本身具有了价值追问和批判的意义，这就为后来的社会批判主义提供了广阔的思想平台和思维空间。
之后的各种社会批判理论，沿着韦伯留下的现代性难题进行严肃的思考，一方面深入揭露、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理性化过程中的非理性的后果；另一方面，通过破解韦伯难题进行理论建构和理性（社会）重建。其中，哈贝马斯就改造了韦伯的“合理性”概念，提出“交往合理性”，以重建现代性和理性。但后现代主义则与之相反，在对理性进行批判的同时，走向了否定理性、解构现代性的相对主义和反理性主义。
一、韦伯的合理性悖论
韦伯将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改造成“合理性”概念，用以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演进。他把“现代性”等同于“合理性”，将“现代化进程”等同于“理性化过程”，从而把狭义上被看作是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和历史、社会等现实领域，成为人的行动及社会所具有的特性。
韦伯认为，合理性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形式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一是实质合理性（价值合理性）。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依据手段及程序的可计算性作出的判断，属于客观的合理性；所谓实质合理性是指依据结果和目的的价值作出的判断，属于主观的合理性。前者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而对目的恰当与否不管不问，后者则恰恰与前者相反，它对目的和价值意识是否合理尤为关心[1]。西方社会的合理化或现代化是由两个相关的过程构成：一是“文化合理化”，一是“社会组织合理化”。“文化合理化”表现为不同知识和价值领域的分化，科学、艺术、道德、法律等各自独立，并形成各自的合理性标准。科学的合理性标准是它的客观的真理性，艺术合理性标准是主观表达的真诚性，而对于道德和法律而言，正当性则是其合理性的标准。文化的合理化是现代文化发展并取得骄人成就的前提和出发点，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提供了精神动力。“社会组织合理化”表现为企业的“科层化”与国家的“官僚化”。在形式合理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支配下，政治上产生了由工具理性化的官员所组成的国家官僚机器；经济上，出现了合理的可计算的民事关系和以利润为取向的自由劳动、正确描绘贷方和借方关系的复式簿记和以其为基础的劳资关系、自由劳动组织等以及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实用特征的现代社会的企业制度、企业活动。政治和经济的合理化使社会发生分化，形成了结构上愈益复杂、功能上愈益分化、完善且严格按照形式合理性（工具—目的合理性）方式行动的行为系统。这样的行为系统将目的行为和策略行为彻底合理化、制度化，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控制自然与社会的能力，创造了西方社会高度的物质文明。
然而，在西方社会合理化进程中，由于形式合理性成为最具支配性的社会行动，随着社会中诸价值领域的分化，所有社会关系只有以形式合理性方式才能得到控制，这必然造成社会关系的物化，导致异化的深化和自由的减少以及社会组织系统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即意义的丧失与自由的丧失。其中，意义的丧失表现在随着传统宗教世界观所形成的意义统一性的瓦解的同时，诸价值领域出现独立与分化，价值间相互排斥。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从诸如真理、财富、权力、法律、信仰、德性等价值因素中选择出自己遵行的价值原则。现代社会丧失了用具有涵盖性、统摄性的规范原则去协调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维系社会共同价值准则。这就使得人们在追求意义的过程中显得茫然无措、软弱无力，完全理性化了的现代世界成为一个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自由的丧失表现在现代世界被管理得如机器一样有条不紊地运转，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各种效率普遍提高。人的行动的理性超出了传统的窠臼，冲破了情感的藩篱，深深地植根于目的合理性的取向中，越来越漠视价值因素。行动的目的越来越表现出非人性趋向，人们为赢利而赢利。人们使用精密的理性计算技术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全盘理性化，一切都变成了自己赢利的工具，个人越来越沦落成为单纯的功能反映单位。人的一切行为听命于社会组织的指令，个人成为社会组织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或一个螺丝钉。完全理性化了的世界是一个组织化的世界、是一个受非人格力量统治的世界。
韦伯对西方社会合理化的分析，借助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两个概念，以文化合理化和社会组织合理化为描述对象，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变迁的本质——合理化和现代化，现代化是世俗化、祛魅化、理性化的过程；同时，也暴露了西方社会合理化过程中的不合理性——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追逐理性原则，确切地说，追逐工具—目的合理性原则所造成的异化现象：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是现代人所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现实。而这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克服的，就是在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形式中，也永无从根本上消除的可能。由此，韦伯对现代文明的前途感到无奈与苍茫，乃至悲观失望。 二、社会批判主义的现代性批判
