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当中提出的“文学游戏说”，在中国古典文论史上独树一帜。他首先将西方哲学思想融入到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研究当中，更是开创了先河。然而他一系列超功利的文艺理论与中国的古典文论相比，到底是相悖谬？亦或是融合？
　　关键词：王国维；文学游戏说；超功利；中国式文人
　　
　　前言：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研究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对于这样一位有着大成就的学者，我们更应该用仰视的目光，去承接他眩目的余辉。然而在这里，我只想就着大师的文艺理论思想，谈一谈他的文学“游戏说”，以及就我所了解的中国古典文论与之相同和相异的部分。
　　“文学者，游戏之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展为游戏”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很鲜明的阐明了自己的文艺观。所谓文学，他认为就是一种游戏，是人们在物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而用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的一种精神享受。在《人间词话》的第120则里，他也曾讲到：“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他觉得诗人应将一切外在的事物都只是看作游戏的材料。人、景、物、情皆如是，不过是为诗人们进行文学游戏服务而已。
　　这是一种完全超功利的文艺审美观。王国维认为，文学家应该以儿童对待游戏的态度去对待文学，不带有丝毫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仅仅是为了快乐和内心的愉悦。这种“游戏说”显然是受到了西方哲学家康德，席勒等人的影响，贯穿于王国维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当中，并且奠定了《人间词话》的理论基础。
　　王国维在这两位哲人的基础上，更多的融合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的感悟，建造了一系列的超功利的文艺理论。他所认为的文学是纯粹的审美意义上的，是与名与利相隔离的。一切的文学，只要是为名利而作，就不存在其作为文学的价值，就是“哺啜的文学”。他瞧不起那些靠文学谋取生存的人，也觉得中国历来的“学而优则仕”是不可取的。真正的文学家不应该以文学作为谋取仕途之位的手段，他曾说“以文学为职业，哺啜之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
　　“为文学而生活”，换句话来理解，无异于“为艺术而艺术”，是一种单纯审美的文艺观。文学，应该也是这样一种审美。而这，却是与中国古典正统文论思想相悖谬的。孔子，中国历史上极具有影响力的大文学家、大教育家，曾在《论语?阳货》中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按照前人的理解，“兴”是感发意志，“观”是考察得失（朱熹）。“群”是群君相切磋，“怨”是怨刺上政（孔安国）。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观与怨属于政治功能，兴与群属于教育功能。这是孔子站在政治的立场上谈文学。因此，他的观点偏重于使用价值而忽视其本身的审美价值。中国历来的政治家论文学均如此，并不限于孔子。而且他们的观点又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王国维从他自身的角度谈文学，已经完全脱离了政治的桎梏。他高度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而屏弃其政治教化。他觉得历史上大多数文学、艺术都是被政治戕杀异化了的，是不能称其为文学的。而真正的文学是超越了功名利禄，超越了政治教化，超越于道德说教之上的，以单纯的审美心态而为之，并且以单纯的审美心态而赏之，能够给自己以心灵的自由和对于生命的思考，让自己达到一种纯美的人生境界。他所欣赏的文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李煜等无人不如是（王国维之于屈原的欣赏仅在于他丰富的想象力，妙美的文字，婉转的情感表达，及其之于人生的深刻思考，而非后人所理解的屈原的忠君爱国思想）。至此，王国维的“文学游戏说”已经达到了一种极限。他说，屈原之于文学是想象力的游戏；陶渊明、李白是生命价值的超脱；李煜则是人生的无可奈何。他们都有足够的理由去“游戏”文学，并且以文学为“游戏”，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应该忽视另一群人的存在。他们不像陶渊明，不愿面对战争，便隐居田园；也不像李白，不被赏识，便孤芳自赏；更没有学屈原，随之理想的破灭而选择毁灭。他们不潇洒，不超脱，他们只是不被理解而又极力寻求被理解的一群。他们甚至衣不保暖，食不果腹，那么“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就无从谈起了。他们只是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告诉世界。用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的一句话来加以解释也许更为贴切。他说：“我知道，永远没有人知道我要说的，这不是因为我要说的对于人类异常重要，而是因为生活的某些方面的对于别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我一个人，由于我的发展和个性的弱点（每一个性所特有的特点）才认为是重要的。”他认为自己的体验是独特的，其中包括着他的爱与恨，欢乐与痛苦，愿望与遗憾……，他希望自己体验过的一切被人理解，希望自己的感情能在别人的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希望大家同他一起流泪……。文学对于这样的文学家来说，绝不单纯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尽管这种文学也是超功利的，也不可能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更不应该以“游戏”加以概之。文学之于他们更是一种释放，是一种情绪与灵魂的宣泄。从广义上来说，这样一种“释放”也是一种真正的文学，只是他们不比“游戏的文学”那样清高，那样美的单纯。欣赏他们，读者更需要一种悲悯的心境，这不是欣赏“游戏的文学”那样平和宁静的心境能够体会到的。
　　王国维的“文学游戏说”及其他的文艺观，成就了中国文论史上的一次变革，他为中国文学打开了一道为道德，为说教服务的沉重枷锁，而为真正的文学找回了逝去已久的尊严。这是中国任一文人学者都无可替代的。另外，他首次将西方文艺理论思想纳入中国系统，企望以西方的艺术文化观来影响并改造国人的文艺观，这也是开启了中国历史之先河。然而，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待王国维，他是否就真的实现了这一目的呢？答案当然是没有。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的超功利的审美观，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成功的。他高度的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和人生哲学，但却忽略了它们的根本来源。那些真正之文学家们，倘若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和超自我的生命价值的瓦解，又怎样能够达到超现实的人生境界呢？在中国这样大的一个文化圈子，历来注重的都是“文以载道”，看你对这个社会关心多少，看你能对这个社会造成多少影响，没有办法办到，才开始转向面对自己，关注自我，开始思索生命的自我价值，以寻求人生的慰藉。这就是“中国式文人”的悲哀。“进而不能则退”。作为一个文人的王国维，同样是没有跳出这个圈子的，否则他不会在一边表示对政府的教育制度不满的同时还一边参加科举制度并取得职位；也不会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辞官东渡日本；更不会在清室完全灭亡后选择沉水自尽。他表面上虽然转向了全然为己的哲学、文学及美学的研究，欲以之解答一己之困惑，及求的一己之安慰，可是事实上，他对于其追求新学时的关心事变的初衷则未尝或忘。因此，他在“为己”之文学中也同时寄托了“为人”的理想，一直以为从事文学、哲学及美学的研究乃是提高人民知识、复兴民族精神的唯一途径。这不能不说是他为自己的超功利的文艺观的无奈的否定与消解。作为承袭了中国三千年文化的王国维，是没有办法解开这一士大夫情节的。他的忧民、复兴以及为清室殉节，已然动摇了他的“文学游戏说”，使得他那一种纯粹的审美观暴露出其孱弱无力的一面。
　　然而，不管是作为学者的王国维，还是作为文人的王国维，他的心境的苦闷与寂寞是不可言说的，并且被这种故做的洒脱的姿势压抑着，表面上看，能以“游戏”的心态而为之，其实质仍不过是一种释放。而他的文艺观，也不过是“中国式文人”的标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