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花溪带着花香在成都城西缓缓流过，经过几个蜿蜒曲折，在百花潭附近汇入南河，四川省博物院就坐落在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
　　走进负一楼的《四川汉代陶石艺术馆》第二展厅，映入眼帘的是琳琅满目的汉代画像砖藏品。据四川省博物院学术研究中心原主任陈志学研究员介绍，四川汉代画像砖主要出土于成都及其周边的郫县、双流、大邑、新都、彭州、德阳、什邡、广汉等地，目前已发现一千多种。画像砖上的图案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当时的生产劳动、商业市肆、文化教育、礼仪风俗、居家生活、车马出行、建筑庭院、舞乐百戏以及神话传说等，几乎就是一部汉代成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陈志学也是一位多年从事画像砖研究的专家。他认为，画像砖是汉代厚葬风气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再加上“举孝廉”制度的实施，自春秋时代以来流行的厚葬习俗，到了两汉特别是东汉时期，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不仅将死者生前使用的各种物品做成随葬品，还发明了这样一种反映墓主生前生活的画像砖，把它们装饰、镶嵌在墓室之中。
　　我细细打量着这些形形色色又极具艺术表现力的古砖——
　　它们在汉代民间艺术家们的刻画与塑造下，似乎不再是静止的图像，而是生动鲜活的现实。
　　曲折迂回的展厅犹如被开启的时光隧道。
　　时光隧道的那边，就是大汉绚烂多彩的成都景色。

田园景色美？农夫收割忙

　　在羊子山汉墓出土的“弋射收获”画像砖前，我感受到了汉代成都平原浓浓的乡村风情。
　　仔细看去，砖为两图。上图部分：一池碧波荡漾的池塘，几尾肥大的鱼和野雁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觅食。满塘的莲（荷）花盛开，莲（荷）叶浮于水面。池塘边的树阴下，隐藏着两个宽袖长袍的猎手，手持弓箭跪在地上。一人身体弯曲、仰面朝天，手中的弓箭对准了正在空中飞翔的大雁。另外一人身体略倾、弯腰抬臂，对着雁群满弓待射。在他们身旁的空地上，各有一个用以放置“缴”（丝线）或“矰”（短箭）的半圆形木架。池塘的上空，十余只大雁呈惊恐纷飞状，四散逃逸。
　　下图部分则是另一番景象：一群农人正在田地里忙碌。右边是两个裸露上身、穿短裤的赤足椎发男子，手里挥动长镰，正在收割谷物。在他们的身后是两个着深衣的男子和一位穿长裙的妇女，正在俯身捡拾地里被割下的谷穗。最后还有一人肩挑禾担，手提一食具，正欲离去。
　　“弋射”又称“缴射”，是用一种在短箭上系有丝线的弓箭猎鸟，猎手通过这种丝线收回射出的箭以及被射中的猎物。“弋射”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汉代时，演变为上流社会的一种娱乐消遣。从衣着打扮和行为上看，上方图中弋射狩猎的两位，显然不是一般的猎人。画像砖下方的收获部分则是普通农人的劳作场面，他们挽起双袖，赤着双足，在烈日下或风雨中忙碌、劳动，甚至于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田间地头，与弋射部分充满闲适的情景相对照，不啻天壤之别。
　　自汉代中期以后，农村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各地出现了大量的豪强地主。在这些豪强地主的庄园里，不仅有良田、豪宅、车马、牧场、武库、织机和酿酒作坊，有的甚至还拥有盐井和冶炼工场。范晔在《后汉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如此庞大的家业，自然需要雇用大量的奴仆和佃农为他们从事生产劳动，而失去了土地的人们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不得不在这些地主庄园里充当劳力。从这方“弋射收获”画像砖上看，在田地里劳动收割的农人有六人之多，不是一般农户家庭所拥有的劳动力人数，更像是地主庄园中的雇工。而手持弓箭的猎手很可能就是庄园的主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在农忙时节还悠闲地弋射消遣。也许正是因为画面上的池塘和田地都为地主所有，这两种不同的场景才会出现在同一方画像砖上。
　　天空中的大雁、稻花飘香的农田、池塘里的莲藕鱼鸭……呈现在我面前的，不仅仅是美丽的田园风光，还有汉代成都平原兴旺的农业与农村经济。
　　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早在战国时期就是全国重要的水稻产区。秦灭蜀后，蜀郡太守李冰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蜀地的社會经济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并在秦始皇的统一大业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同样也是依靠蜀地提供的粮食和物资，在与项羽的争霸战争中占尽先手，并最终取得天下。汉文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进一步扩大了良田的数量和规模。《华阳国志》中就记载了繁县（今新都境内）“有泉水稻田”，江原县（今崇州境）“有好稻田”，“绵与雒（今绵竹、广汉、德阳一带）各出庄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四川地区的粮食生产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要，还经常赈济遭受自然灾害的其他地区。据《汉书》记载：汉代初年，关中大饥荒，刘邦下令饥民“就食蜀汉”；汉武帝时期“山东被河灾”、元鼎年间“水潦移于江南”，巴蜀地区的粮食也曾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救助那些正在遭受苦难的同胞。 　　除“弋射收获”之外，画像砖中表现农业生产的还有“播种”“农事”“薅秧农作”“舂米”“纳粮”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些画像砖不仅细致地刻画了农民辛勤劳作的生动形象，对汉代粮食生产从播种、田间维护、收获、舂米、入库的整个过程也作了十分全面的反映。

