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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初期的“五四”的现代文学变革，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展开传统文学转型的具体表现，这种大众话语，不仅是大众领域的重要组成内容，同时也是现代文学形成的基础。清朝末期广大知识分子建立的大众话语局限于二元化层次，而现代的“五四”运动期间创建的大众话语真正形成了一元化的现代文学雏形，依托大众话语，才能产生公共文学领域，具有社会大众性的现代文学才能得以转型。
[关键词]大众话语 中国文学 变革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089-02
前言
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主要突破口，而文学语言的转型是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导，这点已被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所认可，本文以大众话语视角进行探究，并结合众多文献，研究“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意义。
一、从大众领域到大众话语
“大众领域”的德语翻译为“Bev?lkerunggebiet”，曹卫东教授在他的翻译作品《大众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到对大众领域的理解：“哈贝马斯在社会与思想的层面上都运用这个词汇，在社会层次上的‘Bev?lkerunggebiet’将其理解为大众性与公共性，在思想层面上应当理解为大众领域”。尽管哈贝马斯在《大众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在思想的意识形态中展开批判，然而由于从资产主义的社会转移角度来抽象与提炼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笔者从中得到较好的印证：公共性展现为比较公共领域，并与私人领域形成相对之势，大众领域也是社会舆论的主要部分，并与公共机关形成直接抗衡的状态。
哈贝马斯曾表示大众领域，主要包括封建时期的大众领域与资产阶级大众领域，然而后者是心目中最为理想的典型，他强调大众领域是由主体特性的私人来组成的，资产阶级的大众领域是由私人组合而成的大众领域，然而资产阶级的大众领域受到上层控制来反对大众权力机关，而真正的大众领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与国家权力保持较为独立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
对文学研究人员来讲，哈贝马斯提出的大众领域是政治大众领域的前身与先导，公众舆论作为媒介来调节对社会与国家的需求，并以文学大众领域作为纽带，与大众相关的私人经验关系融入政治大众领域，文学大众领域中的人性则成为政治大众领域发挥影响的载体。
大众话语的“大众”也可以这样认为，然而大众话语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一方面是组成大众领域的重要条件，由于大众话语是大众领域中民众交往对话的主要方式，并通过大众话语，群众才能充分表明自己的心声，也能容易了解对方的想法，才能展开讨论与对话。章宏伟教授曾指出，大众领域的外在组成包括四个部分：第一是物理形态的大众空间，第二是媒体形态的大众舆论领域，第三是社团组织形态的大众领域，第四是社会发展形态的大众领域。同时大众话语成为了大众领域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大众语言与话语具有的主要功能是一致的，然而大众话语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能被公众所掌握、理解、运用的话语，同时也包含了大众意识形态的色彩，即平等、民主、科学、自由等精神，而这在传统社会所代表的大众领域是不可能存在的；另一方面，大众话语也是公众交流与讨论的对象、内容、话题，从某种意义来讲，大众话语同时也是大众讨论的共同事务，即大众会追问成为大众话语确立以及大众话语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充分发挥的作用等问题。
二、营造大众话语与中国文学大众性的诞生
倘若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具有代表型的大众领域，而语言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就掌握着这个文学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文言文是排斥民众的，并且在传统技术水平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接受与传播文言作品都是较为有限的。由于构筑文言经典，是后人学习经典的主要事物，然而写作文言文，是后人膜拜先人的重要途径。
从这一内容上说，文言不属于真正的大众话语，确定文言地位，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地位与发挥作用是一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崇尚学则优而仕的理念，在全世界范围内也较为罕见。根据许纪霖先生所说，在古代士大夫阶层是封建王权宗法制度与社会制度相互联系的纽带与中枢，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士大夫阶级尊崇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其不仅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是封建家族统治社会的重要文化传统；第二，士大夫阶级往往是身兼二职，即在朝廷士大夫辅助帝王管理天下，在乡间为地方精英与道德表率来管理民间，即以士大夫充当社会重心，古代中国的社会阶层与国家融为一体，表现为有效整合。
封建社会末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即可理解为创建大众领域的努力。在中国古代是否出现大众领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而封建社会末期即在这数千年从未有之大变局，则引起了这一时期的大众领域前所未有。中国以往士农工商的社会层次结构瓦解了，封建社会末期知识分子出现在社会体制以外，从而使得知识分子能对民众、社会的需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国家体制，从而提升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反思。
