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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下山组编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共留下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南方8省14个地区建立了游击区，南方红军游击队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藏身深山密林，英勇地同国民党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难当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1937年10月国共协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任参谋长、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分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同时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 ，陈毅为副书记。项英、陈毅等南方红军领袖很快开始紧锣密鼓地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做宣传动员工作，宣传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然而，改编工作绝非易事。当时，有些游击队干部、战士对军队改编不理解，认为改编是向国民党“投降”，与“敌人”合作抗日，这令很多同志思想上难以接受。
面对这些思想问题，项英等领导人对游击队同志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国共合作、下山改编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不是投降国民党；虽然我们换了名称、军服和帽徽，但我们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因此，军部领导开始分头行动，一面披星戴月地奔走在各个红军游击区，耐心说服他们迅速下山，同时做好当地政府和驻军的工作，为红军游击队下山创造条件。
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是南方红军游击队活跃的一支，活动在井冈山地区的罗霄山脉，从九龙山到武功山，地形险要、深山密林，活动范围很大。当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陈洪时叛变，红军游击队为减少损失，时常变换地点。项英此行为了抢时间，1938月1月18日向江西省保安处借了一辆吉普车，带着几个干部和刚发来的一部电台，几经周折，才找到了他们的住处。
两个月之前，陈毅曾到过这里，险些被误杀，但是最终还是成功说服了他们。自陈毅走后，他们与国民党莲花县谈判，改编为湘赣边抗日游击支队，设5个游击大队，属国民党莲花县政府直接指挥，军需也由他们负责。1937年12月中旬陆续下山集中到垅上神家村整编训练。
项英一行到达时，部队正在村外冒雨雪操练，他们都还穿戴着破破烂烂的老百姓衣帽，没有一件像样的军装，项英见了心里真像倒了五味瓶，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到了支队部，项英便问湘赣省委书记谭余保：“半个月前就通知游击队领导去南昌联络，为什么不去南昌？”谭余保说未接到通知。项英在南昌听赣南、闽西办事处来人向他反映，当时国民党不希望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想就地分化瓦解。项英想很有可能是国民党莲花县政府把电报扣下来了。项英在此事没弄清楚之前，并没把这事和自己的想法告诉谭余保，而是要他通知莲花县政府：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至此视察部队，请他们前来相见。
莲花县县长听到此消息，不敢怠慢，于当天下午率县党部书记、保安团长、警察局长等，前往神家村迎接，执意要项英去县衙下榻，还说要为项英设宴接风。项英婉言谢绝，告诉他湘赣抗日游击支队乃红军游击队改编，现已和南方诸省县红军游击队一样，正式编入新四军，不日即开赴抗日前线，希望贵县给予大力支持。县长知道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得连声说好，表示一定鼎力相助。
