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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私，还是自我？
如果不是用“隐瞒”作为了这场旅行的开始，无锡男子邹明的17天失联，在他的同龄人眼中，也不过是一个“终于找到自我”的选择。
2016年5月6日，邹明进入黑竹沟景区，一个多小时后他离开景区，却给妻子打去电话，“要进黑竹沟景区转一转，看看就回来，不会去探险。”
他转身上了附近的旧公路，给背包换了一件罩衣，裤子上也围了一件衣服，戴了运动面巾，随后乘坐一辆面包车到了峨边县城汽车站，当天18时左右到了成都。
在此后的17天里，他在网上约了几个队友一起去了都江堰、汶川、映秀、卧龙、小金、丹巴、金川、色达、甘孜、新龙、理塘、巴塘、昌都、波密、鲁朗、林芝等地，5月22日到达拉萨，被警方发现。至此，全国网友深度关注、各方人员联动、家人耗资20万元的失联事件告终。
按照原计划，他会用四到五年的时间走完世界，此次失联则是在半年前就策划好的。真相大白，网友的愤怒和指责集中在他的“不负责任”上，“四五年？你考虑过家人吗？四五年之后，你想想女儿多大了？”但邹明的回答一如既往，“这一切都考虑过很多遍。”
“我知道很多人对我的行为无法理解。”邹明说。从一两年前开始他就觉得生活不能这样过，没有幸福感。可家人都无法理解他的感受。明明工作很好，家庭也幸福，孩子又那么可爱，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他的幸福，显然与父母理解的不太一样。父母求稳，希望儿子能过上按部就班、波澜不兴的生活。而在儿子看来，结婚生子，这些是父母的人生愿望，他顺从地完成了。所以接下来他有权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有足够的自由跟着梦想前行。
只顾自己的感受，甚至不惜用谎言抛弃家人，是不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大部分声音都对反转的剧情表达了愤怒和痛心，但也有人理解他的决定：“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为什么一定要守在婚姻里才叫负责任？”
而没有说出口的，是新新人类对传统的质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需求埋藏在对别人负责下？我们对自己负责了吗？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到底是自私，还是个性时代必然的趋势？
那些糟糕的，只是少数派
这些说跑就跑的故事，似乎只发生在80后与90后身上。个人的名声会毁掉一个团队，一个人的特征也极易成为与他同时代群体的标签。在追求自由方面，80后更多被用于“逃避责任”的案例，90后则是“自私任性”的代言人。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他们因为社会压力和生活束缚，常常轻易放弃工作、爱情、婚姻，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这曾是被大力批判的行为方式。例如开创了“闪婚闪离”模式的80后，在无法面对围城里外的巨大落差时，忍不住用逃离的方式注解自己的选择。他们有时也会认同外界对自己选择的批判，尤其是受害者一方——对婚姻的耐受力男性通常弱于女性，后者因此成为公认的自由选择背后的受害者。
孩子一岁半时，外人眼中的恩爱夫妻董宇和李军，没有任何预兆地离婚了。离婚是李军提出来的。工作不稳定，家里盖了房子又生了宝宝，欠下10万元的债务，深感压力巨大。思考很久后，他做出了这个决定。
在李军的记忆里，单身意味着更简单和自由的生活内容。更重要的是，他相信通过放弃婚姻和家庭，回到单身状态，能找回自信。
但恢复单身后，生活并没有如预料的那样迅速好转起来。不用照顾孩子，依然有抚养费和债务的经济压力；轻率离婚的决定，让他在亲友圈里落下了“没有责任感”的印象；在知道他没有家庭“负累”后，领导总是安排他加班、出差，李军因此连换了三份工作。
“你没有自己想的那样自由。”他因此感慨，作为社会的动物，人不可能彻底离开他生活的圈子，即便跳出婚姻，也还有其他的紧箍咒。
