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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讨论“七零”后作家的创作时，几乎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名单。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名单的片面和不妥。这个名单片面吗？那或者再加上五个或者十个？——所谓片面，并不是人员多寡，而在于理解视角的狭隘。当我们热烈讨论“七零”一代作家创作时，常常不自觉地忘记彼岸，忘记香港、台湾、澳门的同龄作家。
本文有意将两岸四地“七零”后作家创作在一个体系中呈现，是希望打破横亘在两岸文学之间的那些无形的条框。而之所以选择个案分析的方式，在于本文致力于呈现而非全景式描述，是希望使读者能深入了解同一个汉语之下不同地域作家的不同表达。为此，论者有意挑选的均是两岸四地近年来深受读者及评论家关注的、具有代表性的七零后作家——香港的葛亮、南京的曹寇、台湾的甘耀明、澳门的太皮，通过对他们作品品质的精微呈现和细致分析，读者将发现葛亮、曹寇、甘耀明、太皮等人在写作美学、写作习惯和思考问题角度上的重要区别，当然也将发现他们的“暗通款曲”——尽管两岸四地的青年作家身处不同的地域和文化空间，但在许多问题认识和理解上颇有相近之处。整体而言，发现日常背后的不寻常，寻找传奇背后的非传奇，是这四位作家的共同兴趣。
葛亮：对日常声音的着迷
读葛亮的《谜鸦》《七声》《浣熊》，会很容易发现，这是位对声音敏感的作家，他尤其关注陌生的、偏僻的、微弱的声音。在《七声》序言中，他将这样的声音视为“他们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来自这世上的大多数人。它们湮没于日常，又在不经意间回向于侧畔，与我们不弃不离。这声音里，有着艰辛的内容，却也听得到平静的基调”。湮没的声音、侧畔的声音，都意味着小说家对那种戏剧性的、宏大声音的规避。事实上，这位对“他们的声音”的寻找者，也执着于如何使用标记般的腔调去呈现这样的声音。说到底，小说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用独属于自己的声音/腔调建造文字世界。
也许应该从《竹夫人》那篇开始说起。一位新保姆来到教授家，做事处处妥帖。而故事的另一面也慢慢掀开，她是身患痴呆症教授做知青时的前任女友，不，她甚至为他生下了个儿子并抚养长大成人。她只是想在教授夫妇不知情的情况下来照看这个男人，了却一段心愿。整部小说的调子是安静的，叙事推进不疾不徐。但生活到底起了波澜，女人看到教授女儿带来的新男友，却是自己的儿子。结尾象探照灯一样刺眼，读者不得不试图捂住眼睛，以避开那令人震惊的场景。
风平浪静的生活，谁能想到这样的结尾？但小说是执意要在这里结尾的。只是在末端有一行字，“写于曹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这个落款使人恍然，小说是与曹禺《雷雨》做遥相对话。因此，《竹夫人》有了另外的指向——《雷雨》中的大开大阖、冲突巧合、巨大的戏剧性在小说中消失了，故事走向发生反转。
《竹夫人》里有“汹涌而来的暗潮”，这是葛亮迷恋的。但小说家更迷恋的恐怕是日常二字。读创作谈不难发现，日常是他的关键词。有时候这日常于他是“七声”，是“他们的声音”，是“众声喧哗”；有时候这日常于他是“过于密集行动链条的末端，时刻等待着有一只蝴蝶，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扇动翅膀”；还有时候，这日常于他则是“经年余烬，过客残留的体香”，是“狭长的港口，和蜿蜒无尽的海岸线”。但无论哪种，最吸引他的恐怕是传奇背后的暗淡，又或者是平淡生活里的突然暗潮涌动。
一如他的成名作《谜鸦》。那里是一对青年夫妇的日常生活，伴随着乌鸦的声音。怀孕的妻子不幸因养育乌鸦而流产，自杀。这部小说冷静，好看，有着非同寻常的故事走向，也有强烈的荒诞感。关于乌鸦的一切是那种湮没在日常的声音吗？读者或许不能确信，但是，小说的确写了风平浪静之下的暗潮涌动。因为风平，因为暗潮，小说内部有了层层波澜。
《浣熊》也是关于相遇或者情感的故事，年轻女人行骗，英俊男人看起来很轻易就上当了，似乎是爱上她了，但读到最后读者会发现，那位英俊男人是卧底办案的警察。而伴随这一切发生的，则是被命名为“浣熊”的台风。也许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以为发生了什么，可是其实没有。但是，如期到来的那场台风到底也是可怕的，它带来爱，也摧毁生命。《猴子》写出了另一种日常感，那只从动物园逃跑的猴子，目睹了三个人的生活，动物饲养员，小明星与富家子弟，以及蜗居在港的父女。顺着猴子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不同的香港，不同的世情生活。这就是香港，这是我们不了解的但却真切存在的香港世界。
在葛亮那里，人生不是偶发。不是意外事故迭加的碎片。不是戏。生活是由无数个波纹组成。人生是长长的看起来没有边际但很可能又突然遇到波涛的旅途。每一个细微都不放过。每一次心跳，每一次脸红，每一个隐隐的不安或者欲言又止，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什么是葛亮的魅力？我想，是他对日常的理解以及他对生活精准的感受能力，——不放过路边风景，也不放过两人相遇时微妙的悸动。耐心，认真，一丝不苟地书写普通生活，他像极了一位精心打磨手中之物的手工艺人，心无旁骛，直至笔下之物闪出光泽。说到底，这位作家深知，他有多耐心描绘底色，生活本身的汹涌暗潮就会有多么惊心动魄。
南京是葛亮的创作源起。这是与他生命相关的地方，但是，在最初，葛亮似乎并没有强烈的书写出生之地的愿望。《谜鸦》出手不凡，是他的起点，但《谜鸦》并没有多少南京特色，这是放在任何大都会都可能发生的故事，无关地域，无关风土，无关一种地理美学。
但短篇小说集《七声》发生了变化。一些东西不再被忽略，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得到了强化，比如南京风物。事实上，这部小说集是以少年毛果的视角看二十多年前的南京。另一个南京逐渐清晰起来，它与叶兆言笔下的南京不同，与苏童笔下的南京不同，与鲁敏和曹寇笔下的南京又不同。著名的秦淮古都在这部小说集里焕发了另一重模样。一生恩爱的外公外婆，温暖而又令人难忘的洪才一家，沉迷于泥人手艺的师傅……透过岁月，也透过内秀腼腆的少年毛果的眼睛，家常的、有烟火气和人间气的南京来到读者面前。——离开南京的葛亮试图用另一重文字为他的家乡重塑金身。这个在南京城长大的青年，对这座古城的诚挚情感全在这些文本中了。小说家张悦然说在这些作品中读到了“隐没的深情”，我深以为然。 《阿霞》是葛亮的代表作，在2008年底层写作颇为流行时，这部小说以气质斐然受到广泛关注。一位出身低微、耿直而又纯粹的阿霞在葛亮笔下变得鲜活。他看到那位青年女性的美德，也看到她的美好突然被世事侵蚀。《阿霞》写得精密，有力，也有情怀。但是，之后发表的《洪才》中可以看到葛亮之于他写作对象距离的某种调整。关于阿霞，叙述人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的同情与理解，他愿意站在她的角度想问题，也尽一切可能去帮助她。但是，“我”和阿霞之间的关系让人意识到，似乎小说家并不只是从情感而更是从理智上去理解和欣赏这个女性。因而，读这部小说，你会想到“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启蒙主义视角和深切的人文关怀。相比之下《洪才》更自然。少年毛果身上固然有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优越感，但却是坦然客观，诚实真挚，你既可以看到毛果妈妈身上的读书人气息，也可以看到洪才阿婆的朴素和热情，这使得毛果和洪才一家的相处令人信服令人难忘。
许多人注意到从《谜鸦》到《七声》葛亮写作的变化。几年来，小说家一直在保持不断的上升势头，2013年出版的《浣熊》是葛亮近几年极具水准的代表作。这里的每一部作品都令人难以忘记。一如《退潮》。一个丧夫独居的中年女性，看到年轻的小偷脸红了，因为他很像她的儿子。这个年轻人也唤起了她内心的隐密，因此，她并没有提高警惕，甚至为他打开了房门。她被强暴，但其中也有快乐。一切结束了。“一缕光照射进来，这是曙光了。屋里一片狼藉，手袋里的东西散乱在她脚边，似鲜艳的五脏六腑。她耸了一下身子。她动弹不得，双手紧紧地绞在一起，像一棵受难的树。”这个女人的软弱、惶恐和善良如此真实，生活的荒芜和荒诞也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在这种普通人那里，在那种最普通的生活中，时时有暗潮涌来。这是宿命吧？你无法解释。你仿佛触到生活的内核，像是谜。叙述人的声音是重要的，他贴在了人物身上。对于他的人物，不是爱，而是理解，是同情的理解，是设身处地。