在红军游击队改编之际，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多次协商后，认为蒋介石为人狡诈阴险，虽然在全国舆论面前承认国共合作，但内心并不那么痛快。一旦形势对他不利，他会突然翻脸。为了以防万一，红军游击队在改编时，要留下2/5的部队在原地坚持，3/5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因此，本着这一原则，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湘赣临时省委改为湘赣特委，谭余保任特委书记；湘赣抗日游击支队除留下1个排的短枪队和部分干部随谭余保就地坚持外，其余编成1个营。段焕竞任营长，李忠民、尹清为副营长，做好一切出发准备，军部命令一到，立即向皖南岩寺集中。
项英在离开湘赣红军游击队时，谭余保惭愧地对他说：“有一件事，我实在对不起陈毅，前些日子，他来这里，我们怀疑他是叛徒，险遭杀害。这件事我太鲁莽，我已向他作了检讨。今天我也向你检讨。”
项英非常理解地说：“你们所处的环境很险恶，提高警惕是对的。要引以为戒，下次办事要谨慎，又要留有余地，碰到复杂的事要缓一缓，多问几个为什么，多调查几次，就会少犯错误。” 谭余保看到项英并没有太过于怪罪自己，心情也舒展了许多。
由于陈毅曾来过这里，做了一些工作，加上项英此次工作做得很细致，又能以理服人，仅3天时间即圆满完成了任务。项英于1月21日晚，驱车抵达赣州新四军办事处。正在这时，军部发来电报说，瑞金出事了。
遭遇敌情
瑞金这时候究竟出了什么事？这还得从张云逸到闽西红军游击队传达中央文件说起。
1937年，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到达闽西，向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传达成立新四军的消息，还向他们3人公布了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闽西红军游击队与刘英、粟裕领导的浙南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为司令员，粟裕为副司令员，邓子恢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为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这3人听了指示，喜出望外，感到使命重大。由于张云逸还要到闽东向叶飞传达中央文件，他就再三关照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3人，要他们派一位干部去南昌军部汇报工作，接受关防、命令和商谈部队从闽西到皖南岩寺的行军路线。经认真研究决定，他们最终推荐谭震林去南昌军部汇报工作。
谭震林不负众望，紧张地忙碌了三天三夜，写下了5万字的汇报材料，挑选了12名政治上可靠、军事上过硬的战士，组成了一个警卫班，全部配上装满子弹的盒子枪。长汀离江西瑞金隔着一座大山，山路弯曲。他们从长汀出发后，于第二天傍晚才赶到瑞金的新四军办事处，然而意外就在那里发生了。
这天，谭震林为赶路，马不停蹄地连续走了15个小时的路，赶到瑞金时，觉得身体十分疲劳，正准备早一点休息，在瑞金地区打游击的张开荆来访。张是谭的老部下，共事多年，非常熟悉。当他听到谭震林到瑞金的消息，便想去见一见，更是急于想从老首长那里知道外面的形势和上级的指示。于是，他带着30多个战士来到瑞金的新四军办事处。两人一见面都十分高兴。谭震林听了张开荆的要求后，考虑片刻，便对他说：“明天我还要赶路去南昌，今天也不早了，能不能等我从南昌回来后再向你传达？内容会更多一些。” 张开荆一心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坚持说：“现在形势发展太快，我们这些山大王对外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我很想现在就听听老首长的指示，你还是现在就对我说说吧。”
张开荆如此坚持，谭震林想了想，答应了他的要求，决定立即召开大会，将张云逸传达的内容向大家传达了一遍，会议持续到深夜，大家才意犹未尽地散去。就在张开荆正准备带着战士出门时，门外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转眼间，大门就被一群国民党军的士兵冲开了，有个高个子的军官扯着嗓门喊：“你们被包围了，缴枪投降吧，不然就杀头！”