不管是婚姻还是工作，80后和90后都不堪重负，只图自己的痛快做出种种不负责任的选择。这样的故事似乎比比皆是。但渐渐掌握了话语权后，这两个年代生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请不要把“偶然事件”变成必然的普遍事件；任何一个年代都有糟心的少数派，但大多数人依然会按照历史发展的轨迹成长。
90后的自由是……
2015年，全球著名的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发布了《中国90后生活形态和价值观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里，我们看到90后版本的“自由”。
他们重视亲情，62%的90后受访者表示他们和父母的关系最为亲密。所以他们在学业、职业和婚姻的选择上，会认真听取父母的意见；
因为成长环境相对富裕，90后们在择业时不同于更看重薪酬福利的80后，更注重自身在企业的发展。换言之，90后们有更高的跳槽率，痛恨加班的他们平均每份工作时长为18.5个月，远远低于80后的26.5月。但也有77.78%的人认为一旦找到与自己契合的团队，忠诚度会更高；
不喜欢工作对自己的束缚，80后、90后们都有过创业的想法，在90后中这一比例高达82%；
90后们有明确的职业规划。77.78%的90后在高中就有职业规划的理念，11.11%的人在初中就产生了职业规划的意识。遗憾的是，理念与执行是两个概念。“有职业规划，很清晰，适时调整并努力执行”的只占10.1%；
不过90后们对自己的缺陷心知肚明，有自知之明并勇于承认的，占到55.56%；
那个干一行爱一行的年代，被90后们用“爱一行干一行”的个性时代取而代之了。
80后的期望是……
不过追求自我的年轻人们也有传统的一面。厦门大学对长江三角地区进行了为时4年的追踪调查，绘出一幅更客观的80后众生相。
尽管不再相信“白头到老”的童话，可80后们依然相信婚姻，已婚率达53.78%；在剩下的未婚人群里，超过87%的人有结婚意愿。
80后女性的生育年龄延迟到了29.3岁，但30岁才是她们真正的生育高峰期。而立之年后才成为父母在他们看来，是对自己也是对孩子的负责。更出人意料的是，尽管三分之一的80后要依靠父母或者岳父母照顾2岁以下的孩子，但75%的被访者都已生育或计划生育两个孩子。 80后曾经被贴上标新立异、个性彰显的标签，可他们对于子女有非常传统的期待：诚实、礼貌、孝顺、有责任感，被四分之三的80后父母认可；同样，他们也希望孩子具备事业心、会为自己着想和受人喜爱之类的品质。
望子成龙、顺从父母，这些80后们曾经被赋予的期望，被他们摒弃在下一代的童年名单里。
“那些糟糕的、不负责任的，在哪个年代都有，只是在如今这个有更多选择、自由范围更大、价值观更多元化的社会里，为自己着想与传统的集体主义必然会发生冲突，才成为一部分人眼中80后、90后的‘缺陷’。但未来，个性化一定才是主流。”负责调研工作的厦门大学陈雪青教授说。
真正有梦想的人
大部分追求“想要的生活”的年轻人，其实明白自己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也有坚持下去的毅力。只是因为年轻，他们会高估自己的另一层能力。
张悦在外云游了两年，他的身边来来往往了不少理想主义者。这个群体普遍崇尚老庄，爱把“与世无争”奉为精神圭臬，但大多数的漂泊者最后都回到了城市中。“一直到他们离开，我都不知道他们漂泊的意义是什么。”张悦叹了口气，讪笑一声。
张悦的漂泊和别人不同，他的目标清晰：找到一所理想住宅。最终他在遵义附近的某个村子里买了一处废弃的老宅，用了大半年时间把宅子一点点修复、改造，从此作为自己的落脚处和工作坊。
学雕塑出身，又拜过一位老木匠为师，他在圈内其实颇有名气。落脚后，每个月都有慕名而来的木工爱好者到他这里来上课。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己对“梦想”一词的理解：自由的生活不是跑到深山老林里盖个土房子，养一群家禽、种一块地，每天看太阳、看草、看自己的大便颜色。
那是形式，不是核心。自由的生活依然应该是充实的、明确的。而真正有梦想的人，从出发时就明白前方的路在哪里、该如何走。
自由的人该afford的东西
赵星是犀牛会成员，因为出版过《从北京到台湾，这么近那么远》《挺住，意味着一切》等书，俱乐部所有“旅行”主题的沙龙都会邀请他出席。
那次的交流会，第一个演讲的是一位1989年出生的姑娘，工作一年半攒了三万元，踏上独自旅行的路。听着别人的演讲，赵星回忆起了一段对话。
很久以前，在他决定再次辞职去旅行时，上司问他：“你能afford（负担）吗？”经济上能够负担，他回答。上司却说：“不是钱，我是说你一次次出去，终究每次要回来。你如何处理一次次的与现实再次融合？”
