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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支招篇
受独生子女政策和人均寿命提高的影响，我国1999年就已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11月我国老龄化率已达13.26%，预计2014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超过2亿，2025年达到3亿，2042年老龄化率超过30%。可以预见，未来我国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会越来越大。
延领养老金是必然趋势
“在过去十几年里，提高退休年龄已成为世界各国社保改革进程中一个最常见和最普遍的手段。”接受记者采访时，上海金融学院保险学院教授査建华这样说道。据不完全统计，在经合组织的34个成员国（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中，至今没有提高退休年龄的国家只有5个——芬兰、冰岛、墨西哥、荷兰、西班牙。他们之所以没有改革，是因为他们的退休年龄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很高，其中冰岛1958年至今其法定退休年龄保持在67岁，其他4国则始终是65岁。而随着金融危机和老龄化的双重冲击，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了“奔七”旅程，如日本经济财政大臣与谢野馨去年提出把日本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提高到70岁，澳大利亚影子财长乔·何奇近日也作出了相同的提议。
査建华进一步解释说：“从全球范围看，我国的社保养老金呈现出三低一高的特征，一是缴费年限偏低只有15年，二是养老金领取水平偏低，三是退休年龄偏低，四是养老金缴费比例偏高，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说我国延迟领取养老金是迟早的事。”
但“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对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呢？査建华表示，效果很可能不大。从上海已经试点的柔性退休政策的实施情况看，愿意延迟领取养老金的人不会很多，因为这个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缓解一些技术性岗位人才缺乏的问题，对弥补养老金缺口起不了多大作用。“但这是一个信号，帮助民众逐渐适应退休年龄的延迟”。
可哪怕是将来去掉“弹性”两字，采取刚性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政策，实际作用也十分有限。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然而与我国目前至少上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相比，其作用并不明显。因此，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不能把解决养老金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延迟退休年龄上。
扩大参保范围作用显著
那么除了延迟退休，政府还有哪些手段可以化解养老金危机呢？
唐钧认为，通过政策引导扩大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会起到比较明显的效果。
“首先是扩大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唐钧说道，“目前全国6.6亿的城镇人口中，参加养老保险的只有2.6亿人左右。如果将剩余的4亿人纳入保险范围，按照比例征缴养老保险费，就可以带动养老保险金账户资金大幅度增加。”
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城镇人口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呢？这是由于我国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不强，尤其是吸纳70%以上就业劳动力的中小企业盈利能力较差，出口低迷、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较高的税费负担等因素使其早已步履维艰，而高达28%（上海企业和个人合计更高达30%）的养老金缴费比例更是许多企业无法承受之重。加上当前社会现实语境中，《劳动合同法》等执行不力，使得一些企业不为职工参保。因此唐钧指出，为了增加企业和职工的参保积极性，政府可以适当降低养老金缴费比例，包括落实给中小企业减税等扶持措施，降低企业社保和各种税费负担，从而把更多的城镇职工纳入社保养老体系中，既充实了养老保险，又能使更多的国民享受到基本养老保险。査建华则告诉记者，上海针对符合条件的缴纳社保困难的企业也有一定的政策补贴，借此分担企业的社保负担，提高企业为员工参保的积极性，这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此外，尽快统一全国各地的社保政策，实现养老金跨区域投保和领取，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职工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比如由于15年缴费限制，近年来不少第一代农民工遭遇了养老金“缴了白缴”的困境——想在工作地退保，只能一次性拿回8%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想要回老家养老，又必须重新投保。这种人为制造的地域政策鸿沟极大地打击了数亿流动人口的参保积极性。
近日又有新闻说，深圳法制办推出《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从2012年开始，办理按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手续的年份每推后一年，在深圳累计缴费年限要增加两年，到2017年及以后办理按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手续的人员，在深圳累计缴费年限需满25年，比现在规定的15年整整增加10年。对此，査建华指出，从世界范围看，养老金领取年限提高到25年并不算高，但这种做法忽视了我国当前的特殊国情。“首先是缺乏针对性，如果该政策只针对20多岁的年轻人尚说得过去，但对那些已40、50岁的‘中人’就太过分了。如果该政策只针对年轻人，就会产生新的不公，为什么我要缴25年，而你只要缴15年呢？多缴10年的统筹养老金该如何在养老金发放中体现呢？深圳一地的政策如何与其他地区衔接呢？”
加大政府投入是根本
査建华进一步指出，当前养老保险体系的不公平之处更体现在双轨制上。为什么企业职工是单位和职工自己缴费，机关事业单位却由财政统一拨款？为什么自己付费的企业职工养老金标准低，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标准却高得多呢？如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人员并入同一养老保险体系，既能大大增加缴纳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又能大幅降低财政负担，这部分节省下来的巨额财政支出则可以用来补贴企业养老金缺口，两头开源，也能很大程度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
唐钧认为，当前社会化的大保障取代传统的家庭保障将成为必然趋势，因此如果我们跳出养老保险自身收支体系，站在政府责任和社会财富分配的高度看问题，会发现政府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养老金该从GDP和国家财政中分到多少份额，其次再考虑用“保险”的方式能收到多少钱。
因此如果遭遇养老金支付困难，政府可以考虑如何通过财政体系的分配来堵窟窿，比如通过节省政府“三公”开支来分配给养老基金。更有效可行的办法是将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央企的股权和分红转移进养老保险基金。