谭震林、张开荆立即预感到这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袭击。战士们立即拔出枪准备还击，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个动作麻利的战士肖忠已经冲到了门口，谭震林十分镇定地对他说：“回来，快回来！”然后对国民党士兵说，“现在已经国共合作共同对付日本鬼子了，我们决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你们可能是误会了，我们是蒋委员长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同意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大家同是抗日的部队了，决不能互相残杀……”
他的话音还没落，只听“乒乒”一阵乱枪，肖忠倒在了血泊中。谭震林顿时大声而严厉地喊道：“谁开的枪谁负责！你们必须交出凶手！我现在是新四军三支队司令员，我要向熊式辉告你们！”
对方对于谭震林的警告满不在乎，一个军官说：“你们深夜开秘密会，事先不向瑞金县政府和警察局备案，该当何罪？我们是奉命搜查的。所查物品登记扣留，等查清后再退还。”他命令士兵，将谭震林等人带走。
国民党士兵立即上前缴了谭震林、张开荆和游击队员们的枪。有的红军游击队员要反抗。面对这突发事件，谭震林考虑为了避免损失，大声地喊：“双方不要开枪，不要打内战，要警惕有人设陷阱，不要中计上当！”
国民党士兵哪里听他的，他们将谭震林等分别关进了几个房间。
将计就计，智斗顽军
原来策划这起事件的竟然是原红一军团的一名连长，名叫黄镇中。此人1934年10月叛变，坐上了瑞金保安团司令的宝座。前不久，国民党特务康泽看中了他，下令将瑞金保安团改编为瑞金别动队，专门搞绑架、暗杀活动。
一起被抓的还有被张鼎丞派往南昌联络的温仰春，他在从南昌返回龙岩经过瑞金时，想在新四军瑞金办事处歇一宿再走，结果被抓。温仰春从军部领回的电台及报务员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同样，李坚贞、邓振询以新四军军部联络员身份前往龙岩办事处途中，得知谭震林等被扣押，与黄镇中交涉时，也被黄镇中关押起来。
黄镇中并非想杀害谭震林及红军游击队员，而是另有所图。
三天后，张开荆被黄镇中叫到了办公室。黄镇中满脸堆笑，对他称兄道弟，一边请坐，一边倒茶递烟。张开荆十分纳闷，黄镇中到底玩的什么鬼花招？正在猜测之时，黄镇中开口了，他说：“国军有多少人马当多大官，我的人还不多，老兄，你把山上的游击队带下山改编成别动队，一切问题都好解决。”
张开荆这才明白黄镇中的醉翁之意，便决定将计就计，暂时答应他的要求，等自己被放出去后，再设法通知山上的游击队向南昌转移，同时报告新四军军部，设法营救被押的人。
可是，黄镇中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对张开荆早就备了一手。为了防止上当，他提出与张开荆结拜兄弟，并要举行结拜仪式。这一着让张开荆始料未及，一时想不出办法回绝他，只好说：“这恐怕不行，我在红军游击队里呆的时间太长了，不习惯这一套。”
黄镇中立即拉下脸，不悦地说：“你不同意，就无法证明你是真心同意将游击队改编成别动队。”
张开荆愣住了，怎么办呢？望着眼前这个狡猾的对手，他决定先来个缓兵之计，便笑着说：“你别生气，也别太心急。这个事我会考虑，但我总要与大家商量一下吧。”他故作轻松地说，“这样吧，你给我两个小时的时间，两小时后，我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黄镇中心想，你们这些人，就像孙猴子掉进如来佛的手心里，逃是逃不掉的。于是说：“好吧，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给你，我们一言为定！”
张开荆回去后，立即将刚才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向谭震林作了汇报，谭震林十分赞同地说：“你的计划很好，你出去后到山上，立即传达我的命令，带着游击队向龙岩转移，同时迅速派人向南昌军部报告，请他们火速派人来营救我们。”
张开荆同意了黄镇中的要求，与他杀鸡喝血，结拜兄弟。仪式一结束，他便飞快上山，向汀瑞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曾玉成、杨洪才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传达了谭震林转移的命令。曾玉成、杨洪才立即集合队伍，飞快地向龙岩转移。这时，新四军军部刚送给张鼎丞的一部电台发挥了作用，他们通过电台迅速向南昌军部报告了此事。
项英出马，国共交涉
因为项英随身带着电台，南昌军部将张鼎丞的报告转给刚到赣州的项英。项英立马驱车来到赣州专署，向督察专员马葆珩说了瑞金事件的经过，马葆珩露出无奈的表情，说：“瑞金别动队属第三十三旅管辖，这个旅又归南昌行营管辖。要解决此事，还得请项副军长与省主席熊式辉交涉。这事说起来很复杂，其实不难，只要熊主席一句话就行了。”
