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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年代来命名作家和批评家，是文学界的惯常做法。也是我们凝聚和言说一个时代作家批评家的有效手段。确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时代烙印，同样，一代批评家也有属于他们那一代批评家的鲜明色彩。在他们身上确实体现着一些共时性存在，这样的划界和命名有其合理性。但是在愈来愈多元的社会，以一个年代这个框把所有的批评家都装进去，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比如以七零后来命名的批评家中，单就学理考察看，在牛学智身上，七零后批评家的整体特点却并不明显。他的文学批评集中体现在对批评家及其批评话语的研究上，体现在对晚近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集中反思上，体现在当前批评话语的建构上，从中看出他不同于其他七零后批评家的胸怀和远见。他对自己文学批评观的建构集中体现在近年来出版的《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寻找批评的灵魂》《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四本专著之中。在阅读他的专著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叹于他敏锐的问题意识、对语境的把握和思考的深入。其肯綮入心的批评、鞭辟入里的剖析令人信服，深刻独到的感悟让人深思，执著跋涉的拓荒者形象令人钦佩。
牛学智文学批评整体上的理论自觉意识，突出地表现在“当前的语境中”建立起来的文学批评的整体阐释框架以及“历时性”观照方式的“批评家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他从批评家的个案出发，微观地考察和辨析当代批评家的精神谱系，从而有效地凝聚和提炼他们的批评经验，勘探和发现他们批评的“误区和盲视”，在个体话语方式和整体文学思潮的交融和互动中重新观照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创造性地提出个体批评话语和公共批评概念的双向建构功能，从而达到重构当代文学批评有效性的目的。牛学智认为，“具体批评家个人问题史，一定意义上也就可视为对一个时段普遍性批评问题的凝聚”。其二，是他以跨学科的知识修炼，打破了在既有的文学之内言说文学的批评规定性，把文学批评的话语从传统拉回当下特定消费社会的语境之中，从而“衡估批评话语”的有效性，展示一种“杂语”式的文学理论视野，在“思想言说”的高度，进行人文精神的再思考，从而完成自己批评的精神突围，确立自己批评的人学视界和价值维度，从个人理论实践的自发阶段上升到理论探索的自觉阶段。
在与牛学智多年的交往中，我发现他有深刻的问题意识和反思能力。这也是当下许多批评家所缺乏的。他的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够关注“深层社会断裂的叙事”，缘于他的底层经历。牛学智出生于以“苦甲天下”闻名的宁夏南部山区，我们都有一个在民俗学意义上被命名了的背景性存在——西海固。在那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交困，造就了一个在文学上“地域共同体”的苦难语境。有人说张承志是最早复活“穷人”与“富人”概念的作家，而他的小说《心灵史》就是以“荒旱苦裂”的西海固为背景而写就的一部一个民族生存与抗争的历史，因此，在那样的地域共同体中，从物质与精神就不可能脱离那样的现实。牛学智来自底层，他对底层的生活状态本身就有深刻的体认。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都有过赶驴放羊，偷掰邻居家玉米棒子、挖野菜充饥的岁月，都有过每一个“泥腿子”出身的人都经历过的人的辛酸与苦痛。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因此他的批评的价值观就能够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敏感而又多情的牛学智，以一位“初闯者”进入文学世界时，由于“地域共同体”的缘故，他以一位皈依者的家园情怀，久久地未能离开乡村宗法文化遗留下来的那点恬静、隐忍、安逸、自得其乐的主题，表现在文学批评的经验上，有过一段“文本细读式的阐释过程”。这也许是大多数批评家的共有经历，这一阶段，牛学智的批评文字集中体现在后来结集出版的《寻找批评的灵魂》（根据既有文学理论惯性知识，以文本细读为本撰写作家论、作品论），《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在文论“失语”语境规定性中，通过所谓“中西转换”、“中古转换”途径，实践文学批评的“全球化”的过程）两本专著之中。当然《寻找批评的灵魂》一书当中的部分文章已经对自己的批评观进行了一些反思，有些思考得也比较深刻，如《普遍人性论是双刃剑》。
2005年对牛学智来说，意义非同小可。这一年，他参加了鲁迅文学院文艺理论班学习。在鲁院，让他这个一直以来“感觉良好”的年轻批评家遭受到了相当大的心理挑战。首先是身份的尴尬——边缘的“外省批评家”，让他第一次感受到“边缘人”的痛苦，也第一次感觉到了自身的差距。特别是与李建军等这样一批具有独特个性的当代批评家的交往，让他自觉到自己文学批评的问题所在。“觉得我文学批评的方向的确需要调整了。”让他明白的是，作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首先要确立自己批评的价值取向，而不是人云亦云，不是贴着作家的价值取向做文本细读式的阐释，“唯文学性而文学”，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批评立场。特别是当他在同学中间遭遇“学术研究圈里人”所谓的“中心话题”，即“市民文化、欲望释放、农民后现代性、如何建立城市文学的评价标准？”等等问题时，他作为一个来自底层的批评家，深切地感受到“价值错位、深层社会断裂及对断裂的叙事”是不是文学批评首要考虑的问题？他曾经历过一段苦闷的反思期，因为他看到的社会现实与这些所谓的“中心话题”相差太远，他开始曾经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错了？反思的结果，他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的批评对现实问题的诊断是否准确，这应该是确立批评主题的第一步。