封建社会末期，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运动与文字改革，就是致力于创造大众领域的具体表现，把文字语言置于大众讨论的重心。假如对汉字进行改革来创造大众话语一直显得较为模糊，发动白话文的运动主要是直接改变以往文言的统治地位，以白话文为大众话语，那些积极知识分子提倡反对文言文与发表大量白话文的文章，这不仅仅是对语体进行变革，更是开启民智、启蒙民众，进一步實现了广大人民成为大众。
三、重塑大众话语与中国传统文化
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观念主要包含对民众、平民的认可，充分体现出了大众知识分子的广泛性，这也是“五四”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持有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极大超过封建末期知识分子的文学立场。但是胡适对文学语言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工具方面，这直接影响了他对“五四”时期对语言变化的理解。鲁迅与胡适对文学认识不同，他对这语言变化的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思考。鲁迅对于现代文学的理解与认识达到一定深度，尤其对传统思想与文言文化形成互为表里的联系。在现代文学转型时期，文言对处于该时期的每个人来讲，都是一种固有的儿话语，所以改变与传统意识形态固为一体的文言，将这充满平等、自由、民主、理性、科学的白话成为大众话语，这也是“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承担的历史任务。
汉字与文言所形成的汉语言文学体系成为传播传统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的关键载体，鲁迅积极感受到传统的文学体系束缚对人的天性，极大地扼杀赤子之心，所以鲁迅先生提倡改用拼音、废除汉字，提倡青年人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对变革传统文学，鲁迅是提倡白话文最为坚定的支持者。鲁迅在一次演讲中提出打破无声的中国，即通过自己的、现代的、活着的白话来推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四、结束语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在这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明确的国家民族认同色彩，同时也具有浓厚的向西方学习、世界大同的意味，一直在西方与本土、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夹缝进行延展。这与在17、18世纪西欧的英法德等国创建早期大众领域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包含的，恰恰是对国家以及民族内涵的认同。
【参考文献】
[1]崔鑫婷，丁颖.回漩与突进——论苏曼殊文学中的现代性品格.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9 （06）：123-125.
[2]叶诚生.从小说界革命看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指向.东岳论丛，2010，31（07）：95-98.
[3]李岚.中国游记体小说的现代转型与文化想象.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7（10）：126-128.
[4]姜异新.20世纪中国文学改造国民性话语的错位性.东方论坛，2006（06）：57-62.
[5]高玉.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东南学术，2001
（03）：87-94.
[关键词]大众话语 中国文学 变革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089-02
前言
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主要突破口，而文学语言的转型是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导，这点已被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所认可，本文以大众话语视角进行探究，并结合众多文献，研究“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意义。
一、从大众领域到大众话语
“大众领域”的德语翻译为“Bev?lkerunggebiet”，曹卫东教授在他的翻译作品《大众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到对大众领域的理解：“哈贝马斯在社会与思想的层面上都运用这个词汇，在社会层次上的‘Bev?lkerunggebiet’将其理解为大众性与公共性，在思想层面上应当理解为大众领域”。尽管哈贝马斯在《大众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在思想的意识形态中展开批判，然而由于从资产主义的社会转移角度来抽象与提炼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笔者从中得到较好的印证：公共性展现为比较公共领域，并与私人领域形成相对之势，大众领域也是社会舆论的主要部分，并与公共机关形成直接抗衡的状态。
哈贝马斯曾表示大众领域，主要包括封建时期的大众领域与资产阶级大众领域，然而后者是心目中最为理想的典型，他强调大众领域是由主体特性的私人来组成的，资产阶级的大众领域是由私人组合而成的大众领域，然而资产阶级的大众领域受到上层控制来反对大众权力机关，而真正的大众领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与国家权力保持较为独立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
对文学研究人员来讲，哈贝马斯提出的大众领域是政治大众领域的前身与先导，公众舆论作为媒介来调节对社会与国家的需求，并以文学大众领域作为纽带，与大众相关的私人经验关系融入政治大众领域，文学大众领域中的人性则成为政治大众领域发挥影响的载体。
大众话语的“大众”也可以这样认为，然而大众话语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一方面是组成大众领域的重要条件，由于大众话语是大众领域中民众交往对话的主要方式，并通过大众话语，群众才能充分表明自己的心声，也能容易了解对方的想法，才能展开讨论与对话。章宏伟教授曾指出，大众领域的外在组成包括四个部分：第一是物理形态的大众空间，第二是媒体形态的大众舆论领域，第三是社团组织形态的大众领域，第四是社会发展形态的大众领域。同时大众话语成为了大众领域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大众语言与话语具有的主要功能是一致的，然而大众话语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能被公众所掌握、理解、运用的话语，同时也包含了大众意识形态的色彩，即平等、民主、科学、自由等精神，而这在传统社会所代表的大众领域是不可能存在的；另一方面，大众话语也是公众交流与讨论的对象、内容、话题，从某种意义来讲，大众话语同时也是大众讨论的共同事务，即大众会追问成为大众话语确立以及大众话语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充分发挥的作用等问题。