项英感到马葆珩虽然没解决问题，但他也提出了一个妥善解决的办法。于是，他微笑着说：“马专员所言极是，但是，瑞金毕竟归属赣州，是你的地盘，我即使打电话给熊主席，还不是要经过你来解决吗？马专员是一方父母官，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你在家里打个喷嚏，赣州城也会抖一抖。还望马专员多多相助。人生短暂，积德行善，人民不会忘记你的。马专员只要举手之劳，新四军就能迅速完成改编，上前线杀敌。马专员，这样对国对民都有利的善事，必定会记录在马专员的功劳簿上，马专员，你何乐而不为呢？”
马葆珩爱听恭维话，听了项英一番话，他的心里乐滋滋的，觉得他言之有理。于是，笑着说：“如今国共合作，消除国共矛盾，解决国共纠纷是我马某应该做的事。我愿意为贵军效劳。”说罢，他接通了赣州至南昌的电话，找到了熊式辉，如此这般地将事情的经过一说。接着，又将话筒交给了项英。项英在电话中一番客套后，严肃指出瑞金事件的恶劣影响，要求熊式辉立即释放被押人员和如数交还物资，不要影响国共合作抗日。熊式辉知道项英是共产党中央要员，名义上是新四军副军长，实为主脑人物，军部又设在南昌，因此也不敢轻视，表示要亲自饬查。此时，马葆珩也要通了瑞金县长谢寿如的电话，要他从中说情，尽早放人归物。尽管如此，项英仍不放心，他又在赣州发动各界进步人士进行声援。
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十三旅和国民党瑞金县政府，在各方压力和社会舆论下，不得不在1月23日中午把谭震林、钟民、温仰春等人释放，交还电台、枪支弹药和钱物。谭震林获释后，立即率警卫人员赴南昌新四军军部，办理有关整编集结事宜。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常常会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打压和迫害。但是以项英、陈毅、张云逸等人为代表的红军领袖，始终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坚持革命理想，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红军部队中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在瑞金事件中，项英充分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争分夺秒地协调各部，凭个人的智勇，以灵活的处理方式和国民党军交涉，避免了“硬碰硬”的正面冲突，保全了军队，维护了党，充分显示了一个领袖的全局观和领导智慧。
（编辑：党亚惠）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共留下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南方8省14个地区建立了游击区，南方红军游击队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藏身深山密林，英勇地同国民党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难当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1937年10月国共协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任参谋长、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分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同时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 ，陈毅为副书记。项英、陈毅等南方红军领袖很快开始紧锣密鼓地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做宣传动员工作，宣传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然而，改编工作绝非易事。当时，有些游击队干部、战士对军队改编不理解，认为改编是向国民党“投降”，与“敌人”合作抗日，这令很多同志思想上难以接受。
面对这些思想问题，项英等领导人对游击队同志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国共合作、下山改编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不是投降国民党；虽然我们换了名称、军服和帽徽，但我们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因此，军部领导开始分头行动，一面披星戴月地奔走在各个红军游击区，耐心说服他们迅速下山，同时做好当地政府和驻军的工作，为红军游击队下山创造条件。
