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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生公司及青年馆的演讲
“我想，每个人，不管穷与富，都同样地受合理的教育，任他们的脑筋自由发展，那么世界不知要变成怎样的伟大的世界。”（1947年9月30日）何现伦这样一位小职员的话语，恐怕会让1949年后那些自称是或者被封为教育家的人汗颜。演讲当然算不得正规的教育，但这教育未必不“合理”。民生公司常请全国各地著名的人物来公司做演讲，而这些演讲词大抵都刊登在《新世界》杂志和《民生公司简讯》上——如张守广编之《卢作孚年谱》就系有1945年杨森的演讲和民生公司顾问孙恩三的一次演讲——如果有人将其中的精粹择选出来出版，那一定是本不错的书，我相信至今仍有其不可磨灭之价值。不仅是演讲讲得有水平，有前瞻性，同时也可照鉴出民生公司对职员的教育培训和文化建设之一斑。
我手上这两册日记，记录各种演讲的几乎是1945年这一册，而1947年则很少有演讲。这不是说民生公司的文化建设和职工教育就停止了，而是因为演讲者大多东归到了南京、上海或者北上回返京、津二地——许多文化机构如大学、出版社、研究所纷纷复原，迁回南京、北京等地，其中那些著名的文化人当然也就随之迁走——不会像居住在重庆那样方便。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战爆发，百物腾贵，民生公司的收入也左支右绌，因此比较难得从外面聘请人来做演讲。这两个原因，当然是我的臆揣，不过或许虽不中，亦不远。民生公司的演讲一般都是固定在周三，因为每周星期三是民生公司的周会日，颇类学校里每周星期一纪念孙中山的纪念周之设置。但也有因演讲人临时到来或者变更而临时有所调整的，如杨森的演讲就在星期四。其他非星期三而在星期天的演讲，均是作者与好朋友到青年馆所听之演讲，演讲者计有梁寒操等人。下面按日期先后排列（如无特别说明，演讲年份均指1945年）——作者二月因春节回邛崃探亲，三月底至五月中旬前因病住仁济医院，故这期间的演讲他未有记录——将各次演讲在日记里的记录略述一二。
1月11日杨森演讲。杨森与卢作孚及民生公司的关系渊源很深。“他今天首先讲的，于民生公司的关系，然后才讲他在前线的经过。他讲到民生公司的起因。他在泸县时，卢作孚在那儿教书，就给他上一条呈，说现在的教育要如何改革。他看，此人还不错，传来见面，果然谈得条条有理，因此也就重用他。随后也就依随他东奔西跑（比如杨主政成都，卢也就到成都，在今人民公园办通俗教育馆等——冉注）。卢也就见他运气差点，就自告职，多去建设事业，也就创造了民生公司。在受到困难的时候，他也帮了些忙，而造成今天的民生公司。”这个纪录是比较能传声口、比较有现场感的，“卢也见他运气差点”，杨森说这话时一定是笑着讲的，现场也一定有笑声，让我们能够模拟演讲场景。这与1945年1月15日《民生公司简讯》上所刊登的杨森的演讲内容是差不多的。
作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杨森，刚从前方转来，就被民生公司请来做临时的特别演讲，这本身就说明民生公司在军政各界多方的人脉——你看《卢作孚书信集》往还的多是各行各业的一时之选，你也就可以看到民生公司在国内的影响以及卢作孚在社会上转圜的功夫——何现伦继续说道：“他的精神，他的体魄，我们都应仿效，他虽五十多岁，然而他的面容像三十多岁的人”，“他不但是一位军人，而且还是一位建设家，他过去在川里时，任随驻在哪个地方，都讲求建设。他所驻过的，如像万县、泸县、成都等地，无一没有他的功绩。可见他对于建设方面很讲求的。自从战争一起，他首先领导川军出川杀敌，后来屡战屡转而达湘北（湖南之北），他的战绩很不错，已得到政府的重用”。何现伦的评价，与四九年后大陆对杨森的评价很不相同。我们不能说何现伦的评价就一定公允，但这是民国一位普通职员的看法，我们需要多种说法，才能得到更近于事实的可能。