你不能看到中关村捡破烂的农民拿着手机，就判断说中国农民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了，还是应该到广大的农村去看看。正是来自西部农村深刻的现实体验，牛学智开始对所谓的“中心话题”产生了质疑。他从内心深处向自我发问：“近八亿人的生活体验、精神状态由谁来发现，叙述？”他以个人的基层经验为权衡标准，“觉得文学既然是叙述公共经验，就不能完全撇开基层社会这个产生公共情感体验的核心地带。”于是他带着这样的问题，开始自己孤独的寻找。这时的牛学智自觉到就文学谈文学，在文学规定性之内开展批评，就无法靠近“问题”的实质。鲁迅曾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于是他开始“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来”，他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之外的一些书，特别是社会学和哲学方面的著作，开始用一些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思想来凝聚和探究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探察的结论并不复杂，这正如牛学智自己所说，“一个直观的印象是，当前社会语境下的文学批评话语方式、价值取向、审美重心等，不可能在既有文学理论惯例中产生了，它必须有新的价值机制支撑。” 《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应该说是牛学智建构文学批评基本价值机制的开始。在这样一本40多万字的煌煌大著中，作者奉献给我们的东西是值得引起重视的。在谈到他创作《当代文学批评众神肖像》的初始动因时，他提到前面谈到的在“鲁院”期间的一些遭遇，是导致他梳理批评的一个直接动因，但直接动因不一定就能成就一本书，对当代批评问题的深入研究，使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感受，当前文学批评家的使命是什么？这是促成他对当前批评家个案研究的一个直接动因。怎样凝聚批评思想，如何突出个案的话语意义才能揭示批评的有效性问题？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他在大量阅读和习研当代文学批评家论著的基础上，把它们放回到晚近三十年来的整体批评格局中去考察。即是说通过这样的微观观照，曲折地回应人们对“批评如何不能”之类的浮泛指责，对“如何能”做出自己有说服力的回答。
如何看待当今的文学批评？纵观牛学智的个案研究，我们发现，首先是他对近年来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所持有的不同看法；第二是对批评回到“文学理论”或“文学自身”的警惕。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文学理论之外学科的理论著作，也就构成了他打量中国本土批评家的一个基本视野，在“消费社会”这个具体语境中，凝聚批评的微观经验，这也是批评话语在“当前”的生成路径。回顾我们的文学批评，一直以来都在一个大的“传统文化”的知识背景和“文学理论”自身知识经验的惯性之中，作为生成当前批评话语的当然理论来源，但我们的文学批评的语境早已不是传统观念之下的批评语境，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早已经过“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语境转换，也已经经过“消费主义思维、政治经济逻辑重新组装过”。在这样的语境下开展文学批评，它的说服力和有效性在哪里？形而上如果没有社会学和现代哲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视野，形而下如果没有身体性感知经历，批评就会无的放矢，不及物，就谈不上批评的意义建构，也无益于世道人心。
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特别是批评家的个案研究，肯定要重点把握论评对象的思想面貌和学理建构。在牛学智的这部著作中，我注意到了他反复强调“批评话语”。这里，批评话语是指批评家“对他们所历经的文学现实做了理论方面的话语凸显，并且这个凸显中也已经植根了他们的主体性创造”，那么也就意味着批评家的“话语意识自觉”和批评概念之发现（也就是命名），批评话语建构，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意义在于，首先，他认为他们，当然还有很多未能作为个案的批评家，出示了他们在这个时代文学现实中的感知性思想，也是一种或几种知识分子声音的表达，用其中一位批评家的话说，就是把他们的“私人知识”公共化了。其次，他们已经有的批评实践，整体性地改变了批评方向，特别是在话语方式上，为今后批评积淀了重要理论的和经验的丰厚资源——批评话语需要进一步向个体“感知性体验”方向迈进，而不再是“大白话讲大道理”的模式。这是“内在性”过程中，批评必须先“内在性”的一个简单道理。因此，我发现他非常注重对批评话语成色和批评概念之发现的检视和观照，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选定这些批评对象的重要依据之一。当然，他的研究在这样的对象之中进行，凝聚的问题和经验也就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代表性。
牛学智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成就还体现在他对晚近文学理论批评思潮的主体性反思与本土话语的审视上。《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是作者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家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本着实证分析和理性批判的态度，在中西、中古文学理论坐标上，对中国当代，特别是新时期至新世纪30多年来的文学批评本土话语的发生、发展，乃至转译、变异进行宏观把握与微观辨析相结合的深入研究所形成的富有洞见的学术成果，体现了作者的理论素养和观照问题的能力。全书主要内容由“60年文学理论批评思潮的主体性反思、新世纪文学批评话语基本情况的调查研究、晚近典型话语方式的价值审视和文体化本土批评话语机制建构”等四个在逻辑上相互影响、前后制约的命题组成。在反思各个时段重要批评话语的基础上，通过“历时”与“共时”坐标，辨析当前流行批评话语的困境与知识范式局限，为本土基础话语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与此同时，通过文体化批评的个案研究，阐明了本土不同文体批评的价值生成方向，有效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空间，提升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