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是南方红军游击队活跃的一支，活动在井冈山地区的罗霄山脉，从九龙山到武功山，地形险要、深山密林，活动范围很大。当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陈洪时叛变，红军游击队为减少损失，时常变换地点。项英此行为了抢时间，1938月1月18日向江西省保安处借了一辆吉普车，带着几个干部和刚发来的一部电台，几经周折，才找到了他们的住处。
两个月之前，陈毅曾到过这里，险些被误杀，但是最终还是成功说服了他们。自陈毅走后，他们与国民党莲花县谈判，改编为湘赣边抗日游击支队，设5个游击大队，属国民党莲花县政府直接指挥，军需也由他们负责。1937年12月中旬陆续下山集中到垅上神家村整编训练。
项英一行到达时，部队正在村外冒雨雪操练，他们都还穿戴着破破烂烂的老百姓衣帽，没有一件像样的军装，项英见了心里真像倒了五味瓶，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到了支队部，项英便问湘赣省委书记谭余保：“半个月前就通知游击队领导去南昌联络，为什么不去南昌？”谭余保说未接到通知。项英在南昌听赣南、闽西办事处来人向他反映，当时国民党不希望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想就地分化瓦解。项英想很有可能是国民党莲花县政府把电报扣下来了。项英在此事没弄清楚之前，并没把这事和自己的想法告诉谭余保，而是要他通知莲花县政府：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至此视察部队，请他们前来相见。
莲花县县长听到此消息，不敢怠慢，于当天下午率县党部书记、保安团长、警察局长等，前往神家村迎接，执意要项英去县衙下榻，还说要为项英设宴接风。项英婉言谢绝，告诉他湘赣抗日游击支队乃红军游击队改编，现已和南方诸省县红军游击队一样，正式编入新四军，不日即开赴抗日前线，希望贵县给予大力支持。县长知道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得连声说好，表示一定鼎力相助。
在红军游击队改编之际，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多次协商后，认为蒋介石为人狡诈阴险，虽然在全国舆论面前承认国共合作，但内心并不那么痛快。一旦形势对他不利，他会突然翻脸。为了以防万一，红军游击队在改编时，要留下2/5的部队在原地坚持，3/5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因此，本着这一原则，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湘赣临时省委改为湘赣特委，谭余保任特委书记；湘赣抗日游击支队除留下1个排的短枪队和部分干部随谭余保就地坚持外，其余编成1个营。段焕竞任营长，李忠民、尹清为副营长，做好一切出发准备，军部命令一到，立即向皖南岩寺集中。
项英在离开湘赣红军游击队时，谭余保惭愧地对他说：“有一件事，我实在对不起陈毅，前些日子，他来这里，我们怀疑他是叛徒，险遭杀害。这件事我太鲁莽，我已向他作了检讨。今天我也向你检讨。”
项英非常理解地说：“你们所处的环境很险恶，提高警惕是对的。要引以为戒，下次办事要谨慎，又要留有余地，碰到复杂的事要缓一缓，多问几个为什么，多调查几次，就会少犯错误。” 谭余保看到项英并没有太过于怪罪自己，心情也舒展了许多。
由于陈毅曾来过这里，做了一些工作，加上项英此次工作做得很细致，又能以理服人，仅3天时间即圆满完成了任务。项英于1月21日晚，驱车抵达赣州新四军办事处。正在这时，军部发来电报说，瑞金出事了。
遭遇敌情
瑞金这时候究竟出了什么事？这还得从张云逸到闽西红军游击队传达中央文件说起。
1937年，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到达闽西，向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传达成立新四军的消息，还向他们3人公布了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闽西红军游击队与刘英、粟裕领导的浙南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为司令员，粟裕为副司令员，邓子恢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为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这3人听了指示，喜出望外，感到使命重大。由于张云逸还要到闽东向叶飞传达中央文件，他就再三关照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3人，要他们派一位干部去南昌军部汇报工作，接受关防、命令和商谈部队从闽西到皖南岩寺的行军路线。经认真研究决定，他们最终推荐谭震林去南昌军部汇报工作。