现在，他突然也想问台上神采奕奕的小姑娘同样的问题。他甚至决定更改自己的演讲主题：不再谈如何去追求自由的、理想的生活，只谈如何从梦想回到现实。
这是一个人人苦逼、压力巨大的时代，偏偏每个年轻人都自命不凡，觉得自己不该苦逼地坐在小格子间里填破表格做没完没了的PPT。
“没有高额的加班费、不能无限制报销打车费、一年没有20天的带薪年假，这样的工作我不要！”赵星曾这样想，犀牛会的许多年轻人也这样想。他们都希望自己能成功，但又不愿用最传统也是最笨的方法来做事。于是，当有人环游世界或是出去玩个一年半载也能红极一时，大家都醍醐灌顶：这才是我要的生活啊！
“这样想，并没有错。”赵星顿了顿，“可是走出去总得回来。”而很多人会在回来后才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将注意力放在工作上，没办法把眼前每天的苦逼与旅行在外的豁达、自由、无拘无束串联在一起。
这和工作的性质、内容及环境都没有关系。“是我们没有afford起旅行的自由与现实的束缚，反而一意孤行地认为现实也应该是自由的，且我的价值更该是旅行时展现的那样。”
他的话让其他人不由自主地前倾身子以便能听得更清楚。“而这样的后果是什么？是再一次出发，因为我们都觉得回到现实就实现不了自己的价值。”
但实际上，旅行也好，换工作换环境也罢，缓解不了压力，“因为我们没有平衡这一切的能力。”赵星在台上苦笑，台下一片沉寂。
人不能没有事业
赵星的博客叫“一直特立独行的猫”，他在上面写了更多关于afford的感想。实际上，要afford的并不只是旅行后如何与现实接轨，还有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们总相信换一个环境，生活就会变得更美好；换一种生活方式，人生就会因此转变。可生活在改革开放大浪潮的这代人，无法避免要为了某些人、事、物牺牲自己的生活，为各种责任而活，将兴趣喜好泯灭于现实之中。所以我们痛恨眼下仅仅是为了生存而从事的工作，想到也许一辈子都要困在方寸空间里就觉得绝望。
新新人类不喜欢谈“职业生涯”，他们普遍认为进入社会后，至少要用三年时间才能在不断的尝试-抛弃-再尝试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而在职场的前五年里，还一定包括一个“间隔年”。
可现实是，生活里很难有什么刺激会大到让人必须用一年的时间来做调整；而不断花钱却没收入，三个月就会让人心慌；更何况，离开职场一年，足以让你的人脉关系与业界动态都发生严重的断层。
年轻人可以不在乎薪水的多少、职位的升迁，可他们有在乎的亲人爱人。在某次带着全家人出游回来后，小S忍不住眉飞色舞地在微博上说：“我每天很努力地工作，所以我值得拥有这样美好又温馨的旅行！”这句话的点赞数超过10万。
前唐朝乐队吉他手郭怡广，在百度大讲堂上也说过一句话：“人应该有一个vocation（事业），更要有一个advocation（爱好），最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两者的区别！”
赵星想，这才是我们应该推崇的人生。不是非A即B的极端，也不是放弃A奔向B的逃避。有一天，我们都要回来，谁愿意在回来后才痛苦地发现：自己压根没有甩掉这个让人不满意的世界，反倒是这个世界甩掉了喜欢逃避的自己呢？
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能否按照个人意愿自由地选择和改变生活内容，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尺。你有结婚与否的自由，有就业与否的自由，有跳槽的自由，有从众与独立于世的自由……但被理解、尊重的自由选择，一定是符合自己个性并坚持走下去。 服装设计师、摄影师达子，25岁，大专毕业，念的是计算机专业——父母想让中学肄业的他以后求职时在文凭一栏上不会是尴尬的“初中”二字。
尽管达子并不喜欢计算机，但他仍然坚持了下来。文凭让他获得了第一份他感兴趣的工作：摄影师助理。很快，他因为勤奋升职成独立的摄影师。许多人对理想与自由的理解，建立在后者能给予自己灵感、幸福、成就感的基础上；但没有十倍于收获的付出与忍耐，灵感、幸福和成就感永远是空中楼阁。
达子的勤奋，是几乎不怎么玩耍、不怎么社交、不怎么做游戏、不怎么看电视。他从早到晚除了吃饭和睡觉，都是在工作和学习。也是因为这种勤奋，他比很多同龄的摄影师都拍得好。
