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6点不到，律师李道君就准备从东莞出发了，从去年10月开始，他每个月都会开3个多小时的车，花至少两天时间在韶关市翁源县。稍晚一些，番禺的杨杨律师也上路了，他要从沙湾镇到五十多公里之外的化龙镇，为了尽快赶到，他习惯走绕城高速，路要长些，但可以避免塞车，反而更快到达。至于肇庆的伍思扬，就更麻烦些，他得花上5个半小时开车，才能从市区到达怀集县，而前提是不下雨，山里的路没被堵住。
　　全省的律师几乎都从各自城市出发，奔赴某一个或偏远或贫困的村落社区。近年来，村（社区）基层征地、拆迁、环保、计生等问题凸显，村（社区）法律服务需求日益增长，而基层法律服务资源却相对匮乏。面对这个矛盾，广东省近年在全省推行 “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创新社会治理，引导全省律师本着履行社会责任的宗旨，投身到基层中，成为基层依法治理的重要力量。
　　包括李道君、杨杨、伍思扬在内的广东省律师协会的会员们，是“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的重要力量，作为村（社区）法律顾问，通过修改完善村规民约、出具法律意见书、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参与法律咨询活动、直接参与调处矛盾纠纷、举办各类培训和法制讲座等方式，服务基层，提高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意识，促进基层依法治理，为基层法治保驾护航。

农村的争执，争的都是一口气

　　去年10月“一村一顾问”政策刚出台时，3个人都没对自己和自己律所客气，各自选了所在区域最偏远的村子，杨杨选了五十公里开外的化龙镇，伍思扬选了肇庆最偏远的怀集，李道君承担了与东莞对口的韶关市翁源。做惯了城里的法律事务，一下子到了农村，3个人都不太适应。
　　伍思扬遇上两家人争执一棵海南黄花梨，种树的老人仙去，双方都觉得该归自己，谁也不让谁。伍思扬让双方拿出证据，证明那棵树是自己的，又都没法子。“要是拿不出来，那就让树长大， 大家一起乘凉好不好？”两家人想想有道理，也就从了。
　　两夫妻分居了，双方经济独立，但就是不肯离婚，女儿的抚养义务成了盲区，村委会反复调解也无效，只好交给杨杨。杨杨给两人做工作，又是法律又是人情，好不容易才说动。“有些法律规定他们也知道，但是就是有一种奇怪的心理，不想配合对方去做。你要慢慢沟通，问题才能解决。”
　　翁城有3个村，合资建了一个小学，3个村的小孩都在那儿上课，小学后来撤了，地空着，上任书记找了几个小组长吃了顿饭，各给了一千块，让他们同意把地卖给他，得到同意三天后，转手卖给了另一家供水公司，赚了两万块，让村民很是不满，挤满了两个车厢去上访。李道君细细解释信访法，告诉他们上访没用。核心是看合同有没有效果，合同主体是本村人，也都签了字，只是不公平，那可以起诉。现在还在诉讼中，但把上访的事情解决了。其实村民也并不是缺钱，只是觉得事情并没有经过自己同意，“他们认为即使一毛钱，也要自己同意才行。”
　　“说实话农村没多少事情，都是家里的小事。基本上每个村都会有，但是不多。只要村委会干部愿意尽心尽力去做，基本可以解决。镇政府有驻村干部，来一下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驻村律师一般不会参与案件，涉及利益纠纷。小事村委会搞定，大事律师也搞不定。我们的意义在哪里，是贯彻依法治国的理念，村干部本身就是各个家族的代表，如果村委会干部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其实很多时候能起很大作用。但一定要有法律的思维才能进行。律师去了，对他们来说既是一种法律意识的输送，也是一种监督。就是律师进去以后，倒逼他们更加重视法律。村干部讲的话，村民不一定相信，就借助律师。两边都需要的时候，就不能轻易表态，要了解清楚，双方怎么想，事情原委是怎么回事，不要直接给出答案，你要告诉他们法律。
　　农村的问题无非是土地、山林、打架、放水、债务，很单一的。很多都是可以讲得清楚的，以前讲不清楚就打架。现在大家都不敢了，你打伤了我，我住院报警还是要找你去，你要出钱。我打死你了，我要坐牢。现在大家意识到暴力解决问题行不通，而且后患无穷。所以无非就是求财。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傻，很多时候彼此争执，就是为了争一口气。你让他的气出了，心顺了，就解决了。”
　　李道君总结。

