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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三篇文章，冯黎明文从现代性和地域文化层面观照当代湖北文学批评的特色与得失，立意高远，解析深透。冯黎明认为：湖北文化多“外圆”而少“内方”，因此湖北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批评成果并不多见。唐铁惠文概括性评议新时期以来湖北几位“重量级”文艺理论家的学术建树，赵坤文从西方现代文论影响的角度看新时期湖北文艺批评的成就，疏理细密，谨严扎实。推出这组文章，不仅是帮助读者诸君了解近三十多年来湖北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的基本面貌，更是希望对本地区的相关从业者包括管理者有所触动。我曾在一篇关于湖北文学创作的访谈中期冀：作家素养更加提升，表达空间更加扩大，创作环境更加优化。移到这里，把作家置换为理论家、评论家，把创作置换为理论与批评，同样适用。（本专辑主持人 刘川鄂）
认真地查看一下中国地图，我们会发现，在中国所有的省级行政区中，湖北是唯一一个要跨两个省级行政区才能够出国/海的地方。这意味着湖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心地带”。虽地处这中心地带，湖北却有着四通八达的交通便利，它自由地吸纳、传送和再造着来自各方的财富、思想和知识。也许正是因此，晚清湖广总督府的所在地武汉成了洋务运动的重镇、辛亥革命的舞台、大革命的战场、中部崛起的领头羊……。在现代思想文化语境中，重大的历史事件、坚韧的中华文明、悲壮的中国现代性工程为湖北的现代文明绘制了一幅三维坐标的定位图。当代湖北思想文化界充满了以“九头鸟”之聪明为智力资源的创新精神，充满了传统文化之延续的批判精神，也充满了“九省通衢”带来的包容气概。同时它敏锐而浮躁、激越而肤浅、宽容而混杂……，那幅三维坐标的定位图把湖北地区思想文化的优点和缺点都书写得十分显明。在研究湖北文艺批评时，我们可以明确地见出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地方性与全球化的对抗怎样赋予了湖北文学批评以特有的理论特质和精神风貌。
敢为天下先的传统给湖北文学批评界带来了一种强烈的挑战意识。1949年以后，第一个因提出独特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观念而遭遇政治悲剧的知识分子就是湖北人胡风。1956年，时任《长江文艺》编辑的周勃先生发表《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1]，对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提出了质疑。1982年，曾经以《歌德巴赫猜想》大胆挑战极左时代知识分子政策的老作家徐迟发表《现代化与现代派》[2]一文，面对学术界关于现代派文学的一片伐挞之声，提出现代化建设必然产生现代派文艺的观点。近些年来，武汉大学的王兆鹏先生大胆引进计量历史学方法，提出对中国文学史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定量研究”，使得统治文学研究界的“定性研究”的霸权地位遭遇到了挑战。
在1980年代那个思想大解放的岁月里，诞生于武汉的《青年论坛》曾经是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齐名的新思潮窗口。1984年11月，《青年论坛》创刊号面世，设有“前辈寄语”、“改革研究”、“中西文化比较”、“史坛新论”、“反弹琵琶”、“响箭林”、“他山石”、“嘤鸣园”、“院校专页”、“改革前线的报告”等栏目，面世不久即在国内知识界激起热烈反响。创刊号上胡德平先生的《为自由鸣炮》一文，被《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诸家大型报刊转载。1985年李泽厚先生在《青年论坛》上发表《破天下达尊》一文，提出了一些极为敏感的问题。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青年论坛》逐渐以其思想的敏锐、理论的勇气和见解的新颖被称为新时期的《新青年》、“中国青年的思想库”。当时的著名中青年学者，如胡平、黎鸣、张志扬、梁治平、黄克剑等，都是《青年论坛》的作者。刊物也发表了一些涉及文艺理论、美学和文艺批评的文章，如易中天曾发表美学论文。1980年代中期，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和武汉的《青年论坛》成为知识界影响最大的新锐报刊，这一报一刊的影响力，至今仍没有学术性报刊能出其右。
《青年论坛》也许是湖北知识界的那种强烈的创新意识的集中体现，而在文艺批评领域，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同样有着鲜明的表达。1980年代初，文学学术界出现了一场寻求文学研究自主性的理论诉求。这一诉求是对极左时代霸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的统治的反拨。在这一理论潮流中学者们提出了寻找新观念新方法的呼吁。一时之间，以新三论为代表的科学方法论成为了国内学术界议论的热门话题。1985年，在厦门、扬州两次小型会议之后，武汉举办了大型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文艺学方法论学术谈论会。正是从这次会议起，关于新观念新方法问题的讨论由鼓吹进入了实质性的研究。
湖北地区文艺批评理论界的创新意识常常表现为在某一理论问题初现端倪之后独辟蹊径地寻找新角度或新依据加以诠释。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要成就是中篇小说，但陈美兰先生却把人们的关于中篇小说的诠释经验用于长篇小说的分析之中。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中，她把长篇小说的历史性内涵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与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的关系。樊星关于中国文学的地域文化内涵的研究亦有此种创新的特质。19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让许多批评家呼吁将文化的视野投向文学以诠释文学意义的特殊性。而直到樊星关于“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系列论文陆续发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的意义生产方式——地域文化精神的表达——才被提升为中国文学的本体论生存地位。这种创新性的理论话语还表现在聂珍钊关于“伦理批评”的提倡和研究中。聂珍钊的“伦理批评”概念本身早已有之，但是在当前中国文学批评普遍表现出相对主义价值的时代里，重新倡导“伦理批评”具有价值重建的意义。湖北民族学院的毛正天先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爱题材小说的一系列论文，体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学术敏感和前卫意识。