1月17日胡焕庸演讲。胡焕庸是地理学家，彼时是中央大学教授，他到民生公司的演讲题目是“世界的经济与战后的中国”。胡先生讲了十八世纪商业时代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最为强劲；十九世纪工业时代，英法两国最为强劲；现今的国家要天然的物资做基础，如美国。将来在这个世界能够竞争的就是中、美、苏三国，因为这三国地大物博。“中国在这次大战后，只要大家一心一志去实干，将来把那些未成的工业建设起来，如像长江中的，所谓三峡水电厂。如这个水电厂成立，东可以供给南京，南可以供给桂林，西可以达成都，北可以达太原。有这么大的电厂，面积有好大！完全实行工业化，中国这个国家在世界上，不会弱于哪一国。”看来在三峡上修水电站，从孙中山开始，一直是精英阶层的心结。
1月24日崔伯敬演讲。崔伯敬系川东税务局局长，没录演讲题目，演讲内容亦不清楚。何现伦说他是广东口音的北方话，偶尔还夹杂着英文，根本就听不明白：“我想假如他说话的声气好懂的话，他既然是一位留洋生，在官位来说，是一位局长，当然还是会说话的人之一。今天他本来讲很多的话，费了很多神，但懂得倒的人很少，所以吃力不讨好。”
1月31日魏时珍演讲。魏时珍系李劼人、周太玄、郭沫若的同学，时任川康农工学院院长，由公司总务处副经理刘子园先生介绍，他演讲的题目是“男女就业问题”。魏时珍主张男女平等，但不是指工作上的平等，而是机会均等。如一件事情男的干起来胜过女性则由男性干，反之由女性干。当然，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许多工作需要男女搭配，才干活不累。魏时珍在演讲中说道成都参议会，有女议员七八人，主张所有的女子学校都应由女性来充任，有个男参议员李某起来反对，说古代那些写女性的都是男性，舞台出名的旦角都是男性来演的，所以女校也未必只有女性才能做。何现伦最后说：“我不过是记他讲的一个大概而已。”
3月7日茅盾的演讲。何现伦是这样介绍茅盾的：“这个周会，公司请当代的著名小说家沈雁冰（茅盾）先生来演讲，题目是‘如何读小说’。沈先生来得很早，他住家，本来是在童家溪，今晨六时起床，搭公司的划子（四川对小轮船的称呼——冉注）来到重庆。由这个地方来看，沈先生他还是一位很健康的人，我看他的年纪，恐怕有五十岁左右的人，然而他的精神是像一位卅岁的人，我们都很佩服他。”但从作者所记录的茅盾关于如何读小说，其见解与一般说法相比，并没有特别新颖之处，故从略而不录。
3月11日梁寒操演讲。这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星期日在青年馆的演讲。何现伦所有去青年馆听演讲——而且所有青年馆的演讲都在星期日——完全是自发的，这次也不例外。梁寒操演讲的题目是“人生之味”。“讲本都还不错，虽然听是难听（指梁的口音——冉注），可是有些地方，还是可以听到几句。他所讲的话，不好听的原因有几项，第一因为院子大了，人又多，声音总是嘈扎（杂），第二，太去暗了（四川方言，意为晚了——冉注），离讲演台太远的坐（座）位，是有点难听。他讲话的姿态还可以，是一位讲话人的象征”。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的演讲题目，今天看来倒还是不错的，但是不是“一位讲话人的象征”，我们就无法坐实了。
3月21日马寅初演讲。马寅初不愧声名卓著的经济学家，很有号召力。他到民生公司去演讲，“虽然昨天没有悬牌招众，今晨早（川语晨早，就是早晨之意——冉注）的人，已今（经）够多了，每一个角落里，都站得满满的”。马寅初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界的前途”，他讲道：“中国的工业，在战后，一定要与全世界的工业联合起来。中国所产的东西，无论如何要准出口到外国，外国所产的东西，要销在（与）我国。要这样，世界的安全，才稳定。”这似乎已经涉及贸易的全球化问题了。
