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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用得频繁的词汇，越难定义。比如“权力”。
权力，是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东西，是不少人毕生孜孜追求的目标。得到它时，人生春风得意：失去它时，人生就灰暗，充满挫败感。
可是，权力到底是个什么东东?我问过官员，也问过企业家，大部分都会当场愣住，即使有滔滔不绝之口才，一时也不知如何表述。
这其实不能怪官员、企业家，即使他们手握大权。原冈在于，研究“权力”的学科虽多，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和组织行为学等等，但一向没有权威的定义。而且表述又过于晦涩，非专业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能理解其中的堂奥。
要从内涵角度做一个能服众的定义，的确是不易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外延角度给“权力”下个定义，说清楚权力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要给“权力”下定义难，但这不要紧，我们一样可以解构“权力”，看看它包含哪些结构要件。
在我看来，权力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资源调配能力；二、影响力；三、合法伤害能力。资源调配能力——显性权力
在权力三要素中，资源调配能力是最基础，最直接的要件。它表现为：拥有权力者可以调用人、财、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权力最大可以大到调用整个国家机器，动员军队，调用警察，任免下级官员，支配财政税收；小到拥有签字权，吃饭、唱歌全部可以开发票，实报实销。
拥有资源调配权，就可以很方便构建自己的班底。总的来说，人是趋利避害的功利性动物，如果你拥有签字权，下属就很快明白，自己该怎么站队。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财务制度，但很明显，签字权是一种自由裁量度非常高的权限，同样的开支，有些人能报销，有些人就卡住，不给报。
人事任免权就更是如此了，除了硬框框以外，其他因素往往起主导作用。所以，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部门往往都是吏部和户部，前者管官员任免，后者管财政。相反，兵部、工部之类的部门，倒是二线部门了。
从历史上看，财权与人事权是权力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至于兵权，那是皇帝直接掌控的，兵部只是一个办事部门，并无实质性调配权。而且，玩兵权者，自古都难有好下场。要不像赵匡胤一样，踢开旧主，自己开场子自己玩；要不像岳飞、袁崇焕那样，犯忌伏法。
影响力——隐性权力
西方行为科学对影响力研究很深，在宪政制度下，公众人物可以运用他的影响力，来改变立法与选举结果。比如，马丁·路德·金，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牧师，而且还是黑人。可是，他倡导的民权运动却在黑人中获得了广泛的反响，而且赢得了大部分白人的认同，最终导致了司法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大变革。这次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也可以看做是这样一个过程：建立影响力一赢得选举一获得资源调配权。
影响力也是一种权力，表现为它能改变事件的进程，并最终改变事件的结果。
历史上，利用影响力来构建权力的例子比比皆是。蒋介石曾经几度下野。1949年时，蒋介石又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刚开始的时候，还踌躇满志，耍力挽狂澜于大厦将倾。可真正上任后，就发现，蒋介石是带着无线电台回宁波老家的，各个战区的军情汇报还是直接找老蒋，而老蒋照样发号施令，代总统连前线情报都不了解。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老蒋的军队系统，全部是来自黄埔系的军官，高级指挥官们与老蒋是师生关系，人生荣辱、事业兴衰，都同老蒋鼠息相关。谁也没把李宗仁当个葱。
张居正、李鸿章等等历史上的权臣，都是门客、门生满天下，对布衣来说，要飞黄腾达，需要拜个好老师，要不当门客，要不当门生，方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老主人一旦告老还乡，因为门客、门生都已培养成一方诸侯，依然对政策、人事任免等等具有巨大影响力。
所以，历史上的为官之道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千万不能把退下来的老干部不当回事。他要告你，你很可能倒霉。
还有一种人，历史上叫做“清流”，他很可能无权无势，还无钱，不过，他有名，有影响力。
上世纪80年代，有个老教授全球有名，属于那种知名度比较高的清流，按照我们社会的特点，这样的人应该给一个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荣誉。这个清流教授被授予了省人大代表的荣誉。
人大代表本身也不是什么实权职位，本来应该无风无浪做两届，拿个荣誉、待遇就算了。结果一桩小事毁了他的宁静安乐，也毁了一个官员的仕途。
老教授有一次坐飞机，本来买的是头等舱票，但空姐要他坐后面经济舱，问原因，原来是某市市长也坐这趟飞机，但票是经济舱的。老教授据理力争，但机长发话，你不坐后面去，就不起飞。还告诫老教授，你不要耽误大家的行程。
老教授参加省里两会期间，一看这个省政府任免名单，就恼火，原来那个跟他抢头等舱的市长要升省财政厅长，他到处发材料，联络其他代表，动员大家投反对票。事情闹得很大，人大、学校、居委会全部来做老教授的工作，无非是名单早内定了，不要与组织上过不去之类。老教授很倔强，你可以不让我当代表，可以开除我公职，可以拘捕我，但我一定要把那个市长拉下来。
这个80年代小范围流传的故事，反映出无权无势的清流，利用有限的平台，把权势人物赶下来。这就是影响力。
在互联网时代，影响力的作用就更大了，原因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互动平台。虽然他们在现实中不能结社，形成组织合力，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虚拟平台，形成相同意见的集合。原南京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就牺牲在这种影响力之下。搞周久耕的应该不是他的政界敌人，很可能是房地产界的仇人。
周久耕想来会觉得非常冤。他打击降价的开发商，用财政支持保价的开发商，其实是严格执行上级的政策。不过，你一个小小的正科级小官，在电视上大言炎炎，惹起那么大风波，给上级添麻烦，不牺牲你牺牲谁?
