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名人的日记被出版，已成文化和出版现象。那些大师的日记，暴露了大师们平凡的一面;历史当事人的日记，则几乎推翻了许多已有历史的定论;一些名人的日记则让人们得以窥探到他们的私生活……诸如此类，出版社喜欢出版公众人物的日记，而相比大部头成体系的著作，大众读者们则更喜欢在日记中寻找崇拜对象的真实生活印迹。除了名人日记之外，很多普通人也会写日记记录自己的生活和想法。日记是这样一种私语，然而当它被作为一种文本出版的时候，它又不可避免地发生质的变化。因此，日记的出版和日记作为一种文本，它的文本自身和社会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审视。
　　一、泄露
　　 记日记是一种隐私行为，而人为什么会去记日记，看起来则更像是一个哲学问题。日记帮助了人记住时间和秘密，但同时也让剥开一个人的社会外衣而呈现其本来面目成为了可能——人需要以隐秘的方式记录和释放在社会中不能表露的自我。日记是一个悖论的综合体。
　　 写日记的人需要以一种隐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而对于这些被出版的日记来说，真正的读者和受众常常是在日记作者身后，于名人来说尤其如此。近些年来，大量的名人、作家日记被出版，让一般读者有了一个特殊的机会来窥测和审视，那在很多人心目中如偶像一般的存在，究竟是否真的如神。
　　 开创了人类学民族志的马林诺斯基，他的田野调查日记在其去世之后被遗孀公开出版，引起一片哗然。这位在成名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以客观的方式、理解的姿态来描写土著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人，以此树立了田野工作和人类学民族志典范，到头来竟然在日记中记录了其对未开化民族的诸多愤怒、歧视和不满。他的日记与民族志所透露的态度存在如此巨大反差，无法不致使读者怀疑，他所确立的民族志书写方法和立场，究竟有几分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使得后来阅读人类学著作的读者们更愿意阅读人类学家的日记，似乎那里才有真正的“民族志”，似乎人类学家的日记是人类学家撕开自我面具的工具。
　　 和人类学家的日记泄露了他们真实的想法一样，历史人物的日记则泄露了历史的真相。“文革”之后的反思潮里，经历过“文革”的人争相出版了自己的日记和回忆录，旨在为批判这场浩劫提供一个证言。当然，这是在官方确定了性质的前提之下展开的。以萧军《延安日记》、沈霞《延安四年》、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等为标志性文本，延安的历史通过私人碎片式的讲述得到了重新的书写，这常常大不同于当时的官方记录。从这个角度来说，出版涉及历史事件的私人日记，更像是一个协助私人修史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根本上更改了被确立的“历史”现场与围观者的认知，将表面之下那见血见肉的历史肌理一一展示，成为新一代被记忆的历史。无疑，这是某种看似无意，实际是刻意推翻“正史”的泄露。
　　 而被网民热议的季羡林日记和胡适日记，则更是引发一场“学渣”拆台“学霸”的全民运动。那些素常被莘莘学子所膜拜的大师，实际上有着和普通学生一样的问题和愁苦，如讨厌考试、蔑视教授、沉迷游戏、说不尽的纷纷情欲等。大师日记在网络时代意外地大放异彩，令人刮目的私语让网民们几乎狂欢——他们以为大师们的生活原来和自己一样，他们就在这戏谑的品位和围观中找到了安慰。然而“学霸日记”不仅没有使其光辉形象被毁掉，也没有使他们被祛魅，反而通过这种“偶像实际上只是普通人”的方式，满足读者对偶像生活的想象，使大师们仿佛更贴近读者，而进一步被人们喜爱、崇拜。一如明星演唱会上，偶像走下舞台与观众握手对视，观众得到的不是真实与满足，而是这惊鸿一瞥后更多的欲望与追逐。
　　 学者、作家、历史当事人等，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身后被他们自己所写下的日记“出卖”——这种“出卖”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基于文字的想象力。大部分人在记日记的时候肯定不曾想到，后世之人以足够多的理由来出版他们的日记，虽然此时已然很难再谈保护隐私，不过倘若从记日记的初心来说，恐怕鲜有人愿意看到这种现象。当然，这也并非真正的出卖，日记只是泄露了历史里无人关心也难以为外人所知的吉光片羽，而这却饱飨了后世的猎奇者和崇拜者。从后世仰慕者的角度来看，似乎大家们的日记注定是要泄露出来的，这更像是这种文字的宿命。
　　二、构造
　　 记日记，首先是一种表达，其次是一种创作。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记日记是一种最私密的表达行为。这种私密的表达行为，让一个人有了一个方式来诉说作为一个社会人不能在生活剧场的“前台”所表达的东西，但作为一种表达行为所形成的“日记”这种文本，它并未因为记述完毕而失去意义。作为文本，它形成了自身独有的功能——构造主体的意义。就这种功能来讲，对于具有公众形象的人来说，更有特殊意义。