5月16日郭沫若演讲。郭沫若的演讲，何现伦说来听讲的人是最多的，“平时任随在（再）有名的人讲演，都好像没有这么多的人，因为郭先生所著的书，读过的人很多，他能够抓得着青年的心，因此人都崇拜他，所以今天他来讲，听的人特别的多。”接着何现伦介绍了郭的经历，以及他读过郭氏所著《我的童年》，郭氏在民生公司的演讲题目是“文艺的两条线”。“第一条线，是崇高的，奉上的；第二条线，是从下属的，所谓从低层做起。他举了很多的例子，范围太广。……还有他告诉我们这点，应该注意的，就是诗与歌的分别，比如歌的分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因为他（它）其中的兮字在中间，所以为歌；兮字在尾，就是诗，如像‘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类的，就叫诗。”其实真正的文艺不会是像底层和上层这两条线一样泾渭分明的东西，伟大的作品都表达着人类共同拥有的爱恨情仇，以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同经验。或许左翼作家喜欢把世界当作泾渭分明、非黑即白的东西来看吧。
5月23日孙恩三演讲。孙恩三系民生公司的顾问，曾系卢作孚赴美国和加拿大参加国际通商会议的秘书。“孙系美国留学生，故他对美国的风土人情很熟习（悉）。今天他的演讲，很是不错，其中的措辞，很得各同事的欢心鼓掌”。由孙的演讲中得知，“卢此次在美国很受美国人欢迎，处处给他很多便利。他说：中国人在美国的，人数也算不少，各样的人都有。所谓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的人，都聚齐了，可是都不如卢在国外受人欢迎。他又说，他们那些人，在国外总是去找外国人，而卢此次在外国，总是外国人来找他。由此可见，他在国外之受人爱慕”。这与《民生公司简讯》第798期（1945年5月28日）刊载的孙的演讲，如出一辙。最后何现伦说：“他一个钟头的时间里做一简单之报告，很（可）听出美国的各种机械化，美国的政治，美国的民主，真是宛如亲见似的。”可见孙先生演讲还是生动有趣的，才有可能“宛如亲见”。
6月3日何现伦与楚萍到青年馆听刚从欧洲回来的邱正欧博士演讲“欧洲此次战争的情形”。何现伦说邱的内容都还不错，可惜没有一张好嘴巴，他特别记下了邱博士的一个观点，他认为这个观点很好。“他说贝当，本来是汉奸，人人都知道，应该诛。不过现在只（仔）细研究起来，他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其原因，他在德国打进马其骆（诺）防线冲进巴黎时，他也降德。他的心理（里）想，如果早降德，还可以保持一部分实力，一，那二万万（此处恐不确，法国总人口恐怕现在也没有这么多——冉注）被德国俘虏，可以保存。二，海军还未投降，仍然存在，德国因有此之患，不至于马上经地中海而到北非增援，盟军因此很快就把北非打下。有（由）以上看来，所以他就无罪，所以将来或者有功，于他（加以）赞赏”。这个观点是否成立，可以探讨、争论，但彼时可以公开演讲此种言论，也应属于学术自由的表现吧。
7月25日卢作孚演讲。因为此演讲涉及卢作孚先生，我把它全文照抄出来，以飨关心和研究卢作孚先生的朋友们：“卢作孚今天在总公司的周会上讲演他在美国的经过。在八时半，他同郑主任秘书一道而来，身着雪白哔叽西服，内衣也是白府绸，鼻烟色的领带，头也梳得光光的，大约都擦有发油。如其没有发油的话，它哪里会亮而发光呢！手上还带（戴）有手表，大约都是美国的东西。他未到美国前，在国内时，随时都身着粗布麻制服装，很朴素的样儿，头也未能梳，很实行新生活似的。可是他此次出国去过一趟，也合国外的潮流，回国来，随时与那些外国人一道东玩西玩的。这就是一个人，随周围的环境而变换。不管他随时说些人要怎样朴素的调子。
“他说，他离开公司九个多月，离国有七个多月，回国来已有两个多月了，每天都有很多公司的事分不开。虽然没有空时（闲）随时到公司办公，亦没有把公司的事情丢开，随时都在处理公事。
“谈及美国那些国家，是如何的办得好，全国看到的青年，总是戎装，不然即是不合格的。要不就是女青年，很少看到一位男青年在街面上狂（逛）游。可见他们那些国家在战时，是如何鼓励青年服役。同时他们的生产能力，相当的强，可以说全世界都有他们生产的物资”。