在文学理论领域，武汉大学张荣翼教授的文学研究的知识依据问题反思，也将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学科属性问题的讨论提升为从知识生产角度对整个文学研究的学科归属、思想资源以及价值依据等问题的辨析。在张荣翼的一系列有关该话题的论文中，文化研究引发的文艺学学科反思已经上升至关于全部文学专业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方式及其合法性问题的深入思考。 两千多年前，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曾面对世俗社会感叹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浪漫的楚人敢于挑战权威，从被称为“楚狂”的接舆嘲讽“万世师表”到李白自此为“楚狂人”的“凤歌笑孔丘”，从挑战古代诗文的经典地位的“公安三袁”到公开反对文革、绝食而亡的熊十力先生，湖北文人似乎有着一种挑战权威的传统。九头鸟的智慧、楚文化的浪漫以及“九省通衢”之地的见多识广，养就了湖北人的一种“不信邪”的精神。易中天《读城记》里解释武汉话“不服周”来自于楚人拒绝周天子的政治权力合法性，延及现代，则表现为武汉人敢于挑战权威的气概。
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字狱”就是由湖北人胡风引起的。
195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几次文艺批判运动，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这些批判的核心是要建立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法典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化领导权”，而胡风及其文友们并不认可《讲话》的理论。鲁迅先生很早就发现，胡风有一种“耿直，易于招怨”的性格。作为湖北人的胡风，极其强调“主观战斗精神”，而毛泽东提出的“工农兵方向”、“反映工农大众的现实生活”以及“立场”问题等等，胡风则视之为悬在文艺家头上的“五把刀子”。在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的社会语境中，湖北人胡风煞是大胆，以“五把刀子”说挑战毛泽东权威。这位“楚狂人”在政治上是幼稚的，鲁迅说他有些“神经质”。更为让人吃惊的是，敢于挑战权威但政治上幼稚的胡风，居然将自己的理论见解写成一份二十七万余字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份后来被称为“三十万言书”的报告给胡风带来了灭顶之灾，让他身陷囹圄二十余年。文艺理论家胡风因为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主流思想的文艺理论观点，所以他是“反革命”，同时因为他跟理论同仁或文友们通信探讨文艺理论问题，因此他们结成了“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前后涉及2100余人，这些人后来的命运都很悲惨。在一个非理性的社会里，挑战权威是要付出代价的，无论你有着怎样真诚的热情、高尚的动机或坚实的理论依据。胡风悲剧包涵着很多的性格悲剧因素，而那种挑战权威的“狂生”性格，又与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化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某种语境或主体动机条件下或有所掩盖，但最终它还是要顽强地暴露出来。
笔者的大学老师张国光先生也是一位敢于“打倒名人”的学者。1950年代，张国光先生曾因对《水浒传》的独特看法沦为右派，遭受二十余年的不幸。落实政策回到学术界以后，张先生挑战权威的风格有增无减。1980年代初，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出席一次历史学会议时公开挑战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后来张先生涉足《红楼梦》研究，提出“两个《红楼梦》，两个贾宝玉”的观点，大胆挑战周汝昌先生的红学研究。张先生日常生活中颇为特立独行，属于民国时期常有、后来日益罕见的那种“古怪教授”。1957年后，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学术体制化基本上消灭了“古怪教授”。意识形态的强大感召力、学术体制化中的利益动因，使得学术知识分子日益走向循规蹈矩，“正常人”越来越多，平庸者也越来越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是很怀念那些“古怪教授”的，他们身上那种“楚狂”式的性格，往往意味着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挑战精神，而敢为天下先的挑战精神又意味着他们具备了深邃的思想和超凡的学术功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古远清先生虽然出生于广东，但长期生活于武汉，也染上了湖北知识分子敢于挑战权威的德行，他关于余秋雨文革中参加“石一歌”写作组的历史考据酿成了近十年来的一桩意味深远的文坛公案。2001年，古远清教授在《南方文坛》等数家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内容涉及余秋雨先生文革中参加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组并执笔大批判文章《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古先生认为这些文章有助纣为虐的嫌疑。不久，余秋雨先生在《借我一生》书中对此予以否定并反驳了古远清文章。2004年7月29日，《南方周末》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长文《余秋雨文革片断》；2004年11月3日，《新周报》也用三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专栏文章《帮余秋雨回忆“文革”》，其中还有记者对古远清等人的采访。两家报纸文章登出后，古远清和余秋雨之间的笔墨官司一下子成了知识界的热门话题。古远清的狂放和大胆，致使权威遭遇挑战，让国人从中对历史社会人生又有了一层新的感悟。
