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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都集中在欧美国家手中，短期要改变这个现状有着怎样不可逾越的壁垒？
3月27日，钢材期货正式落户上海期货交易所，时隔11年之久，钢材期货重出江湖。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钢材生产国和消费国，却一直以来在国际上没有定价话语权。伴随着对钢材期货市场的期望，各界对争夺定价权的呼声也再起波澜。
不仅限于钢材市场，大宗商品交易似乎中国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2005年我国进口铁矿石2.75亿吨就已成为世界最大进口国，2008年进口量已逾4亿吨，但中国每年却只好被动接受三大铁矿石生产商与日本、韩国谈判达成的价格。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稀土出口国，从1990年到2007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出口的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
中国大宗商品贸易屡屡在国际市场溃败。从可以统计到的数字看，在2005年的国际交易中仅石油一项就多支付了150亿美元。与之呼应的是，中国生产了全世界35%的产品，却只卖了3.2万亿美元。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认为，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生产和交易，中国将永远是世界车间的蓝领工人。
毫无疑问，中国渴望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虽然这样的呼声就没有停止过，但截至目前依然进展缓慢。不过这次中国似乎离定价权更近了，倍特期货研究员李攀峰就认为，钢材期货的推出将会提高中国钢材的国际定价权，提高中国在铁矿石谈判中的话语权。
但是中国能否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仍值得争议。目前状况下，如果不能掌握定价权，应该怎样避免“高买低卖”的尴尬局面，这些不仅是学者关注的，也是政府和各大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更为现实的问题。
不可逾越的壁垒
“中国现在的外汇体制和中国期货交易准入体制，决定了这在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实现。”
摆脱屡屡溃败的窘境，最为直接的方法当然就是成为国际定价中心，拥有大宗商品定价权。
这种观点似乎站得住脚。“巨大的经济总量使中国期货市场有条件成为世界性商品价格形成中心。”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强在第二届期货高管年会上曾如此表示。
“不让我们定价，凭什么？”伴随着中国大宗商品贸易量的增加，这样顺理成章的观点就会出现。继而发展完善中国期货市场，形成定价中心，掌握定价权，这是一脉相承的思路。
“但是目前来说不可能”，在4年来关于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几次争论中，冠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冠平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
要成为国际定价中心，首先是定价权要得到公认。对于国际定价中心的形成，资深期货专家、乾坤期货公司副总裁王定红认为，既有历史原因，又有政治经济实力的原因。现在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都集中在欧美国家手中，杨冠平认为要改变这个现状不容易实现。
以中国期货市场交易量最大的品种价格作为国际交易看似可以实现，但是，中国政府明文规定期货市场不允许外资进入，已经把这种可能完全扼杀了。
可问题是，即使国家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却也不能阻挡外资向中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渗透。以稀土交易市场为例，外资可以长期通过国内代理提出交易价格，最终控制中国稀土市场的定价权。
另外，成为定价中心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人民币必须是国际货币。杨冠平对于这个问题的总结是，“中国现在的外汇体制和中国期货交易准入体制，决定了这在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和国际市场中间的壁垒是不可逾越的。”
投机是润滑剂
对于外资投机带来的风险，解决的办法不是禁止，而是通过制度、通过监管来控制。
但是，钢材期货的推出毕竟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突破口。
以美国的CBOT成为农产品国际定价中心为例，从历史上看，芝加哥及其周边地区早就是美国农产品的集散地。19世纪中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成立后又吸引了全世界来这里交易，CBOT形成的农产品价格成为全球认同的权威价格，就这样，CBOT成了全球的农产品定价中心。
看来能否在此取得突破，首先得取决于能否建立起全球公认的钢材期货市场。
因此，政策性的障碍必须解决：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取消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期货的限制，变局部性市场为全球性市场。
