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线性关系决定收入能力

　　新型产业、金融行业跟传统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差距，并非因其贪婪，更多的是由于这些现代产业具有全新特征。以腾讯公司为例，2015年其营业收入超过900亿元，按照腾讯2.5万名员工计算，人均创收达360万元。相比之下，2015年中国农业总产值约为6万亿元，按3亿农民来看，人均创收仅有2万元。这样一来，农民收入远低于腾讯员工就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腾讯的创收能力超过农业这么多？关键原因在于：农业跟腾讯的经济特征完全不同，两者的产出函数不一样。
　　农业的产出与投入之间有极强的线性关系，这限制了农民的创收空间。如果种一亩地需要花100小时劳动、200元种子和肥料成本，最终产出100千克粮食，那么，要生产1 000千克粮食，就需要种10亩地，投入1 000小时劳动、2 000元种子和肥料钱；为了生产1万千克粮食，就需要种100亩地、花1万小时。不能因为这亩地种好了，下一亩地就可以少花劳动时间或肥料成本。每亩地所需要的劳动和成本投入是相互独立的，这也使得农业生产难有规模效应。
　　而腾讯的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关系不仅是非线性的，甚至没有太大关系。在QQ空间里，一顶虚拟帽子的设计可能要几个设计师与程序员花几天时间，可一旦设计好了，一顶帽子卖一块钱，卖100万顶就创收100万元。由于虚拟帽子的销售是电子记账，每卖一顶并不需要重新制造。所以，腾讯卖一亿顶虚拟帽子跟卖一万顶在成本上几乎没有差别，但收入却有天壤之别。以此类推，腾讯的虚拟衣服、虚拟装饰、虚拟家具等都是如此。
　　金融服务业、基金管理行业的产出与投入关系跟腾讯也有类似特点。一家对冲基金或者私人股权基金公司可能只有15～20人，却可以管理2亿美元或者20亿美元基金。因为，他们一旦决定投一只股票，投10万美元还是投1 000万美元对他们来说需要做的工作、花的时间完全一样，运营成本也基本接近，利润却能相差十倍甚至更多。
　　实际上，产出是投入的线性函数不只是农业的特征，许多传统行业也是如此。制造业企业的收入和投入之间不是纯线性关系，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占比，也可以利用规模优势迫使供应商降价。但是，制造业最终离不开每件产品都需要部件、配件、人工成本投入的事实。以汽车制造为例，虽然制造商可以压低发动机、车身、刹车、轮胎等部件的进货价格，但每一辆汽车都必须用上这些部件，其边际成本不可能降到零。
　　也就是说，虽然汽车制造商可以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但每辆汽车的边际成本降低到一定水平后，制造商的收入和投入之间依然会趋向于一种线性关系，增长就受到新的约束。因此，他们的收入水平难以跟新型产业相提并论。

全球化造成“赢者通吃”

　　姚明退役之前，平均每场球赛的收入约为25万美元，这相当于5个美国家庭的年收入、近30个中国家庭的年收入。对于习惯于用劳动价值论的人来说，打一场篮球赛赚25万美元，怎么也难以从劳动时间和强度来解释。
　　今天姚明打一场球，跟70年前的篮球明星相比，所花的时间、消耗的能量、力气应该差不多，即使有差别也不会是数量级的。但在收入方面，姚明可能是70年前球星的数百倍，甚至一两千倍。
　　——最大的差别在于：70年前，一场篮球赛只有现场观众享受，即使门票贵到200美元一张，有1万名观众，主办方也只能得到200万美元收入，除此之外主办方并没有其他收入；可是，今天的篮球赛与其说是给现场球迷打的，不如说是给场外数以亿计的全世界观众打的——这些观众既可以通过电视、互联网观看实况，也可以在比赛之后通过互联网下载观看。
　　电视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经济、体育打破了国界，产生了受众数量级的巨大变化，导致同样一场球赛、同样多的劳动付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价值。换言之，现代技术和全球化使“赢者通吃”更上一层楼。
　　唱片、录音带、影碟的出现也使歌星、影星一下子全球化了。粉丝买唱片只买全国明星、世界明星的，看电影也只看国际大片。有了互联网之后，演艺界的“赢者通吃”局面更被推到全新高度，世界级明星和普通明星之间的机会鸿沟、收入鸿沟被大大拓宽了。
　　交通技术、媒体技术改变了人类生活，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所见所闻，拓展了人生阅历，而且大大提升了生产速度和效率。新型交通使“日理万机”不再是夸张比喻，而是我们每天的真实生活。但也造成“赢者通吃”被不断延伸，先是地区内的“赢者通吃”，后是省市范围内的“赢者通吃”，最后是全国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的“赢者通吃”。与之相应的是，赢者与非赢者间的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商业模式改变收入分配结构