2000年，湖北大学文学院刘川鄂先生的著作《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湖北大学文学院推出的这一批湖北作家论的研究著作中，刘著是唯一一部敢于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说“不”的书。刘川鄂认为，池莉小说表现了某一族群的“生物性生存”的状态，作者用反映“真实的生活”的旗号表达出一种退让型的人生态度，其中完全见不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追求的那种自由民主理性人权等现代性价值。因此池莉这位名扬海内的新写实小说家，充其量不过是小市民的代言者。
刘川鄂先生祖籍重庆，但生于湖北长于湖北。作为以研究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见长的学者，他身上有着一种强烈的审美主义气质。这种气质正是楚文化的浪漫精神的体现。挑战名作家池莉，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审美浪漫主义的伦理态度。事实上池莉小说的确充满市民气息，只是我们该怎样认识这种市民气的历史地位尚可商榷。在刚刚踏入21世纪大门的那一时刻，湖北批评家刘川鄂以挑战权威气概给沉闷的中国批评界投下了一颗审美浪漫主义的炸弹，让习惯于吹捧与自我吹捧的中国文学家们多少有些警醒。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但湖北地区却能享受南来北往的好处，虽无对外开放，却能“对内搞活”。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武汉是九省通衢之地。
五湖四海的货物在这片码头集散，大江南北的人等在这座驿站会面，长城内外的信息在这间会所交流；武汉人什么没见过？北方的豪迈、南方的勤勉、西部的洒脱、东部的精明……，中华民族伦理素质的种种内涵齐聚武汉人身上。见多识广的武汉人把多元的财富、信息和人情转化为一种开放型的文化心理。这一心理结构的外部表征是“杂糅”，内在的运行机制是“兼容”。九头鸟们敢为天下先、敢于挑战权威，这是因为他们见多识广，同时九头鸟们也善于学习、包容各种文化精神，那怕它们相互差异甚至相互矛盾。“兼容型”的文化性格使得湖北的学术知识分子能够博采众长，而不拘泥于一己之见。其重要表现就是湖北的学术知识分子善于“整合”，即，汇集各方材料观点，重新设定时空或因果关系构成新的理论框架。比如已故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就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以“整合”见长的学术方法。 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兼容型”的文化心理孕育出一种“圆形批评”的观念。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新理论新方法新观念涌入中国知识界，令人目不暇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神话-原型理论、阐释-接受理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等，中国批评界面对这纷至沓来的新型理论话语，一时之间饥不择食以至于濒临“失语”。文艺学的知识依据到底是语言学、心理学，还是社会学、美学？文艺学的思想资源到底是审美主义、批判理论，还是科学主义、实证理论？文艺学的方法论到底是形式分析、审美描述，还是经验实证、意识形态批判？面对各有其道理的新型理论话语，中国批评家兴高采烈而又莫衷一是，陷入一种“现代性焦虑”之中。湖北文化的“兼容型”特质在这里发挥出了独特的功效，那便是“圆形批评”的提出。
2000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先霈教授的《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一书。该书对王先生多年来主张的“开放的社会历史批评”、“圆形批评”进行了总结性的表述。面对当代批评潮流纷呈、多元并存的现象，作者提出了一种“圆形批评”的“兼容型”学术话语的构想。
圆形思维的文艺批评允许不同知识依据和思想资源的文本阐释方法的互补性存在。这种“兼容型”的知识生产实践得以形成的前提就是一种兼收并蓄、多元共存的文化精神，而湖北文化的“杂糅”特质恰恰带来了这样一种效果。在湖北的批评家中，执不同的阐释技术和价值准则的文艺批评家能够彼此友好地进行理论言说。比如刘川鄂和樊星的批评，前者的阐释依据主要是现代性，尤其是那种启蒙主义、审美主义和人类解放论的阐释视界，这一点在他对池莉小说的评论中已有极为明显的表征；而后者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出发点是一种强调异质性的地方文化概念，所以樊星要将当代文学的地域文化特性作为自己的阐释诉求。解放论的现代性建立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之上，而地域文化则以“地方性知识”反抗着总体化的“全球化知识”。就此而言，刘川鄂和樊星的批评话语应当是彼此冲突的，但事实上这两位湖北批评家不仅是生活中的挚友，而且能够为我们提供关于批评对象的互补性意义经验。比如关于池莉小说，樊星的评论使我们见出了池莉小说的武汉地方特色，而刘川鄂的评论让我们见出了池莉小说的市民特色。二者合一，我们则从中领悟到了武汉文化的市民气息。
“兼容型”文化允许多种形态的文学批评的共同生存。在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论坛上，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湖北这样包容了那么多种形态的理论话语。以忧国忧民为内质的传统现实主义批评，如陈美兰、邹贤敏等；以审美超越为内质的现代性批评，如於可训、刘川鄂等；以后现代差异性为内质的文化批评，如樊星、李俊国等；还有一批中青年批评家从形式特征入手对当代文学进行分析评价，在湖北文坛这个大舞台上，他们用各种乐器共同奏响一段和谐的交响乐。另外，“兼容型”文化也允许文艺批评在不同的语境中实施理论话语的转型，甚至超越既有的思维模式。比如当年以一腔政治热情写出为熊召政《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一诗辩护的批评文章的老批评家邹贤敏，进入1990年代后开始涉足神话——原型理论，他组织几位年轻学者在《文艺争鸣》杂志上撰写了一组关于中国文学经典中的原型问题的文章。在此之前，邹贤敏先生还曾研究现代主义艺术问题。1989年，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了邹主编的《西方现代艺术词典》。学术宽容和超越自我都需要“兼容型”文化的支撑，正是这种文化精神使得湖北的批评家们一方面获得了来自不同理论话语系统的学术信息和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心态。当然这里除了湖北文化的“兼容型”特质的激励外，还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性工程的轰轰烈烈地展开有关。现代性工程引导着中国的学术知识分子们广泛地吸纳现代性文明的成果，不断地寻求“新异原则”的革命效能。