罗敷喜蚕桑？蜀女爱织锦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这首汉诗《陌上桑》描写的是一位叫罗敷的年轻女子，日出时分挎着竹篮，在城南的桑林里采摘桑叶的动人场面。无独有偶，在新都、广汉、彭州等地出土的“桑园”画像砖上，也有这种女子在桑林里采摘桑叶的情景——
　　枝繁叶茂的桑树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看上去葱茏一片。左下方有一间瓦顶小屋，可能是守园人的住处。桑园内有一束巾包头、身穿长裙短袄的女子，只见她手持长杆，缓步朝一株桑树走去。画面生动、简洁，像是一幅写意国画，形象地勾勒出村女穿梭于桑林田园间的窈窕倩影，再现了当时妇女在桑园劳作、忙碌的场面。
　　自从黄帝元妃嫘祖发明种桑养蚕并利用蚕丝纺织以后，古蜀人就学会了这门技术。悠久的种桑养蚕历史，一些有关桑蚕的神奇传说也随之产生，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蚕女”的故事。
　　据《蜀中广记》引《仙传拾遗》所载：远古高辛氏时期，古蜀的人們都聚族而居，没有首领，也无人统率部族，过着原始的野蛮生活，因此时常发生相互侵占土地和打架斗殴的事件。广汉有这样一对父女，父亲被人掳走已一年有余，家里除了女儿，还有他养的马。女儿日夜思念她的父亲，有一天就对这匹马说：“要是我的父亲能够平安归来，我就嫁给你。”马想方设法把她的父亲救了回来。但这个女孩的父亲却不准备实践女儿的诺言，马终日流泪嘶鸣不吃食物，女孩的父亲便把马杀了，并把马皮晾在厨房里。有一天女孩路过厨房的时候，马皮突然把她卷起，飞驰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四处寻找失踪的女孩，后来在桑树上见到了马皮，而女孩已化为一蚕，正在吐丝成茧。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女孩，便给她取名“蚕女”，还给她塑了许多塑像“以祈蚕事”，希望蚕女保佑桑树茂密繁盛、蚕儿多多吐丝结茧。
　　两汉时期，蜀是我国栽植桑树和生产蚕丝的主要地区。那时的农家几乎家家树桑，户户养蚕。其中尤以岷江、沱江、涪江三江中游以及成都平原为盛。在沿江两岸，无论是平原还是丘陵，随处可见漫山遍野的桑林、圈围起来的桑园、房前屋后的桑树，正如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所描绘的那样，“栋宇相望，桑梓接连”。种桑养蚕是当时大多数农家重要的经济来源，成都籍的汉代大文豪扬雄，其祖辈就“世以农桑为业”。就连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也称自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株”，再加上“薄田十五顷”，已经足以养家糊口，过上相当不错的日子了。
　　种桑养蚕业的兴旺，为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前提条件。早在战国时期，成都地区的丝织业就已经很发达了。秦国侵吞蜀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图“得其布帛金银”为一统天下的资本。到了汉代，相当多的家庭中都置有纺机，从事着蜀锦和其他丝织品的生产加工，所谓“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圜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纺纱织锦是当时大多数成都妇女的一项基本技能。据说一代才女卓文君，不仅能够当垆卖酒，纺布织锦也是一把好手，有人曾这样称赞她织出的蜀锦：“文君手里曙霞生，美号仍闻借蜀城。”
　　为了促进蜀锦的生产和发展，汉代政府还在笮桥南岸（今百花潭一带）专门设立了锦官城，“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当锦官城的织女们把织好的锦拿到流江（现在的南河）中洗濯后，其色泽更加鲜艳夺目。从此以后，流江就有了一个新的响亮名字“锦江”，而织锦工们住的地方则被称之为“锦里”，成都也有了一个新的响亮称号——“锦官城”。