因为想要拍摄的题材在市面上难找到合适的衣服，偶尔他会自己动手做；做着做着，他发现做衣服才是自己喜欢的事。从那以后，达子放下相机，开始疯狂地做衣服。
他常常缝制衣服到深夜，缝得累趴下，回头看一眼未成品，爬起来又继续。就算最疲倦的时候，他也只将工作的节奏停下来两天。休息对达子来说是“罪恶”：做事情的时候虽然很累，但是做完之后很有成就感，很充实；而一天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大的浪费。
在许多理想的坚守者看来，自由和梦想不是一家人，它们甚至是对立的。同样的，活得轻松一点与找到让生活有意义的目标，也很有可能是对立的。
但达子说：“我想要活得轻松一点，却又不甘放下坚挺的理想。”他还说：“只要用心把东西做好，那些喜欢你的人自然会找到你。尽管现在可能没有多少人喜欢你，但只要你把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到极致，自然会有喜欢你的人出现。”
你可曾在年轻时真正独立？
还有许多人认为，自由是追求理想生活的前提。他们的理想生活，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健康和睦的家人、相爱的人和三五好友；懂得享受也懂得节俭；以及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第一条是前提，第二条是牵绊，第三条是必要条件，第四条成为争论的焦点。
做自己想做的事与自我轻率的决定可能被画上等号。但只要满足了前三项，第四条便是符合游戏规则的“自由”。这不只是80后与90后们追求的生活，只要有能力，每个年代生人都有这样一批“逐梦者”。
作家吴淡如经常在演讲后或座谈会时遇到一些很不一样的人。一次她遇到一个很奇异的女子，对方用夹杂英文的中文非常急切地问她：“你怎么可能去过全世界那么多地方？你真的就这样说走就走？你不怕吗？你的家人支持你吗？你的老公同意吗？宝宝你放得下吗？怎么可能你的家人没有一个敢阻止你的？不可能、不可能！”
“也不一定要有人大力支持你”，虽然感到奇怪，吴淡如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不过，我身边确实没什么阻止我的人。因为我已经够大了，也够老了，每个人都知道，我会自己把事情处理得好好的啊。”
这个答案显然不是对方要的，“你不可能是从年轻时就这样。”
可作家年轻时的确如此。比如她十四岁时决定独自一人去台北求学，家人都没有反对，因为她本来就很会照顾自己，父母在不在都一样。
“没那么容易的！一定没那么容易！我做什么事，都没人支持，只有我一个人孤军奋战！我好惨！”她的英文很好，听得出是喝过洋墨水的。可那样的委屈和急迫，表明她的人生一定受了很大的委屈。
这次交流给吴淡如最大的感受是，不仅是年轻人会有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的需求，任何时刻，我们都没有停止过内心的渴望。可如果生活没有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去改变，万万不要再怪身边的人曾经阻挡过你的幸福。在年轻时你就没有用对的方式赢得信任，没有理性地为自己争取到自由的权利，那么，人到中年时你能怪谁呢？
独立是自由的前提
独立是自由的前提，它包含了财务的独立。专栏作家kiki雅采访过一个乌拉圭女孩，她是医学院学生，为了旅行特地休学半年。kiki雅告诉她：“中国很多父母都无法接受孩子做这样的决定。”女孩的回应一针见血：“可能是因为那些小孩是拿着父母的钱去度过间隔年，回来后还耽误了学业和工作。”
她还见过一个日本大叔，对方在日本国内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即便把家“搬”到了暹粒，每周一到五依然会准时上下班，“上班才能承担得起我的费用。”
和财务独立一样重要的，还有精神世界的独立。那意味着每一个做出“自私选择”的人，在情感上不依附于任何人，不会被别人的思想和需求绑架，能妥善安排好包括家庭、工作在内的一切生活内容，并且能热爱和坚持你所选择的。
一种选择一种人生。没有人规定生活必须是什么样的模型，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在能力所及范围里去创造无限的可能。茨威格在他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到：一个人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生活的使命。
