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坐在一个铁灰桌子前看稿，四周全是人，电话不停地闹，冷气不够让人清醒，头顶上是一盏盏日光灯，一切如梦。
　　电话响了，有人在接，听见对方的名字，我将手伸过去，等着双方讲话告一段落时，便接过了话筒。
　　“是谁？”那边问我。
　　今生没有与他说过几句话，自是不识我的声音。“小时候，你的家就在我家的转角，小学一年级的我，已经知道了你。”我说。那边又要问，我仍霸住电话，慢慢地讲下去：“有一回，你们的老家人站在我们的竹篱笆外面，呆看着满树盛开的芙蓉花。后来，他隔着门，要求进来砍一些枝丫分去插枝，说是老太爷喜欢这些花。”后来，两家的芙蓉都再开谢了好多年，我们仍不说话。“白先勇——”我大喊起他的名字。
　　这里不是松江路，也不是当年我们生长的地方。在惨白的日光灯下，过去的洪荒，只不过化为一声呼唤。
　　小时候，白家的孩子是我悄悄注意的几个邻居，他们家人多，进进出出，热闹非凡。而我只觉得，我们的距离长到一个小孩子孱弱的脚步走不到那扇门口。
　　十年过去了，我们慢慢地长大。当时建国北路没有拓宽，长春路的漫漫荒草对一个自闭的少年而言，已是天涯海角，再远便不能了。
　　就是那个年纪，我念到了《玉卿嫂》。
　　黄昏是我今生最爱的时刻，饭后的夏日我便在家的附近散步，那儿往往不见人迹，这使我的心比较安然。
　　那时候，在这片衰草斜阳的寂静里，总有另一个人偶尔从远远的地方悠然地晃过来，那必是白先勇，又写了《谪仙记》的他。
　　我怕他，怕一个自小便眼熟的人。看到这人迎面来了，我一转身，跑几步，便藏进了大水泥筒里去。不然，就是拔脚便逃，绕一个大圈子，跑回家去。
　　过不久，恩师顾福生将我的文章转到白先勇那儿去，平平淡淡地交给了他，说：“有一个怪怪的学生，在跟我学画，你看看她的文字。”这经过，是上星期白先勇才对我说的。
　　我的文章上了《现代文学》。对别人，这是一件小事，对当年的我，却无意间种下了一生执着写作的那颗种子。
　　刊了文章，我并没有去认白先勇，那时候，比邻却天涯，我不敢自动找他说话，告诉他写那篇《惑》的人，就是黄昏里的我。
　　恩师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去送，因为情怯，去时顾福生老师已经走了，留下的白先勇，终于面对面地打了一个招呼。正是最艰难的那一刹，他来了。
　　再來就是跳舞了，《现代文学》的那批作家说要开舞会，又加了一群画家。
　　白先勇特地跑到我们家来叫我参加。因为心里实在是太怕了，等我鼓足勇气进去的时候，已近曲终人散，不知有谁在嚷：“跳舞不好玩，我们来打桥牌！”我默立在一角，心里很慌张，不知所措。那群好朋友们便围起来各成几组去分牌，叫的全是英文，我听不懂。过了一会儿，我便回家去了。
　　那一别，各自天涯，没有再见面。这一别，也是二十年了。
　　那时候的我，爱的是《红楼梦》里的黛玉，而今的我，爱看的却是现实、明亮、泼辣，一个真真实实现世里的王熙凤。
　　我也跟着白先勇的文章长大，爱他文字中每一个、每一种梦境下活生生的人物，爱那一场场繁华落尽之后的曲终人散，更迷惑他文字里那份超越了一般时空的极致的艳美。
　　这半生，承恩的人很多，顾福生是一个转折点，改变了我的少年时代。白先勇，又无意间拉了我很重要的一把。直到现在，对每一位受恩的人，我都记在心中，默默祝福。
　　又得走了。走的时候，台北的剧场正在热演《游园》，而下面两个字，请先勇留给我，海的那边空了一年多的房子，开锁进去的一刹那，是逃不掉的“惊梦”。
　　三十年前与白先勇结缘，三十年后的今天，多少沧海桑田都成了过去，回想起来，怎么就只那一树盛开的芙蓉花，明亮亮地开在一个七岁小孩子的眼前呢。（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