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一篇回忆果戈理文章的末尾这样写道：
　　
　　对于一个人来说，再也没有比泯灭更值得痛苦的了。别的名作家或许连这一点点喜悦也没有享到，就悄然长逝了。在轻率的赞扬的时期以后，紧接着便是同样欠考虑的辱骂
　　 的时期，再往后则是默默的淡忘。
　　
　　 这是屠格涅夫对沙皇统治下的旧俄罗斯文艺界对果戈理的压迫和揶揄所表示的愤怒。而中国的优秀作家在旧社会不也同样受到压迫和揶揄？只有在今天，一个作家或诗人，只要曾写出过有益于人民的作品，那怕是一诗一文，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那么象杨骚这样歌唱一个时代的苦闷和抗争精神的爱国诗人，我想，是值得我们记忆和怀念的。
　　杨骚的诗是通过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并按照自己的理智和感情所认识的那样传达出来的，从不作歪曲，不作违背真实的描写。当我们读他收在《受难者的短曲》集子里的短诗和长篇叙事诗《乡曲》、《迷雏》等时，总是觉得诗人写得那么朴素、自然，那么毫无修饰地叙述自己的情怀，自己所要讲的故事。纵然也曾写过星光的一闪、小鸟的低唱、寺钟的轻敲，却没有感伤，没有悲哀，调子是高昂的。就以长诗《乡曲》来说，诗人描写的是中国农村破产、衰敝、萧索的画面，是农民所受的灾难与痛苦，饥饿与流亡，觉醒与抗争。诗人所发泄的是民族的、阶级的爱和恨，尽管在音节上、用字上还不那么娴熟，语言也还没有达到千锤百炼的高度，可是它却是造反农民的进行曲。诗人使用愤怒、反抗的奴隶们的语言，写出了被束缚在土地上濒于死亡的男女农民的呻吟、呼喊、觉醒和抗争。所以《乡曲》一经发表，杨骚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成为负一时盛誉的诗人。
　　杨骚写诗，提倡向民歌、时调和儿歌学习，但他的新诗却缺乏我国民歌的回环往复之气。另外，从他的诗歌里也能看出，深受西欧诗歌影响的痕迹。诗人在《我与文学》一文中写道：“在我所接触的西洋作家中，最初喜欢的是安特列夫，其次喜欢诗人海涅，后来变成喜欢王尔德这些唯美派的。到了要离日本的前后，转成喜欢看剧本，最高兴看的是霍普特曼的作品，尤其是他从自然主义转成象征主义以后的《沉钟》。”其实他的诗何止只受海涅、王尔德诸人的影响？从他的短诗和长篇叙事诗来看，他还受到英法诗的影响。《乡曲》全诗长达五百二十八行，全篇结构比较严谨，波澜起伏，错落有致，色彩绚丽，场面也颇有气魄。每组两行，行行押韵，而每行基本上是四个音步的抑扬格，这便是从英法诗中来的。在三十年代，西欧的象征派、唯美派、颓废派，当然还有别的流派如拜伦、雪莱、济慈、海涅以及美国的惠特曼等诗人，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杨骚受到西欧诗歌某些影响乃是很自然的事。
　　我们不该忘记的是，杨骚与蒲风诸人于三十年代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后又组织“中国诗歌会”。蒲风谈“中国诗歌会”的宗旨：“除完成中国诗歌运动为总题材外，其主要任务是研究新诗理论，创造大众化诗歌，批判过去的和介绍世界各国的新的诗歌。”这意思十分清楚，就是要借鉴西欧诗歌的各种流派的创作方法，来发展中国自己的新诗，建立自己的新诗理论体系，并要求新诗与群众结合，要写为广大群众所喜见乐闻的新诗。关于这个文艺大众化问题原是“左联”决议中提出来的。“中国诗歌会”的诗人不过在新诗创作实践中打算加以具体化而已。但是正如鲁迅所说：“由于当时大多数左翼作家世界观改造不很彻底，加以脱离社会实际，对革命往往抱着浪漫蒂克的幻想”(《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因此，象杨骚他们，也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没有能够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所谓大众化问题不过是口头上的一种口号而已。
　　