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所留下的现代性难题已经成为现代性话语的转折点，他所得出的悲观主义结论也已成为现代性话语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之后的各种社会批判主义者如尼采、阿多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以及后現代主义的思想家沿着韦伯的现代性难题进行严肃的思考，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理性化过程中的非理性的社会后果。尽管在实际的批判中，有的针对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有的针对的是“性压抑”，有的针对的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支配权”，也有的针对的是异化的“日常生活”，还有的针对的是不健康的“社会文化现象”等。但概括起来说，社会批判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劳动异化的批判。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技术分工越来越细，工人劳动的任何动作，完成该动作的程序，以及完成该动作所需的时间，都经精确计算而严格规定着，工人被迫机械地重复一个专门的固定的动作，纯粹“只是机器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作为机器的积极力量”，有时，甚至连机器还不如，而沦为机器的奴隶[2]。这种情况加剧了工人劳动的“破碎化”，使工人分裂成“孤立的、抽象的原子”，使工人劳动被分割为一个个碎片[3]。其结果是工人不仅丧失了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甚至连自由都没有，而且失去了同他的劳动最终产品的接触，他对这个最终产品一无所知，也就漠不关心。工人在劳动中已完全沦为无生命、无情感的“机器零件”了。
其二，对科技异化的批判。科技的发展及其成果的运用，增进了人类对自然的利用与控制，但也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的依附和“家园丧失”的双重生存异化。其一，人类试图通过科技来控制、驾驭、征服自然，可是，当人从自然力的束缚下获得自由的同时，却又从技术上造成了人化自然，即“第二自然”，它使人紧紧依附于它，以至须臾离不开自己的技术创造物，否则便无法生存下去。正像雅斯贝尔斯所描绘的那样，生活在技术环境中的每个人将个人的生命存在紧紧依附于已造成的设备的功能，一旦设备出了故障，他受环境的支配程度，远逊于处于自然存在中的农民，因而更不自由。其二，人通过技术创造的“第二自然”在增强人面对自然界的能力的同时，也把人从自然环境中撕裂开来，使人丧失了自然的根基，成为在地球上无家可归的人。
其三，对工具理性批判。18世纪以来，随着理性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规范着、控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理性愈益膨胀，走上了工具化和形式化的道路。理性的工具化造成了理性对社会、文化、个体的日益严重的侵蚀，最终必然引发非理性的结果。现代化几乎成了文化平面化、低俗化和社会单面化、异己化的同义词。
其四，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商品化，文化领域被市场原则所支配，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日益精密的社会分工和日益强化的无形的社会控制，使人类的生活空间和知识空间被分割为彼此联系越来越松散的碎片。主体尊严的丧失，埋葬了那个大写的“人”，生活整体性的“破裂”，又改变了人的认知方式。对于生活在这种“破碎”的现实中的人来说，“眼前”、“当下”才是真实的存在，“过去”、“未来”已不再有意义。二是文化的商品化、标准化、技术化，排除了文化、艺术的自主性，文化艺术丧失个性、差异性，主体意识、个性和创造性被压抑。
社会批判主义者在对现代性的批判过程中，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有的置身于现代性体制之内进行批判，也就是说对现代性的批判本身仍然基于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文化观基础上，目的是维护现代性，维护理性，如哈贝马斯等；有的置身于现代性体制之外进行批判，即彻底的现代性批判，目的是解构、否定、抛弃现代性，走向了反理性之路，如后现代主义；当然也有的介于前二者之间，最后走向了非理性主义。
三、哈贝马斯的现代性重建
哈贝马斯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第二代传人中的杰出代表，与其前辈一样，看到了工具理性的肆虐给社会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而深入剖析了现代西方社会合理性、理性化的矛盾和弊端，即生活世界殖民化和文化的贫困化。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把社会分为为系统和生活世界两部分。系统是从生活世界的结构中分化并独立出来的行为调节机制，如政治系统、行政和经济管理系统、法律体系等等；生活世界指由交往结构而成的人们的关系网络。从历史上看，社会进化的基本要素是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分离，这种分离导致社会沿着两条道路进化：系统的进化以控制社会能力的提高为衡量标准，生活世界的发展水平则以文化、社会、个性的分离为表征。然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系统和生活世界越来越分离，工具—目的合理性思想到处蔓延，系统不断侵入生活世界，侵入社会的各种关系之中，从而使社会关系失去其独特的人性，并且被形式化，即由交往结构而成的生活世界愈来愈屈从于独立的、严格形式化的行为系统，生活世界作为社会一体化的基础丧失，社会的发展失去了道德、价值观的基础，社会中的文化领域失去了为社会提供规范的能力，进而引发社会危机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地化。同时，随着神学世界观的彻底崩溃，诸价值领域分化并独立发展，在科学、道德、艺术、法律这些相应的文化行为系统中，科学的讨论、道德—法律理论的研究、艺术创作和批判愈来愈被制度化为专家的事务。专门科学越来越向“高、精、尖”方向发展，与日常生活世界，与广大群众越来越脱离，因而愈来愈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也即是文化的贫困化。