文化的“兼容”特质还可以让人关注理论话语的“间性”状态，从学术体系的“互文”意义中领悟新的思想。知识的创新往往是在相互差异的知识系统之间的地带诞生的，而“兼容型”文化又为领悟“间性”提供了条件。比如笔者在1991年提出来的关于文学本体论的定义“文学是人类语言能力的自由实现”[3]就是一个兼容了1980年代的美学讨论、文学主体性反思和文学研究“向内转”几大思潮的新定义。这一定义虽然还缺乏系统的论证，但是从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方面来看，它适应了语言论转向以来的学理诉求，又保持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设定。这个定义实际上是结构语言学、现象学哲学、康德美学在文学问题上的一次“兼容”，是学科知识或学派知识“间性”的产物。不过“间性”不等于“杂烩”，“间性”是“杂烩”之后的创造，是对多元理论整合之后运用“生物工程技术”诞生出来的、具有全新基因图谱的新生命。从理论深度来看，“兼容型”文化造就的多元理论并存的思想生态，只是为创新准备了条件，真正的理论创新尚需要更深入的思索。
得地域之利而率先感受中国现代性工程，湖北文化由此形成它的“兼容型”特质，该特质为湖北的文艺批评带来了敢为天下先、敢于挑战权威以及宽容并包的优秀品格。但是，正如中国的现代性工程充满现代性焦虑以至于导致知识生产的模仿、失语一样，湖北文化带给湖北批评的理论品格同样也包涵着一种“成败萧何”的效应。倘若我们要实施文艺批评领域的“中部崛起”战略，就必须清醒地认识那些给我们带来成就感的理论品格背后隐含着的某种负面因子，并且以更多的努力去超越它们。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湖北地区文艺批评取得成绩的原由与湖北的地区文化特质有关，而这些成绩还未登上时代思想和理论论坛的最高层级的原由也与湖北的地域文化特质有关。
首先，敢为天下先给文艺批评带来的创新固然令人欣喜，但这种创新必须超越“敏锐的学术感觉”的层面，必须要有深入的理论反思将新颖的感觉带至理性思考的层面。否则，“敏锐的学术感觉”就只能停留在“感觉”之上而流于浅表化。三十多年来的湖北批评在这方面的欠缺之处十分明显。我们的批评经常能够敏锐地观察到新的文化现象、发现新的问题，并且准确地描述这些现象和问题。但这只是学术创新的起步，思想和理论上“价值最大化”的创新是对现象和问题诠释并提出应对策略。这种诠释就需要在敏锐的观察体验之后作深入或者广阔的思考。发现某种文学现象意味着创新的起步，而引入新颖的知识依据和思想资源将该现象置于某种文明传统、历史语境、社会事件、人类天性或意识形态的视野之中审视其因果的、时空的、质量的逻辑关系，从而合理地评价该现象的存在合法性或为之作价值定位，这样的批评所彰显的创新价值，要远远高于对文学现象的发现和描述。 其次，挑战权威可以促进思想文化的革命性进步，这是毫无问题的。湖北文化界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给新时期湖北文艺批评的繁荣带来了一种心理动力，这也是可以肯定的。具有挑战意味的批评往往能显示思想的锋芒，其创新价值无可置疑。但是，挑战权威不能仅仅停留在术语概念或实证事实的层面，我们还需要深入而开阔的理论诠释，否则我们的挑战就只能用“勇气可嘉”来表彰一番，无法真正地解构权威的合法性。
挑战权威显示了批评家的理论勇气，但是我们的理论除勇气外还需要历史意识、知识视域和社会洞察力。
再次，批评视野的宽延和理论话语的多元化在文艺研究领域是非常可贵的。因此见多识广的“楚人”提出“圆形批评”应该是一种极有见地的理论设想。作为意向性对象的文学艺术，它的存在呈现为一种“大地”的特质，单一的诠释依据和单一的诠释技术常常会在漫不经心中遮蔽文学艺术这片大地的“生物多样性”。所以文艺批评需要“外在”的阐释也需要“内在”的细读，需要形式分析也需要意识形态批判，需要审美描述也需要文献考据，需要心理症候的探微也需要文化原典的爬梳……正是因此，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中才会出现比其它学科的知识生产丰富得多的流派、思潮和理论体系。近代以来，文艺批评成了一片战场——这里持续性地发生着文化战争、知识战争和思想战争，而且是多方参与的混战，所以我们需要圆形批评以宽厚包容之心把参战各方带回谈判桌。但是，圆形批评应当在一定的范围、程度和语境意义上予以实施，若不加限定，它就有引导价值相对主义的危险。从多维角度审视文学艺术没错，湖北地区有许多批评家也是在这样做，但是如果把“多角度审视”演化成多重立场或多重准则的价值评判，这就有问题了。三十多年来，有不少的批评家时而举起形式自主性的大旗，时而喊出文化批判的口号，时而鼓吹现代性反思，时而张扬传统文化精神，等等。文学批评家应当具有独立且坚定的理论立场，应该在对文学艺术现象的多角度审视中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文化信仰。文艺批评的知识依据、理论路径和阐释技术是“圆形”的，但其价值评判的准则必须是一元的、确定的，否则价值相对主义就会摧毁我们的最基本的美丑善恶之别。湖北文化赋予湖北批评家开放的心态和开阔的视野，因此灵活的、多元的、变通的批评话语我们并不欠缺，但独特的、恒定的、明确的批评立场则需要我们去探索和坚守。三十多年来，湖北的文艺批评家们推出了不少的批评成果，但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并不多见，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湖北文化多“外圆”而少“内方”。
最后还有一点应当引起湖北批评家的注意，那就是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对新型文化现象的敏感，而且应该介入相关热点问题的讨论。近些年来，我省理论界的创新热情似乎有所减退，至少无法与1980年代相比，比如关于大众文化及其相关理论论题——诸如文化产业、传媒、身体、时尚、图像、性别、身份等等，我们的关注度不够。须知这些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已经得到高度重视，它们将在未来一段时期扮演学术主题的角色，引导着批评界的知识视界和思维向度。最近以来，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张荣翼教授在大众文化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推出了一些可观的成果，希望他的努力能够引起湖北批评界对大众文化问题的重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1]载《长江文艺》1956年第12期。