但中国对这一点似乎还有忧虑，“放宽市场准入，外资进入会操控市场、在中国市场兴风作浪怎么办？”这也就是政府限制外资进入的原因。
国际炒家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确实在一段时期内对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很大。2002年到2008年7月，芝加哥大豆价格上涨了2.7倍，豆油上涨了3.5倍，小麦上涨了3.6倍，原油更是达到了7.1倍。
但是同时可以看到，国际炒家不会改变基本面决定商品价格的根本走势。美国金融危机引起大宗商品价格急转直下，不少国际炒家也因此风光不再。
全球对冲基金行业分析信息机构HFR（HedgeFundResearch）发布的报告称，2008年全球共有1471家对冲基金倒闭，达到了市场总量的15％，创下一年内倒闭数量的历史纪录。报告还显示，截至今年2月底对冲基金总资产为1.36万亿美元，与2008年6月相比，资产已经缩水6000亿美元。
实际上，期货市场除了可以用来规避风险，更重要的作用是发现价格。要实现这一功能，就要求市场在充分投机的情况下，各方博弈，达到均衡，形成合适的价格。“投机是这个市场的润滑剂。”杨的观点是，对于外资投机带来的风险，解决的办法不是禁止，而是通过制度、通过监管来控制，因为全世界的期货市场都是这样做的。
解决信息不对称
“应该是适应它、然后利用它，而不是退缩。”
“在期货市场上，中国吃了很多亏，像国储买铜，航空买油。”杨认为这样的情况使中国更加不敢利用期货市场，国资委也屡次批文，对国企套保要进行严格审查。
但实际上期货有很大的流动性，期货市场瞬息万变。“应该是适应它、然后利用它，而不是退缩。”
其实，目前中国在大宗商品的谈判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意向暴露在商家尤其是国际炒家的眼下，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机制，他们对我们一清二楚。”
但中国利用期货市场操作，购买资源的意向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中国要买资源应该是一件非常隐蔽的事情，应该通过一个不引人注意的渠道、通过分散的方式建仓。
当然操作中的具体问题也有，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尤其是政府采购，仓以谁的名义开？ “由政府操作，即使比重不大，但是市场会夸大，会渲染成一件大事。”市场人士对这个问题还是充满忧虑的。
但是要想避免大宗商品交易的被动，这样的问题必须解决。中国应该考虑政府行为对价格的影响，要实现我们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交易的收放自如，还有一点就是要增加资源储备。这是中国可以谈判的基础，学者建言，把储备增加到可买可卖的数量，就有筹码了。如果市场价高了，也可以卖。
3月27日，钢材期货正式落户上海期货交易所，时隔11年之久，钢材期货重出江湖。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钢材生产国和消费国，却一直以来在国际上没有定价话语权。伴随着对钢材期货市场的期望，各界对争夺定价权的呼声也再起波澜。
不仅限于钢材市场，大宗商品交易似乎中国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2005年我国进口铁矿石2.75亿吨就已成为世界最大进口国，2008年进口量已逾4亿吨，但中国每年却只好被动接受三大铁矿石生产商与日本、韩国谈判达成的价格。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稀土出口国，从1990年到2007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出口的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
中国大宗商品贸易屡屡在国际市场溃败。从可以统计到的数字看，在2005年的国际交易中仅石油一项就多支付了150亿美元。与之呼应的是，中国生产了全世界35%的产品，却只卖了3.2万亿美元。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认为，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生产和交易，中国将永远是世界车间的蓝领工人。
毫无疑问，中国渴望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虽然这样的呼声就没有停止过，但截至目前依然进展缓慢。不过这次中国似乎离定价权更近了，倍特期货研究员李攀峰就认为，钢材期货的推出将会提高中国钢材的国际定价权，提高中国在铁矿石谈判中的话语权。
但是中国能否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仍值得争议。目前状况下，如果不能掌握定价权，应该怎样避免“高买低卖”的尴尬局面，这些不仅是学者关注的，也是政府和各大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更为现实的问题。
不可逾越的壁垒
“中国现在的外汇体制和中国期货交易准入体制，决定了这在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实现。”
摆脱屡屡溃败的窘境，最为直接的方法当然就是成为国际定价中心，拥有大宗商品定价权。
这种观点似乎站得住脚。“巨大的经济总量使中国期货市场有条件成为世界性商品价格形成中心。”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强在第二届期货高管年会上曾如此表示。