旅行如是，工作如是，生活亦如是。
如果不是用“隐瞒”作为了这场旅行的开始，无锡男子邹明的17天失联，在他的同龄人眼中，也不过是一个“终于找到自我”的选择。
2016年5月6日，邹明进入黑竹沟景区，一个多小时后他离开景区，却给妻子打去电话，“要进黑竹沟景区转一转，看看就回来，不会去探险。”
他转身上了附近的旧公路，给背包换了一件罩衣，裤子上也围了一件衣服，戴了运动面巾，随后乘坐一辆面包车到了峨边县城汽车站，当天18时左右到了成都。
在此后的17天里，他在网上约了几个队友一起去了都江堰、汶川、映秀、卧龙、小金、丹巴、金川、色达、甘孜、新龙、理塘、巴塘、昌都、波密、鲁朗、林芝等地，5月22日到达拉萨，被警方发现。至此，全国网友深度关注、各方人员联动、家人耗资20万元的失联事件告终。
按照原计划，他会用四到五年的时间走完世界，此次失联则是在半年前就策划好的。真相大白，网友的愤怒和指责集中在他的“不负责任”上，“四五年？你考虑过家人吗？四五年之后，你想想女儿多大了？”但邹明的回答一如既往，“这一切都考虑过很多遍。”
“我知道很多人对我的行为无法理解。”邹明说。从一两年前开始他就觉得生活不能这样过，没有幸福感。可家人都无法理解他的感受。明明工作很好，家庭也幸福，孩子又那么可爱，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他的幸福，显然与父母理解的不太一样。父母求稳，希望儿子能过上按部就班、波澜不兴的生活。而在儿子看来，结婚生子，这些是父母的人生愿望，他顺从地完成了。所以接下来他有权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有足够的自由跟着梦想前行。
只顾自己的感受，甚至不惜用谎言抛弃家人，是不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大部分声音都对反转的剧情表达了愤怒和痛心，但也有人理解他的决定：“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为什么一定要守在婚姻里才叫负责任？”
而没有说出口的，是新新人类对传统的质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需求埋藏在对别人负责下？我们对自己负责了吗？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到底是自私，还是个性时代必然的趋势？
那些糟糕的，只是少数派
这些说跑就跑的故事，似乎只发生在80后与90后身上。个人的名声会毁掉一个团队，一个人的特征也极易成为与他同时代群体的标签。在追求自由方面，80后更多被用于“逃避责任”的案例，90后则是“自私任性”的代言人。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他们因为社会压力和生活束缚，常常轻易放弃工作、爱情、婚姻，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这曾是被大力批判的行为方式。例如开创了“闪婚闪离”模式的80后，在无法面对围城里外的巨大落差时，忍不住用逃离的方式注解自己的选择。他们有时也会认同外界对自己选择的批判，尤其是受害者一方——对婚姻的耐受力男性通常弱于女性，后者因此成为公认的自由选择背后的受害者。
孩子一岁半时，外人眼中的恩爱夫妻董宇和李军，没有任何预兆地离婚了。离婚是李军提出来的。工作不稳定，家里盖了房子又生了宝宝，欠下10万元的债务，深感压力巨大。思考很久后，他做出了这个决定。
在李军的记忆里，单身意味着更简单和自由的生活内容。更重要的是，他相信通过放弃婚姻和家庭，回到单身状态，能找回自信。
但恢复单身后，生活并没有如预料的那样迅速好转起来。不用照顾孩子，依然有抚养费和债务的经济压力；轻率离婚的决定，让他在亲友圈里落下了“没有责任感”的印象；在知道他没有家庭“负累”后，领导总是安排他加班、出差，李军因此连换了三份工作。
“你没有自己想的那样自由。”他因此感慨，作为社会的动物，人不可能彻底离开他生活的圈子，即便跳出婚姻，也还有其他的紧箍咒。
不管是婚姻还是工作，80后和90后都不堪重负，只图自己的痛快做出种种不负责任的选择。这样的故事似乎比比皆是。但渐渐掌握了话语权后，这两个年代生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请不要把“偶然事件”变成必然的普遍事件；任何一个年代都有糟心的少数派，但大多数人依然会按照历史发展的轨迹成长。