车马如流水？桥似彩虹归

　　两匹高大威风的骏马拉着一辆马车，在一名骑士的护卫下，从远处奔来，所经之处，卷起阵阵尘土。转眼之间，这马车便来到了一座桥上。于是，像被瞬间按下时光快门一般，这幅长达近两千年的画面从此定格——
　　马车为双马拉辕，四面敞露，上有宽大结实的顶盖，汉代称为轺车。车里坐有两人，一人手拉缰绳，为御者。另一人宽衣高冠，正襟危坐，似官员。车旁有一骑士纵马相随。三匹雄健有力的骏马昂首挺胸，威风凛凛，撒蹄狂奔。桥为平板木桥，桥板横竖交铺，桥沿两侧有木护栏。桥身由四排结实的木柱支撑，排列整齐均匀。
　　保存这个画面的是出土于成都市东郊跳蹬河，被称之为“车马过桥”的画像砖。
　　汉代成都平原河流众多。成都城外不仅有内江（郫江）和外江（流江、检江），城内也是河流纵横、沟渠遍布，称得上是一个水上之城。充沛的水资源既为成都人民的生活、生产带来了便利，但又不利于货物的运输和居民的出行，桥梁也就成为连接城市内外交通的重要途径。据史料记载，当时在成都城西南的郫江之上就有永平桥、长升桥、冲治桥、市桥、江桥，流江有万里桥、笮桥等七座大桥，因布局酷似天上的北斗七星，又被人们称为七星桥。除此之外，城北还有升仙桥、城南有龟化桥等。而城区之内，由于支流、道路密布，桥梁自然就更多了。虽然历经两千余年，河流屡经改道，桥梁也时断时修，有的甚至已不复存在，但以桥命名的地名至今仍然保留了很多。
　　成都还是汉代的造车基地。
　　西汉初年，由于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严重倒退，其中马匹尤为匮乏，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的寒磣景况。而更为紧迫的是北方屡遭匈奴人的掠夺侵扰，军马和战车短缺，汉朝的大军无可奈何。也许正因于此，汉朝政府下决心，既要让守卫边关的将士纵马驰骋，杀敌保国；也要让大汉的土地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于是，无论在边郡还是内地，一个又一个马场、一座又一座马厩兴建了起来。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壮观场面。
　　仅有马匹、没有车辆也是不够的。在发展养马业的同时，汉代政府还大力发展车舆制造业。据《华阳国志》记载，在成都城的西面内江和外江之间，汉政府修筑了一座车官城，负责制造包括战车在内的各种车辆，并在车官城的东西南北四面，特别设有军营加以保护。 　　随着养马业和车舆制造业的兴盛发展，从皇帝到官僚贵族都备有大量车马，出行时纵马列队，车骑相连。在成都青杠包和羊子山汉墓中排列的画像砖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样的场面：多辆马车组成车队，前有开道的伍伯前驱、骑从、斧车，后有压阵的卫从、骑吏，浩浩荡荡，气派非凡。
　　高大的骏马、豪奢华丽的车舆，不仅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也是时尚与潮流的标志。这也难怪司马相如受诏去长安路过驷马桥时，要发出“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的誓言了。如同歌舞豪宴一样，对于车马的偏爱，是汉代人挥之不去的情结，也许可以这样说，“鲜车怒马”就是汉代人对时尚的一种理解和诠释。