　　在铁路、汽车、飞机、电话出现之前，各村、各镇基本是相互分隔的局部市场，无法出现像沃尔玛这样的连锁集团。任何家电和日用品生产、运输、销售都不可能实现规模化。人工运货的距离也许可达二三十千米，更远则体力难以支撑；即使马车可使运输距离增加，但由于没有现今宽阔的公路网，马车运输的有限容量和高额成本还是极大地限制了生产规模与市场范围的扩张。
　　因此，张三在张家镇、李四在李家镇可各办一家杂货店，但任何一家都不易办得太大，张家镇和李家镇甚至还可容纳多家杂货店。正因为每家杂货店规模都小、需要的创业资本也不多，所以只要有创业意愿和能力，多数人都有机会筹集到所需资金、进入“企业家”阶层。而且这种致富机会人人平等，对于任何良序社会都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培育并维持一个足够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或“中产阶级”的必要条件，也是收入分配不至于太离谱的重要前提。一旦中产阶级占多数，社会稳定就是自然的事情，有产者有恒心，稳定是他们的自然偏好。
　　在这个意义上，正因为以前开饭馆、开理发店的选择空间比较大，创业机会总体比较平衡，所以收入相差没有现在大。当年的地主也许真的富有，但没有几家的收入会是普通百姓的几千倍乃至几万倍。 　　然而，随着交通运输与信息技术的变迁，商业和餐饮业也在经历公司化、规模化的发展过程，夫妻店快速消失。规模化零售公司出现的直接效果之一是消费者能以更低的价格、更方便地买到物品，消费者和创业者达到双赢。
　　这也给社会带来挑战，规模化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采购，利用现代物流低成本运往各地，由于它们采购量很大，掌握进货的定价权，能把进货价压到最低，进而可以大打价格战。相比之下，夫妻杂货店的规模小，只能被动地接受厂商给的价格。所以，规模化公司有极强竞争优势，夫妻杂货店却很难生存。于是，今天人们做小本生意的机会越来越少，中产阶级难以扩大。
　　餐饮行业也大致如此。肯德基、麦当劳、永和大王等连锁餐饮公司，因其规模优势，能把各类食物原料的进货价压到最低，夫妻餐饮店却不能。这势必造成传统夫妻店被淘汰出局，逐渐被连锁餐饮公司取而代之。
　　在许多小规模创业机会不复存在后，张三、李四们当然可以挖掘其他创业机会，也可选择成为国美、华联、沃尔玛、如家等连锁公司的职员：只要这些连锁公司的收入在增长，张三、李四们的工资也能水涨船高，只是他们不再拥有经营性产权，没有财产性收入，生活方式跟自己做老板也大不一样。
　　总之，零售业、餐饮业、酒店业、手工业这些传统夫妻店行业，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去夫妻店化”的洗礼。社会因此失去了众多中等收入机会，更多的人被打入工薪阶层，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出现更为严重的分化。

股市提升财富的数量级

　　在没有资本市场的社会里，说“张三很有钱”，意思是“张三过去赚了很多钱，并且积攒下来没花掉”。不管他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马化腾，都需要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收获创业果实。因此，过去个人财富、家庭财富最多以“万两银子”计算，而不会以“亿两银子”计算。
　　可是，股市的到来改变了财富数量级。股市给上市公司股票的定价，本质上是对未来的定价，是对企业未来年收入预期的贴现定价。于是，微软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贴现值可以达到2 000亿美元。比尔·盖茨20多岁时就成了亿万美元富翁，李彦宏和马化腾也都在30多岁成为数十亿美元富翁。股市让他们不需要等几十年或者几代人时间，现在就能把未来变现。
　　假如腾讯没有在香港上市，马化腾的个人财富只能通过过去的收入体现，绝不会有今天1 170亿元的个人财富。
　　虽然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企业与个人都有未来收入预期，但以前没有资本市场，没办法对未来收入预期做定价，也没办法把未来收入转变成今天就能算数、就能花的财富。因此，过去即使张三创业成功，有很好的未来收入预期，人们也不一定认为他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由此可见，今天出现那么多亿万富翁，部分是资本市场所致，因资本市场对未来做定价而来，而不是企业家、资本家更贪婪或更剥削的结果。

人力资本价值高于任何时代

　　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在恶化，这是现实，也是过去“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大致背景。恶化的起因很多，其中，交通运输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为全球化提供了基础，而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使“赢者通吃”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有能力的群体成为世界佼佼者，享受前所未有的收入，手握大量财富；而规模化商业模式一方面造就了新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将许多传统夫妻店挤出，让众多资产阶级加入工薪大军。这些因素使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往两个极端分化。
　　但这些因素跟贪婪、剥削没关系，政府要做的显然不是禁止技术革新，更不是去阻挡“全球化”。因为抑制革新的动力、降低“全球化”的激励都会逆转人类社会的进程。
　　各国政府要做的是为社会底层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给那些在竞争中不幸运或天生人力资本不足的人拥有体面生活的机会。激励上升通道、保障底层才是上策。除此之外，强化教育和科研，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来应对现代经济现实。
　　人力资本的价值高于任何时代，在国家层面如此，在个人层面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