二、营造大众话语与中国文学大众性的诞生
倘若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具有代表型的大众领域，而语言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就掌握着这个文学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文言文是排斥民众的，并且在传统技术水平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接受与传播文言作品都是较为有限的。由于构筑文言经典，是后人学习经典的主要事物，然而写作文言文，是后人膜拜先人的重要途径。
从这一内容上说，文言不属于真正的大众话语，确定文言地位，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地位与发挥作用是一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崇尚学则优而仕的理念，在全世界范围内也较为罕见。根据许纪霖先生所说，在古代士大夫阶层是封建王权宗法制度与社会制度相互联系的纽带与中枢，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士大夫阶级尊崇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其不仅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是封建家族统治社会的重要文化传统；第二，士大夫阶级往往是身兼二职，即在朝廷士大夫辅助帝王管理天下，在乡间为地方精英与道德表率来管理民间，即以士大夫充当社会重心，古代中国的社会阶层与国家融为一体，表现为有效整合。
封建社会末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即可理解为创建大众领域的努力。在中国古代是否出现大众领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而封建社会末期即在这数千年从未有之大变局，则引起了这一时期的大众领域前所未有。中国以往士农工商的社会层次结构瓦解了，封建社会末期知识分子出现在社会体制以外，从而使得知识分子能对民众、社会的需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国家体制，从而提升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反思。
封建社会末期，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运动与文字改革，就是致力于创造大众领域的具体表现，把文字语言置于大众讨论的重心。假如对汉字进行改革来创造大众话语一直显得较为模糊，发动白话文的运动主要是直接改变以往文言的统治地位，以白话文为大众话语，那些积极知识分子提倡反对文言文与发表大量白话文的文章，这不仅仅是对语体进行变革，更是开启民智、启蒙民众，进一步實现了广大人民成为大众。
三、重塑大众话语与中国传统文化
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观念主要包含对民众、平民的认可，充分体现出了大众知识分子的广泛性，这也是“五四”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持有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极大超过封建末期知识分子的文学立场。但是胡适对文学语言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工具方面，这直接影响了他对“五四”时期对语言变化的理解。鲁迅与胡适对文学认识不同，他对这语言变化的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思考。鲁迅对于现代文学的理解与认识达到一定深度，尤其对传统思想与文言文化形成互为表里的联系。在现代文学转型时期，文言对处于该时期的每个人来讲，都是一种固有的儿话语，所以改变与传统意识形态固为一体的文言，将这充满平等、自由、民主、理性、科学的白话成为大众话语，这也是“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承担的历史任务。
汉字与文言所形成的汉语言文学体系成为传播传统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的关键载体，鲁迅积极感受到传统的文学体系束缚对人的天性，极大地扼杀赤子之心，所以鲁迅先生提倡改用拼音、废除汉字，提倡青年人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对变革传统文学，鲁迅是提倡白话文最为坚定的支持者。鲁迅在一次演讲中提出打破无声的中国，即通过自己的、现代的、活着的白话来推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四、结束语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在这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明确的国家民族认同色彩，同时也具有浓厚的向西方学习、世界大同的意味，一直在西方与本土、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夹缝进行延展。这与在17、18世纪西欧的英法德等国创建早期大众领域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包含的，恰恰是对国家以及民族内涵的认同。
【参考文献】
[1]崔鑫婷，丁颖.回漩与突进——论苏曼殊文学中的现代性品格.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9 （06）：123-125.
[2]叶诚生.从小说界革命看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指向.东岳论丛，2010，31（07）：95-98.
[3]李岚.中国游记体小说的现代转型与文化想象.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7（10）：126-128.
[4]姜异新.20世纪中国文学改造国民性话语的错位性.东方论坛，2006（06）：57-62.
[5]高玉.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东南学术，2001
（03）：8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