90后的自由是……
2015年，全球著名的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发布了《中国90后生活形态和价值观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里，我们看到90后版本的“自由”。
他们重视亲情，62%的90后受访者表示他们和父母的关系最为亲密。所以他们在学业、职业和婚姻的选择上，会认真听取父母的意见；
因为成长环境相对富裕，90后们在择业时不同于更看重薪酬福利的80后，更注重自身在企业的发展。换言之，90后们有更高的跳槽率，痛恨加班的他们平均每份工作时长为18.5个月，远远低于80后的26.5月。但也有77.78%的人认为一旦找到与自己契合的团队，忠诚度会更高；
不喜欢工作对自己的束缚，80后、90后们都有过创业的想法，在90后中这一比例高达82%；
90后们有明确的职业规划。77.78%的90后在高中就有职业规划的理念，11.11%的人在初中就产生了职业规划的意识。遗憾的是，理念与执行是两个概念。“有职业规划，很清晰，适时调整并努力执行”的只占10.1%；
不过90后们对自己的缺陷心知肚明，有自知之明并勇于承认的，占到55.56%；
那个干一行爱一行的年代，被90后们用“爱一行干一行”的个性时代取而代之了。
80后的期望是……
不过追求自我的年轻人们也有传统的一面。厦门大学对长江三角地区进行了为时4年的追踪调查，绘出一幅更客观的80后众生相。
尽管不再相信“白头到老”的童话，可80后们依然相信婚姻，已婚率达53.78%；在剩下的未婚人群里，超过87%的人有结婚意愿。
80后女性的生育年龄延迟到了29.3岁，但30岁才是她们真正的生育高峰期。而立之年后才成为父母在他们看来，是对自己也是对孩子的负责。更出人意料的是，尽管三分之一的80后要依靠父母或者岳父母照顾2岁以下的孩子，但75%的被访者都已生育或计划生育两个孩子。 80后曾经被贴上标新立异、个性彰显的标签，可他们对于子女有非常传统的期待：诚实、礼貌、孝顺、有责任感，被四分之三的80后父母认可；同样，他们也希望孩子具备事业心、会为自己着想和受人喜爱之类的品质。
望子成龙、顺从父母，这些80后们曾经被赋予的期望，被他们摒弃在下一代的童年名单里。
“那些糟糕的、不负责任的，在哪个年代都有，只是在如今这个有更多选择、自由范围更大、价值观更多元化的社会里，为自己着想与传统的集体主义必然会发生冲突，才成为一部分人眼中80后、90后的‘缺陷’。但未来，个性化一定才是主流。”负责调研工作的厦门大学陈雪青教授说。
真正有梦想的人
大部分追求“想要的生活”的年轻人，其实明白自己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也有坚持下去的毅力。只是因为年轻，他们会高估自己的另一层能力。
张悦在外云游了两年，他的身边来来往往了不少理想主义者。这个群体普遍崇尚老庄，爱把“与世无争”奉为精神圭臬，但大多数的漂泊者最后都回到了城市中。“一直到他们离开，我都不知道他们漂泊的意义是什么。”张悦叹了口气，讪笑一声。
张悦的漂泊和别人不同，他的目标清晰：找到一所理想住宅。最终他在遵义附近的某个村子里买了一处废弃的老宅，用了大半年时间把宅子一点点修复、改造，从此作为自己的落脚处和工作坊。
学雕塑出身，又拜过一位老木匠为师，他在圈内其实颇有名气。落脚后，每个月都有慕名而来的木工爱好者到他这里来上课。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己对“梦想”一词的理解：自由的生活不是跑到深山老林里盖个土房子，养一群家禽、种一块地，每天看太阳、看草、看自己的大便颜色。
那是形式，不是核心。自由的生活依然应该是充实的、明确的。而真正有梦想的人，从出发时就明白前方的路在哪里、该如何走。
自由的人该afford的东西
赵星是犀牛会成员，因为出版过《从北京到台湾，这么近那么远》《挺住，意味着一切》等书，俱乐部所有“旅行”主题的沙龙都会邀请他出席。
那次的交流会，第一个演讲的是一位1989年出生的姑娘，工作一年半攒了三万元，踏上独自旅行的路。听着别人的演讲，赵星回忆起了一段对话。
很久以前，在他决定再次辞职去旅行时，上司问他：“你能afford（负担）吗？”经济上能够负担，他回答。上司却说：“不是钱，我是说你一次次出去，终究每次要回来。你如何处理一次次的与现实再次融合？”
现在，他突然也想问台上神采奕奕的小姑娘同样的问题。他甚至决定更改自己的演讲主题：不再谈如何去追求自由的、理想的生活，只谈如何从梦想回到现实。