何现伦的记述很有意思。是不是美国的青年总是一身戎装，或者没有一个在街上游逛，恐怕不能这么绝对。或许卢先生也没有这样讲，但这些对何现伦的新鲜感比较大，很有利于选择记忆。再者，卢先生着西装、打领带，还是在美国由晏阳初先生很费了力气才教卢学会的。因为这是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穿着之需要，并不能说明卢先生一方面“蜕化变质”，而唱要大家朴素的高调。
8月5日李济欧博士在青年馆演讲。李济欧博士大约是个医学博士，他演讲的题目是“性病问题与民族的健康”。“这个问题，本来我是去年在中法餐所就听过他讲过的了，今天因为没有事情，只有又去听他讲演”。至于讲演的内容，何现伦并没有记载。
10月24日左舜生演讲。左舜生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人，青年党的党魁。他来民生公司演讲的题目是“政治协商会议”。“这个题目的产生，是在今年，开国民参政会的时候，他们六位去到延安迎接中共的代表们，结果中共的代表未能来，因他们六人（黄炎培、左舜生、傅斯年、冷桥、王云五……）也就在延与中共商议这一个会议，带到重庆来给蒋主席”，这就是政治协商会议之由来。“开此会的意思，就是讨论和平民主建国，还有就是讨论国民大会的开法，要怎样才使政治走上民主”。“左先生还强调说，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每天都在报纸上一定发表，决不秘密，各位都可以看到，都可以认为哪些地方不对，尽量的发言词，否决”。最后左舜生还给他们透露了一个与原来的人员及名单分配稍有出入，当时还比较秘密的决定：“原来规定的人数，现在大约有点改变，在四五日之后，在报纸上就可以看到的。今天我先说给各位听，各位保守秘密。变换的方式，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五人，加上其他各党派共三十八人。这个会议，不到二十日之内定开的。”
10月31日王道之演讲。王道之先生曾就职于当时的交通部，于一九四四年去职，而去美国、加拿大考察这两国的航运管理以及航政的情况。这是他第二次到民生公司演讲，他这次的演讲题目是“外国之航业”。据何现伦介绍，王道之从1937年至1944年任交通部航管局局长之职。所讲内容均是说美国的航运业，如何在战前居于英国、日本、德国之后，在战争开始后即跃居第一的情形，美国的造船业也是世界首位。我想民生公司请王先生来作演讲，一是有隶属关系，二来他是真懂航空及船运的人，所以对于民生公司的人来说，也相当于“业务报告”。
11月7日黄炎培演讲。黄先生是民生公司的董事，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及社会贤达，请其来演讲“战争以后怎样做新国民”，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黄先生“从大世界里讲起出来，随后讲新国民的本身，要合群众收题”，“黄先生分析的清楚，不过限于篇幅，无法详细记下来”。无法详细记下来，何现伦干脆剑走偏锋，来八卦一回，即他所说的“现在我来记点他的趣味”。黄先生虽然彼时六十多岁，于三年前还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太太。“接（结）婚后不到一年，就生一位孩子。他还在报纸上发表，告青年人要努力，仿效他”，“他同他的太太在恋爱最热的时候，每天两封情书，天天如是，决不间断，可见他人老心不老”。虽只是黄先生的一点趣事，还是可见出彼时他在社会上的影响之所及。
12月26日王世君讲话。查相关资料，得知何现伦所记载之王世君即王世均（1913—1970）之笔误。曾任民生公司秘书室秘书、财务处襄理兼出纳课主任、物产部主任、港澳办事处襄理。作这个演讲时，其职位可能是物产部主任。因为王世均刚从美国归来，于是特地请他报告“美国的航运事业”。王当时刚好三十二岁，只比何现伦大三岁，却已是身居公司中层比较重要的职位了。大抵由于年龄相仿，压不住堂，“在未开会前，许多同事，看到是他讲话，都不愿意听他的话，完全通通（统统）离去”。整则日记全是对王世均的负面评价。