[2]载《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
[3]冯黎明：《语言学的文学本体论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认真地查看一下中国地图，我们会发现，在中国所有的省级行政区中，湖北是唯一一个要跨两个省级行政区才能够出国/海的地方。这意味着湖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心地带”。虽地处这中心地带，湖北却有着四通八达的交通便利，它自由地吸纳、传送和再造着来自各方的财富、思想和知识。也许正是因此，晚清湖广总督府的所在地武汉成了洋务运动的重镇、辛亥革命的舞台、大革命的战场、中部崛起的领头羊……。在现代思想文化语境中，重大的历史事件、坚韧的中华文明、悲壮的中国现代性工程为湖北的现代文明绘制了一幅三维坐标的定位图。当代湖北思想文化界充满了以“九头鸟”之聪明为智力资源的创新精神，充满了传统文化之延续的批判精神，也充满了“九省通衢”带来的包容气概。同时它敏锐而浮躁、激越而肤浅、宽容而混杂……，那幅三维坐标的定位图把湖北地区思想文化的优点和缺点都书写得十分显明。在研究湖北文艺批评时，我们可以明确地见出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地方性与全球化的对抗怎样赋予了湖北文学批评以特有的理论特质和精神风貌。
敢为天下先的传统给湖北文学批评界带来了一种强烈的挑战意识。1949年以后，第一个因提出独特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观念而遭遇政治悲剧的知识分子就是湖北人胡风。1956年，时任《长江文艺》编辑的周勃先生发表《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1]，对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提出了质疑。1982年，曾经以《歌德巴赫猜想》大胆挑战极左时代知识分子政策的老作家徐迟发表《现代化与现代派》[2]一文，面对学术界关于现代派文学的一片伐挞之声，提出现代化建设必然产生现代派文艺的观点。近些年来，武汉大学的王兆鹏先生大胆引进计量历史学方法，提出对中国文学史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定量研究”，使得统治文学研究界的“定性研究”的霸权地位遭遇到了挑战。
在1980年代那个思想大解放的岁月里，诞生于武汉的《青年论坛》曾经是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齐名的新思潮窗口。1984年11月，《青年论坛》创刊号面世，设有“前辈寄语”、“改革研究”、“中西文化比较”、“史坛新论”、“反弹琵琶”、“响箭林”、“他山石”、“嘤鸣园”、“院校专页”、“改革前线的报告”等栏目，面世不久即在国内知识界激起热烈反响。创刊号上胡德平先生的《为自由鸣炮》一文，被《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诸家大型报刊转载。1985年李泽厚先生在《青年论坛》上发表《破天下达尊》一文，提出了一些极为敏感的问题。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青年论坛》逐渐以其思想的敏锐、理论的勇气和见解的新颖被称为新时期的《新青年》、“中国青年的思想库”。当时的著名中青年学者，如胡平、黎鸣、张志扬、梁治平、黄克剑等，都是《青年论坛》的作者。刊物也发表了一些涉及文艺理论、美学和文艺批评的文章，如易中天曾发表美学论文。1980年代中期，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和武汉的《青年论坛》成为知识界影响最大的新锐报刊，这一报一刊的影响力，至今仍没有学术性报刊能出其右。
《青年论坛》也许是湖北知识界的那种强烈的创新意识的集中体现，而在文艺批评领域，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同样有着鲜明的表达。1980年代初，文学学术界出现了一场寻求文学研究自主性的理论诉求。这一诉求是对极左时代霸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的统治的反拨。在这一理论潮流中学者们提出了寻找新观念新方法的呼吁。一时之间，以新三论为代表的科学方法论成为了国内学术界议论的热门话题。1985年，在厦门、扬州两次小型会议之后，武汉举办了大型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文艺学方法论学术谈论会。正是从这次会议起，关于新观念新方法问题的讨论由鼓吹进入了实质性的研究。
湖北地区文艺批评理论界的创新意识常常表现为在某一理论问题初现端倪之后独辟蹊径地寻找新角度或新依据加以诠释。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要成就是中篇小说，但陈美兰先生却把人们的关于中篇小说的诠释经验用于长篇小说的分析之中。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中，她把长篇小说的历史性内涵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与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的关系。樊星关于中国文学的地域文化内涵的研究亦有此种创新的特质。19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让许多批评家呼吁将文化的视野投向文学以诠释文学意义的特殊性。而直到樊星关于“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系列论文陆续发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的意义生产方式——地域文化精神的表达——才被提升为中国文学的本体论生存地位。这种创新性的理论话语还表现在聂珍钊关于“伦理批评”的提倡和研究中。聂珍钊的“伦理批评”概念本身早已有之，但是在当前中国文学批评普遍表现出相对主义价值的时代里，重新倡导“伦理批评”具有价值重建的意义。湖北民族学院的毛正天先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爱题材小说的一系列论文，体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学术敏感和前卫意识。