　　我是一九三七年冬天在福州认识杨骚的。那年秋冬，日本侵略军攻陷上海与南京之后，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文化界同志，除少数外都纷纷进入内地。杨骚大约是这年初或更早些从上海到福州的。经郁达夫先生的推荐，到一家报纸当副刊编辑。我也是这年初冬从上海抵福州转去武汉的。抵福州后的一个夜晚，我去看望郁先生，在郁寓的小客厅里见到杨骚。其时在座的还有别人，他是最后来的。我记得那是个雨夜，窗外滴滴沥沥地落着雨。杨骚一进门连忙把雨伞收拢搁在屋角里，就近在饭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那时除编报纸副刊外，还在福州的抗日救亡协会工作。当时他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沉默寡言、颇为矜持的中年人。他正襟危坐，静静地听着别人的谈话，有时也简短地插上一二句，那是花岗石一般坚硬的语言，还带着十分浓重的闽南口音。他不大象在上海滩上看到的头披长发、举止潇洒或狂放不羁的行吟诗人。从其雍容儒雅的仪态看来，与其说是诗人，毋宁说是一位中学教员。后来我才知道他本来就当过中学教员。他是我的前辈，却不以前辈自居，他谦逊而平和。这个印象如烙印那样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坎里，迄今四十七年之久，还是那样鲜明，那样清晰。
　　我与杨骚相识以前，就读过他写的和译的书。读得最早的，记得是他翻译的苏联柯仑泰夫人的《赤恋》和日本谷崎一郎的《痴人之爱》。杨骚还是绥拉菲摩维支《铁流》中文本的最早翻译者。他还译过英国曼殊菲儿的诗歌。这些翻译除《痴人之爱》外大抵都是从日文转译的，今天看来质量不一定很高，然而在当时从事文学作品翻译的人，无不是取外国的火来煮自己的肉喂着我们这些年轻的饥饿读者，我们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艰辛的精神劳动的。
　　从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这七八年间大约是杨骚诗歌创作最为旺盛，收获也最为丰硕的时期。他那些比较有质量的短诗如《流水集》、《飘落》、《黎明之前》、《福建三唱》以及长篇叙事诗《乡曲》、诗剧《迷雏》，等等，都是创作于这个时期。诗人用火一样喷射出来的青春活力，饱满的革命激情，冲破黑暗的重围，来写他的新诗。诗人曾这样低吟道：
　　
　　我们不凭吊历史的残骸，
　　因为那已成为过去。
　　我们要捉住现实，
　　歌唱新世纪的意识。
　　
　　这是杨骚为“中国诗歌会”的机关刊物《新诗歌》写的发刊词中的话。这是时代的声音。从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来看，“中国诗歌会”诗人的创作主张在当时应该说是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从杨骚个人的新诗创作来考察，他则与感伤情调作了彻底决裂。诗人要捉住的是什么现实？当然不再是爱情与乡愁，不是动人的抒情与轻细的感受，更不是花径与流泉，小桥与人家。诗人要捉住的是在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的农民的苦难生活这一现实。上面提到的长篇叙事诗《乡曲》便是杨骚这一创作思想的力作。诗人确实是如实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农村尖锐的阶级斗争。诗人高唱道：
　　
　　成百整千的人头象山泉奔涌，
　　在那蜿蜒从村里走入镇上的路当
　　中，
　　哦，这奔涌的洪水将冲破一切堤
　　防，
　　哦，这巨大的流火将烧毁一切野
　　原。
　　