如何与笔下人物相处是小说家的能力，那种相处也包括人和自我的相处，人与城市的相处。《七声》之所以难忘在于南京是“我”的城，是深入“我”的血液的城；当然，在《浣熊》里，香港也不再只是别人的城，它变成了“我”的城。这是重要的转变。一个小说家何以能写出属于他的香港，我想，应该是他融入了他的城市，正视并接纳自己的外来者身份。《浣熊》里，葛亮写的是一个既疏离又了解的香港，那位以为遇到良人却没想到是警察的女子，那位用自己肉身器官换街女自由身的香港青年，那位性爱中得到欢乐后又被捆绑的中年妇人……人生中总有那么一刻使日常不再仅仅是日常。记下那日常的点滴，记下那些灰尘那些细密，记下那些空荡那些怅往，也记下那些痛楚、无奈和坐立不安，葛亮写出了香港传奇背后的平淡，繁华背后的素朴。
读《浣熊》，我想到许鞍华电影《桃姐》，影片之魅力在于拍出了大都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亲切、温暖、以及跨越阶层身份的“情深意长”。那是作为香港本地人的许鞍华镜头下的香港。葛亮比许鞍华更冷静和克制。他并未回避自己的移居者身份，这反而给他的观看带来了某种宝贵的疏离感。也因此，这位小说家不仅仅看到了人们凡俗的日常生活，还看到了漫长的海岸线和暗潮不断的波浪——葛亮书写了香港日常中的细小波痕，以及隐没于内的残酷和凄清，他写的是令一般大陆读者陌生的香港。
坦率地说，我对《琴瑟》念念不忘。它收入短篇集《七声》中，关于一生恩爱的外公外婆的晚年生活。外婆被糖尿病诱发的腿痛折磨，深夜难耐，却又不敢出声。外公就把手给她，但老人终是忍不住了。“老头子，我真是疼啊。”她说。外公安抚着她，后来，给她唱《三家店》：“娘想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在西山后……”天已经发白了，外婆终于睡着。少年毛果看到了这一幕，每个声音，每个响动以及已是风烛残年的外公眼角的“水迹”，都在他眼里，心里。小说结尾是外公外婆的金婚庆祝，众声喧哗。外公对外婆唱道：“我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众人就笑，外婆也笑，笑着笑着，她忽然一回首，是泪流下来了。”再日常不过的言语中，有着难以言喻的深情。如果你能想到世间那些在疾病疼痛中苦苦挣扎的众生，如果你能想到世间有情人免不了大限分离的运命，便能理解这小说了。
——对于一位写作者而言，没有比听到日常生活中的细微快乐、深夜里的哭泣辗转、孤独人的内心独白更幸运的，也没有什么比以平静深情的方式写下世间的众声喧哗五味杂陈更有魅力的工作。想来，写下那一刻的作家和读到那一刻的读者，都该是有福的。
曹寇：作为生活本身的常态与意外
某种程度上，讲一个老少咸宜、起承转合的故事已经成为当下诸多写作者的奋斗目标，也是此时代青年写作者获得名利的捷径。但小说家曹寇的追求与此背道而驰，曹寇不讲究戏剧化效果，不追求人物跌宕起伏的外部命运，不借助编造这样的命运以赚取读者的廉价的眼泪。很显然，曹寇对世界的理解不同于那些故事所表现的那样浅表，在他眼里，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件并不象故事讲述的那样齐整、条理分明。
从《屋顶上的一棵树》《越来越》《生活片》《十七年表》等小说集中可以发现，曹寇对生活、对文学、对人本身有着独异的理解力。——曹寇的所有题材和事件都不是新的，但读来却极具陌生化效果。《你知道一个叫王奎的人吗》中，王奎出现在每个人的谈话中，他象个影子，或者像个传说。他的名字出现在各个地方，采石场、路边的野店、出租车、大货车司机、火车站候车厅里。小说的结尾是一则报纸上的消息，一个民工在为雇主安纱窗，不小心掉了下来，名字还是叫王奎，三十三岁。曹寇以对一位青年漂泊流浪生活的追溯书写了这些人物在这个时代的共同命运，“王奎”无处不在，却也具体可感，这是和曹寇们一同成长的沉默的兄弟。王奎最终消失不见，但他的际遇让人无法忘记。——在这个时代，那个倒霉的人不叫王奎，便叫赵奎，张奎罢了。小说中透露出来的精神气质表明曹寇的写作跟一地鸡毛式的写实主义相去甚远。叙述人并不沉湎于俗世而沾沾自喜者，他更接近“低姿态飞行”，——他是普通人中的一员，但他比普通人更敏锐，他希望由具象的生存传达出人存在的普遍状态。 读曹寇的文字，常常想到奥威尔对文学的一个有趣看法。奥威尔说，堂吉诃德—桑乔·潘沙组合是小说形式一直在表达的灵与肉的古老二元体，他认为每一个人身上都住着两个人，即高贵的傻瓜和卑贱的智者。遗憾的是，大部分作家都致力于书写那个堂吉诃德，一个人身上官方的、堂而皇之的部分，而惯于对那个矮小、卑微、懒惰、无聊、庸俗的“桑丘”视而不见。
曹寇敏锐洞悉普通人身上住着的“桑丘”，这位小说家致力于书写人身上的灰色、懒惰、自私，他将它们诚实地描写出来，不带感情，不审判，不嘲笑，不卖弄，仿佛这些有如人身上的斑点、胎记一般，与生俱来，无可逃遁。他无意为“人”涂脂抹粉。他比当下许多写作者更诚实、更冷静、更深刻地认识到何为人：人不是英雄，不是神，不是鬼。每个人的善好，有其来路，一个人的作恶也非必然。人有人的局限。人的瞬间美好不意味着人的永远高大，人偶然的作恶也不意味着人性永远丑陋，人不过就是人罢了。卓尔不群的理解力意味着曹寇完全具有了成为优秀小说家的才能，事实上，他已然成为今天非常值得期待的新锐小说家。
曹寇致力于揭示时代生活中最具体、最世俗、最庸常、最灰暗的一面。他的主人公通常是：城市游荡者，无业者，下岗者，农民工，小职员，中小学教师，失婚者。写作对象潜藏在他的身体里，作家即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尽管他笔下人物都是低微者，但用当代文学中所谓的“底层文学”命名却是失效的。对象还是那些对象，人物还是那些人物，事件还是那些事件，但写作目的和阅读感受完全不同。他小说文本与现实之间具有“互文”关系，他拒绝道德阐释的写作姿态使当下文学批评中的某种通用价值判断体系逐渐面临挑战。
《市民邱女士》写的是城管人员的杀人事件。邱女士是谁？她是围观的市民，知道这件事情后她认为“城管太嚣张了，领导要好好管一管他们”。邱女士的看法代表了对城管杀人事件的庸常理解。虽以“市民邱女士”为题，但这小说写的却是与“市民邱女士”完全不同的认识，——年轻城管生活的平淡、懈怠、无聊，杀人极为偶然。这是切入角度独特而刁钻的优秀短篇。小说给予人强烈的现实感，事件以及事件本身在小说中呈现出的状态是实在的，每一个正在经历这个时代的人们都真切感受到了。叙述人和邱女士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不同的故事。——杀人者并不是邱女士们通常理解的飞扬跋扈者，邱女士们根本没有道德至高点可倚靠。曹寇在他的小说里拒绝总结那种道德经验。
《市民邱女士》完全可以把杀人视为“意外”，但小说的意义在于另有细节，这位年轻的城管在街上抢了老太太的菜摊又踢了两脚，他心里内疚，回家告诉了父母。“结果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们没有骂我。寂静持续了很长时间，父亲借着上厕所的当口也装作洞彻世界的样子对我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你也要注意安全。’”——自私、薄凉、损人利己，这些价值观象水和空气一样在我们四周蔓延。曹寇意识到产生意外凶杀案的偶然性，还深刻意识到它的必然性。
《塘村概略》涉及的是当代人内心深处对暴力的狂热。面对一个疑似“拐子”， 扇她嘴巴子的是丢失孩子的祖母；踢她的是有些疯癫的被家庭虐待的老人骆昌宏；还有因为婚姻问题正郁闷因为“我高兴”便出手的少妇……没有人认为自己那一脚是最重要的，也没有人认为自己将对这样的暴力负责，他们都认为自己的一脚是成千上万脚中的一下，不会致人死亡。小说中，曹寇对人性有深入的识别力：年长警察老王对年轻所长不屑，谨慎青年警员张亮对老王的曲意迎合，没上过大学的赵志明对大学生葛珊珊嗤之以鼻，而那些殴打葛珊珊的人也都各有人格缺陷。这基于小说家对人的另一种维度的理解。
曹寇《屋顶长的一棵树》中收录了“非小说十则”，新作《生活片》中，则更多的是简明的生活片断。村子里一位老人去世后大办丧事，演出中既有烟火生气，又有鬼魂共舞的感觉，象是一场摇滚演出；被“我”视为爱人的聋哑姑娘，一位叫棉花的女网友的交流，热衷于教研员而不想调换工作的张老师……他们热衷于比照生活书写，廖廖数语，刻画一个人的状貌际遇，勾勒一种情境，一种现实，而非一个故事。
