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存在着内在的此长彼消的矛盾。个人自由越多，人与人之间发展的差距会越大；相反，过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结果平等，会形成平均主义，导致对自由的侵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是自由与平等关系在经济领域的反映。西方左右两大党派轮流执政的现象是自由与平等关系在政治领域的体现。自由与平等关系根源于人性利己利他的关系。人性是贯穿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条红线。
　　关键词：自由；平等；矛盾；人性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自由和平等就成为人们不断追求的理想目标，特别是到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对自由和平等的呼声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涨。
　　但是，人们不无遗憾地发现，自由和平等并不能并驾齐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关系。当社会、国家强调人们的自由发展时，人们会争先恐后，由于人们的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的好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发展中会出现优胜劣汰的现象。越是自由，人们之间就越不平等。反过来说，如果社会、国家注重人与人的平等，不仅关注机会的平等，而且越来越多地关注结果的平等的话，那么，就必须使政策、法律向弱者倾斜，极端的例子就是搞平均主义、大锅饭，这样，虽然人们之间完全平等了，但干好干坏一个样，勤奋的人的创收过多地给了懒惰的人，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同时也不合理地养活了懒人，这会严重挫伤人的劳动积极性，自由精神受到打击，效率和生产力下降，财富贫乏，结果是集体受穷，一无所有，社会整体自由度下降。
　　强调自由可以提高效率，增加财富，但在自由竞争下优胜劣汰，又不可避免地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局面，甚至出现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争斗现象，这便是严重的不公平、不平等。所以，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也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一矛盾构成人类社会自始至终的中轴线。马克思主义讲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基本矛盾，其实就是效率与公平、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在经济领域的反映。生产关系安排得公平合理了，安排得使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恰当结合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就会提高，自由创造的精神就会高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会不断丰富起来，给人们的自由生产生活就会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斗胆地说，效率與公平，自由与平等是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更深层次的、更加广阔的社会基本矛盾。效率与公平、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根植于人性深处的利己利他关系问题。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利己是无限的，利他是有限的，这样，再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因而，一个符合人性的制度安排就应该是首先强调个人的自由竞争，多劳多得，以此提高人们的劳动热情，提高生产效率，增加财富，反过来充实自由的内涵。这时强调的是机会平等或者说是形式的平等。其次是在财富有了较大增长以后，为了避免贫富过份悬殊，这时就应该适当照顾结果平等或者说实质平等。人性是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贯穿人类社会的一条红线。
　　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呢？人类社会已经形成较为广泛的共识，那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此，经济学家喜欢用做蛋糕来比喻：当蛋糕很小时，应该强调自由和效率，税收不要太高，调动人们的劳动热情，努力把蛋糕做大；当蛋糕做大后，更应该注重公平，实行高额累进税制度，以安排社会福利制度，对弱者和穷人予以适当照顾，使人们享有差不太多的份额，不至于使贫富过分拉大距离。
　　西方社会政治中实行的是多党制，但大致可以划分为左右两大党派。这种现象其实就是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他们轮流执政，反映了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与轮回。自由太多了，贫富过份悬殊了，右派就下台；平等太过了，接近平均主义了，也就是福利太高了，说得直白一些，就是过多地把富人口袋里的钱匀给穷人了，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滑坡了，左派就下野；反之亦然。前些年，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提出的“新治理”可以说是处理这一矛盾较新的观念，其实质是“左”向“右”的稍稍靠拢，适当降低福利，强调有效就业。现在，世界上两大党派之间的差异已经很小了，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共识使然。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实际上就是强调个人自由，以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国家目前要求不要锦上添花，而要雪中送炭，实际上就是要注意公平，纠正两极分化现象。
　　作者简介：邢继洪（1963-），男，山西太原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法理教研室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