牛学智通过详细的谱系化打捞和梳理，宏观反思60年文学理论批评思潮的得与失，通过对批评家的主体性反思，对批评的本土话语的审视，从而达到“最终生成各类批评路向的价值言说机制”的目的，这也是他建构自己文学批评观的重要探索，标志着一个批评家走向成熟。下面，我就作者在《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一书中的几个重要观点和问题，谈谈自己的阅读体会。
先来谈谈“启蒙的现代性”问题。中国的启蒙本身就存在不彻底性，“五四”肇始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其发生起点就是与“救亡图存”的国家理性和“弃旧图新”的思想西化倾向紧密联系在一起，后来救亡压倒启蒙使启蒙半途而废。80年代初，以“新生代”或“先锋派”诗人为群落，他们表达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在理论界，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识开始觉醒。他们摆脱了十七年时代的政治评价标准，重新认识20世纪的文学，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崛起，应该说是五四启蒙精神的接续。但是，正如耿占春所说：“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重新呈现出一抹希望的社会理念在纯粹的暴力时刻化为幽灵，社会伦理情感被彻底压抑或进入了精神分裂。社会的重新组织只剩下不合法的利益获取。”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确立，经济主义以不可动摇的主流意识形态占居人们的生活。随着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的来临，大众文学开始兴起。“剧烈地社会分化与不顾一切的经济增长、相当快速的城市化等等”，“欲望化”成为20世纪90 年代以来文学的主要倾向，“娱乐至死”的时代来临了。在今天，全球化与发展的单面指标已经构成了一个巨无霸式的板块结构，迅速把社会推向超稳定的表相繁荣，同时有力地掩盖住内部所包容的各种混乱与矛盾冲突。在当下，资本已经无孔不入，我们的文化领域往往成为资本操控的秀场，消费社会一切以“经济”为要务，正如牛学智所说：“经济主义机制成了实际上的主导性价值趋向。”如果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学的使命主要表现为文学及其文学批评将充分展示介入人的精神生活的能力，这才是文学及其批评的意义所在。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文学及其批评却大面积地撤向“自我”和所谓的“内在性”，文学及其批评在哲学、社会学视野下观照人的精神世界的能力已经丧失了。思考敏锐的牛学智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之中，借重社会学和哲学思想，对“当前的”文学批评话语进行审视，开始建构文学批评的价值言说机制。 不论从文化学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权威遭遇挑战、崇高被解构、价值被毁弃、道德被颠覆、理想被放逐的时代。作为现代人被后现代文化解构、被消费社会的权力主体悉数编码后的精神现实是：价值缺席、灵魂出逃、无家可归的宿命性存在。但问题是我们国家当下经历的社会形态要比之以上简单的归纳复杂得多，比如，当下的中国不但存在农耕时代的社会特征，在北方的广大农村就是这样的形态。在中小城市，大多处在工业化时代（现代），而在一些东南沿海城市，却已经是现代与后现代混存了。因之，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把当下的中国称之为“断裂”的社会，是有其社会学根据的。在这个断裂的社会中，在社会的不同部分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这个社会里。比如存在主义、后现代、工业化、封建农耕社会、信息社会、消费主义等等不一而足。比如我们西海固的农民仍然采用的是刀耕火种的农耕作业方式，但却在家里就可以拿着手机与城市里打工的子女通电话，坐在土炕上看最前卫的电视节目，和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那些电视节目中的内容却与他们不相干，甚至也不属于他们的时代。这是我们文学批评的一个大的背景性存在。而我们的文学批评却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变化和背景性存在。特别是民俗语境取代主体性话语并与“国家话语”合谋，并被后者取代的现实是，批评与最广大的“底层”现实越来越远，批评话语内在于现实语境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又何来有效性呢？
作者在《失重与软弱：当前文学批评的含混面影》中谈到“‘理论化’遮蔽了问题意识”。对于这个问题，我更愿意就这几年学院文学批评的情况多说两句。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术化追求并没有错。考察当下的文学批评，从大的方面来看，有两个方面的批评构成当下批评的话语主场。一个是媒体批评，一个是学院批评。相对于前者，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商业环境的构成要件，这样，媒体批评就无法摆脱“商业广告”的嫌疑。但真正的批评与广告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价值标准。文学批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思想含量和价值判断的依据上，而商业广告则主要是体现着商品的市场观念和时尚的消费逻辑。在如今消费社会的语境下，文学作品的商品化，媒体批评的价值标准已经移出了文学本身，成为消费社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表征，可以说媒体批评与真正的文学已经无关了。