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是要奖给那些在经济学理论前沿的学者。
　　新理论对人类经济生活的解释能力,尤其是持久的学术生命力,才是委员们关注的重点。但需要强调的是,所谓一年一度的周期,意味着这样的大奖毫不掩饰她的当下意义。
　　一个醒目的事实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上去就是一个关照当下人类经济生活的奖项,而当下经济生活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失业。而且是令人纠结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更令人纠结的失业。
　　
　　“凯恩斯主义激活市场”?
　　
　　经济危机一直是人类经济生活的魔咒,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当然致力于这一宏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说2008年克鲁格曼获奖,是评审委员会将“激活经济生活”的筹码再次押给凯恩斯主义,相信这样的判断并不是空穴来风。
　　事实上克鲁格曼就是一名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而所谓“凯恩斯主义激活市场”的说法,正是来自克鲁格曼。
　　人们当然记得凯恩斯那个由政府找一群人挖一个大坑、再由政府找一群人填上这个大坑的经济刺激政策,这近似于玩笑的构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解决就业。如此,在一片楚歌声中的世界经济,连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大佬们,也会理所当然地把希望寄托给政府。
　　相信关心经济律动的人们,对2008年世界各国政府的经济刺激大手笔仍然记忆犹新,美国投入了将近8000亿美金的豪华骰子,中国押上来的赌注,字面上是4万亿,民间的说法是10万亿。
　　全世界在一夜间把政府推到了救世主的位置,以为政府才能救经济脱离苦海。只有少数几名经济学家,如奥地利学派,以及中国的周其仁、张维迎、许小年等,发出了一些微弱的反对声音。
　　2009年,当然是各路经济学家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年份。我相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审官员们看到了这一现象,因此,我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把大奖发给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就是对风起云涌的政府干预的一次学术层面的纠正。
　　众所周知,奥斯特罗姆关注公共选择,这个领域向来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制衡,而威廉姆森的企业合约理论,彰显的显然也是市场的力量,而市场和政府的边界,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们孜孜以求的重大课题。
　　因此,理论意义上,2008年、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目的,可能都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2008年人们指望着政府救市来解决就业,2009年,则指望通过公共生活,通过市场选择,通过企业的发展来解决就业。
　　这是一种思维的惯性,至少在金融危机的阴影看上去仍然明显的前提下,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依然在这样的思维路径上发力,这一次,他们干脆把大奖颁给了3个职业研究失业问题的学者。
　　
　　三个研究失业问题的学者
　　
　　看看3位学者说的话:
　　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