在文学理论领域，武汉大学张荣翼教授的文学研究的知识依据问题反思，也将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学科属性问题的讨论提升为从知识生产角度对整个文学研究的学科归属、思想资源以及价值依据等问题的辨析。在张荣翼的一系列有关该话题的论文中，文化研究引发的文艺学学科反思已经上升至关于全部文学专业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方式及其合法性问题的深入思考。 两千多年前，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曾面对世俗社会感叹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浪漫的楚人敢于挑战权威，从被称为“楚狂”的接舆嘲讽“万世师表”到李白自此为“楚狂人”的“凤歌笑孔丘”，从挑战古代诗文的经典地位的“公安三袁”到公开反对文革、绝食而亡的熊十力先生，湖北文人似乎有着一种挑战权威的传统。九头鸟的智慧、楚文化的浪漫以及“九省通衢”之地的见多识广，养就了湖北人的一种“不信邪”的精神。易中天《读城记》里解释武汉话“不服周”来自于楚人拒绝周天子的政治权力合法性，延及现代，则表现为武汉人敢于挑战权威的气概。
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字狱”就是由湖北人胡风引起的。
195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几次文艺批判运动，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这些批判的核心是要建立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法典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化领导权”，而胡风及其文友们并不认可《讲话》的理论。鲁迅先生很早就发现，胡风有一种“耿直，易于招怨”的性格。作为湖北人的胡风，极其强调“主观战斗精神”，而毛泽东提出的“工农兵方向”、“反映工农大众的现实生活”以及“立场”问题等等，胡风则视之为悬在文艺家头上的“五把刀子”。在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的社会语境中，湖北人胡风煞是大胆，以“五把刀子”说挑战毛泽东权威。这位“楚狂人”在政治上是幼稚的，鲁迅说他有些“神经质”。更为让人吃惊的是，敢于挑战权威但政治上幼稚的胡风，居然将自己的理论见解写成一份二十七万余字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份后来被称为“三十万言书”的报告给胡风带来了灭顶之灾，让他身陷囹圄二十余年。文艺理论家胡风因为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主流思想的文艺理论观点，所以他是“反革命”，同时因为他跟理论同仁或文友们通信探讨文艺理论问题，因此他们结成了“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前后涉及2100余人，这些人后来的命运都很悲惨。在一个非理性的社会里，挑战权威是要付出代价的，无论你有着怎样真诚的热情、高尚的动机或坚实的理论依据。胡风悲剧包涵着很多的性格悲剧因素，而那种挑战权威的“狂生”性格，又与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化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某种语境或主体动机条件下或有所掩盖，但最终它还是要顽强地暴露出来。
笔者的大学老师张国光先生也是一位敢于“打倒名人”的学者。1950年代，张国光先生曾因对《水浒传》的独特看法沦为右派，遭受二十余年的不幸。落实政策回到学术界以后，张先生挑战权威的风格有增无减。1980年代初，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出席一次历史学会议时公开挑战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后来张先生涉足《红楼梦》研究，提出“两个《红楼梦》，两个贾宝玉”的观点，大胆挑战周汝昌先生的红学研究。张先生日常生活中颇为特立独行，属于民国时期常有、后来日益罕见的那种“古怪教授”。1957年后，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学术体制化基本上消灭了“古怪教授”。意识形态的强大感召力、学术体制化中的利益动因，使得学术知识分子日益走向循规蹈矩，“正常人”越来越多，平庸者也越来越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是很怀念那些“古怪教授”的，他们身上那种“楚狂”式的性格，往往意味着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挑战精神，而敢为天下先的挑战精神又意味着他们具备了深邃的思想和超凡的学术功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古远清先生虽然出生于广东，但长期生活于武汉，也染上了湖北知识分子敢于挑战权威的德行，他关于余秋雨文革中参加“石一歌”写作组的历史考据酿成了近十年来的一桩意味深远的文坛公案。2001年，古远清教授在《南方文坛》等数家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内容涉及余秋雨先生文革中参加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组并执笔大批判文章《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古先生认为这些文章有助纣为虐的嫌疑。不久，余秋雨先生在《借我一生》书中对此予以否定并反驳了古远清文章。2004年7月29日，《南方周末》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长文《余秋雨文革片断》；2004年11月3日，《新周报》也用三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专栏文章《帮余秋雨回忆“文革”》，其中还有记者对古远清等人的采访。两家报纸文章登出后，古远清和余秋雨之间的笔墨官司一下子成了知识界的热门话题。古远清的狂放和大胆，致使权威遭遇挑战，让国人从中对历史社会人生又有了一层新的感悟。
2000年，湖北大学文学院刘川鄂先生的著作《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湖北大学文学院推出的这一批湖北作家论的研究著作中，刘著是唯一一部敢于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说“不”的书。刘川鄂认为，池莉小说表现了某一族群的“生物性生存”的状态，作者用反映“真实的生活”的旗号表达出一种退让型的人生态度，其中完全见不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追求的那种自由民主理性人权等现代性价值。因此池莉这位名扬海内的新写实小说家，充其量不过是小市民的代言者。