老百姓确实需要法律

　　在村里，三个人明显感觉到百姓对法律是敬畏的。即便在民风相对彪悍的翁源县，遇到宗族解决不了的事情，也会习惯性说一句“我要去告你”。在他们心中，法律成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最后手段。然而大多数村民对法律的理解仅仅到“我要去告你，然后打官司”为止。
　　翁源县在建一个工业园，涉及征地问题，一个村妇签了土地合同，一套换一套。等房子建成后，有一百三十平米左右，比原本的房子多了三四十平米，老板觉得划不来，让村妇补钱，村妇不肯，闹到村委会，说你说好一套换一套，不给我就死给你看。干部被吓到，“不要讲生讲死啊，村里有律师。”李道君看了看合同，解释道：“合同没约定具体面积的情况下，就一套，你做再大是你的事情，我们推定你按照一套给，不行就起诉。”最后事情解决了。“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律师进村真的能够解决问题，老百姓也确实需要法律。”李道君回忆。
　　2015年3月，沙亭村村民屈志基（原沙亭村二队队长）在沙亭村的公告栏贴出“大字报”，控告沙亭村委因出租几个生产队的土地而霸占了生产队11亩多的土地以及擅自扣留了生产队100万元的费用，没有分给各生产队等等。还将该“大字报”送到化龙镇党委、镇政府。村委让杨杨律师协助调查真相。
　　杨杨经过反复核实举报情况，研究相关资料，查阅和土地有关的会议记录、租赁合同、租金收入记录、租金凭证等等，发现根本不存在屈志基所反映的霸占其他生产队11亩多土地的问题。屈志基反映的情况根本不符合事实。杨杨将调查结果告知屈志基，对方当场道歉，承认自己确实做了一件错事。事后，屈志基还贴了一封表扬信，盛赞杨杨查明真相。 　　“调查过程中，你会感觉到村里暗涌着很多矛盾，千丝万缕。事后政府对我们非常感谢，对我们法律顾问的功能也很在意，但是他们对法律规定还仅限于大概知道的程度，只有这个意识，最终还是需要我们。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用法律实现对他们的帮助。”
　　怀集多水电站，一个妇女走过堤坝掉水里淹死了，村民们认为电站没有处理好安全措施，不然人不会掉下去淹死，要求电站赔偿。电站反诘：“你没事跑到我电站干什么，而且是一个成年人，掉到水里，你自救啊！”双方各执一词，村民集体沸腾，要把电站炸了。伍思扬给双方解释各方责任，分析案件处理状况。最后老板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应该赔偿一些，村民们也觉得行为过激了，那就各退一步，达成协议，问题解决。

　　有人的房子被水冲垮了，走到珠江桥上嚎啕，非跳桥不可，除非政府给60万。伍思扬细细解释，我们没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下政府要负责赔偿房子，只能给一些重新建设家园的基本基金，最终还是依法处理，解决了基本的居住问题。
　　“让社会认识理解我们‘一村一顾问’的律师工作很有必要。要贯彻依法治国，要让每一个村民知道有这个制度。律师是干什么的，有些村民不理解，以为我们是政府派下来的，是政府给钱，去办事的，是政府安插到村里的间谍，监视我们村的。刚开始许多村，包括现在还有一些村干部这么认为。所以一开始工作是不协调不接纳的，他们的想法是：我又没有请你，你是政府派过来的。但其实，我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不能解决我可以帮你汇报，争取帮你解决。我是律师，我有普法权利。”