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因为看到西方社会合理化过程中理性的悖论，特别是理性化所导致的非理性后果而彻底否定理性。相反，他对人类的理性充满了信心。认为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理性并未完全泯灭，在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中蕴藏着巨大的理性潜力。只是由于金钱和权力不断地向生活世界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侵蚀，致使现代社会陷入交往困境，因此，出路就是使不断萎缩的生活世界得以复兴，并重建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协调机制。为此，他通过改造韦伯的“合理性”概念，提出了“交往合理性”。 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哈贝马斯以交往合理性概念为核心，认为要重建现代性必须首先建立普遍的、有效的、理想的语言使用规范。由于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的中介即语言被非语言的中介即金钱、权力所取代，导致言语行为受阻，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也因此遭致扭曲。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语言使用规范，使行为的交往成为一种可能。主体间以言语交往为中介所形成的相互理解、信任不是外在的权威强制的结果，而是在论辩、商讨之中形成的。如果将以语言为中介的交往行为贯穿到家庭、工作和社会关系之中，那么，这些已被非语言媒介操纵的领域就可以缓解资本主义危机，从而纠正工具理性的片面性，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其次，重建公众社会，以使其发挥批判理性的职能。哈贝马斯认为，公众社会是由于国家与社会根本分离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共同体，其核心是由通过文化企业、报刊和公众舆论所促成的文化网络所组成的交往网络。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公众社会具有民主和舆论自由的权利，能对统治者的权力和活动进行监督，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影响国家决策。而现代社会由于生活世界被殖民化，作为生活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公众社会也受到行政体制和以市场为主要内容的系统的压制。公众社会丧失了批判的意向和合理批判现实的能力，不仅失去了自律性和相对独立性，也失去了政治评论权和文化评论权，其作用不过是为政治决策呐喊助威，并为预定的领导者投票。这样萎缩的公众社会是无法促使社会走向合理化的，相反只会使社会变成极权的“单向度”的社会[4]。
在交往合理性的基础上，哈贝马斯为人类社会发展勾勒出一个理想模式——新“乌托邦”。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个理想的社会不再是目的合理行为的共同体，而是一种“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即交往合理性的社会。它是以非强制性的意愿形式，由主体间通过言语交往，自由对话、讨论、协商所提供出来的。在交往社会里，没有暴力的共同生活使个人的自我实现和自主权有了可能。交往主体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见解，从自己的动议出发去实现一种较为美好的和较少危险的生活[5]。
四、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
后现代主义是一股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20世纪80—90年代，至今仍然有着广泛影响的西方思潮。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可以将它们归于广义的社会批判主义——笔者注）。主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利奥塔德、德鲁兹、勒维纳斯等。后现代主义思潮最本质的特征是批判与解构。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性的灾难完全是理性一统天下造成的结果，理性是现代性的罪人，现代性不是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而是某些人以理性和科学的名义谋求统治的历史。因此，现实存在的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障碍，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为前提。由此，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和否定的核心主题就是批判和解构理性，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对理性的权威地位进行猛烈的攻击。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理性的工具化、理性至上，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一是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人的生存环境的破坏。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具有高于自然的能动性。正是在理性的帮助和庇护下，人类任意支配、奴役、利用自然，从而导致了土地的沙漠化、物种的灭绝、森林资源的减少、环境的恶化等现象；二是理性至上的权威地位，使之成为一种霸权性话语，从而导致了人们对非理性的忽视、贬损。因为在理性权威性的形成过程中，需要把不符合理性的思维、行动、存在方式等除掉。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对元话语和宏伟叙事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理性的这种权威地位的批判。