这样的写作让人想到电影创作领域的纪录片，以及使用DV拍摄的手法。《水城弟兄》取材自广为流传的真实发生的故事“七兄弟千里追凶”。作品呈现的不仅仅是偏僻之地的弟兄们为他们死去的兄弟追讨凶手的故事本身，也呈现了凶手及受害人所居住的山村环境，那里的“穷山恶水”，那里的贫苦、荒芜、寂寥。在当代中国，“非虚构”突然出现缘于写作者强烈“回到现场”的写作愿望，但当下流行的“非虚构作品”与曹寇的“非虚构”具有差异：前者显然追求一种对现实的介入，其中有强烈某种济世情怀；后者的写作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在于他们对小城镇生活的忠实纪录，没有济世，没有启蒙，他们追求的是极简、深刻、零度写作。
但他追求艺术性，这与他身上葆有先锋文学传承而来的文学形式与语言的探索精神有关。因为这样的追求，现实在他的笔下别有“诗意”：曹寇写塘村时带着某种幽默和温柔的反讽，他的笔力深刻而舒展。借助这样的写作，现实与文本这些作品中呈现了某种奇特的关系，——文本为现实提供了某种镜像，它是现实的一种反映，但这种反映并不是直接的，并不是一比一的关系，因为场景和人物都烙上了写作者本人的视角。
这是躲避了“文学惯例”的写作，是不依赖于强烈的戏剧冲突而是将生活本相还原的写作，是还原一个人眼里的世界和一个人眼里的生活的写作。它固然是基于个人经验的写作，但并不是只关注个人生活的写作。这是经由个人感受而切入现实的写作。客观真切地呈现“我”眼中的世界，毫无保留，但这种呈现同时也是有限度的和主观的，叙述者并不隐藏这些。但这不是新写实主义，他们显然并不认同这样的生活。这是在叙事者隐形态度观照之下的写作，他们以此消除对生活的平庸模仿。
“它既不是对世界原封不动的模仿，也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它既不想解释世界，也不想改变世界。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无边的现实主义》中对卡夫卡与现实世界关系的分析某种程度上也可用在作为小说家的曹寇面对世界的态度上。也许人们会将这样的写作归于朱文等新生代作家的影响，但这一代作家与新生代不同在于，生活在他们这里说不上是被厌弃的，他们也缺少愤怒青年的激情。他们无意成为文化精英，他们似乎更愿意承认作为个人的灰暗和卑微，曹寇在采访里多次自认是“粗鄙之人”，表明了他对叙述身份的想象。 历史、革命等宏大话语在曹寇的小说中看不到，这是由成长语境决定的，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迅速成长的一群人，在他的生命经验中，宏大话语早已远去，留下的是生活本身，是现实本身。他们所做的、所能做的，是写出他们看到的生活、他们看到的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品必然是“历史意识稀薄”的作品，也并不意味着这是主体性匮乏和令人失望的作品，——如果读者的历史观念不是断裂而是完整的，将会意识到，曹寇的书写中包含了近二十年来我们时代、社会和人的困境与精神疑难。
甘耀明：对历史与传奇的“穿越性书写”
台湾通常将我们所说的“七零”后作家叫做“六年级生”作家，甘耀明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以擅写乡野传奇故事而闻名。《杀鬼》是这位作家重要的代表作。《杀鬼》是不是甘耀明在内地出版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我并不清楚，但是，我以为，由这本小说始，甘耀明显示了他作为台湾新锐代表作家的不凡气象。
《杀鬼》的主人公“帕”是具有魔幻色彩的人物。虽然是小学生，但他身高将近六尺，“力量大，跑得快而没有影子，光是这两项就可称为‘超驽级人’”。这个超人，他被父母丢弃，力大无穷，他被日本人收为义子，并取名为“鹿野千拔”，他眼见着台湾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日据时期，日本战败后，“二·二八”事件……这是一个台湾历史的亲历者，同时，这个人物也可以把杀人的大铁兽（火车）拦住，也可以与地下的“鬼王”交流。某种意义上，甘耀明在文本中创造了具有“穿越气质”的人物，他不只见证历史，并且也可以游走于日本人、客家人、原住民、内地人之间，也游走于人、鬼、神之间。
帕的所有经历使人意识到，这位小说家不仅仅是在塑造帕这个人物，他也以帕的视角，重写了新的台湾偏远之地的历史。帕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族英雄，他身上有更多的混沌色彩，这与他的祖辈刘金福强烈的本土意识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帕是没有被现代国族意识启蒙的人，在他的经验中，似乎更看重的是感受、体会。因而，无论是关于日本人还是客家人，他都没有那么清晰的意识。
这是一个理性意识并不强大的人物，也并非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在大历史面前，这位乡野巨人没有强烈的国族感，他靠人的本能跌跌撞撞向前走。在这部小说中，读者当然会叙述到国族意识，但是，那种国族意识不是简单的，单线条的，它们是复杂的，暧昧的，多义的。人物常常要溢出他的国族身份。小说家似乎并不拘泥于一时一地，也并不纠结于“现实”与“真实”。某种程度上，帕是一位懵懂少年与力大无穷巨人的合体。他的懵懂性是极有意味的。——这一人物的塑造表明，新一代作家对历史、国族意识的搁置。
在大历史与乡野传奇之间，甘耀明实现了一次重要的亦真亦幻的穿越。对于这位小说家而言，“穿越”或者“跨越”是必要的和必须的。当那个被视为杀人怪兽的火车轰隆隆而来到关牛窝时，那是侵略者对台湾的入侵，是现代工具对乡野的侵占，而帕对这一怪物的试图抵抗便显得尤为意味深长。但结果是，帕并没有真的显示自己的力量，尽管看起来是他的力量阻止了他。在日本另一种方式的入侵中，他轻而易举地被成为日本人。这是有意识的隐喻还是无意识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有意将帕塑造成一个并不觉悟的人，也许这似乎符合当时的情形。这也让人意识到，小说家试图用一个新鲜人物来重新书写他所理解的“历史”。
这是在强烈的历史标识下重述历史、从历史中剥离出个人传奇的写作尝试。这是作家别寻异路的尝试。可是，我必须坦率地说，读完《杀鬼》，那个没有强烈国族意识的主人公帕的确让人迷惑，他让人想到那种空有力量、有勇无谋的空心人。——为什么这个有着那么强大穿越能量的人，最终没有能在文本中成为“英雄”，而只成为一个穿越者，为什么帕的主体性如此匮乏以至于没有形成人物本该有的征服力？这是令人遗憾的。
如果说帕代表了甘耀明将历史还原为传奇的一种努力方向，那么老阿婆这一人物表明，甘耀明对讲故事——这个最古老表达方式的一种执迷。老阿婆幼年时因故事而得救，又因有讲故事的才能而度过人生的许多劫难，即便是临终时分，这位讲故事者也尽了她的本份——她希望儿孙们在她的丧礼上讲述故事，实在是故事是这位老人一生的关键词。那些诡异的、魔幻的、曲曲折折而令人又不得不微笑的故事构成了这位老人的一生，她不仅以故事拯救自己，也使那些故事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从一种死亡处开始，她使生命变得有生气。阿婆这一人物的设置是整部小说最重要的线索，整部小说因她的存在而具有了象征意味。
小说中，阿婆将她的故事，将那些她人生中所亲见的一切都比喻为“白云电影”。以“白云电影”喻比人生故事新鲜而贴切。白云是如此多变，有如我们的人生轨迹，前一天艳阳高悬，后一刻便有可能阴云密布；白云如此高远，没有谁比它看到的更多、更辽阔。当然，这个比喻里另一个词语是“电影”，——我们长长一生中所经历的人生故事难道不是电影？正如阿婆深信天上白云变化就像三寮坑人世的倒影，作为其丧礼故事集锦，《丧礼上的故事》毫无疑问是一部人与和谐混杂相处、魔幻与幽默气息并重的文艺片。
阿婆的电影发生在三寮坑，甘耀明说三寮坑是他家乡的缩影（在《杀鬼》中，家乡被唤作关牛窝）。三寮坑的故事，来源于这位当年少年的所见，以及其父母的讲述。“我生于苗栗狮潭乡，那里的山脉青壮，草木在阳光下闪着明亮的色调，河流贯穿纵谷，里面游着鱼虾，以及古怪的传说。”故事深植在内心深处，有待某一天被讲述，被倾听。——甘耀明何尝不是一位讲故事的人？甘耀明的三寮坑已然是汉语文学版图中独特所在。不过，不同的是，于甘耀明而言，乡土只是他的故事发生地和栖息地，他与它并非血肉相联的关系。“以前的乡土主义，作者可能实际在田里从事过劳动，与土地的关系密切。现在的‘新乡土’，作者 没有从事过劳动，现代化过程中，农村与都市的差异愈来愈小。我只是借着‘乡土’完成自己的创作。”（《“六年级生”甘耀明开始新寻根》，《东方早报》2010年7月2日）