困境与未来

　　村落太多，律师有限，这3个人基本都承担了4个以上的村子。尽管每个村子一年有1万元的补贴，但三人都认为：“对于老律师来说，这点钱真的不算多。”3个人都算过一笔账，光是路费、汽油费、过夜费，就得花掉补贴的一半以上，更不用提时间成本了，政策规定一个月至少去一次，一次至少8个小时，路上的时间不算。每下一次农村，至少得两天。村委会下午通常没人，去还得赶一大早，提前电话联系。怀集县由于太偏远，地势复杂，一下雨，路就可能被泥石流堵住，出发前还得先问问村委：“有路可以走吗？”伍思扬算过，一年至少有46天在肇庆，还不算因案件滞留的时间。“有人觉得我们是来搞钱的，是形式主义，但没想过我们付出的是什么，那些看得见的成本都没什么，重要的是时间。我们不是冲着钱去的。我们是工作日去，来回几百公里，就算是形式主义，形式一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李道君说。
　　“一村一顾问”政策中，律师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法律宣讲活动，按规定一个季度至少一场。伍思扬不知道办了多少场，有一次赶了5小时的路，打算去讲讲新颁发的信访条例，到现场一看，包括小孩子，只有17个人。“我们没有讲台，不是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有个麦克风有个音响，就五六个凳子，一个桌子，没有想象中的风光。”
　　更多律师连17个人都没有。李道君不止一次遇到，开宣讲会得请村民来，必须给讲座费，一个人30到50元，讲完了还得包一顿午饭。10个人一台，六七台，几千块钱就出去了。来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宣传效果一般，很多时候甚至成了走过场。律师们也只能想方设法创新。
　　杨杨会利用每次村民大会开会前一个小时的讲座，婚姻家庭做一块，继承人做一块，有的案例是自己经历的，有的是媒体找到的，用讲故事的形式传播出去。

　　李道君和司法所联合，在墟日办一个大型的普法活动，摆摊，挂横幅，发小册子，涵盖防拐骗、防偷盗抢、防诈骗、禁止贩毒、禁止赌博的宣传小册子，老百姓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当场集中咨询。一次现场李道君就遇上一个人咨询房产问题。县城里房产商不多，大部分是小产权房，只有集体土地证。有人问，如果他买另一个村民的地，盖一套房子自己住，有没有风险。李道君解释：“集体土地宅基地只对本村村民有效，你十多万买个地皮，装修好起码一百万，但房产产权不属于你个人，如果以后涉及到产权问题，法院会判定地是村民的，跟你没关系。你没有保障。”对方恍然大悟。
　　“农村普法非常重要，但是不要拘泥于形式，不是说一定要上课，这样形式化的操作有什么效果呢？真正需要知识的人没来，也没空来。来到的人纯粹是完成任务，对村委会来讲是增加费用。有些村，四五个村干部和一些小队长，七八个人上堂课，就完成任务。这种普法效果就没有直接和老百姓一对一效果好。对青少年集中上课，把他们作为重要普法对象是正确的。农村普法怎么做？就是有事情及时解决，而不是集合起来一起做。”
　　农村年轻人都出门务工了，除了过年、清明和红白喜事，很少有人回来。这也给农村普法带来一些难度。在李道君的设想中，接下来应该改善服务方式，不再限定大教室集中上课。“我们可以把所有村干部的手机号码放在一起，有什么新的要点、案例，发给他，也是一种普法。普法的形式，不一定老是要坐在里面。你可以去走走，和老百姓拉拉家常。有事打电话，没事逛一下就走了。每个月一定要去，但是方式不局限于坐在那里。”
　　“律师的职能不是万能的，但是是新的历史时期下一个新的治理手段。我们也是在探索一种新的道路。通过这样的方式推进，效果肯定是有的。广东这种贫富分化差异性太大的地方，有外面的律师带来新的思考方式，把法律推进到基层，非常及时。”
　　伍思扬已经习惯解下领带，换上家常的衣服走家串巷，他从不抽烟，但总是带着一包烟，给对方点上，话匣子就打开了。“你不能让对方觉得与你们有隔阂，不然人家根本不会和你交流。”下一步，他计划在怀集设一个律所的服务点，毕竟太远，有个点，村民们有什么事方便很多。
　　杨杨的感受或许代表了大部分走进农村的律师：“实际上我们读书工作之后，农村里面的事我们很少关注了解。现在能更贴近中国的乡土状况。真的没有赚到钱，还付出了这么多时间成本。但这个工作真正服务村民们，感觉自己真的能帮到他们，得到他们的认可，很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