（未完待续）
“我想，每个人，不管穷与富，都同样地受合理的教育，任他们的脑筋自由发展，那么世界不知要变成怎样的伟大的世界。”（1947年9月30日）何现伦这样一位小职员的话语，恐怕会让1949年后那些自称是或者被封为教育家的人汗颜。演讲当然算不得正规的教育，但这教育未必不“合理”。民生公司常请全国各地著名的人物来公司做演讲，而这些演讲词大抵都刊登在《新世界》杂志和《民生公司简讯》上——如张守广编之《卢作孚年谱》就系有1945年杨森的演讲和民生公司顾问孙恩三的一次演讲——如果有人将其中的精粹择选出来出版，那一定是本不错的书，我相信至今仍有其不可磨灭之价值。不仅是演讲讲得有水平，有前瞻性，同时也可照鉴出民生公司对职员的教育培训和文化建设之一斑。
我手上这两册日记，记录各种演讲的几乎是1945年这一册，而1947年则很少有演讲。这不是说民生公司的文化建设和职工教育就停止了，而是因为演讲者大多东归到了南京、上海或者北上回返京、津二地——许多文化机构如大学、出版社、研究所纷纷复原，迁回南京、北京等地，其中那些著名的文化人当然也就随之迁走——不会像居住在重庆那样方便。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战爆发，百物腾贵，民生公司的收入也左支右绌，因此比较难得从外面聘请人来做演讲。这两个原因，当然是我的臆揣，不过或许虽不中，亦不远。民生公司的演讲一般都是固定在周三，因为每周星期三是民生公司的周会日，颇类学校里每周星期一纪念孙中山的纪念周之设置。但也有因演讲人临时到来或者变更而临时有所调整的，如杨森的演讲就在星期四。其他非星期三而在星期天的演讲，均是作者与好朋友到青年馆所听之演讲，演讲者计有梁寒操等人。下面按日期先后排列（如无特别说明，演讲年份均指1945年）——作者二月因春节回邛崃探亲，三月底至五月中旬前因病住仁济医院，故这期间的演讲他未有记录——将各次演讲在日记里的记录略述一二。
1月11日杨森演讲。杨森与卢作孚及民生公司的关系渊源很深。“他今天首先讲的，于民生公司的关系，然后才讲他在前线的经过。他讲到民生公司的起因。他在泸县时，卢作孚在那儿教书，就给他上一条呈，说现在的教育要如何改革。他看，此人还不错，传来见面，果然谈得条条有理，因此也就重用他。随后也就依随他东奔西跑（比如杨主政成都，卢也就到成都，在今人民公园办通俗教育馆等——冉注）。卢也就见他运气差点，就自告职，多去建设事业，也就创造了民生公司。在受到困难的时候，他也帮了些忙，而造成今天的民生公司。”这个纪录是比较能传声口、比较有现场感的，“卢也见他运气差点”，杨森说这话时一定是笑着讲的，现场也一定有笑声，让我们能够模拟演讲场景。这与1945年1月15日《民生公司简讯》上所刊登的杨森的演讲内容是差不多的。
作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杨森，刚从前方转来，就被民生公司请来做临时的特别演讲，这本身就说明民生公司在军政各界多方的人脉——你看《卢作孚书信集》往还的多是各行各业的一时之选，你也就可以看到民生公司在国内的影响以及卢作孚在社会上转圜的功夫——何现伦继续说道：“他的精神，他的体魄，我们都应仿效，他虽五十多岁，然而他的面容像三十多岁的人”，“他不但是一位军人，而且还是一位建设家，他过去在川里时，任随驻在哪个地方，都讲求建设。他所驻过的，如像万县、泸县、成都等地，无一没有他的功绩。可见他对于建设方面很讲求的。自从战争一起，他首先领导川军出川杀敌，后来屡战屡转而达湘北（湖南之北），他的战绩很不错，已得到政府的重用”。何现伦的评价，与四九年后大陆对杨森的评价很不相同。我们不能说何现伦的评价就一定公允，但这是民国一位普通职员的看法，我们需要多种说法，才能得到更近于事实的可能。