《丧礼上的故事》中，甘耀明在以另一种眼光看乡土，写乡土。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变得紧密，和谐。年纪小小的阿婆，“她走过牛棚，拿草逗弄牛，以示友好”。而年老的阿婆呢，则把衰老受伤的老牛当作亲人和朋友，她唤它为“火金姑”。她脱下自己的上衣，只为给老牛覆盖下身。人与牛的亲密让人动容。《啮鬼》中那种关于饥饿的书写大陆读者其实并不陌生。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饥饿与性、信仰有关；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饥饿的黑孩令人动容；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用嘴巴为全家人炒菜的段落写出了人在绝境下的苦中作乐。这三部作品中的“饥饿”各有不同，但是，小说人物几乎都有着共同的生存年代，即文革时期。因而，这些作品在书写饥饿时便有了另一种政治含义。甘耀明笔下的“饥饿”似乎更纯粹，《啮鬼》中与饥饿的纠缠只提到了一句背景，即二战时期。人物们不断追逐食物只是为了在极端环境下活下去。小说无意纠缠饥饿的政治背景，在这位小说家的笔下，饥饿就是饥饿，而不是别的什么。与饥饿进行搏斗，被他视为人的本能，本性，是与“鬼的尾巴搏斗”。这与作家在《杀鬼》中的追求相近，也与当代大陆“七零”后作家创作中淡化历史意识的写作追求极为相近。卸下历史包袱是否是两岸1970年代出生作家的共同追求？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太皮：记下历史这一刻
对于内地读者和批评家而言，澳门小说家太皮的名字并不熟悉，这位陌生的七零后作家创作成绩斐然，三部中篇小说《爱比死更冷》《绿毡上的囚徒》《懦弱》三度蝉联澳门日报主办的澳门中篇小说奖（2008、2011、2014）。
《爱比死更冷》符合我们通常理解的澳门文学作品的特色，有通俗易懂的爱情，也有灵与欲的情色描写。尽管故事主人公是澳门人，但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具有澳门地方特色的作品，事实上，其中讲述的爱情可以发生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北京，南京，香港，东京，或者纽约。它有关情欲，初恋，阴差阳错，所有情人之间的故事在这里都有。于一位大陆的读者而言，这部作品带来的许多元素是新鲜的，比如女主人公何艾因为不会说澳门方言而一度被同学唤作“北姑”，比如男主人公澳门男青年林朗来到上海读大学，跟当地女孩子发生恋爱。当然，小说的结尾因男主角对女主角的残忍杀害而令人惊骇。在这个故事里，有从大陆到澳门去的青年，也有从澳门到大陆去的青年，这许多地名提醒我们，书中青年的爱情有点似“南来北往”。如果说《爱比死更冷》是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起步，那么他于2011年出版的《绿毡下的囚徒》，则显示了这位作家不凡的艺术实力，作为读者，我对后一部小说情有独钟。
《绿毡上的囚徒》是匠心独运、有艺术追求的作品。它以澳门五一节游行为核心，讲述了诸多澳门人生活。全书共分为十七章，每一章都有一个人物志，一个人物与另一个物相关，另一个人物又与新一个人物相关，以五一游行作为中心事件，将各阶层人物次第展开，形成了一种人物图谱式写作。每一个人物都有他们独立的心路世界，但人物和人物之间的生活都互有交叠或观照，从而达到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结构。这样的结构给人以陌生感，也使这部看似并无多少情节的小说显得风生水起。
因为游行，各阶层汇集在了一起。来到澳门三十年，依旧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垃圾婆”蔡姐、被称为“新移民”的张福迎；虽然生活在底层，但乐于参加社工活动的林锡德；吸毒少年张永正；精神分裂症记者冯威廉；出身低微但美丽热情的记者张碧芝；从教师职业改为荷官，在情感生活中无法自拔的MISS梁；葡萄牙人后裔警察菲拿度；当地富豪之子程明；内地来到澳门举目远亲被卷入无妄之灾的徐鄂强……
各个阶层的人们，各有各的甜蜜和苦恼，各有各的历史，他们与澳门一起回归，中央政府开放自由行、城市里建设了新赌场，澳门经济不断创新高，但与许多内地城市的发展一样，在GDP一种高歌之下，城墙遗迹却在减少，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开始变得多元。每个人物当初来到澳门的历史，每个人的家族史都在五一游行事件中被讲述——游行是小说讲述的中心，是风暴之眼，它透过各个人物的生活际遇，串连起了澳门的历史与现实。
四百年的殖民地命运，边缘感、不安和焦虑都在这部文本中。小说中张碧芝夫妇二人讨论《聊斋志异》中“红毛毡”的故事也别有意味。正是这一故事催生了她关于澳门的想象，她有时甚至会觉得“濠江小城真有这么一张大家都看不到的巨大毡子，走在街上，明明地下就是灰色的石屎路，她却错觉踩到绿色的绒毛上了。也许，这是因为澳门少有传说的缘故，魔毡在她看来有与别不同的色彩”。小说题目中的绿毡的比喻恐怕就由此而来吧？在这部作品里，澳门土地被形容为绿毡一般。
《绿毡上的囚徒》也是一个关于澳门空间概念的写作。澳门的所有地标性建筑提督马路、殡仪馆、市政狗房、牛房仓库、美副将大马路、旧丽都戏院、莲峰球场等都出现在这部小说中。阅读中，读者就这样一路跟随小说人物们一起走过澳门的街道，也走过它的历史，走过它的现在。但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的内核。每个人人物都与这个城市如此紧密相关，他们关心它的命运，他们的命运也与它的命运相关。
当时间、空间以及命运全部聚集在一时一地时，便成就了这部小说的气质芜杂。社会众生相里，有情欲，有爱，有亲情，有在赌场面前欲望的苦苦挣扎，也有在贫困线上的潦倒和不安。最有意味的是小说中的某种玄幻色彩。不良少年张永正吸毒幻觉中一再出现“林则徐”，以及林则徐对吸毒少年的痛心。而张碧芝受伤后灵魂出窍的讲述也使小说有了某种飞升空间，虽然在阅读中读者会对小说灵异部分感到不适，但事实上，不仅仅是张碧芝，跳楼自杀的梁芳婷、徐鄂强被无端殴打时的幻觉，也都使这部小说显得别有关怀。
在时间长河中，作家是刻下人类心路的人。太皮的写作亦如此。这位年轻的作家，因对五一游行那一刻深为感怀，以记录者自居，克服种种困难记录下那早已消失的时刻，他不仅仅为我们记下那一刻，也记下了一个历史的“活生生”，他尽最大努力，为他生活的澳门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传记。也许，是时候该重新理解澳门文学及澳门作家了。
尽管这四位作家在日常与传奇方面有着细微的相近，但也有重要不同，那是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不同。在甘耀明那里，传奇是重要的。“在城市里，建筑、秘密、政治终将会沦为尘土，只有传奇还活着。”对于这位作家而言，建筑、秘密、政治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传奇，与人有关的传奇。这也使人注意到，他的关于日据时代的长篇小说《杀鬼》所寻求的是“去历史化”、将历史传奇化的写作。这样的写作当然是进入历史的一种方式，但是，是不是也存在遮蔽大历史的可能？
如何理解历史和如何理解过去方面，我看重太皮的尝试。澳门游行事件早已过去。可是，是什么使这位年轻作家如此钟情于当时澳门人心路的追踪？这似乎是一位小说家的社会责任使然，在“作者的话”中，太皮如是说：“由于工作关系，在游行日子前后，我分别接触到本书所描写的主要人物，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灵魂，我或深受感动，或深恶痛绝，或深铭肺腑，我觉得我有必要将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因为实录，反而新鲜，这恐怕是这部小说有强烈的现实感的原因所在。
面对我们身在的现实和日常时，两位与南京有着血肉关系的小说家各有进入生活的路径。在曹寇那里，我们感受到世界是荒谬的、鬼魅的、无聊的，这不仅因为人性本身，还因为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读曹寇的小说使人深刻意识到，人是时代政治的产物，每个人物都带有他们的时代标记。曹寇还原的是日常本身的意外和非常态。而葛亮则看重的是日常性和宿命感，事实上，葛亮日益在显示他的一种本领：将那些戏剧、传奇、激烈、巧合全部融于日常之水，也许，在另一位作家那里，那些冲突和转折是最美好的，可是在这位作家那里，那些不过是大海里的浪花罢了，重要的是底色，人生因这样的底色绵延，舒缓，平静，浩瀚而迷人。