　　这简直是在大地的胸膛上腾跳着、咆哮着的悬崖瀑布的巨响，而不是什么小溪流泉的汩汩之音。这可以说是杨骚诗风的一个新的飞跃。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杨骚更是以诗笔为武器，积极地投入这一空前规模的民族战争中去。杨骚这时手里拿的不再是竖琴，而是一面战鼓，咚咚地敲打着悲壮的鼓声，号召文艺界与侵略者斗争！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与杨骚在豫鄂前线又见面了。那时杨骚作为“中国作家战地访问团”的成员到了襄樊古城。与他同来的还有宋之的、方殷、陈晓南、葛一虹诸人。他们是从黄河流域奔走千里，迤逦而来。个个身上都是尘与土。我与杨骚再度会晤，当然很高兴。他还是沉默寡言，态度仍然那么矜持。他在座谈会上、宴会上或在各种访问中，都是静静地听着人家讲，他低头不语，一字不漏地记着记着，显然他是在搜集写诗的素材。头一夜宴会后我与他们同在一所平房里打通铺，听杨骚说，他正在写诗，后来在重庆发表的《半年》大约是写于这一年。第二天他们要下连队并到友军那里去。虽则襄樊那时距离前线还有百里之遥，看不到什么战争场面，不过他们不远千里而来，总比深居峨眉山下侈谈抗战的人要扎实得多。
　　两年后的一九四一年初，我在重庆观音岩下的张家花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破旧楼房里又碰见杨骚。这张家花园是有一百多级台阶的石板路名，不是什么花园。我是去看叶以群的。我们便在那楼下的一间小屋里相遇。他还是老样子，不过前额却出现了更多的皱纹。他比先前苍老了。听他说，他寄居在南温泉朋友家里，仍然在写诗。那时正当“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摇笔杆的人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分批疏散。这工作大部分是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进行的。不少熟人朋友一下子都销声匿迹。杨骚大约在这时离开重庆。事后才知道他是远走新加坡了。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接到在雅加达办报的朋友来信，才知道杨骚从荒山僻壤的苏门达腊走出来，也到那里编《生活报》。他于全国革命取得胜利后的一九五二年才回国。回国后一直在广州文艺界工作，虽然身体不好，却也数次下乡体验生活，其间还曾回过福建老家，写了不少诗歌和童话，听说还计划写长篇小说与电影剧本。终以劳累过度病倒。缠绵床席，拖至一九五七年溘然长逝，终年五十七。这些年我们彼此都忙于工作，而且各在天南地北，没有机会见面。但诗人那宽广而高突、光滑而白皙、充满才智的前额，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至今仍然在我的面前浮动着，挥之不去。
　　杨骚去世后，王任叔写过一篇《记杨骚》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通过杨骚做郁达夫先生的思想工作而取得显著效果的情况。王任叔说：“大概由于杨骚深沉地表现了对达夫的友情的温暖吧，达夫在各方面都表现积极了。”“我从达夫的转变上，确然见到了作为一个平凡人的杨骚的感染人的力量。”接着又说道：“在这半年里，我看到杨骚在任何工作中都不显露出自己的锋芒，但凡我们认为应做的事，他却默默地不多说什么，总尽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到的。”这些情况很重要，王任叔不说，我们是无由知道的。不过诗人那种“默默不多说什么，总尽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到的”良好品质却是一贯的。他不是属于夸夸其谈、华而不实或锋芒毕露、恃才傲世的诗人。他老早就说过：“假如我是罹着健忘症的病人，把一切的美的、光明的、爱的粒粒珠、片片玉忘记了，为什么这些丑的、黑暗的、恶的刺刺凶芒却永远地留着痕迹呢？岂我生来好恶么？哦，自己虽不会探求，自己却无时不在探求”(《十月糊记》)。是的，诗人就是默默地无时不在探求。探求的结论是“一无胆量作土匪抢钱，二无奴颜婢膝的本能做官，三无狡猾的本能作商人，当然是要穷的，再无祖宗遗下什么财产，最后留给我们一条路：便是实际革命去”(《昨夜》)。杨骚这一思想的发展、变化当然是曲折的，但不论怎么说，杨骚仍然是个进步的革命的爱国诗人。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