1月17日胡焕庸演讲。胡焕庸是地理学家，彼时是中央大学教授，他到民生公司的演讲题目是“世界的经济与战后的中国”。胡先生讲了十八世纪商业时代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最为强劲；十九世纪工业时代，英法两国最为强劲；现今的国家要天然的物资做基础，如美国。将来在这个世界能够竞争的就是中、美、苏三国，因为这三国地大物博。“中国在这次大战后，只要大家一心一志去实干，将来把那些未成的工业建设起来，如像长江中的，所谓三峡水电厂。如这个水电厂成立，东可以供给南京，南可以供给桂林，西可以达成都，北可以达太原。有这么大的电厂，面积有好大！完全实行工业化，中国这个国家在世界上，不会弱于哪一国。”看来在三峡上修水电站，从孙中山开始，一直是精英阶层的心结。
1月24日崔伯敬演讲。崔伯敬系川东税务局局长，没录演讲题目，演讲内容亦不清楚。何现伦说他是广东口音的北方话，偶尔还夹杂着英文，根本就听不明白：“我想假如他说话的声气好懂的话，他既然是一位留洋生，在官位来说，是一位局长，当然还是会说话的人之一。今天他本来讲很多的话，费了很多神，但懂得倒的人很少，所以吃力不讨好。”
1月31日魏时珍演讲。魏时珍系李劼人、周太玄、郭沫若的同学，时任川康农工学院院长，由公司总务处副经理刘子园先生介绍，他演讲的题目是“男女就业问题”。魏时珍主张男女平等，但不是指工作上的平等，而是机会均等。如一件事情男的干起来胜过女性则由男性干，反之由女性干。当然，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许多工作需要男女搭配，才干活不累。魏时珍在演讲中说道成都参议会，有女议员七八人，主张所有的女子学校都应由女性来充任，有个男参议员李某起来反对，说古代那些写女性的都是男性，舞台出名的旦角都是男性来演的，所以女校也未必只有女性才能做。何现伦最后说：“我不过是记他讲的一个大概而已。”
3月7日茅盾的演讲。何现伦是这样介绍茅盾的：“这个周会，公司请当代的著名小说家沈雁冰（茅盾）先生来演讲，题目是‘如何读小说’。沈先生来得很早，他住家，本来是在童家溪，今晨六时起床，搭公司的划子（四川对小轮船的称呼——冉注）来到重庆。由这个地方来看，沈先生他还是一位很健康的人，我看他的年纪，恐怕有五十岁左右的人，然而他的精神是像一位卅岁的人，我们都很佩服他。”但从作者所记录的茅盾关于如何读小说，其见解与一般说法相比，并没有特别新颖之处，故从略而不录。
3月11日梁寒操演讲。这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星期日在青年馆的演讲。何现伦所有去青年馆听演讲——而且所有青年馆的演讲都在星期日——完全是自发的，这次也不例外。梁寒操演讲的题目是“人生之味”。“讲本都还不错，虽然听是难听（指梁的口音——冉注），可是有些地方，还是可以听到几句。他所讲的话，不好听的原因有几项，第一因为院子大了，人又多，声音总是嘈扎（杂），第二，太去暗了（四川方言，意为晚了——冉注），离讲演台太远的坐（座）位，是有点难听。他讲话的姿态还可以，是一位讲话人的象征”。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的演讲题目，今天看来倒还是不错的，但是不是“一位讲话人的象征”，我们就无法坐实了。
3月21日马寅初演讲。马寅初不愧声名卓著的经济学家，很有号召力。他到民生公司去演讲，“虽然昨天没有悬牌招众，今晨早（川语晨早，就是早晨之意——冉注）的人，已今（经）够多了，每一个角落里，都站得满满的”。马寅初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界的前途”，他讲道：“中国的工业，在战后，一定要与全世界的工业联合起来。中国所产的东西，无论如何要准出口到外国，外国所产的东西，要销在（与）我国。要这样，世界的安全，才稳定。”这似乎已经涉及贸易的全球化问题了。