“不让我们定价，凭什么？”伴随着中国大宗商品贸易量的增加，这样顺理成章的观点就会出现。继而发展完善中国期货市场，形成定价中心，掌握定价权，这是一脉相承的思路。
“但是目前来说不可能”，在4年来关于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几次争论中，冠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冠平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
要成为国际定价中心，首先是定价权要得到公认。对于国际定价中心的形成，资深期货专家、乾坤期货公司副总裁王定红认为，既有历史原因，又有政治经济实力的原因。现在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都集中在欧美国家手中，杨冠平认为要改变这个现状不容易实现。
以中国期货市场交易量最大的品种价格作为国际交易看似可以实现，但是，中国政府明文规定期货市场不允许外资进入，已经把这种可能完全扼杀了。
可问题是，即使国家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却也不能阻挡外资向中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渗透。以稀土交易市场为例，外资可以长期通过国内代理提出交易价格，最终控制中国稀土市场的定价权。
另外，成为定价中心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人民币必须是国际货币。杨冠平对于这个问题的总结是，“中国现在的外汇体制和中国期货交易准入体制，决定了这在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和国际市场中间的壁垒是不可逾越的。”
投机是润滑剂
对于外资投机带来的风险，解决的办法不是禁止，而是通过制度、通过监管来控制。
但是，钢材期货的推出毕竟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突破口。
以美国的CBOT成为农产品国际定价中心为例，从历史上看，芝加哥及其周边地区早就是美国农产品的集散地。19世纪中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成立后又吸引了全世界来这里交易，CBOT形成的农产品价格成为全球认同的权威价格，就这样，CBOT成了全球的农产品定价中心。
看来能否在此取得突破，首先得取决于能否建立起全球公认的钢材期货市场。
因此，政策性的障碍必须解决：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取消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期货的限制，变局部性市场为全球性市场。
但中国对这一点似乎还有忧虑，“放宽市场准入，外资进入会操控市场、在中国市场兴风作浪怎么办？”这也就是政府限制外资进入的原因。
国际炒家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确实在一段时期内对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很大。2002年到2008年7月，芝加哥大豆价格上涨了2.7倍，豆油上涨了3.5倍，小麦上涨了3.6倍，原油更是达到了7.1倍。
但是同时可以看到，国际炒家不会改变基本面决定商品价格的根本走势。美国金融危机引起大宗商品价格急转直下，不少国际炒家也因此风光不再。
全球对冲基金行业分析信息机构HFR（HedgeFundResearch）发布的报告称，2008年全球共有1471家对冲基金倒闭，达到了市场总量的15％，创下一年内倒闭数量的历史纪录。报告还显示，截至今年2月底对冲基金总资产为1.36万亿美元，与2008年6月相比，资产已经缩水6000亿美元。
实际上，期货市场除了可以用来规避风险，更重要的作用是发现价格。要实现这一功能，就要求市场在充分投机的情况下，各方博弈，达到均衡，形成合适的价格。“投机是这个市场的润滑剂。”杨的观点是，对于外资投机带来的风险，解决的办法不是禁止，而是通过制度、通过监管来控制，因为全世界的期货市场都是这样做的。
解决信息不对称
“应该是适应它、然后利用它，而不是退缩。”
“在期货市场上，中国吃了很多亏，像国储买铜，航空买油。”杨认为这样的情况使中国更加不敢利用期货市场，国资委也屡次批文，对国企套保要进行严格审查。
但实际上期货有很大的流动性，期货市场瞬息万变。“应该是适应它、然后利用它，而不是退缩。”
其实，目前中国在大宗商品的谈判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意向暴露在商家尤其是国际炒家的眼下，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机制，他们对我们一清二楚。”
但中国利用期货市场操作，购买资源的意向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中国要买资源应该是一件非常隐蔽的事情，应该通过一个不引人注意的渠道、通过分散的方式建仓。
当然操作中的具体问题也有，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尤其是政府采购，仓以谁的名义开？ “由政府操作，即使比重不大，但是市场会夸大，会渲染成一件大事。”市场人士对这个问题还是充满忧虑的。
但是要想避免大宗商品交易的被动，这样的问题必须解决。中国应该考虑政府行为对价格的影响，要实现我们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交易的收放自如，还有一点就是要增加资源储备。这是中国可以谈判的基础，学者建言，把储备增加到可买可卖的数量，就有筹码了。如果市场价高了，也可以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