深入阅读这两岸四地作家作品会认识到，每一代作家，每一地作家、每一位作家都在寻找他们面对世界的角度和方法，会感受到他们以驳杂文本建造属于一代人的民族记忆的努力，这记忆交杂着复杂，交杂着矛盾，是此起彼伏的，也是意味深长的。——如果说作家是民族独特记忆的生产者，那么，两岸四地的“七零”一代在一个共时性的空间里，已然完成了华语写作的“众声喧哗”。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有意将两岸四地“七零”后作家创作在一个体系中呈现，是希望打破横亘在两岸文学之间的那些无形的条框。而之所以选择个案分析的方式，在于本文致力于呈现而非全景式描述，是希望使读者能深入了解同一个汉语之下不同地域作家的不同表达。为此，论者有意挑选的均是两岸四地近年来深受读者及评论家关注的、具有代表性的七零后作家——香港的葛亮、南京的曹寇、台湾的甘耀明、澳门的太皮，通过对他们作品品质的精微呈现和细致分析，读者将发现葛亮、曹寇、甘耀明、太皮等人在写作美学、写作习惯和思考问题角度上的重要区别，当然也将发现他们的“暗通款曲”——尽管两岸四地的青年作家身处不同的地域和文化空间，但在许多问题认识和理解上颇有相近之处。整体而言，发现日常背后的不寻常，寻找传奇背后的非传奇，是这四位作家的共同兴趣。
葛亮：对日常声音的着迷
读葛亮的《谜鸦》《七声》《浣熊》，会很容易发现，这是位对声音敏感的作家，他尤其关注陌生的、偏僻的、微弱的声音。在《七声》序言中，他将这样的声音视为“他们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来自这世上的大多数人。它们湮没于日常，又在不经意间回向于侧畔，与我们不弃不离。这声音里，有着艰辛的内容，却也听得到平静的基调”。湮没的声音、侧畔的声音，都意味着小说家对那种戏剧性的、宏大声音的规避。事实上，这位对“他们的声音”的寻找者，也执着于如何使用标记般的腔调去呈现这样的声音。说到底，小说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用独属于自己的声音/腔调建造文字世界。
也许应该从《竹夫人》那篇开始说起。一位新保姆来到教授家，做事处处妥帖。而故事的另一面也慢慢掀开，她是身患痴呆症教授做知青时的前任女友，不，她甚至为他生下了个儿子并抚养长大成人。她只是想在教授夫妇不知情的情况下来照看这个男人，了却一段心愿。整部小说的调子是安静的，叙事推进不疾不徐。但生活到底起了波澜，女人看到教授女儿带来的新男友，却是自己的儿子。结尾象探照灯一样刺眼，读者不得不试图捂住眼睛，以避开那令人震惊的场景。
风平浪静的生活，谁能想到这样的结尾？但小说是执意要在这里结尾的。只是在末端有一行字，“写于曹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这个落款使人恍然，小说是与曹禺《雷雨》做遥相对话。因此，《竹夫人》有了另外的指向——《雷雨》中的大开大阖、冲突巧合、巨大的戏剧性在小说中消失了，故事走向发生反转。
《竹夫人》里有“汹涌而来的暗潮”，这是葛亮迷恋的。但小说家更迷恋的恐怕是日常二字。读创作谈不难发现，日常是他的关键词。有时候这日常于他是“七声”，是“他们的声音”，是“众声喧哗”；有时候这日常于他是“过于密集行动链条的末端，时刻等待着有一只蝴蝶，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扇动翅膀”；还有时候，这日常于他则是“经年余烬，过客残留的体香”，是“狭长的港口，和蜿蜒无尽的海岸线”。但无论哪种，最吸引他的恐怕是传奇背后的暗淡，又或者是平淡生活里的突然暗潮涌动。
一如他的成名作《谜鸦》。那里是一对青年夫妇的日常生活，伴随着乌鸦的声音。怀孕的妻子不幸因养育乌鸦而流产，自杀。这部小说冷静，好看，有着非同寻常的故事走向，也有强烈的荒诞感。关于乌鸦的一切是那种湮没在日常的声音吗？读者或许不能确信，但是，小说的确写了风平浪静之下的暗潮涌动。因为风平，因为暗潮，小说内部有了层层波澜。
《浣熊》也是关于相遇或者情感的故事，年轻女人行骗，英俊男人看起来很轻易就上当了，似乎是爱上她了，但读到最后读者会发现，那位英俊男人是卧底办案的警察。而伴随这一切发生的，则是被命名为“浣熊”的台风。也许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以为发生了什么，可是其实没有。但是，如期到来的那场台风到底也是可怕的，它带来爱，也摧毁生命。《猴子》写出了另一种日常感，那只从动物园逃跑的猴子，目睹了三个人的生活，动物饲养员，小明星与富家子弟，以及蜗居在港的父女。顺着猴子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不同的香港，不同的世情生活。这就是香港，这是我们不了解的但却真切存在的香港世界。
在葛亮那里，人生不是偶发。不是意外事故迭加的碎片。不是戏。生活是由无数个波纹组成。人生是长长的看起来没有边际但很可能又突然遇到波涛的旅途。每一个细微都不放过。每一次心跳，每一次脸红，每一个隐隐的不安或者欲言又止，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什么是葛亮的魅力？我想，是他对日常的理解以及他对生活精准的感受能力，——不放过路边风景，也不放过两人相遇时微妙的悸动。耐心，认真，一丝不苟地书写普通生活，他像极了一位精心打磨手中之物的手工艺人，心无旁骛，直至笔下之物闪出光泽。说到底，这位作家深知，他有多耐心描绘底色，生活本身的汹涌暗潮就会有多么惊心动魄。
南京是葛亮的创作源起。这是与他生命相关的地方，但是，在最初，葛亮似乎并没有强烈的书写出生之地的愿望。《谜鸦》出手不凡，是他的起点，但《谜鸦》并没有多少南京特色，这是放在任何大都会都可能发生的故事，无关地域，无关风土，无关一种地理美学。
但短篇小说集《七声》发生了变化。一些东西不再被忽略，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得到了强化，比如南京风物。事实上，这部小说集是以少年毛果的视角看二十多年前的南京。另一个南京逐渐清晰起来，它与叶兆言笔下的南京不同，与苏童笔下的南京不同，与鲁敏和曹寇笔下的南京又不同。著名的秦淮古都在这部小说集里焕发了另一重模样。一生恩爱的外公外婆，温暖而又令人难忘的洪才一家，沉迷于泥人手艺的师傅……透过岁月，也透过内秀腼腆的少年毛果的眼睛，家常的、有烟火气和人间气的南京来到读者面前。——离开南京的葛亮试图用另一重文字为他的家乡重塑金身。这个在南京城长大的青年，对这座古城的诚挚情感全在这些文本中了。小说家张悦然说在这些作品中读到了“隐没的深情”，我深以为然。 《阿霞》是葛亮的代表作，在2008年底层写作颇为流行时，这部小说以气质斐然受到广泛关注。一位出身低微、耿直而又纯粹的阿霞在葛亮笔下变得鲜活。他看到那位青年女性的美德，也看到她的美好突然被世事侵蚀。《阿霞》写得精密，有力，也有情怀。但是，之后发表的《洪才》中可以看到葛亮之于他写作对象距离的某种调整。关于阿霞，叙述人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的同情与理解，他愿意站在她的角度想问题，也尽一切可能去帮助她。但是，“我”和阿霞之间的关系让人意识到，似乎小说家并不只是从情感而更是从理智上去理解和欣赏这个女性。因而，读这部小说，你会想到“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启蒙主义视角和深切的人文关怀。相比之下《洪才》更自然。少年毛果身上固然有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优越感，但却是坦然客观，诚实真挚，你既可以看到毛果妈妈身上的读书人气息，也可以看到洪才阿婆的朴素和热情，这使得毛果和洪才一家的相处令人信服令人难忘。
许多人注意到从《谜鸦》到《七声》葛亮写作的变化。几年来，小说家一直在保持不断的上升势头，2013年出版的《浣熊》是葛亮近几年极具水准的代表作。这里的每一部作品都令人难以忘记。一如《退潮》。一个丧夫独居的中年女性，看到年轻的小偷脸红了，因为他很像她的儿子。这个年轻人也唤起了她内心的隐密，因此，她并没有提高警惕，甚至为他打开了房门。她被强暴，但其中也有快乐。一切结束了。“一缕光照射进来，这是曙光了。屋里一片狼藉，手袋里的东西散乱在她脚边，似鲜艳的五脏六腑。她耸了一下身子。她动弹不得，双手紧紧地绞在一起，像一棵受难的树。”这个女人的软弱、惶恐和善良如此真实，生活的荒芜和荒诞也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在这种普通人那里，在那种最普通的生活中，时时有暗潮涌来。这是宿命吧？你无法解释。你仿佛触到生活的内核，像是谜。叙述人的声音是重要的，他贴在了人物身上。对于他的人物，不是爱，而是理解，是同情的理解，是设身处地。