5月16日郭沫若演讲。郭沫若的演讲，何现伦说来听讲的人是最多的，“平时任随在（再）有名的人讲演，都好像没有这么多的人，因为郭先生所著的书，读过的人很多，他能够抓得着青年的心，因此人都崇拜他，所以今天他来讲，听的人特别的多。”接着何现伦介绍了郭的经历，以及他读过郭氏所著《我的童年》，郭氏在民生公司的演讲题目是“文艺的两条线”。“第一条线，是崇高的，奉上的；第二条线，是从下属的，所谓从低层做起。他举了很多的例子，范围太广。……还有他告诉我们这点，应该注意的，就是诗与歌的分别，比如歌的分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因为他（它）其中的兮字在中间，所以为歌；兮字在尾，就是诗，如像‘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类的，就叫诗。”其实真正的文艺不会是像底层和上层这两条线一样泾渭分明的东西，伟大的作品都表达着人类共同拥有的爱恨情仇，以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同经验。或许左翼作家喜欢把世界当作泾渭分明、非黑即白的东西来看吧。
5月23日孙恩三演讲。孙恩三系民生公司的顾问，曾系卢作孚赴美国和加拿大参加国际通商会议的秘书。“孙系美国留学生，故他对美国的风土人情很熟习（悉）。今天他的演讲，很是不错，其中的措辞，很得各同事的欢心鼓掌”。由孙的演讲中得知，“卢此次在美国很受美国人欢迎，处处给他很多便利。他说：中国人在美国的，人数也算不少，各样的人都有。所谓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的人，都聚齐了，可是都不如卢在国外受人欢迎。他又说，他们那些人，在国外总是去找外国人，而卢此次在外国，总是外国人来找他。由此可见，他在国外之受人爱慕”。这与《民生公司简讯》第798期（1945年5月28日）刊载的孙的演讲，如出一辙。最后何现伦说：“他一个钟头的时间里做一简单之报告，很（可）听出美国的各种机械化，美国的政治，美国的民主，真是宛如亲见似的。”可见孙先生演讲还是生动有趣的，才有可能“宛如亲见”。
6月3日何现伦与楚萍到青年馆听刚从欧洲回来的邱正欧博士演讲“欧洲此次战争的情形”。何现伦说邱的内容都还不错，可惜没有一张好嘴巴，他特别记下了邱博士的一个观点，他认为这个观点很好。“他说贝当，本来是汉奸，人人都知道，应该诛。不过现在只（仔）细研究起来，他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其原因，他在德国打进马其骆（诺）防线冲进巴黎时，他也降德。他的心理（里）想，如果早降德，还可以保持一部分实力，一，那二万万（此处恐不确，法国总人口恐怕现在也没有这么多——冉注）被德国俘虏，可以保存。二，海军还未投降，仍然存在，德国因有此之患，不至于马上经地中海而到北非增援，盟军因此很快就把北非打下。有（由）以上看来，所以他就无罪，所以将来或者有功，于他（加以）赞赏”。这个观点是否成立，可以探讨、争论，但彼时可以公开演讲此种言论，也应属于学术自由的表现吧。
7月25日卢作孚演讲。因为此演讲涉及卢作孚先生，我把它全文照抄出来，以飨关心和研究卢作孚先生的朋友们：“卢作孚今天在总公司的周会上讲演他在美国的经过。在八时半，他同郑主任秘书一道而来，身着雪白哔叽西服，内衣也是白府绸，鼻烟色的领带，头也梳得光光的，大约都擦有发油。如其没有发油的话，它哪里会亮而发光呢！手上还带（戴）有手表，大约都是美国的东西。他未到美国前，在国内时，随时都身着粗布麻制服装，很朴素的样儿，头也未能梳，很实行新生活似的。可是他此次出国去过一趟，也合国外的潮流，回国来，随时与那些外国人一道东玩西玩的。这就是一个人，随周围的环境而变换。不管他随时说些人要怎样朴素的调子。
“他说，他离开公司九个多月，离国有七个多月，回国来已有两个多月了，每天都有很多公司的事分不开。虽然没有空时（闲）随时到公司办公，亦没有把公司的事情丢开，随时都在处理公事。
“谈及美国那些国家，是如何的办得好，全国看到的青年，总是戎装，不然即是不合格的。要不就是女青年，很少看到一位男青年在街面上狂（逛）游。可见他们那些国家在战时，是如何鼓励青年服役。同时他们的生产能力，相当的强，可以说全世界都有他们生产的物资”。