而在学院这一边，所谓的“学院知识人”批评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学科机制作用下的知识再生产，往往在考据学、古典文学、语言学或者文学史方面，我们的一些批评家，“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做着皓首穷经的考据和研究，这在他们看来，似乎更接近于正统，而不屑于当下文学批评研究。而另一种情况则是，有一些“学院知识人”积极地介入当下文学批评。因为学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有相对宁静的环境，较为开放的理论视野，有较为纯粹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这就为文学批评介入当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野，并使文学在当下遭遇的深刻问题有了展开深入追问的可能。因此，学院批评应该说最终能成为这个传统理论谱系解体之后，积极地介入现实生活最终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参与现代文化共同体构建，开拓崭新文化空间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我们的现实并不如人意，学院批评大多自洽地存在于学科规定性之内，“一些学院批评家积极地介入当下文学批评”并不积极（因为这与他们争取国家课题无关，给他们带不来多少实惠）。这正如牛学智在《走出四个规定性：也谈文艺批评》一文中所说：“历史意识和社会学视野，基本上被这些无限分解下去的所谓学科内合法性知识阻断在遥远的地方了，公共知识分子情怀也罢，人道主义诉求也罢，仅仅成了学科梳理过程中的一个华丽技术而存在。”学院批评无法走出学科的规定性，陈旧的知识翻晒和贩卖，并在此基础上的死知识的再生产，哪里还有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和责任担当？哪里还有现代性的启蒙？
牛学智是一位敏锐的文学批评家，由于他对自己的阅读保持着持久的更新与拓展，因此，他的视野常常超越了自我局限性，从而站在一个阔大的人文背景之上。既有横向的空间维度，又有纵向的时间维度，既有文学批评的哲学视野，又有文学批评的历史视野，正是在这样一个坐标系上来打量当下的文学批评，从而能够超越“影响的焦虑”，以敏锐的视角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把当下的文学批评问题看成是“周期性的话语饶舌”，可谓一语中的。
批评是否该考虑走出自我经验规定性的问题，这是在一次青年批评家的研讨会上，给他强烈感知的问题之一。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当社会急剧转型、经济迅速发展，甚至当社会内部的阶层断裂早已发生、价值错位已经横亘在人们面前之时，个体或个性化理论视角，实际上已经成了蛊惑阶层断裂、强化价值错位的一个理论武器了。就是说，自我经验的理论能量其实已经被耗尽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是形形色色、各执己见的个人视角、个人经验，毫无含糊，由此构成的批评话语肯定是破碎的和散乱的，也就不可能指向作为群体存在的社会阶层，和作为力求达成共识、取消差异的价值共同体而有效言说现实的整体力量存在。如果不走出自我经验，批评似乎就只能是无效的自我饶舌，其结果是谁也听不懂对方，谁也不愿听懂对方——因为，持己见，曾被理论所豁免。”诚哉斯言。
批评是否该考虑走出时下主流的意识形态规定性的问题，是当下许多批评家力图回避的问题，但我想这个问题不回答，批评的有效性问题仍然不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牛学智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个问题也就是牛学智在《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中所说的“中国经验”取代现代性话语的问题。“我发现，当‘和谐’呈一时之盛时，大大小小的批评，无不围绕幸福、快乐而展开；当‘正能量’首当其冲时，‘人民性’话语方式便应运而生了。”当这样的“国家话语”取代一切时，真正的理论批评者就会被从“中间架空”，文学上普遍的认同危机和归属危机的探讨，在理论上就会被搁浅。这样“‘民俗主体’替代了启蒙的个人‘主体性’，‘民俗话语’取代了主体性话语并与‘国家话语’达成共识继而为后者所取代”的事实，使“文学真正该观照的人群及内在于其中的诸多问题，遭到了严重阻断和强行改写”，这是作者通过“类型化读者”问题的研究，发现的“一个时期意识形态的公开秘密”（耿占春语）。 尼尔·波兹曼说：“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他同时指出：“当神圣被消解，价值高下的差别被遮盖，生理快感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身体在此仅仅是永不停息的欲望机器，欲望机器最终生产的是一个欲望乌托邦，身体乌托邦，快感乌托邦，一个因为娱乐泛滥而濒临死亡的物种。”
这是不是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希望出现的局面，不得而知。但我确信这样的局面正在出现，我们满大街都是“被幸福”的人们，满世界都有那么多生活在“幸福”“安详”之中的时代的宠儿，我们的文学批评处在“温水煮蛙”的过程之中，他们或者是被彻底压服（当然，甘为犬儒者也大有人在，甚至不在少数），他们无法感知（甚至不愿感知）他人甚至切身的痛楚，竟而虚幻出不受市场资本、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制约的“自由状态”（这种状态很容易得到各方面的宽容和支持），甚至是“作稳了奴隶”的洋洋自得。以粉饰荣盛、高歌幸福、抒发诗意、颂赞美好、倡扬安祥为能事！真正文学批评的担当何在？