谭震林不负众望，紧张地忙碌了三天三夜，写下了5万字的汇报材料，挑选了12名政治上可靠、军事上过硬的战士，组成了一个警卫班，全部配上装满子弹的盒子枪。长汀离江西瑞金隔着一座大山，山路弯曲。他们从长汀出发后，于第二天傍晚才赶到瑞金的新四军办事处，然而意外就在那里发生了。
这天，谭震林为赶路，马不停蹄地连续走了15个小时的路，赶到瑞金时，觉得身体十分疲劳，正准备早一点休息，在瑞金地区打游击的张开荆来访。张是谭的老部下，共事多年，非常熟悉。当他听到谭震林到瑞金的消息，便想去见一见，更是急于想从老首长那里知道外面的形势和上级的指示。于是，他带着30多个战士来到瑞金的新四军办事处。两人一见面都十分高兴。谭震林听了张开荆的要求后，考虑片刻，便对他说：“明天我还要赶路去南昌，今天也不早了，能不能等我从南昌回来后再向你传达？内容会更多一些。” 张开荆一心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坚持说：“现在形势发展太快，我们这些山大王对外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我很想现在就听听老首长的指示，你还是现在就对我说说吧。”
张开荆如此坚持，谭震林想了想，答应了他的要求，决定立即召开大会，将张云逸传达的内容向大家传达了一遍，会议持续到深夜，大家才意犹未尽地散去。就在张开荆正准备带着战士出门时，门外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转眼间，大门就被一群国民党军的士兵冲开了，有个高个子的军官扯着嗓门喊：“你们被包围了，缴枪投降吧，不然就杀头！”
谭震林、张开荆立即预感到这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袭击。战士们立即拔出枪准备还击，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个动作麻利的战士肖忠已经冲到了门口，谭震林十分镇定地对他说：“回来，快回来！”然后对国民党士兵说，“现在已经国共合作共同对付日本鬼子了，我们决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你们可能是误会了，我们是蒋委员长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同意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大家同是抗日的部队了，决不能互相残杀……”
他的话音还没落，只听“乒乒”一阵乱枪，肖忠倒在了血泊中。谭震林顿时大声而严厉地喊道：“谁开的枪谁负责！你们必须交出凶手！我现在是新四军三支队司令员，我要向熊式辉告你们！”
对方对于谭震林的警告满不在乎，一个军官说：“你们深夜开秘密会，事先不向瑞金县政府和警察局备案，该当何罪？我们是奉命搜查的。所查物品登记扣留，等查清后再退还。”他命令士兵，将谭震林等人带走。
国民党士兵立即上前缴了谭震林、张开荆和游击队员们的枪。有的红军游击队员要反抗。面对这突发事件，谭震林考虑为了避免损失，大声地喊：“双方不要开枪，不要打内战，要警惕有人设陷阱，不要中计上当！”
国民党士兵哪里听他的，他们将谭震林等分别关进了几个房间。
将计就计，智斗顽军
原来策划这起事件的竟然是原红一军团的一名连长，名叫黄镇中。此人1934年10月叛变，坐上了瑞金保安团司令的宝座。前不久，国民党特务康泽看中了他，下令将瑞金保安团改编为瑞金别动队，专门搞绑架、暗杀活动。
一起被抓的还有被张鼎丞派往南昌联络的温仰春，他在从南昌返回龙岩经过瑞金时，想在新四军瑞金办事处歇一宿再走，结果被抓。温仰春从军部领回的电台及报务员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同样，李坚贞、邓振询以新四军军部联络员身份前往龙岩办事处途中，得知谭震林等被扣押，与黄镇中交涉时，也被黄镇中关押起来。
黄镇中并非想杀害谭震林及红军游击队员，而是另有所图。
三天后，张开荆被黄镇中叫到了办公室。黄镇中满脸堆笑，对他称兄道弟，一边请坐，一边倒茶递烟。张开荆十分纳闷，黄镇中到底玩的什么鬼花招？正在猜测之时，黄镇中开口了，他说：“国军有多少人马当多大官，我的人还不多，老兄，你把山上的游击队带下山改编成别动队，一切问题都好解决。”
张开荆这才明白黄镇中的醉翁之意，便决定将计就计，暂时答应他的要求，等自己被放出去后，再设法通知山上的游击队向南昌转移，同时报告新四军军部，设法营救被押的人。
可是，黄镇中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对张开荆早就备了一手。为了防止上当，他提出与张开荆结拜兄弟，并要举行结拜仪式。这一着让张开荆始料未及，一时想不出办法回绝他，只好说：“这恐怕不行，我在红军游击队里呆的时间太长了，不习惯这一套。”