第二，从政治上揭露理性的极权性和压迫性。利奥塔称黑格尔哲学为“理性的极权主义”；而德里达则认为，西方理性是与一种压迫性的、极权性的生活方式和种族中心论的文化帝国主义相同一的；福柯利用自己的谱系学将理性历史化，认为理性在根本上是历史的，理性不是自己的根据，而是历史地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他将迄今为止的社会史描绘成一部权力的争夺史、社会权力结构的作用史，以及体制化集结的权力所固有的排斥和阉割机制对一切反体制、反秩序的离心倾向施行压制，将人不断纪律化和标准化的历史。而这一历史的本质，便是“理性”作为权力结构的后盾，对一切“非理性”或“反理性”的话语、行为和主体所施加的压迫。总之，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理性已经成为一种工具，一种统治工具。
最后，揭露和抨击理性方法的局限性。后现代主义认为，西方传统哲学方法是一种概念范畴的推演，是一种抽象的理性思辩活动，它假定了一个先天的认识框架的存在，这个框架能够反映和再现真理。这种思维方式本质就在于试图建立普遍永恒的理想语言来分析丰富多彩的现实。然而，这种给定的、预设的方法是无法把握实在、把握事物的全貌的。因此，一旦面对活生生的、千差万别的日常生活，这种方法就显得苍白无力。后现代主义为了让人们摆脱哲学传统思维方法的束缚，回到真正的、自我的世界中去，提倡用非理性方法认识世界。在他们看来，理性逻辑的框架只适用于僵死的无生命的物质，如果对有生命的东西用逻辑的、静止的、几何学的方法进行处理，则必然会失去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不过，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非理性，是不同于人本主义所主张的非理性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非理性主义用意志、生命、无意识等非理性取代理性作为基础，并未摆脱理性的纠缠，仍然是一种理性的设计，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不变的框架，因此仍是一种要反对的基础主义。为此，后现代主义提出要以功能的非理性取代理性主义实体的非理性、以解构的非理性取代建构的非理性，即在摧毁了理性概念之后不再建立一个非理性概念，而是放弃建构任何中心概念的企图，目的是力图保持理性自身的不断消解[6]。
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和解构，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否定，从而走上了一条反理性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義的不归之途。
现代西方合理性思想的演变告诉我们，理性、合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离开了理性原则，现代社会就会失去生存的根基。但是，理性决不是万能的，不具有至上的绝对力量，特别是当理性失去价值归依的时候，这种理性本身就具有极度的不完善性，所以韦伯所说的合理性（合乎理性），我们最多只能说是合工具理性，实质上是极为不合理的。由此，以这种理性原则建构和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社会、现代资本主义就必然具有巨大的缺陷，这也就是各种社会批判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口诛笔伐的现代性问题。因此，现代性问题的实质和根源在于传统理性自身的缺陷。所以，破解现代性难题，不在于要不要理性，也不在于理性和非理性哪个更重要，而在于要在理性原则中引入非理性，在工具理性中注入价值理性，亦即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地统一和融合起来，从而赋予理性以新的内涵。这种重新改造和整合后的理性应该是理性（传统意义上）与非理性的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一体，这样才能推进人类社会向真正理性（非传统理性）或合理性（既合规律又合目的也合价值）的方向发展。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国理政方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条件和保障，更是体现了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合理性。其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进一步推进社会的制度化、法制化、理性化即合规律的发展，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推进社会合目的、合价值的发展。可以说，“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
[2]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182.
[3]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99.
[4]陈红.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及其当代启示[J].学术交流，2002（5）：20.
[5]薛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106.
[6]刘宽红.简评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非理性主义[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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