这是一个人人苦逼、压力巨大的时代，偏偏每个年轻人都自命不凡，觉得自己不该苦逼地坐在小格子间里填破表格做没完没了的PPT。
“没有高额的加班费、不能无限制报销打车费、一年没有20天的带薪年假，这样的工作我不要！”赵星曾这样想，犀牛会的许多年轻人也这样想。他们都希望自己能成功，但又不愿用最传统也是最笨的方法来做事。于是，当有人环游世界或是出去玩个一年半载也能红极一时，大家都醍醐灌顶：这才是我要的生活啊！
“这样想，并没有错。”赵星顿了顿，“可是走出去总得回来。”而很多人会在回来后才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将注意力放在工作上，没办法把眼前每天的苦逼与旅行在外的豁达、自由、无拘无束串联在一起。
这和工作的性质、内容及环境都没有关系。“是我们没有afford起旅行的自由与现实的束缚，反而一意孤行地认为现实也应该是自由的，且我的价值更该是旅行时展现的那样。”
他的话让其他人不由自主地前倾身子以便能听得更清楚。“而这样的后果是什么？是再一次出发，因为我们都觉得回到现实就实现不了自己的价值。”
但实际上，旅行也好，换工作换环境也罢，缓解不了压力，“因为我们没有平衡这一切的能力。”赵星在台上苦笑，台下一片沉寂。
人不能没有事业
赵星的博客叫“一直特立独行的猫”，他在上面写了更多关于afford的感想。实际上，要afford的并不只是旅行后如何与现实接轨，还有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们总相信换一个环境，生活就会变得更美好；换一种生活方式，人生就会因此转变。可生活在改革开放大浪潮的这代人，无法避免要为了某些人、事、物牺牲自己的生活，为各种责任而活，将兴趣喜好泯灭于现实之中。所以我们痛恨眼下仅仅是为了生存而从事的工作，想到也许一辈子都要困在方寸空间里就觉得绝望。
新新人类不喜欢谈“职业生涯”，他们普遍认为进入社会后，至少要用三年时间才能在不断的尝试-抛弃-再尝试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而在职场的前五年里，还一定包括一个“间隔年”。
可现实是，生活里很难有什么刺激会大到让人必须用一年的时间来做调整；而不断花钱却没收入，三个月就会让人心慌；更何况，离开职场一年，足以让你的人脉关系与业界动态都发生严重的断层。
年轻人可以不在乎薪水的多少、职位的升迁，可他们有在乎的亲人爱人。在某次带着全家人出游回来后，小S忍不住眉飞色舞地在微博上说：“我每天很努力地工作，所以我值得拥有这样美好又温馨的旅行！”这句话的点赞数超过10万。
前唐朝乐队吉他手郭怡广，在百度大讲堂上也说过一句话：“人应该有一个vocation（事业），更要有一个advocation（爱好），最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两者的区别！”
赵星想，这才是我们应该推崇的人生。不是非A即B的极端，也不是放弃A奔向B的逃避。有一天，我们都要回来，谁愿意在回来后才痛苦地发现：自己压根没有甩掉这个让人不满意的世界，反倒是这个世界甩掉了喜欢逃避的自己呢？
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能否按照个人意愿自由地选择和改变生活内容，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尺。你有结婚与否的自由，有就业与否的自由，有跳槽的自由，有从众与独立于世的自由……但被理解、尊重的自由选择，一定是符合自己个性并坚持走下去。 服装设计师、摄影师达子，25岁，大专毕业，念的是计算机专业——父母想让中学肄业的他以后求职时在文凭一栏上不会是尴尬的“初中”二字。
尽管达子并不喜欢计算机，但他仍然坚持了下来。文凭让他获得了第一份他感兴趣的工作：摄影师助理。很快，他因为勤奋升职成独立的摄影师。许多人对理想与自由的理解，建立在后者能给予自己灵感、幸福、成就感的基础上；但没有十倍于收获的付出与忍耐，灵感、幸福和成就感永远是空中楼阁。
达子的勤奋，是几乎不怎么玩耍、不怎么社交、不怎么做游戏、不怎么看电视。他从早到晚除了吃饭和睡觉，都是在工作和学习。也是因为这种勤奋，他比很多同龄的摄影师都拍得好。
因为想要拍摄的题材在市面上难找到合适的衣服，偶尔他会自己动手做；做着做着，他发现做衣服才是自己喜欢的事。从那以后，达子放下相机，开始疯狂地做衣服。