受独生子女政策和人均寿命提高的影响，我国1999年就已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11月我国老龄化率已达13.26%，预计2014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超过2亿，2025年达到3亿，2042年老龄化率超过30%。可以预见，未来我国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会越来越大。
延领养老金是必然趋势
“在过去十几年里，提高退休年龄已成为世界各国社保改革进程中一个最常见和最普遍的手段。”接受记者采访时，上海金融学院保险学院教授査建华这样说道。据不完全统计，在经合组织的34个成员国（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中，至今没有提高退休年龄的国家只有5个——芬兰、冰岛、墨西哥、荷兰、西班牙。他们之所以没有改革，是因为他们的退休年龄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很高，其中冰岛1958年至今其法定退休年龄保持在67岁，其他4国则始终是65岁。而随着金融危机和老龄化的双重冲击，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了“奔七”旅程，如日本经济财政大臣与谢野馨去年提出把日本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提高到70岁，澳大利亚影子财长乔·何奇近日也作出了相同的提议。
査建华进一步解释说：“从全球范围看，我国的社保养老金呈现出三低一高的特征，一是缴费年限偏低只有15年，二是养老金领取水平偏低，三是退休年龄偏低，四是养老金缴费比例偏高，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说我国延迟领取养老金是迟早的事。”
但“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对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呢？査建华表示，效果很可能不大。从上海已经试点的柔性退休政策的实施情况看，愿意延迟领取养老金的人不会很多，因为这个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缓解一些技术性岗位人才缺乏的问题，对弥补养老金缺口起不了多大作用。“但这是一个信号，帮助民众逐渐适应退休年龄的延迟”。
可哪怕是将来去掉“弹性”两字，采取刚性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政策，实际作用也十分有限。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然而与我国目前至少上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相比，其作用并不明显。因此，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不能把解决养老金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延迟退休年龄上。
扩大参保范围作用显著
那么除了延迟退休，政府还有哪些手段可以化解养老金危机呢？
唐钧认为，通过政策引导扩大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会起到比较明显的效果。
“首先是扩大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唐钧说道，“目前全国6.6亿的城镇人口中，参加养老保险的只有2.6亿人左右。如果将剩余的4亿人纳入保险范围，按照比例征缴养老保险费，就可以带动养老保险金账户资金大幅度增加。”
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城镇人口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呢？这是由于我国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不强，尤其是吸纳70%以上就业劳动力的中小企业盈利能力较差，出口低迷、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较高的税费负担等因素使其早已步履维艰，而高达28%（上海企业和个人合计更高达30%）的养老金缴费比例更是许多企业无法承受之重。加上当前社会现实语境中，《劳动合同法》等执行不力，使得一些企业不为职工参保。因此唐钧指出，为了增加企业和职工的参保积极性，政府可以适当降低养老金缴费比例，包括落实给中小企业减税等扶持措施，降低企业社保和各种税费负担，从而把更多的城镇职工纳入社保养老体系中，既充实了养老保险，又能使更多的国民享受到基本养老保险。査建华则告诉记者，上海针对符合条件的缴纳社保困难的企业也有一定的政策补贴，借此分担企业的社保负担，提高企业为员工参保的积极性，这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此外，尽快统一全国各地的社保政策，实现养老金跨区域投保和领取，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职工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比如由于15年缴费限制，近年来不少第一代农民工遭遇了养老金“缴了白缴”的困境——想在工作地退保，只能一次性拿回8%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想要回老家养老，又必须重新投保。这种人为制造的地域政策鸿沟极大地打击了数亿流动人口的参保积极性。
近日又有新闻说，深圳法制办推出《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从2012年开始，办理按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手续的年份每推后一年，在深圳累计缴费年限要增加两年，到2017年及以后办理按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手续的人员，在深圳累计缴费年限需满25年，比现在规定的15年整整增加10年。对此，査建华指出，从世界范围看，养老金领取年限提高到25年并不算高，但这种做法忽视了我国当前的特殊国情。“首先是缺乏针对性，如果该政策只针对20多岁的年轻人尚说得过去，但对那些已40、50岁的‘中人’就太过分了。如果该政策只针对年轻人，就会产生新的不公，为什么我要缴25年，而你只要缴15年呢？多缴10年的统筹养老金该如何在养老金发放中体现呢？深圳一地的政策如何与其他地区衔接呢？”
加大政府投入是根本
査建华进一步指出，当前养老保险体系的不公平之处更体现在双轨制上。为什么企业职工是单位和职工自己缴费，机关事业单位却由财政统一拨款？为什么自己付费的企业职工养老金标准低，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标准却高得多呢？如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人员并入同一养老保险体系，既能大大增加缴纳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又能大幅降低财政负担，这部分节省下来的巨额财政支出则可以用来补贴企业养老金缺口，两头开源，也能很大程度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
唐钧认为，当前社会化的大保障取代传统的家庭保障将成为必然趋势，因此如果我们跳出养老保险自身收支体系，站在政府责任和社会财富分配的高度看问题，会发现政府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养老金该从GDP和国家财政中分到多少份额，其次再考虑用“保险”的方式能收到多少钱。
因此如果遭遇养老金支付困难，政府可以考虑如何通过财政体系的分配来堵窟窿，比如通过节省政府“三公”开支来分配给养老基金。更有效可行的办法是将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央企的股权和分红转移进养老保险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