　　 公众人物不会因为自己有作品为世人认知、有报道为世人了解，而放弃采用这种方式来构造自己的存在。相反，他们更需要记日记。对于公众人物来说，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所建构出来的公共形象，因其面向公众，而不可避免地被部分遮蔽，甚至是被扭曲。通过近年来不断大量出版的名人日记发现，他们都有着与公共形象相去甚远的私人生活方式和立场、观念。新近出版的桑塔格日记和笔记《重生：苏珊·桑塔格日记与笔记1947—1963》（戴维·里夫编，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几乎是这样一个代表性文本，它不仅重新阐释和构建了桑塔格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它阐明了桑塔格何以成为桑塔格。在这本日记中，桑塔格写道：“日记是我表达自我感觉的一个媒介，它再现的是情感上和精神上独立的我。”（第212页）在这本日记中，桑塔格不用顾忌公共表达的各种可能后果，她几乎是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先解构、再重构自己，最终获得一个完整、真实，而且是面向自己的自我形象。
　　 日记的构造功能在这里得到更大的强化，它能在书写中产生一种跨界行动，即从文本中脱离出来，介入日记记述者的自我构造进程中，成为日记记述者重构自我的空间。
　　 日记之于普通人，它构造其历史的坐标和在历史中的存在;而之于作家、学者等面向公众的人物来说，它构造另一个“我”，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发挥一种治疗的作用，将他们从他人的世界和意见中拯救出来以重新获得一个实在的自我形象和身份，它给予了他们另一种生活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桑塔格获得重生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林诺斯基重新从几乎迷失在那种土著民族文化的田野调查中找到了自我——一个浸润在西方中心文化中的自我。 　　三、围观
　　 日记之所以是日记，是因为它是写给自己的，是自言自语，对其而言，出版就是入侵，阅读即是偷窥。私人表达被公之于众，所构建的自我被他者全方位审视，更为致命的是，这种入侵将毫无防御和准备的日记主人全面暴露，而其所有可能涉及的社会关系等都将被重新解读和审查。因此，出版日记，围观日记，无异于一种伤害。这对于任何一个还在人世的日记主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戴维·里夫在出版桑塔格的日记的时候，也曾顾虑重重。“日记全然是另一回事，”他说，“她纯粹写给自己，常记不辍，从豆蔻年华写到人生的最后几年。”“说这些日记揭示了自我，那实在是太轻描淡写”，“这些日记真是充满了暴露”，戴维毫无疑问地认识到了自己出版母亲的日记当然是“侵犯了她的隐私”。但他又以另一种方式来使自己获得安慰和解脱：“我确切知道的是，作为一名读者和作者，家母热爱日记和书信——越私密越好。”（《重生》前言）因此，戴维在这个意义上认为或者说希望作家母亲是同意他的做法的。
　　 而另一方面，诸多的日记持有人自身已经成为广大偷窥者的合谋者。也许很多人可以以各种理由，诸如历史的责任、文学的意义等，来使出版日记的行为获得一种合法性，但这终究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私语”与“公议”之间的悖论和冲突。因而当我们阅读他人被出版的日记的时候，我们至少应当明白这种阅读行为自身所承受的伦理重担，至少在理解之上还要持有尊重的态度。
　　 当然还有一些日记，本身就是为了出版而写的，其目的就是被围观，所担心的就是没人看。他们的价值仅存在于某种现实的利益层面。或者更准确地来说，这些日记并不是日记，而只是以“日记”的概念出现而已。这是与日记的本义大不相同的。
　　 今天，被出版的日记充斥着市场，出版和传播的便利，让日记更可能成为尽可能多的观看者观看的对象。而商业利益的驱使，则让日记持有人更可能将其公之于众。这不能不让所有想记日记或者正在写日记的人忧虑，他们究竟是否该写，该如何写。对这个问题来说，如果一个真正只想为自己而写的人来说，他不应该忧虑，而只应担心如何保存文本。对于将这个问题当作一个文学创作命题的人来说，忧虑的恐怕就是要怎样去清晰地确定以日记的形式“创作”是合法的、正当的。而对于读者来说，怎样区分真的日记和作为文学创作的日记，才是当务之急。而这些都是开放性的问题，留给读者的只有想象。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何种形式，不管读者作者，对此都将背负着伦理的担子前进。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林诗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