他常常缝制衣服到深夜，缝得累趴下，回头看一眼未成品，爬起来又继续。就算最疲倦的时候，他也只将工作的节奏停下来两天。休息对达子来说是“罪恶”：做事情的时候虽然很累，但是做完之后很有成就感，很充实；而一天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大的浪费。
在许多理想的坚守者看来，自由和梦想不是一家人，它们甚至是对立的。同样的，活得轻松一点与找到让生活有意义的目标，也很有可能是对立的。
但达子说：“我想要活得轻松一点，却又不甘放下坚挺的理想。”他还说：“只要用心把东西做好，那些喜欢你的人自然会找到你。尽管现在可能没有多少人喜欢你，但只要你把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到极致，自然会有喜欢你的人出现。”
你可曾在年轻时真正独立？
还有许多人认为，自由是追求理想生活的前提。他们的理想生活，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健康和睦的家人、相爱的人和三五好友；懂得享受也懂得节俭；以及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第一条是前提，第二条是牵绊，第三条是必要条件，第四条成为争论的焦点。
做自己想做的事与自我轻率的决定可能被画上等号。但只要满足了前三项，第四条便是符合游戏规则的“自由”。这不只是80后与90后们追求的生活，只要有能力，每个年代生人都有这样一批“逐梦者”。
作家吴淡如经常在演讲后或座谈会时遇到一些很不一样的人。一次她遇到一个很奇异的女子，对方用夹杂英文的中文非常急切地问她：“你怎么可能去过全世界那么多地方？你真的就这样说走就走？你不怕吗？你的家人支持你吗？你的老公同意吗？宝宝你放得下吗？怎么可能你的家人没有一个敢阻止你的？不可能、不可能！”
“也不一定要有人大力支持你”，虽然感到奇怪，吴淡如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不过，我身边确实没什么阻止我的人。因为我已经够大了，也够老了，每个人都知道，我会自己把事情处理得好好的啊。”
这个答案显然不是对方要的，“你不可能是从年轻时就这样。”
可作家年轻时的确如此。比如她十四岁时决定独自一人去台北求学，家人都没有反对，因为她本来就很会照顾自己，父母在不在都一样。
“没那么容易的！一定没那么容易！我做什么事，都没人支持，只有我一个人孤军奋战！我好惨！”她的英文很好，听得出是喝过洋墨水的。可那样的委屈和急迫，表明她的人生一定受了很大的委屈。
这次交流给吴淡如最大的感受是，不仅是年轻人会有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的需求，任何时刻，我们都没有停止过内心的渴望。可如果生活没有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去改变，万万不要再怪身边的人曾经阻挡过你的幸福。在年轻时你就没有用对的方式赢得信任，没有理性地为自己争取到自由的权利，那么，人到中年时你能怪谁呢？
独立是自由的前提
独立是自由的前提，它包含了财务的独立。专栏作家kiki雅采访过一个乌拉圭女孩，她是医学院学生，为了旅行特地休学半年。kiki雅告诉她：“中国很多父母都无法接受孩子做这样的决定。”女孩的回应一针见血：“可能是因为那些小孩是拿着父母的钱去度过间隔年，回来后还耽误了学业和工作。”
她还见过一个日本大叔，对方在日本国内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即便把家“搬”到了暹粒，每周一到五依然会准时上下班，“上班才能承担得起我的费用。”
和财务独立一样重要的，还有精神世界的独立。那意味着每一个做出“自私选择”的人，在情感上不依附于任何人，不会被别人的思想和需求绑架，能妥善安排好包括家庭、工作在内的一切生活内容，并且能热爱和坚持你所选择的。
一种选择一种人生。没有人规定生活必须是什么样的模型，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在能力所及范围里去创造无限的可能。茨威格在他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到：一个人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生活的使命。
旅行如是，工作如是，生活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