刘川鄂先生祖籍重庆，但生于湖北长于湖北。作为以研究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见长的学者，他身上有着一种强烈的审美主义气质。这种气质正是楚文化的浪漫精神的体现。挑战名作家池莉，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审美浪漫主义的伦理态度。事实上池莉小说的确充满市民气息，只是我们该怎样认识这种市民气的历史地位尚可商榷。在刚刚踏入21世纪大门的那一时刻，湖北批评家刘川鄂以挑战权威气概给沉闷的中国批评界投下了一颗审美浪漫主义的炸弹，让习惯于吹捧与自我吹捧的中国文学家们多少有些警醒。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但湖北地区却能享受南来北往的好处，虽无对外开放，却能“对内搞活”。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武汉是九省通衢之地。
五湖四海的货物在这片码头集散，大江南北的人等在这座驿站会面，长城内外的信息在这间会所交流；武汉人什么没见过？北方的豪迈、南方的勤勉、西部的洒脱、东部的精明……，中华民族伦理素质的种种内涵齐聚武汉人身上。见多识广的武汉人把多元的财富、信息和人情转化为一种开放型的文化心理。这一心理结构的外部表征是“杂糅”，内在的运行机制是“兼容”。九头鸟们敢为天下先、敢于挑战权威，这是因为他们见多识广，同时九头鸟们也善于学习、包容各种文化精神，那怕它们相互差异甚至相互矛盾。“兼容型”的文化性格使得湖北的学术知识分子能够博采众长，而不拘泥于一己之见。其重要表现就是湖北的学术知识分子善于“整合”，即，汇集各方材料观点，重新设定时空或因果关系构成新的理论框架。比如已故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就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以“整合”见长的学术方法。 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兼容型”的文化心理孕育出一种“圆形批评”的观念。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新理论新方法新观念涌入中国知识界，令人目不暇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神话-原型理论、阐释-接受理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等，中国批评界面对这纷至沓来的新型理论话语，一时之间饥不择食以至于濒临“失语”。文艺学的知识依据到底是语言学、心理学，还是社会学、美学？文艺学的思想资源到底是审美主义、批判理论，还是科学主义、实证理论？文艺学的方法论到底是形式分析、审美描述，还是经验实证、意识形态批判？面对各有其道理的新型理论话语，中国批评家兴高采烈而又莫衷一是，陷入一种“现代性焦虑”之中。湖北文化的“兼容型”特质在这里发挥出了独特的功效，那便是“圆形批评”的提出。
2000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先霈教授的《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一书。该书对王先生多年来主张的“开放的社会历史批评”、“圆形批评”进行了总结性的表述。面对当代批评潮流纷呈、多元并存的现象，作者提出了一种“圆形批评”的“兼容型”学术话语的构想。
圆形思维的文艺批评允许不同知识依据和思想资源的文本阐释方法的互补性存在。这种“兼容型”的知识生产实践得以形成的前提就是一种兼收并蓄、多元共存的文化精神，而湖北文化的“杂糅”特质恰恰带来了这样一种效果。在湖北的批评家中，执不同的阐释技术和价值准则的文艺批评家能够彼此友好地进行理论言说。比如刘川鄂和樊星的批评，前者的阐释依据主要是现代性，尤其是那种启蒙主义、审美主义和人类解放论的阐释视界，这一点在他对池莉小说的评论中已有极为明显的表征；而后者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出发点是一种强调异质性的地方文化概念，所以樊星要将当代文学的地域文化特性作为自己的阐释诉求。解放论的现代性建立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之上，而地域文化则以“地方性知识”反抗着总体化的“全球化知识”。就此而言，刘川鄂和樊星的批评话语应当是彼此冲突的，但事实上这两位湖北批评家不仅是生活中的挚友，而且能够为我们提供关于批评对象的互补性意义经验。比如关于池莉小说，樊星的评论使我们见出了池莉小说的武汉地方特色，而刘川鄂的评论让我们见出了池莉小说的市民特色。二者合一，我们则从中领悟到了武汉文化的市民气息。
“兼容型”文化允许多种形态的文学批评的共同生存。在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论坛上，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湖北这样包容了那么多种形态的理论话语。以忧国忧民为内质的传统现实主义批评，如陈美兰、邹贤敏等；以审美超越为内质的现代性批评，如於可训、刘川鄂等；以后现代差异性为内质的文化批评，如樊星、李俊国等；还有一批中青年批评家从形式特征入手对当代文学进行分析评价，在湖北文坛这个大舞台上，他们用各种乐器共同奏响一段和谐的交响乐。另外，“兼容型”文化也允许文艺批评在不同的语境中实施理论话语的转型，甚至超越既有的思维模式。比如当年以一腔政治热情写出为熊召政《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一诗辩护的批评文章的老批评家邹贤敏，进入1990年代后开始涉足神话——原型理论，他组织几位年轻学者在《文艺争鸣》杂志上撰写了一组关于中国文学经典中的原型问题的文章。在此之前，邹贤敏先生还曾研究现代主义艺术问题。1989年，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了邹主编的《西方现代艺术词典》。学术宽容和超越自我都需要“兼容型”文化的支撑，正是这种文化精神使得湖北的批评家们一方面获得了来自不同理论话语系统的学术信息和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心态。当然这里除了湖北文化的“兼容型”特质的激励外，还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性工程的轰轰烈烈地展开有关。现代性工程引导着中国的学术知识分子们广泛地吸纳现代性文明的成果，不断地寻求“新异原则”的革命效能。
