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界意识到原先“蕞尔小国”的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已经走在了原本是其文化母国的中国前面，于是，赶紧派人向日本学习。
　　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等。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15年间，共有956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15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反哺”在中国产生了广泛、深刻和持久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样不争的事实是，这种极其强劲的“文化反哺”并没有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很明显的成效。
　　如果说，张之洞们当年把通过日本学习西学视作事半功倍的终南捷径还情有可原，今天的人们再这样看就未免有些肤浅。一个让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从日本输入的“西学”，已远不是原汁原味的西学，而是被日本所删节、改造、扭曲了的东西。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所谓“近代化”，在政治、法律、教育方面是以当时的德国为蓝本的，英美一系的自由、民主思想则受到压制和排斥；与此同时，日本传统中的某些本质是反现代文明的东西则与德国输入的观念一拍即合，终使军国主义成燎原之势，快速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国家。大量的中国学生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接受教育，大量的中国游历考察者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受到启发；而众多的日本教习也是先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完成学业后到中国来执掌教鞭……如果把自由和民主视作是现代化的必备要素，那“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相反，在以军事为先导的物质力量快速强盛的同时，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方面的十分前现代和反现代。这就意味着，从日本“反哺”过来的乳汁中，本来就没有多少自由、民主的成分。而指望这种“反哺”能把中国导向一个“健全”的现代国家，岂非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