如何与笔下人物相处是小说家的能力，那种相处也包括人和自我的相处，人与城市的相处。《七声》之所以难忘在于南京是“我”的城，是深入“我”的血液的城；当然，在《浣熊》里，香港也不再只是别人的城，它变成了“我”的城。这是重要的转变。一个小说家何以能写出属于他的香港，我想，应该是他融入了他的城市，正视并接纳自己的外来者身份。《浣熊》里，葛亮写的是一个既疏离又了解的香港，那位以为遇到良人却没想到是警察的女子，那位用自己肉身器官换街女自由身的香港青年，那位性爱中得到欢乐后又被捆绑的中年妇人……人生中总有那么一刻使日常不再仅仅是日常。记下那日常的点滴，记下那些灰尘那些细密，记下那些空荡那些怅往，也记下那些痛楚、无奈和坐立不安，葛亮写出了香港传奇背后的平淡，繁华背后的素朴。
读《浣熊》，我想到许鞍华电影《桃姐》，影片之魅力在于拍出了大都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亲切、温暖、以及跨越阶层身份的“情深意长”。那是作为香港本地人的许鞍华镜头下的香港。葛亮比许鞍华更冷静和克制。他并未回避自己的移居者身份，这反而给他的观看带来了某种宝贵的疏离感。也因此，这位小说家不仅仅看到了人们凡俗的日常生活，还看到了漫长的海岸线和暗潮不断的波浪——葛亮书写了香港日常中的细小波痕，以及隐没于内的残酷和凄清，他写的是令一般大陆读者陌生的香港。
坦率地说，我对《琴瑟》念念不忘。它收入短篇集《七声》中，关于一生恩爱的外公外婆的晚年生活。外婆被糖尿病诱发的腿痛折磨，深夜难耐，却又不敢出声。外公就把手给她，但老人终是忍不住了。“老头子，我真是疼啊。”她说。外公安抚着她，后来，给她唱《三家店》：“娘想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在西山后……”天已经发白了，外婆终于睡着。少年毛果看到了这一幕，每个声音，每个响动以及已是风烛残年的外公眼角的“水迹”，都在他眼里，心里。小说结尾是外公外婆的金婚庆祝，众声喧哗。外公对外婆唱道：“我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众人就笑，外婆也笑，笑着笑着，她忽然一回首，是泪流下来了。”再日常不过的言语中，有着难以言喻的深情。如果你能想到世间那些在疾病疼痛中苦苦挣扎的众生，如果你能想到世间有情人免不了大限分离的运命，便能理解这小说了。
——对于一位写作者而言，没有比听到日常生活中的细微快乐、深夜里的哭泣辗转、孤独人的内心独白更幸运的，也没有什么比以平静深情的方式写下世间的众声喧哗五味杂陈更有魅力的工作。想来，写下那一刻的作家和读到那一刻的读者，都该是有福的。
曹寇：作为生活本身的常态与意外
某种程度上，讲一个老少咸宜、起承转合的故事已经成为当下诸多写作者的奋斗目标，也是此时代青年写作者获得名利的捷径。但小说家曹寇的追求与此背道而驰，曹寇不讲究戏剧化效果，不追求人物跌宕起伏的外部命运，不借助编造这样的命运以赚取读者的廉价的眼泪。很显然，曹寇对世界的理解不同于那些故事所表现的那样浅表，在他眼里，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件并不象故事讲述的那样齐整、条理分明。
从《屋顶上的一棵树》《越来越》《生活片》《十七年表》等小说集中可以发现，曹寇对生活、对文学、对人本身有着独异的理解力。——曹寇的所有题材和事件都不是新的，但读来却极具陌生化效果。《你知道一个叫王奎的人吗》中，王奎出现在每个人的谈话中，他象个影子，或者像个传说。他的名字出现在各个地方，采石场、路边的野店、出租车、大货车司机、火车站候车厅里。小说的结尾是一则报纸上的消息，一个民工在为雇主安纱窗，不小心掉了下来，名字还是叫王奎，三十三岁。曹寇以对一位青年漂泊流浪生活的追溯书写了这些人物在这个时代的共同命运，“王奎”无处不在，却也具体可感，这是和曹寇们一同成长的沉默的兄弟。王奎最终消失不见，但他的际遇让人无法忘记。——在这个时代，那个倒霉的人不叫王奎，便叫赵奎，张奎罢了。小说中透露出来的精神气质表明曹寇的写作跟一地鸡毛式的写实主义相去甚远。叙述人并不沉湎于俗世而沾沾自喜者，他更接近“低姿态飞行”，——他是普通人中的一员，但他比普通人更敏锐，他希望由具象的生存传达出人存在的普遍状态。 读曹寇的文字，常常想到奥威尔对文学的一个有趣看法。奥威尔说，堂吉诃德—桑乔·潘沙组合是小说形式一直在表达的灵与肉的古老二元体，他认为每一个人身上都住着两个人，即高贵的傻瓜和卑贱的智者。遗憾的是，大部分作家都致力于书写那个堂吉诃德，一个人身上官方的、堂而皇之的部分，而惯于对那个矮小、卑微、懒惰、无聊、庸俗的“桑丘”视而不见。
曹寇敏锐洞悉普通人身上住着的“桑丘”，这位小说家致力于书写人身上的灰色、懒惰、自私，他将它们诚实地描写出来，不带感情，不审判，不嘲笑，不卖弄，仿佛这些有如人身上的斑点、胎记一般，与生俱来，无可逃遁。他无意为“人”涂脂抹粉。他比当下许多写作者更诚实、更冷静、更深刻地认识到何为人：人不是英雄，不是神，不是鬼。每个人的善好，有其来路，一个人的作恶也非必然。人有人的局限。人的瞬间美好不意味着人的永远高大，人偶然的作恶也不意味着人性永远丑陋，人不过就是人罢了。卓尔不群的理解力意味着曹寇完全具有了成为优秀小说家的才能，事实上，他已然成为今天非常值得期待的新锐小说家。
曹寇致力于揭示时代生活中最具体、最世俗、最庸常、最灰暗的一面。他的主人公通常是：城市游荡者，无业者，下岗者，农民工，小职员，中小学教师，失婚者。写作对象潜藏在他的身体里，作家即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尽管他笔下人物都是低微者，但用当代文学中所谓的“底层文学”命名却是失效的。对象还是那些对象，人物还是那些人物，事件还是那些事件，但写作目的和阅读感受完全不同。他小说文本与现实之间具有“互文”关系，他拒绝道德阐释的写作姿态使当下文学批评中的某种通用价值判断体系逐渐面临挑战。
《市民邱女士》写的是城管人员的杀人事件。邱女士是谁？她是围观的市民，知道这件事情后她认为“城管太嚣张了，领导要好好管一管他们”。邱女士的看法代表了对城管杀人事件的庸常理解。虽以“市民邱女士”为题，但这小说写的却是与“市民邱女士”完全不同的认识，——年轻城管生活的平淡、懈怠、无聊，杀人极为偶然。这是切入角度独特而刁钻的优秀短篇。小说给予人强烈的现实感，事件以及事件本身在小说中呈现出的状态是实在的，每一个正在经历这个时代的人们都真切感受到了。叙述人和邱女士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不同的故事。——杀人者并不是邱女士们通常理解的飞扬跋扈者，邱女士们根本没有道德至高点可倚靠。曹寇在他的小说里拒绝总结那种道德经验。
《市民邱女士》完全可以把杀人视为“意外”，但小说的意义在于另有细节，这位年轻的城管在街上抢了老太太的菜摊又踢了两脚，他心里内疚，回家告诉了父母。“结果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们没有骂我。寂静持续了很长时间，父亲借着上厕所的当口也装作洞彻世界的样子对我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你也要注意安全。’”——自私、薄凉、损人利己，这些价值观象水和空气一样在我们四周蔓延。曹寇意识到产生意外凶杀案的偶然性，还深刻意识到它的必然性。
《塘村概略》涉及的是当代人内心深处对暴力的狂热。面对一个疑似“拐子”， 扇她嘴巴子的是丢失孩子的祖母；踢她的是有些疯癫的被家庭虐待的老人骆昌宏；还有因为婚姻问题正郁闷因为“我高兴”便出手的少妇……没有人认为自己那一脚是最重要的，也没有人认为自己将对这样的暴力负责，他们都认为自己的一脚是成千上万脚中的一下，不会致人死亡。小说中，曹寇对人性有深入的识别力：年长警察老王对年轻所长不屑，谨慎青年警员张亮对老王的曲意迎合，没上过大学的赵志明对大学生葛珊珊嗤之以鼻，而那些殴打葛珊珊的人也都各有人格缺陷。这基于小说家对人的另一种维度的理解。
曹寇《屋顶长的一棵树》中收录了“非小说十则”，新作《生活片》中，则更多的是简明的生活片断。村子里一位老人去世后大办丧事，演出中既有烟火生气，又有鬼魂共舞的感觉，象是一场摇滚演出；被“我”视为爱人的聋哑姑娘，一位叫棉花的女网友的交流，热衷于教研员而不想调换工作的张老师……他们热衷于比照生活书写，廖廖数语，刻画一个人的状貌际遇，勾勒一种情境，一种现实，而非一个故事。
这样的写作让人想到电影创作领域的纪录片，以及使用DV拍摄的手法。《水城弟兄》取材自广为流传的真实发生的故事“七兄弟千里追凶”。作品呈现的不仅仅是偏僻之地的弟兄们为他们死去的兄弟追讨凶手的故事本身，也呈现了凶手及受害人所居住的山村环境，那里的“穷山恶水”，那里的贫苦、荒芜、寂寥。在当代中国，“非虚构”突然出现缘于写作者强烈“回到现场”的写作愿望，但当下流行的“非虚构作品”与曹寇的“非虚构”具有差异：前者显然追求一种对现实的介入，其中有强烈某种济世情怀；后者的写作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在于他们对小城镇生活的忠实纪录，没有济世，没有启蒙，他们追求的是极简、深刻、零度写作。