何现伦的记述很有意思。是不是美国的青年总是一身戎装，或者没有一个在街上游逛，恐怕不能这么绝对。或许卢先生也没有这样讲，但这些对何现伦的新鲜感比较大，很有利于选择记忆。再者，卢先生着西装、打领带，还是在美国由晏阳初先生很费了力气才教卢学会的。因为这是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穿着之需要，并不能说明卢先生一方面“蜕化变质”，而唱要大家朴素的高调。
8月5日李济欧博士在青年馆演讲。李济欧博士大约是个医学博士，他演讲的题目是“性病问题与民族的健康”。“这个问题，本来我是去年在中法餐所就听过他讲过的了，今天因为没有事情，只有又去听他讲演”。至于讲演的内容，何现伦并没有记载。
10月24日左舜生演讲。左舜生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人，青年党的党魁。他来民生公司演讲的题目是“政治协商会议”。“这个题目的产生，是在今年，开国民参政会的时候，他们六位去到延安迎接中共的代表们，结果中共的代表未能来，因他们六人（黄炎培、左舜生、傅斯年、冷桥、王云五……）也就在延与中共商议这一个会议，带到重庆来给蒋主席”，这就是政治协商会议之由来。“开此会的意思，就是讨论和平民主建国，还有就是讨论国民大会的开法，要怎样才使政治走上民主”。“左先生还强调说，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每天都在报纸上一定发表，决不秘密，各位都可以看到，都可以认为哪些地方不对，尽量的发言词，否决”。最后左舜生还给他们透露了一个与原来的人员及名单分配稍有出入，当时还比较秘密的决定：“原来规定的人数，现在大约有点改变，在四五日之后，在报纸上就可以看到的。今天我先说给各位听，各位保守秘密。变换的方式，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五人，加上其他各党派共三十八人。这个会议，不到二十日之内定开的。”
10月31日王道之演讲。王道之先生曾就职于当时的交通部，于一九四四年去职，而去美国、加拿大考察这两国的航运管理以及航政的情况。这是他第二次到民生公司演讲，他这次的演讲题目是“外国之航业”。据何现伦介绍，王道之从1937年至1944年任交通部航管局局长之职。所讲内容均是说美国的航运业，如何在战前居于英国、日本、德国之后，在战争开始后即跃居第一的情形，美国的造船业也是世界首位。我想民生公司请王先生来作演讲，一是有隶属关系，二来他是真懂航空及船运的人，所以对于民生公司的人来说，也相当于“业务报告”。
11月7日黄炎培演讲。黄先生是民生公司的董事，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及社会贤达，请其来演讲“战争以后怎样做新国民”，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黄先生“从大世界里讲起出来，随后讲新国民的本身，要合群众收题”，“黄先生分析的清楚，不过限于篇幅，无法详细记下来”。无法详细记下来，何现伦干脆剑走偏锋，来八卦一回，即他所说的“现在我来记点他的趣味”。黄先生虽然彼时六十多岁，于三年前还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太太。“接（结）婚后不到一年，就生一位孩子。他还在报纸上发表，告青年人要努力，仿效他”，“他同他的太太在恋爱最热的时候，每天两封情书，天天如是，决不间断，可见他人老心不老”。虽只是黄先生的一点趣事，还是可见出彼时他在社会上的影响之所及。
12月26日王世君讲话。查相关资料，得知何现伦所记载之王世君即王世均（1913—1970）之笔误。曾任民生公司秘书室秘书、财务处襄理兼出纳课主任、物产部主任、港澳办事处襄理。作这个演讲时，其职位可能是物产部主任。因为王世均刚从美国归来，于是特地请他报告“美国的航运事业”。王当时刚好三十二岁，只比何现伦大三岁，却已是身居公司中层比较重要的职位了。大抵由于年龄相仿，压不住堂，“在未开会前，许多同事，看到是他讲话，都不愿意听他的话，完全通通（统统）离去”。整则日记全是对王世均的负面评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