牛学智以其丰厚的社会学和现代哲学、经济学、文化学知识，不断强化自己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和哲学视野，大胆引入西方当代文论，激活自己的思维和胸襟，对当代批评观念、问题与社会语境错位进行富有洞见地“审视”，特别是他在对几种典型批评话语方式的微观审视中，发现目前文学批评乏力的缘由，主要在于泛价值论与抽象的本土传统文化论。因此，他确信，只有在当今的社会现实，建构主体性话语、民间民俗文化话语、身体性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动态言说机制和社会学支点，才是确保文学批评重返时代思想前沿，介入并引领人们价值生活的前提，表现出一位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自信与自觉。他认定只有文体化，细化文学批评的价值书写，本土文学现代性研究才能走向深入，对当代文学的言说才会更加可信，对本土价值观的论述才能形成自洽的话语系统，批评的自觉程度才能得到切实提高，批评自信才能落到实处。这些不无见地的观点，建立在他扎实的学科基础之上，为他进一步深入研究文学批评，把自己的文学批评研究推向存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年轻的牛学智将会深入文学批评的纵深地带，为未来中国文学批评的重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
牛学智文学批评整体上的理论自觉意识，突出地表现在“当前的语境中”建立起来的文学批评的整体阐释框架以及“历时性”观照方式的“批评家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他从批评家的个案出发，微观地考察和辨析当代批评家的精神谱系，从而有效地凝聚和提炼他们的批评经验，勘探和发现他们批评的“误区和盲视”，在个体话语方式和整体文学思潮的交融和互动中重新观照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创造性地提出个体批评话语和公共批评概念的双向建构功能，从而达到重构当代文学批评有效性的目的。牛学智认为，“具体批评家个人问题史，一定意义上也就可视为对一个时段普遍性批评问题的凝聚”。其二，是他以跨学科的知识修炼，打破了在既有的文学之内言说文学的批评规定性，把文学批评的话语从传统拉回当下特定消费社会的语境之中，从而“衡估批评话语”的有效性，展示一种“杂语”式的文学理论视野，在“思想言说”的高度，进行人文精神的再思考，从而完成自己批评的精神突围，确立自己批评的人学视界和价值维度，从个人理论实践的自发阶段上升到理论探索的自觉阶段。
在与牛学智多年的交往中，我发现他有深刻的问题意识和反思能力。这也是当下许多批评家所缺乏的。他的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够关注“深层社会断裂的叙事”，缘于他的底层经历。牛学智出生于以“苦甲天下”闻名的宁夏南部山区，我们都有一个在民俗学意义上被命名了的背景性存在——西海固。在那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交困，造就了一个在文学上“地域共同体”的苦难语境。有人说张承志是最早复活“穷人”与“富人”概念的作家，而他的小说《心灵史》就是以“荒旱苦裂”的西海固为背景而写就的一部一个民族生存与抗争的历史，因此，在那样的地域共同体中，从物质与精神就不可能脱离那样的现实。牛学智来自底层，他对底层的生活状态本身就有深刻的体认。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都有过赶驴放羊，偷掰邻居家玉米棒子、挖野菜充饥的岁月，都有过每一个“泥腿子”出身的人都经历过的人的辛酸与苦痛。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因此他的批评的价值观就能够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敏感而又多情的牛学智，以一位“初闯者”进入文学世界时，由于“地域共同体”的缘故，他以一位皈依者的家园情怀，久久地未能离开乡村宗法文化遗留下来的那点恬静、隐忍、安逸、自得其乐的主题，表现在文学批评的经验上，有过一段“文本细读式的阐释过程”。这也许是大多数批评家的共有经历，这一阶段，牛学智的批评文字集中体现在后来结集出版的《寻找批评的灵魂》（根据既有文学理论惯性知识，以文本细读为本撰写作家论、作品论），《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在文论“失语”语境规定性中，通过所谓“中西转换”、“中古转换”途径，实践文学批评的“全球化”的过程）两本专著之中。当然《寻找批评的灵魂》一书当中的部分文章已经对自己的批评观进行了一些反思，有些思考得也比较深刻，如《普遍人性论是双刃剑》。
2005年对牛学智来说，意义非同小可。这一年，他参加了鲁迅文学院文艺理论班学习。在鲁院，让他这个一直以来“感觉良好”的年轻批评家遭受到了相当大的心理挑战。首先是身份的尴尬——边缘的“外省批评家”，让他第一次感受到“边缘人”的痛苦，也第一次感觉到了自身的差距。特别是与李建军等这样一批具有独特个性的当代批评家的交往，让他自觉到自己文学批评的问题所在。“觉得我文学批评的方向的确需要调整了。”让他明白的是，作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首先要确立自己批评的价值取向，而不是人云亦云，不是贴着作家的价值取向做文本细读式的阐释，“唯文学性而文学”，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批评立场。特别是当他在同学中间遭遇“学术研究圈里人”所谓的“中心话题”，即“市民文化、欲望释放、农民后现代性、如何建立城市文学的评价标准？”等等问题时，他作为一个来自底层的批评家，深切地感受到“价值错位、深层社会断裂及对断裂的叙事”是不是文学批评首要考虑的问题？他曾经历过一段苦闷的反思期，因为他看到的社会现实与这些所谓的“中心话题”相差太远，他开始曾经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错了？反思的结果，他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的批评对现实问题的诊断是否准确，这应该是确立批评主题的第一步。你不能看到中关村捡破烂的农民拿着手机，就判断说中国农民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了，还是应该到广大的农村去看看。正是来自西部农村深刻的现实体验，牛学智开始对所谓的“中心话题”产生了质疑。他从内心深处向自我发问：“近八亿人的生活体验、精神状态由谁来发现，叙述？”他以个人的基层经验为权衡标准，“觉得文学既然是叙述公共经验，就不能完全撇开基层社会这个产生公共情感体验的核心地带。”于是他带着这样的问题，开始自己孤独的寻找。这时的牛学智自觉到就文学谈文学，在文学规定性之内开展批评，就无法靠近“问题”的实质。