文化的“兼容”特质还可以让人关注理论话语的“间性”状态，从学术体系的“互文”意义中领悟新的思想。知识的创新往往是在相互差异的知识系统之间的地带诞生的，而“兼容型”文化又为领悟“间性”提供了条件。比如笔者在1991年提出来的关于文学本体论的定义“文学是人类语言能力的自由实现”[3]就是一个兼容了1980年代的美学讨论、文学主体性反思和文学研究“向内转”几大思潮的新定义。这一定义虽然还缺乏系统的论证，但是从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方面来看，它适应了语言论转向以来的学理诉求，又保持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设定。这个定义实际上是结构语言学、现象学哲学、康德美学在文学问题上的一次“兼容”，是学科知识或学派知识“间性”的产物。不过“间性”不等于“杂烩”，“间性”是“杂烩”之后的创造，是对多元理论整合之后运用“生物工程技术”诞生出来的、具有全新基因图谱的新生命。从理论深度来看，“兼容型”文化造就的多元理论并存的思想生态，只是为创新准备了条件，真正的理论创新尚需要更深入的思索。
得地域之利而率先感受中国现代性工程，湖北文化由此形成它的“兼容型”特质，该特质为湖北的文艺批评带来了敢为天下先、敢于挑战权威以及宽容并包的优秀品格。但是，正如中国的现代性工程充满现代性焦虑以至于导致知识生产的模仿、失语一样，湖北文化带给湖北批评的理论品格同样也包涵着一种“成败萧何”的效应。倘若我们要实施文艺批评领域的“中部崛起”战略，就必须清醒地认识那些给我们带来成就感的理论品格背后隐含着的某种负面因子，并且以更多的努力去超越它们。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湖北地区文艺批评取得成绩的原由与湖北的地区文化特质有关，而这些成绩还未登上时代思想和理论论坛的最高层级的原由也与湖北的地域文化特质有关。
首先，敢为天下先给文艺批评带来的创新固然令人欣喜，但这种创新必须超越“敏锐的学术感觉”的层面，必须要有深入的理论反思将新颖的感觉带至理性思考的层面。否则，“敏锐的学术感觉”就只能停留在“感觉”之上而流于浅表化。三十多年来的湖北批评在这方面的欠缺之处十分明显。我们的批评经常能够敏锐地观察到新的文化现象、发现新的问题，并且准确地描述这些现象和问题。但这只是学术创新的起步，思想和理论上“价值最大化”的创新是对现象和问题诠释并提出应对策略。这种诠释就需要在敏锐的观察体验之后作深入或者广阔的思考。发现某种文学现象意味着创新的起步，而引入新颖的知识依据和思想资源将该现象置于某种文明传统、历史语境、社会事件、人类天性或意识形态的视野之中审视其因果的、时空的、质量的逻辑关系，从而合理地评价该现象的存在合法性或为之作价值定位，这样的批评所彰显的创新价值，要远远高于对文学现象的发现和描述。 其次，挑战权威可以促进思想文化的革命性进步，这是毫无问题的。湖北文化界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给新时期湖北文艺批评的繁荣带来了一种心理动力，这也是可以肯定的。具有挑战意味的批评往往能显示思想的锋芒，其创新价值无可置疑。但是，挑战权威不能仅仅停留在术语概念或实证事实的层面，我们还需要深入而开阔的理论诠释，否则我们的挑战就只能用“勇气可嘉”来表彰一番，无法真正地解构权威的合法性。
挑战权威显示了批评家的理论勇气，但是我们的理论除勇气外还需要历史意识、知识视域和社会洞察力。
再次，批评视野的宽延和理论话语的多元化在文艺研究领域是非常可贵的。因此见多识广的“楚人”提出“圆形批评”应该是一种极有见地的理论设想。作为意向性对象的文学艺术，它的存在呈现为一种“大地”的特质，单一的诠释依据和单一的诠释技术常常会在漫不经心中遮蔽文学艺术这片大地的“生物多样性”。所以文艺批评需要“外在”的阐释也需要“内在”的细读，需要形式分析也需要意识形态批判，需要审美描述也需要文献考据，需要心理症候的探微也需要文化原典的爬梳……正是因此，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中才会出现比其它学科的知识生产丰富得多的流派、思潮和理论体系。近代以来，文艺批评成了一片战场——这里持续性地发生着文化战争、知识战争和思想战争，而且是多方参与的混战，所以我们需要圆形批评以宽厚包容之心把参战各方带回谈判桌。但是，圆形批评应当在一定的范围、程度和语境意义上予以实施，若不加限定，它就有引导价值相对主义的危险。从多维角度审视文学艺术没错，湖北地区有许多批评家也是在这样做，但是如果把“多角度审视”演化成多重立场或多重准则的价值评判，这就有问题了。三十多年来，有不少的批评家时而举起形式自主性的大旗，时而喊出文化批判的口号，时而鼓吹现代性反思，时而张扬传统文化精神，等等。文学批评家应当具有独立且坚定的理论立场，应该在对文学艺术现象的多角度审视中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文化信仰。文艺批评的知识依据、理论路径和阐释技术是“圆形”的，但其价值评判的准则必须是一元的、确定的，否则价值相对主义就会摧毁我们的最基本的美丑善恶之别。湖北文化赋予湖北批评家开放的心态和开阔的视野，因此灵活的、多元的、变通的批评话语我们并不欠缺，但独特的、恒定的、明确的批评立场则需要我们去探索和坚守。三十多年来，湖北的文艺批评家们推出了不少的批评成果，但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并不多见，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湖北文化多“外圆”而少“内方”。
最后还有一点应当引起湖北批评家的注意，那就是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对新型文化现象的敏感，而且应该介入相关热点问题的讨论。近些年来，我省理论界的创新热情似乎有所减退，至少无法与1980年代相比，比如关于大众文化及其相关理论论题——诸如文化产业、传媒、身体、时尚、图像、性别、身份等等，我们的关注度不够。须知这些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已经得到高度重视，它们将在未来一段时期扮演学术主题的角色，引导着批评界的知识视界和思维向度。最近以来，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张荣翼教授在大众文化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推出了一些可观的成果，希望他的努力能够引起湖北批评界对大众文化问题的重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1]载《长江文艺》1956年第12期。
[2]载《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
[3]冯黎明：《语言学的文学本体论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