但他追求艺术性，这与他身上葆有先锋文学传承而来的文学形式与语言的探索精神有关。因为这样的追求，现实在他的笔下别有“诗意”：曹寇写塘村时带着某种幽默和温柔的反讽，他的笔力深刻而舒展。借助这样的写作，现实与文本这些作品中呈现了某种奇特的关系，——文本为现实提供了某种镜像，它是现实的一种反映，但这种反映并不是直接的，并不是一比一的关系，因为场景和人物都烙上了写作者本人的视角。
这是躲避了“文学惯例”的写作，是不依赖于强烈的戏剧冲突而是将生活本相还原的写作，是还原一个人眼里的世界和一个人眼里的生活的写作。它固然是基于个人经验的写作，但并不是只关注个人生活的写作。这是经由个人感受而切入现实的写作。客观真切地呈现“我”眼中的世界，毫无保留，但这种呈现同时也是有限度的和主观的，叙述者并不隐藏这些。但这不是新写实主义，他们显然并不认同这样的生活。这是在叙事者隐形态度观照之下的写作，他们以此消除对生活的平庸模仿。
“它既不是对世界原封不动的模仿，也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它既不想解释世界，也不想改变世界。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无边的现实主义》中对卡夫卡与现实世界关系的分析某种程度上也可用在作为小说家的曹寇面对世界的态度上。也许人们会将这样的写作归于朱文等新生代作家的影响，但这一代作家与新生代不同在于，生活在他们这里说不上是被厌弃的，他们也缺少愤怒青年的激情。他们无意成为文化精英，他们似乎更愿意承认作为个人的灰暗和卑微，曹寇在采访里多次自认是“粗鄙之人”，表明了他对叙述身份的想象。 历史、革命等宏大话语在曹寇的小说中看不到，这是由成长语境决定的，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迅速成长的一群人，在他的生命经验中，宏大话语早已远去，留下的是生活本身，是现实本身。他们所做的、所能做的，是写出他们看到的生活、他们看到的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品必然是“历史意识稀薄”的作品，也并不意味着这是主体性匮乏和令人失望的作品，——如果读者的历史观念不是断裂而是完整的，将会意识到，曹寇的书写中包含了近二十年来我们时代、社会和人的困境与精神疑难。
甘耀明：对历史与传奇的“穿越性书写”
台湾通常将我们所说的“七零”后作家叫做“六年级生”作家，甘耀明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以擅写乡野传奇故事而闻名。《杀鬼》是这位作家重要的代表作。《杀鬼》是不是甘耀明在内地出版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我并不清楚，但是，我以为，由这本小说始，甘耀明显示了他作为台湾新锐代表作家的不凡气象。
《杀鬼》的主人公“帕”是具有魔幻色彩的人物。虽然是小学生，但他身高将近六尺，“力量大，跑得快而没有影子，光是这两项就可称为‘超驽级人’”。这个超人，他被父母丢弃，力大无穷，他被日本人收为义子，并取名为“鹿野千拔”，他眼见着台湾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日据时期，日本战败后，“二·二八”事件……这是一个台湾历史的亲历者，同时，这个人物也可以把杀人的大铁兽（火车）拦住，也可以与地下的“鬼王”交流。某种意义上，甘耀明在文本中创造了具有“穿越气质”的人物，他不只见证历史，并且也可以游走于日本人、客家人、原住民、内地人之间，也游走于人、鬼、神之间。
帕的所有经历使人意识到，这位小说家不仅仅是在塑造帕这个人物，他也以帕的视角，重写了新的台湾偏远之地的历史。帕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族英雄，他身上有更多的混沌色彩，这与他的祖辈刘金福强烈的本土意识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帕是没有被现代国族意识启蒙的人，在他的经验中，似乎更看重的是感受、体会。因而，无论是关于日本人还是客家人，他都没有那么清晰的意识。
这是一个理性意识并不强大的人物，也并非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在大历史面前，这位乡野巨人没有强烈的国族感，他靠人的本能跌跌撞撞向前走。在这部小说中，读者当然会叙述到国族意识，但是，那种国族意识不是简单的，单线条的，它们是复杂的，暧昧的，多义的。人物常常要溢出他的国族身份。小说家似乎并不拘泥于一时一地，也并不纠结于“现实”与“真实”。某种程度上，帕是一位懵懂少年与力大无穷巨人的合体。他的懵懂性是极有意味的。——这一人物的塑造表明，新一代作家对历史、国族意识的搁置。
在大历史与乡野传奇之间，甘耀明实现了一次重要的亦真亦幻的穿越。对于这位小说家而言，“穿越”或者“跨越”是必要的和必须的。当那个被视为杀人怪兽的火车轰隆隆而来到关牛窝时，那是侵略者对台湾的入侵，是现代工具对乡野的侵占，而帕对这一怪物的试图抵抗便显得尤为意味深长。但结果是，帕并没有真的显示自己的力量，尽管看起来是他的力量阻止了他。在日本另一种方式的入侵中，他轻而易举地被成为日本人。这是有意识的隐喻还是无意识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有意将帕塑造成一个并不觉悟的人，也许这似乎符合当时的情形。这也让人意识到，小说家试图用一个新鲜人物来重新书写他所理解的“历史”。
这是在强烈的历史标识下重述历史、从历史中剥离出个人传奇的写作尝试。这是作家别寻异路的尝试。可是，我必须坦率地说，读完《杀鬼》，那个没有强烈国族意识的主人公帕的确让人迷惑，他让人想到那种空有力量、有勇无谋的空心人。——为什么这个有着那么强大穿越能量的人，最终没有能在文本中成为“英雄”，而只成为一个穿越者，为什么帕的主体性如此匮乏以至于没有形成人物本该有的征服力？这是令人遗憾的。
如果说帕代表了甘耀明将历史还原为传奇的一种努力方向，那么老阿婆这一人物表明，甘耀明对讲故事——这个最古老表达方式的一种执迷。老阿婆幼年时因故事而得救，又因有讲故事的才能而度过人生的许多劫难，即便是临终时分，这位讲故事者也尽了她的本份——她希望儿孙们在她的丧礼上讲述故事，实在是故事是这位老人一生的关键词。那些诡异的、魔幻的、曲曲折折而令人又不得不微笑的故事构成了这位老人的一生，她不仅以故事拯救自己，也使那些故事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从一种死亡处开始，她使生命变得有生气。阿婆这一人物的设置是整部小说最重要的线索，整部小说因她的存在而具有了象征意味。
小说中，阿婆将她的故事，将那些她人生中所亲见的一切都比喻为“白云电影”。以“白云电影”喻比人生故事新鲜而贴切。白云是如此多变，有如我们的人生轨迹，前一天艳阳高悬，后一刻便有可能阴云密布；白云如此高远，没有谁比它看到的更多、更辽阔。当然，这个比喻里另一个词语是“电影”，——我们长长一生中所经历的人生故事难道不是电影？正如阿婆深信天上白云变化就像三寮坑人世的倒影，作为其丧礼故事集锦，《丧礼上的故事》毫无疑问是一部人与和谐混杂相处、魔幻与幽默气息并重的文艺片。
阿婆的电影发生在三寮坑，甘耀明说三寮坑是他家乡的缩影（在《杀鬼》中，家乡被唤作关牛窝）。三寮坑的故事，来源于这位当年少年的所见，以及其父母的讲述。“我生于苗栗狮潭乡，那里的山脉青壮，草木在阳光下闪着明亮的色调，河流贯穿纵谷，里面游着鱼虾，以及古怪的传说。”故事深植在内心深处，有待某一天被讲述，被倾听。——甘耀明何尝不是一位讲故事的人？甘耀明的三寮坑已然是汉语文学版图中独特所在。不过，不同的是，于甘耀明而言，乡土只是他的故事发生地和栖息地，他与它并非血肉相联的关系。“以前的乡土主义，作者可能实际在田里从事过劳动，与土地的关系密切。现在的‘新乡土’，作者 没有从事过劳动，现代化过程中，农村与都市的差异愈来愈小。我只是借着‘乡土’完成自己的创作。”（《“六年级生”甘耀明开始新寻根》，《东方早报》2010年7月2日）