鲁迅曾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于是他开始“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来”，他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之外的一些书，特别是社会学和哲学方面的著作，开始用一些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思想来凝聚和探究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探察的结论并不复杂，这正如牛学智自己所说，“一个直观的印象是，当前社会语境下的文学批评话语方式、价值取向、审美重心等，不可能在既有文学理论惯例中产生了，它必须有新的价值机制支撑。” 《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应该说是牛学智建构文学批评基本价值机制的开始。在这样一本40多万字的煌煌大著中，作者奉献给我们的东西是值得引起重视的。在谈到他创作《当代文学批评众神肖像》的初始动因时，他提到前面谈到的在“鲁院”期间的一些遭遇，是导致他梳理批评的一个直接动因，但直接动因不一定就能成就一本书，对当代批评问题的深入研究，使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感受，当前文学批评家的使命是什么？这是促成他对当前批评家个案研究的一个直接动因。怎样凝聚批评思想，如何突出个案的话语意义才能揭示批评的有效性问题？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他在大量阅读和习研当代文学批评家论著的基础上，把它们放回到晚近三十年来的整体批评格局中去考察。即是说通过这样的微观观照，曲折地回应人们对“批评如何不能”之类的浮泛指责，对“如何能”做出自己有说服力的回答。
如何看待当今的文学批评？纵观牛学智的个案研究，我们发现，首先是他对近年来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所持有的不同看法；第二是对批评回到“文学理论”或“文学自身”的警惕。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文学理论之外学科的理论著作，也就构成了他打量中国本土批评家的一个基本视野，在“消费社会”这个具体语境中，凝聚批评的微观经验，这也是批评话语在“当前”的生成路径。回顾我们的文学批评，一直以来都在一个大的“传统文化”的知识背景和“文学理论”自身知识经验的惯性之中，作为生成当前批评话语的当然理论来源，但我们的文学批评的语境早已不是传统观念之下的批评语境，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早已经过“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语境转换，也已经经过“消费主义思维、政治经济逻辑重新组装过”。在这样的语境下开展文学批评，它的说服力和有效性在哪里？形而上如果没有社会学和现代哲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视野，形而下如果没有身体性感知经历，批评就会无的放矢，不及物，就谈不上批评的意义建构，也无益于世道人心。
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特别是批评家的个案研究，肯定要重点把握论评对象的思想面貌和学理建构。在牛学智的这部著作中，我注意到了他反复强调“批评话语”。这里，批评话语是指批评家“对他们所历经的文学现实做了理论方面的话语凸显，并且这个凸显中也已经植根了他们的主体性创造”，那么也就意味着批评家的“话语意识自觉”和批评概念之发现（也就是命名），批评话语建构，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意义在于，首先，他认为他们，当然还有很多未能作为个案的批评家，出示了他们在这个时代文学现实中的感知性思想，也是一种或几种知识分子声音的表达，用其中一位批评家的话说，就是把他们的“私人知识”公共化了。其次，他们已经有的批评实践，整体性地改变了批评方向，特别是在话语方式上，为今后批评积淀了重要理论的和经验的丰厚资源——批评话语需要进一步向个体“感知性体验”方向迈进，而不再是“大白话讲大道理”的模式。这是“内在性”过程中，批评必须先“内在性”的一个简单道理。因此，我发现他非常注重对批评话语成色和批评概念之发现的检视和观照，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选定这些批评对象的重要依据之一。当然，他的研究在这样的对象之中进行，凝聚的问题和经验也就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代表性。
牛学智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成就还体现在他对晚近文学理论批评思潮的主体性反思与本土话语的审视上。《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是作者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家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本着实证分析和理性批判的态度，在中西、中古文学理论坐标上，对中国当代，特别是新时期至新世纪30多年来的文学批评本土话语的发生、发展，乃至转译、变异进行宏观把握与微观辨析相结合的深入研究所形成的富有洞见的学术成果，体现了作者的理论素养和观照问题的能力。全书主要内容由“60年文学理论批评思潮的主体性反思、新世纪文学批评话语基本情况的调查研究、晚近典型话语方式的价值审视和文体化本土批评话语机制建构”等四个在逻辑上相互影响、前后制约的命题组成。在反思各个时段重要批评话语的基础上，通过“历时”与“共时”坐标，辨析当前流行批评话语的困境与知识范式局限，为本土基础话语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与此同时，通过文体化批评的个案研究，阐明了本土不同文体批评的价值生成方向，有效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空间，提升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
牛学智通过详细的谱系化打捞和梳理，宏观反思60年文学理论批评思潮的得与失，通过对批评家的主体性反思，对批评的本土话语的审视，从而达到“最终生成各类批评路向的价值言说机制”的目的，这也是他建构自己文学批评观的重要探索，标志着一个批评家走向成熟。下面，我就作者在《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一书中的几个重要观点和问题，谈谈自己的阅读体会。