当垆酒家忙？？“酴清”满城香

　　这是大约一千多年前，成都某条小街上的一个场景——
　　瓦楞清晰的屋檐下，一座由泥土垒起的长方形垆台，台上有三个圆口，台下放有三口大瓮，圆口与大瓮之间有一根直管连接。炉台后有一大缸，缸边一双髻鬟发女子两袖高卷，左手扶住缸沿，右手拿一瓢正在从缸内舀酒。女子旁边，有一戴冠男子双手扶于柜面，似在招呼前来买酒的客人。炉台侧面还立有一人，正在扭头观看炉台内的美酒。屋外稍远处，有一着深衣的男子肩挑两罐酒，一边走一边回头，似在向主人告别。另一边，一人推着独轮车，正在向外走去，车上还有一个装酒的方形圆口容器。
　　这是一方出土于新都、名为“酿酒”的画像砖，画面上既有釀酒，也有卖酒、送酒的场面，是一个典型的批发兼零售的酿酒小作坊。
　　再看看另一方同样出土于新都的“酒肆”画像砖：临街的店铺也有一柜台，台内放有两个酒坛，屋檐下还悬挂着两个酒壶。屋内有一卖酒人，正在招呼买主，店前站着一个前来沽酒的长袍老人。老人的身后，一椎髻男子身着短衣短袴，推着独轮车一边往外走去，一边回头与店主告别，车上有一个方形圆口容器。远处有一小童正在向酒肆跑来，后面紧跟一个短衣短袴男子，手持一杆，杆的另一头悬着一个酒壶，沽酒的心情似乎有些迫不及待。
　　这两方画像砖上的情景，不由得使我联想到蜀中历史上一段著名的佳话来：那就是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和大富豪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一对因家境悬殊而婚姻遭到家人反对的恋人，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离家出走。后来因生活窘迫，不仅变卖了所有的家当，还四处借款筹钱，终于在临邛（今邛崃）买了一间酒舍，做起了卖酒的生意。估计当时这并不是一件让人感到难堪的行业，否则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和一位饱读诗书的气质文人，很难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垆卖酒，他们的酒舍估计与画像砖上的情形也不会相差太远。
　　四川汉代画像砖中，与此相同或类似的画面还很多。图案上，这些小酒肆一般都临街而筑，店铺的屋檐下都悬挂有壶、觚、坛等盛酒器皿。前来买酒的老人、妇女、小酒贩、大酒楼大饭庄的采购员，各色人等，应有尽有，生意十分红火。
　　酿酒业在当时也是谋利很大的一个行业，大规模的酿酒作坊不仅产销量高，利润也很丰厚，有不少作坊主因此而“富比千乘之家”。而那些自产自销的小酒坊，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临邛开设的那家“当垆”，也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即使不算富裕，但也温饱有余了。
　　随着酿酒业的兴盛，酒类的品种也愈来愈多，并出现了一些知名的地方品牌，如“宜城醪”“酂白”“苍梧清”“中山冬酿”以及巴蜀“酴清”等。这里提到的巴蜀“酴清”，实际上是两种酒，“清”是巴地产的“清酒”，“酴”是蜀地的“酴酒”。据称，这种“酴酒”是以小麦造曲、用米酿制的，类似于现在的啤酒，酒精度不高，很适合大众饮用，扬雄的《蜀都赋》、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均有记载。

豪门宴饮？舞乐助兴

　　酿酒业的发展刺激了酒的消费和宴饮风气的盛行。
　　据《汉书·高祖纪》记载，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十分喜好酒色的人，还在沛县当亭长的时候，他就经常邀约乡里的三朋四友一起饮酒作乐，天天喝得烂醉如泥。钱花光了就带着这帮人到他的大嫂家去蹭吃蹭喝，或者跑到附近的王婆、武妈的小酒店去赊酒。就是当上皇帝之后，他依然嗜酒如命。有一次回到家乡，酒瘾复发，于是召集一帮乡人故友，通宵达旦地饮酒狂欢。喝到尽兴处，竟然“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也不顾天子的尊贵身份，起身击筑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看来，这位刘皇帝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那时，皇帝们不仅常常在皇宫中大兴酒宴，还以酒赏赐官员。有的皇帝在巡幸天下期间，也以各种名义向沿途的官员和老人赏赐酒肉，显示朝廷的恩惠。
　　普通百姓每逢岁时节令、婚礼、丰收等日子，也要饮酒庆贺，享受一下难得的快乐。
　　汉代的成都人还喜欢在家斟上一杯“酴清”小酒，慢慢细细地品尝小家的温暖。在成都市郊出土的“宴饮”画像砖上就有这样的一幕——
　　一间有气窗的瓦房内，三人跪坐于地，地上有案，案上放有食物、筷子、耳杯等食具。正中坐着一位虬髯老者，左边一个戴冠男子正在向老者敬酒，右边头梳高髻的女子，手持一花状物正递向老者。屋后有一棵老树，树叶已落尽，枯枝伸出房顶。时节似为寒冷的冬季，屋内情景却温暖如春。
　　令我惊讶的是，当下成都人享受生活的遗传基因，似乎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尤其是那些官僚贵族、巨贾富商，他们常常聚集一处，攀缘结交，联络感情，其中少不了吃吃喝喝。
　　这些豪门宴饮的奢华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是这样描写的：“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养交都邑，结俦附党……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佳宾。金罍中坐，肴烟四陈，殇以清醥，鲜以紫鳞，羽爵执竟，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飉厉；纡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
　　在美妙的丝竹管弦声中，富豪们一边享受美酒佳肴，一边欣赏着伎人的歌舞杂技表演。画像砖上这样的场面屡见不鲜——
　　“歌舞宴乐”画像砖上，樽、盂、杯、杓等饮用器皿置于正中。上方右侧一男一女席地而坐，席前有两案。男人头上戴冠，宽袖长袍，女的头梳双髻，二人正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出。上方右侧一伎拨弦抚琴，后面一伎似在伴唱。左下一人左手击节，右手敲鼓，右下是一束发戴冠、深衣长袖的舞者，正在翩翩起舞。 　　“歌舞杂技”画像砖上，男女主人座下有席，席上置有器皿和食物。左下两伎双手捧琴，正在伴奏。伴奏乐伎的前面，还有一个赤裸上身手持火球的伎人，只见他嘴巴大张，正在表演一种类似“吞刀吐火”的杂技。画面的右上角是两位赤裸上身的男伎，其中一人在玩“跳丸”，另外一人则在“顶壶”。这位“顶壶”的伎人一心二用，一边在“顶壶”一边还与“跳丸”的伎人搭档表演“跳丸”，两人的配合似乎还相当默契。右下是一名云髻高耸、双手持长巾的窈窕女伎，长巾在她的舞动下凌空飘逸，优美绝伦。