黄镇中立即拉下脸，不悦地说：“你不同意，就无法证明你是真心同意将游击队改编成别动队。”
张开荆愣住了，怎么办呢？望着眼前这个狡猾的对手，他决定先来个缓兵之计，便笑着说：“你别生气，也别太心急。这个事我会考虑，但我总要与大家商量一下吧。”他故作轻松地说，“这样吧，你给我两个小时的时间，两小时后，我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黄镇中心想，你们这些人，就像孙猴子掉进如来佛的手心里，逃是逃不掉的。于是说：“好吧，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给你，我们一言为定！”
张开荆回去后，立即将刚才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向谭震林作了汇报，谭震林十分赞同地说：“你的计划很好，你出去后到山上，立即传达我的命令，带着游击队向龙岩转移，同时迅速派人向南昌军部报告，请他们火速派人来营救我们。”
张开荆同意了黄镇中的要求，与他杀鸡喝血，结拜兄弟。仪式一结束，他便飞快上山，向汀瑞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曾玉成、杨洪才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传达了谭震林转移的命令。曾玉成、杨洪才立即集合队伍，飞快地向龙岩转移。这时，新四军军部刚送给张鼎丞的一部电台发挥了作用，他们通过电台迅速向南昌军部报告了此事。
项英出马，国共交涉
因为项英随身带着电台，南昌军部将张鼎丞的报告转给刚到赣州的项英。项英立马驱车来到赣州专署，向督察专员马葆珩说了瑞金事件的经过，马葆珩露出无奈的表情，说：“瑞金别动队属第三十三旅管辖，这个旅又归南昌行营管辖。要解决此事，还得请项副军长与省主席熊式辉交涉。这事说起来很复杂，其实不难，只要熊主席一句话就行了。”
项英感到马葆珩虽然没解决问题，但他也提出了一个妥善解决的办法。于是，他微笑着说：“马专员所言极是，但是，瑞金毕竟归属赣州，是你的地盘，我即使打电话给熊主席，还不是要经过你来解决吗？马专员是一方父母官，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你在家里打个喷嚏，赣州城也会抖一抖。还望马专员多多相助。人生短暂，积德行善，人民不会忘记你的。马专员只要举手之劳，新四军就能迅速完成改编，上前线杀敌。马专员，这样对国对民都有利的善事，必定会记录在马专员的功劳簿上，马专员，你何乐而不为呢？”
马葆珩爱听恭维话，听了项英一番话，他的心里乐滋滋的，觉得他言之有理。于是，笑着说：“如今国共合作，消除国共矛盾，解决国共纠纷是我马某应该做的事。我愿意为贵军效劳。”说罢，他接通了赣州至南昌的电话，找到了熊式辉，如此这般地将事情的经过一说。接着，又将话筒交给了项英。项英在电话中一番客套后，严肃指出瑞金事件的恶劣影响，要求熊式辉立即释放被押人员和如数交还物资，不要影响国共合作抗日。熊式辉知道项英是共产党中央要员，名义上是新四军副军长，实为主脑人物，军部又设在南昌，因此也不敢轻视，表示要亲自饬查。此时，马葆珩也要通了瑞金县长谢寿如的电话，要他从中说情，尽早放人归物。尽管如此，项英仍不放心，他又在赣州发动各界进步人士进行声援。
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十三旅和国民党瑞金县政府，在各方压力和社会舆论下，不得不在1月23日中午把谭震林、钟民、温仰春等人释放，交还电台、枪支弹药和钱物。谭震林获释后，立即率警卫人员赴南昌新四军军部，办理有关整编集结事宜。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常常会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打压和迫害。但是以项英、陈毅、张云逸等人为代表的红军领袖，始终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坚持革命理想，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红军部队中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在瑞金事件中，项英充分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争分夺秒地协调各部，凭个人的智勇，以灵活的处理方式和国民党军交涉，避免了“硬碰硬”的正面冲突，保全了军队，维护了党，充分显示了一个领袖的全局观和领导智慧。
（编辑：党亚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