先来谈谈“启蒙的现代性”问题。中国的启蒙本身就存在不彻底性，“五四”肇始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其发生起点就是与“救亡图存”的国家理性和“弃旧图新”的思想西化倾向紧密联系在一起，后来救亡压倒启蒙使启蒙半途而废。80年代初，以“新生代”或“先锋派”诗人为群落，他们表达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在理论界，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识开始觉醒。他们摆脱了十七年时代的政治评价标准，重新认识20世纪的文学，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崛起，应该说是五四启蒙精神的接续。但是，正如耿占春所说：“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重新呈现出一抹希望的社会理念在纯粹的暴力时刻化为幽灵，社会伦理情感被彻底压抑或进入了精神分裂。社会的重新组织只剩下不合法的利益获取。”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确立，经济主义以不可动摇的主流意识形态占居人们的生活。随着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的来临，大众文学开始兴起。“剧烈地社会分化与不顾一切的经济增长、相当快速的城市化等等”，“欲望化”成为20世纪90 年代以来文学的主要倾向，“娱乐至死”的时代来临了。在今天，全球化与发展的单面指标已经构成了一个巨无霸式的板块结构，迅速把社会推向超稳定的表相繁荣，同时有力地掩盖住内部所包容的各种混乱与矛盾冲突。在当下，资本已经无孔不入，我们的文化领域往往成为资本操控的秀场，消费社会一切以“经济”为要务，正如牛学智所说：“经济主义机制成了实际上的主导性价值趋向。”如果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学的使命主要表现为文学及其文学批评将充分展示介入人的精神生活的能力，这才是文学及其批评的意义所在。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文学及其批评却大面积地撤向“自我”和所谓的“内在性”，文学及其批评在哲学、社会学视野下观照人的精神世界的能力已经丧失了。思考敏锐的牛学智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之中，借重社会学和哲学思想，对“当前的”文学批评话语进行审视，开始建构文学批评的价值言说机制。 不论从文化学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权威遭遇挑战、崇高被解构、价值被毁弃、道德被颠覆、理想被放逐的时代。作为现代人被后现代文化解构、被消费社会的权力主体悉数编码后的精神现实是：价值缺席、灵魂出逃、无家可归的宿命性存在。但问题是我们国家当下经历的社会形态要比之以上简单的归纳复杂得多，比如，当下的中国不但存在农耕时代的社会特征，在北方的广大农村就是这样的形态。在中小城市，大多处在工业化时代（现代），而在一些东南沿海城市，却已经是现代与后现代混存了。因之，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把当下的中国称之为“断裂”的社会，是有其社会学根据的。在这个断裂的社会中，在社会的不同部分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这个社会里。比如存在主义、后现代、工业化、封建农耕社会、信息社会、消费主义等等不一而足。比如我们西海固的农民仍然采用的是刀耕火种的农耕作业方式，但却在家里就可以拿着手机与城市里打工的子女通电话，坐在土炕上看最前卫的电视节目，和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那些电视节目中的内容却与他们不相干，甚至也不属于他们的时代。这是我们文学批评的一个大的背景性存在。而我们的文学批评却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变化和背景性存在。特别是民俗语境取代主体性话语并与“国家话语”合谋，并被后者取代的现实是，批评与最广大的“底层”现实越来越远，批评话语内在于现实语境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又何来有效性呢？
作者在《失重与软弱：当前文学批评的含混面影》中谈到“‘理论化’遮蔽了问题意识”。对于这个问题，我更愿意就这几年学院文学批评的情况多说两句。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术化追求并没有错。考察当下的文学批评，从大的方面来看，有两个方面的批评构成当下批评的话语主场。一个是媒体批评，一个是学院批评。相对于前者，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商业环境的构成要件，这样，媒体批评就无法摆脱“商业广告”的嫌疑。但真正的批评与广告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价值标准。文学批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思想含量和价值判断的依据上，而商业广告则主要是体现着商品的市场观念和时尚的消费逻辑。在如今消费社会的语境下，文学作品的商品化，媒体批评的价值标准已经移出了文学本身，成为消费社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表征，可以说媒体批评与真正的文学已经无关了。而在学院这一边，所谓的“学院知识人”批评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学科机制作用下的知识再生产，往往在考据学、古典文学、语言学或者文学史方面，我们的一些批评家，“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做着皓首穷经的考据和研究，这在他们看来，似乎更接近于正统，而不屑于当下文学批评研究。而另一种情况则是，有一些“学院知识人”积极地介入当下文学批评。因为学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有相对宁静的环境，较为开放的理论视野，有较为纯粹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这就为文学批评介入当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野，并使文学在当下遭遇的深刻问题有了展开深入追问的可能。