《丧礼上的故事》中，甘耀明在以另一种眼光看乡土，写乡土。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变得紧密，和谐。年纪小小的阿婆，“她走过牛棚，拿草逗弄牛，以示友好”。而年老的阿婆呢，则把衰老受伤的老牛当作亲人和朋友，她唤它为“火金姑”。她脱下自己的上衣，只为给老牛覆盖下身。人与牛的亲密让人动容。《啮鬼》中那种关于饥饿的书写大陆读者其实并不陌生。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饥饿与性、信仰有关；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饥饿的黑孩令人动容；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用嘴巴为全家人炒菜的段落写出了人在绝境下的苦中作乐。这三部作品中的“饥饿”各有不同，但是，小说人物几乎都有着共同的生存年代，即文革时期。因而，这些作品在书写饥饿时便有了另一种政治含义。甘耀明笔下的“饥饿”似乎更纯粹，《啮鬼》中与饥饿的纠缠只提到了一句背景，即二战时期。人物们不断追逐食物只是为了在极端环境下活下去。小说无意纠缠饥饿的政治背景，在这位小说家的笔下，饥饿就是饥饿，而不是别的什么。与饥饿进行搏斗，被他视为人的本能，本性，是与“鬼的尾巴搏斗”。这与作家在《杀鬼》中的追求相近，也与当代大陆“七零”后作家创作中淡化历史意识的写作追求极为相近。卸下历史包袱是否是两岸1970年代出生作家的共同追求？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太皮：记下历史这一刻
对于内地读者和批评家而言，澳门小说家太皮的名字并不熟悉，这位陌生的七零后作家创作成绩斐然，三部中篇小说《爱比死更冷》《绿毡上的囚徒》《懦弱》三度蝉联澳门日报主办的澳门中篇小说奖（2008、2011、2014）。
《爱比死更冷》符合我们通常理解的澳门文学作品的特色，有通俗易懂的爱情，也有灵与欲的情色描写。尽管故事主人公是澳门人，但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具有澳门地方特色的作品，事实上，其中讲述的爱情可以发生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北京，南京，香港，东京，或者纽约。它有关情欲，初恋，阴差阳错，所有情人之间的故事在这里都有。于一位大陆的读者而言，这部作品带来的许多元素是新鲜的，比如女主人公何艾因为不会说澳门方言而一度被同学唤作“北姑”，比如男主人公澳门男青年林朗来到上海读大学，跟当地女孩子发生恋爱。当然，小说的结尾因男主角对女主角的残忍杀害而令人惊骇。在这个故事里，有从大陆到澳门去的青年，也有从澳门到大陆去的青年，这许多地名提醒我们，书中青年的爱情有点似“南来北往”。如果说《爱比死更冷》是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起步，那么他于2011年出版的《绿毡下的囚徒》，则显示了这位作家不凡的艺术实力，作为读者，我对后一部小说情有独钟。
《绿毡上的囚徒》是匠心独运、有艺术追求的作品。它以澳门五一节游行为核心，讲述了诸多澳门人生活。全书共分为十七章，每一章都有一个人物志，一个人物与另一个物相关，另一个人物又与新一个人物相关，以五一游行作为中心事件，将各阶层人物次第展开，形成了一种人物图谱式写作。每一个人物都有他们独立的心路世界，但人物和人物之间的生活都互有交叠或观照，从而达到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结构。这样的结构给人以陌生感，也使这部看似并无多少情节的小说显得风生水起。
因为游行，各阶层汇集在了一起。来到澳门三十年，依旧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垃圾婆”蔡姐、被称为“新移民”的张福迎；虽然生活在底层，但乐于参加社工活动的林锡德；吸毒少年张永正；精神分裂症记者冯威廉；出身低微但美丽热情的记者张碧芝；从教师职业改为荷官，在情感生活中无法自拔的MISS梁；葡萄牙人后裔警察菲拿度；当地富豪之子程明；内地来到澳门举目远亲被卷入无妄之灾的徐鄂强……
各个阶层的人们，各有各的甜蜜和苦恼，各有各的历史，他们与澳门一起回归，中央政府开放自由行、城市里建设了新赌场，澳门经济不断创新高，但与许多内地城市的发展一样，在GDP一种高歌之下，城墙遗迹却在减少，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开始变得多元。每个人物当初来到澳门的历史，每个人的家族史都在五一游行事件中被讲述——游行是小说讲述的中心，是风暴之眼，它透过各个人物的生活际遇，串连起了澳门的历史与现实。
四百年的殖民地命运，边缘感、不安和焦虑都在这部文本中。小说中张碧芝夫妇二人讨论《聊斋志异》中“红毛毡”的故事也别有意味。正是这一故事催生了她关于澳门的想象，她有时甚至会觉得“濠江小城真有这么一张大家都看不到的巨大毡子，走在街上，明明地下就是灰色的石屎路，她却错觉踩到绿色的绒毛上了。也许，这是因为澳门少有传说的缘故，魔毡在她看来有与别不同的色彩”。小说题目中的绿毡的比喻恐怕就由此而来吧？在这部作品里，澳门土地被形容为绿毡一般。
《绿毡上的囚徒》也是一个关于澳门空间概念的写作。澳门的所有地标性建筑提督马路、殡仪馆、市政狗房、牛房仓库、美副将大马路、旧丽都戏院、莲峰球场等都出现在这部小说中。阅读中，读者就这样一路跟随小说人物们一起走过澳门的街道，也走过它的历史，走过它的现在。但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的内核。每个人人物都与这个城市如此紧密相关，他们关心它的命运，他们的命运也与它的命运相关。
当时间、空间以及命运全部聚集在一时一地时，便成就了这部小说的气质芜杂。社会众生相里，有情欲，有爱，有亲情，有在赌场面前欲望的苦苦挣扎，也有在贫困线上的潦倒和不安。最有意味的是小说中的某种玄幻色彩。不良少年张永正吸毒幻觉中一再出现“林则徐”，以及林则徐对吸毒少年的痛心。而张碧芝受伤后灵魂出窍的讲述也使小说有了某种飞升空间，虽然在阅读中读者会对小说灵异部分感到不适，但事实上，不仅仅是张碧芝，跳楼自杀的梁芳婷、徐鄂强被无端殴打时的幻觉，也都使这部小说显得别有关怀。
在时间长河中，作家是刻下人类心路的人。太皮的写作亦如此。这位年轻的作家，因对五一游行那一刻深为感怀，以记录者自居，克服种种困难记录下那早已消失的时刻，他不仅仅为我们记下那一刻，也记下了一个历史的“活生生”，他尽最大努力，为他生活的澳门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传记。也许，是时候该重新理解澳门文学及澳门作家了。
尽管这四位作家在日常与传奇方面有着细微的相近，但也有重要不同，那是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不同。在甘耀明那里，传奇是重要的。“在城市里，建筑、秘密、政治终将会沦为尘土，只有传奇还活着。”对于这位作家而言，建筑、秘密、政治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传奇，与人有关的传奇。这也使人注意到，他的关于日据时代的长篇小说《杀鬼》所寻求的是“去历史化”、将历史传奇化的写作。这样的写作当然是进入历史的一种方式，但是，是不是也存在遮蔽大历史的可能？
如何理解历史和如何理解过去方面，我看重太皮的尝试。澳门游行事件早已过去。可是，是什么使这位年轻作家如此钟情于当时澳门人心路的追踪？这似乎是一位小说家的社会责任使然，在“作者的话”中，太皮如是说：“由于工作关系，在游行日子前后，我分别接触到本书所描写的主要人物，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灵魂，我或深受感动，或深恶痛绝，或深铭肺腑，我觉得我有必要将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因为实录，反而新鲜，这恐怕是这部小说有强烈的现实感的原因所在。
面对我们身在的现实和日常时，两位与南京有着血肉关系的小说家各有进入生活的路径。在曹寇那里，我们感受到世界是荒谬的、鬼魅的、无聊的，这不仅因为人性本身，还因为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读曹寇的小说使人深刻意识到，人是时代政治的产物，每个人物都带有他们的时代标记。曹寇还原的是日常本身的意外和非常态。而葛亮则看重的是日常性和宿命感，事实上，葛亮日益在显示他的一种本领：将那些戏剧、传奇、激烈、巧合全部融于日常之水，也许，在另一位作家那里，那些冲突和转折是最美好的，可是在这位作家那里，那些不过是大海里的浪花罢了，重要的是底色，人生因这样的底色绵延，舒缓，平静，浩瀚而迷人。
深入阅读这两岸四地作家作品会认识到，每一代作家，每一地作家、每一位作家都在寻找他们面对世界的角度和方法，会感受到他们以驳杂文本建造属于一代人的民族记忆的努力，这记忆交杂着复杂，交杂着矛盾，是此起彼伏的，也是意味深长的。——如果说作家是民族独特记忆的生产者，那么，两岸四地的“七零”一代在一个共时性的空间里，已然完成了华语写作的“众声喧哗”。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