罗肆巨千？商业之都

　　从古至今，几乎每座城市都有各自的标志性建筑，汉代成都的地标也许就是“市肆”画像砖上刻画的建筑了。
　　成都曾家包、羊子山汉墓出土的“市肆”画像砖上：画面中央是一座高高的市楼，楼上悬有一大鼓。东西、南北各有一条道路，道路上人们熙熙攘攘，有正在行走的，也有推着独轮车的，还有相互交谈的。道路的两旁是排列整齐的列肆（商铺），列肆为三、四排不等的长廊式建筑，里面的商贩和顾客正在忙着交易。砖的四周有围墙和大门，西南靠墙处还有两间堆积货物的房舍。
　　如果说曾家包、羊子山“市肆”画像砖是对汉代商业市肆的全面反映，新都、广汉、彭州出土的“市肆”画像砖则更加注重市肆的局部刻画——
　　新都“市肆”砖：中央市楼前有两人，一人手持一条状物正在朝市门走去，身后有一犬相随，另一人手提购买的物品也准备出门。画面左侧有一小商铺，一顾客似乎正在向店主询价。市楼下面一个管理员似的人物，手持一槌正欲上楼击鼓，看样子闭市的时间快到了。
　　彭州“市肆”画像砖上方刻有“北市门”和“南市门”几个字。画面上共有五间商铺，人物达二十余人。有沽酒的、卖布的、割肉的、买粮食的，有的正在交易，有的还在讨价还价，场面十分火爆。
　　广汉出土的这方画像砖上，也有“市楼”和“东市门”几个字。画面上既有商贩招徕顾客的情景，也有顾客和商贩讨价还价的场面。而在一间无人问津的庖厨店前，店主斜倚在灶壁，似乎正在欣赏眼前的热闹景象。市楼的下面一层，两位管理市肆的官员正在悠闲地喝茶聊天。
　　汉代政府对商品交易的管理十分严格规范。县以上的市场（市）均筑有阛（市墙）、阓（市门）、隧（道路）。市场还有专门的官员“市令”“市长”进行监管，他们的办公地点稱为“市楼”或“旗亭楼”。市肆按照商品的种类划分销售区域，规定了开市、闭市的时间，有专职的“门大夫”负责开关市门。市场内的商品应有尽有，人们在市场内即可买到所有的生活必需品，类似现在的综合交易市场。这种集中交易的方式既便于管理，又为城市居民购物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关于成都的“市”，《华阳国志·蜀志》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很夸张的故事：汉武帝时，一个地方官因修筑僰道不力而被朝廷使者唐蒙问斩。临刑前，他竟长叹一声：“忝官益土，恨不见成都市。”唐蒙听后恻隐之心顿起，居然下令暂缓行刑，将其押解至成都，满足了这位官员在临死前一睹“成都市”的心愿。
　　据史料记载，当时成都的市民居住区“闾里”有四百多个，人口达到了七万六千二百多户，是仅次于长安的大都市，也是汉代著名的商业“五都”之一。城内街道林立，商业贸易十分繁荣。成都少城外的南市更是商业贸易的集中之地，南来北往的商人们在这里交易买卖，生意十分兴旺。成都制造生产的铁器、铜器、漆器、蜀锦以及茶叶等，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有的商品甚至远销到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左思在他的《蜀都赋》中是这样描写成都城市繁华景象的：“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
　　四通八达的道路、高高的市楼、排列整齐的列肆、堆积如山的货物、来来往往的客商，既是汉代成都商业的情景再现，亦是汉代成都城市风貌的真实写照。
　　（摘自6月11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