因此，学院批评应该说最终能成为这个传统理论谱系解体之后，积极地介入现实生活最终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参与现代文化共同体构建，开拓崭新文化空间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我们的现实并不如人意，学院批评大多自洽地存在于学科规定性之内，“一些学院批评家积极地介入当下文学批评”并不积极（因为这与他们争取国家课题无关，给他们带不来多少实惠）。这正如牛学智在《走出四个规定性：也谈文艺批评》一文中所说：“历史意识和社会学视野，基本上被这些无限分解下去的所谓学科内合法性知识阻断在遥远的地方了，公共知识分子情怀也罢，人道主义诉求也罢，仅仅成了学科梳理过程中的一个华丽技术而存在。”学院批评无法走出学科的规定性，陈旧的知识翻晒和贩卖，并在此基础上的死知识的再生产，哪里还有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和责任担当？哪里还有现代性的启蒙？
牛学智是一位敏锐的文学批评家，由于他对自己的阅读保持着持久的更新与拓展，因此，他的视野常常超越了自我局限性，从而站在一个阔大的人文背景之上。既有横向的空间维度，又有纵向的时间维度，既有文学批评的哲学视野，又有文学批评的历史视野，正是在这样一个坐标系上来打量当下的文学批评，从而能够超越“影响的焦虑”，以敏锐的视角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把当下的文学批评问题看成是“周期性的话语饶舌”，可谓一语中的。
批评是否该考虑走出自我经验规定性的问题，这是在一次青年批评家的研讨会上，给他强烈感知的问题之一。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当社会急剧转型、经济迅速发展，甚至当社会内部的阶层断裂早已发生、价值错位已经横亘在人们面前之时，个体或个性化理论视角，实际上已经成了蛊惑阶层断裂、强化价值错位的一个理论武器了。就是说，自我经验的理论能量其实已经被耗尽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是形形色色、各执己见的个人视角、个人经验，毫无含糊，由此构成的批评话语肯定是破碎的和散乱的，也就不可能指向作为群体存在的社会阶层，和作为力求达成共识、取消差异的价值共同体而有效言说现实的整体力量存在。如果不走出自我经验，批评似乎就只能是无效的自我饶舌，其结果是谁也听不懂对方，谁也不愿听懂对方——因为，持己见，曾被理论所豁免。”诚哉斯言。
批评是否该考虑走出时下主流的意识形态规定性的问题，是当下许多批评家力图回避的问题，但我想这个问题不回答，批评的有效性问题仍然不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牛学智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个问题也就是牛学智在《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中所说的“中国经验”取代现代性话语的问题。“我发现，当‘和谐’呈一时之盛时，大大小小的批评，无不围绕幸福、快乐而展开；当‘正能量’首当其冲时，‘人民性’话语方式便应运而生了。”当这样的“国家话语”取代一切时，真正的理论批评者就会被从“中间架空”，文学上普遍的认同危机和归属危机的探讨，在理论上就会被搁浅。这样“‘民俗主体’替代了启蒙的个人‘主体性’，‘民俗话语’取代了主体性话语并与‘国家话语’达成共识继而为后者所取代”的事实，使“文学真正该观照的人群及内在于其中的诸多问题，遭到了严重阻断和强行改写”，这是作者通过“类型化读者”问题的研究，发现的“一个时期意识形态的公开秘密”（耿占春语）。 尼尔·波兹曼说：“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他同时指出：“当神圣被消解，价值高下的差别被遮盖，生理快感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身体在此仅仅是永不停息的欲望机器，欲望机器最终生产的是一个欲望乌托邦，身体乌托邦，快感乌托邦，一个因为娱乐泛滥而濒临死亡的物种。”
这是不是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希望出现的局面，不得而知。但我确信这样的局面正在出现，我们满大街都是“被幸福”的人们，满世界都有那么多生活在“幸福”“安详”之中的时代的宠儿，我们的文学批评处在“温水煮蛙”的过程之中，他们或者是被彻底压服（当然，甘为犬儒者也大有人在，甚至不在少数），他们无法感知（甚至不愿感知）他人甚至切身的痛楚，竟而虚幻出不受市场资本、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制约的“自由状态”（这种状态很容易得到各方面的宽容和支持），甚至是“作稳了奴隶”的洋洋自得。以粉饰荣盛、高歌幸福、抒发诗意、颂赞美好、倡扬安祥为能事！真正文学批评的担当何在？
牛学智以其丰厚的社会学和现代哲学、经济学、文化学知识，不断强化自己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和哲学视野，大胆引入西方当代文论，激活自己的思维和胸襟，对当代批评观念、问题与社会语境错位进行富有洞见地“审视”，特别是他在对几种典型批评话语方式的微观审视中，发现目前文学批评乏力的缘由，主要在于泛价值论与抽象的本土传统文化论。因此，他确信，只有在当今的社会现实，建构主体性话语、民间民俗文化话语、身体性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动态言说机制和社会学支点，才是确保文学批评重返时代思想前沿，介入并引领人们价值生活的前提，表现出一位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自信与自觉。他认定只有文体化，细化文学批评的价值书写，本土文学现代性研究才能走向深入，对当代文学的言说才会更加可信，对本土价值观的论述才能形成自洽的话语系统，批评的自觉程度才能得到切实提高，批评自信才能落到实处。这些不无见地的观点，建立在他扎实的学科基础之上，为他进一步深入研究文学批评，把自己的文学批评研究推向存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年轻的牛学智将会深入文学批评的纵深地带，为未来中国文学批评的重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