合法伤害能力——权力的终极武器
资源支配能力与影响力它们是双向的，你可以利用这两样东西给别人利益，创造机会，从而建立起你的人脉体系，收获你想要的结果。但是，有些人是你必须去除的，那怎么办呢?动用权力的终极武器——合法伤害能力。
合法伤害能力，既可以组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
作为一县之长，既可以使用资源支配能力，又可以使用影响力，还可以使用合法伤害能力。古语说“灭门的知县”是历史的写照。当然，历史还可能延续。
合法伤害能力，可以单独使用，比如警察，他没什么资源调配权，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他可以使用伤害能力。
如果你开夜总会，有警察三天两头来查牌，查客人的身份证，你可能不怕，但你的客人怕，下次就不来了，用不了多久，你的夜总会就得关门。对这种警察，你要么“干掉”他，要么收买他。
当然，警察的查牌行为是合法的。他的这个职责就是干这个的。
所以，对警匪一家的现象不要惊奇，全世界都有。合法伤害能力也是一种权力，用它可以牟利。
不过，对官员与企业家来说，要慎用合法伤害能力。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
权力，是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东西，是不少人毕生孜孜追求的目标。得到它时，人生春风得意：失去它时，人生就灰暗，充满挫败感。
可是，权力到底是个什么东东?我问过官员，也问过企业家，大部分都会当场愣住，即使有滔滔不绝之口才，一时也不知如何表述。
这其实不能怪官员、企业家，即使他们手握大权。原冈在于，研究“权力”的学科虽多，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和组织行为学等等，但一向没有权威的定义。而且表述又过于晦涩，非专业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能理解其中的堂奥。
要从内涵角度做一个能服众的定义，的确是不易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外延角度给“权力”下个定义，说清楚权力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要给“权力”下定义难，但这不要紧，我们一样可以解构“权力”，看看它包含哪些结构要件。
在我看来，权力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资源调配能力；二、影响力；三、合法伤害能力。资源调配能力——显性权力
在权力三要素中，资源调配能力是最基础，最直接的要件。它表现为：拥有权力者可以调用人、财、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权力最大可以大到调用整个国家机器，动员军队，调用警察，任免下级官员，支配财政税收；小到拥有签字权，吃饭、唱歌全部可以开发票，实报实销。
拥有资源调配权，就可以很方便构建自己的班底。总的来说，人是趋利避害的功利性动物，如果你拥有签字权，下属就很快明白，自己该怎么站队。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财务制度，但很明显，签字权是一种自由裁量度非常高的权限，同样的开支，有些人能报销，有些人就卡住，不给报。
人事任免权就更是如此了，除了硬框框以外，其他因素往往起主导作用。所以，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部门往往都是吏部和户部，前者管官员任免，后者管财政。相反，兵部、工部之类的部门，倒是二线部门了。
从历史上看，财权与人事权是权力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至于兵权，那是皇帝直接掌控的，兵部只是一个办事部门，并无实质性调配权。而且，玩兵权者，自古都难有好下场。要不像赵匡胤一样，踢开旧主，自己开场子自己玩；要不像岳飞、袁崇焕那样，犯忌伏法。
影响力——隐性权力
西方行为科学对影响力研究很深，在宪政制度下，公众人物可以运用他的影响力，来改变立法与选举结果。比如，马丁·路德·金，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牧师，而且还是黑人。可是，他倡导的民权运动却在黑人中获得了广泛的反响，而且赢得了大部分白人的认同，最终导致了司法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大变革。这次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也可以看做是这样一个过程：建立影响力一赢得选举一获得资源调配权。
影响力也是一种权力，表现为它能改变事件的进程，并最终改变事件的结果。
历史上，利用影响力来构建权力的例子比比皆是。蒋介石曾经几度下野。1949年时，蒋介石又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刚开始的时候，还踌躇满志，耍力挽狂澜于大厦将倾。可真正上任后，就发现，蒋介石是带着无线电台回宁波老家的，各个战区的军情汇报还是直接找老蒋，而老蒋照样发号施令，代总统连前线情报都不了解。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老蒋的军队系统，全部是来自黄埔系的军官，高级指挥官们与老蒋是师生关系，人生荣辱、事业兴衰，都同老蒋鼠息相关。谁也没把李宗仁当个葱。
张居正、李鸿章等等历史上的权臣，都是门客、门生满天下，对布衣来说，要飞黄腾达，需要拜个好老师，要不当门客，要不当门生，方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老主人一旦告老还乡，因为门客、门生都已培养成一方诸侯，依然对政策、人事任免等等具有巨大影响力。
所以，历史上的为官之道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千万不能把退下来的老干部不当回事。他要告你，你很可能倒霉。
还有一种人，历史上叫做“清流”，他很可能无权无势，还无钱，不过，他有名，有影响力。
上世纪80年代，有个老教授全球有名，属于那种知名度比较高的清流，按照我们社会的特点，这样的人应该给一个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荣誉。这个清流教授被授予了省人大代表的荣誉。
人大代表本身也不是什么实权职位，本来应该无风无浪做两届，拿个荣誉、待遇就算了。结果一桩小事毁了他的宁静安乐，也毁了一个官员的仕途。
老教授有一次坐飞机，本来买的是头等舱票，但空姐要他坐后面经济舱，问原因，原来是某市市长也坐这趟飞机，但票是经济舱的。老教授据理力争，但机长发话，你不坐后面去，就不起飞。还告诫老教授，你不要耽误大家的行程。
老教授参加省里两会期间，一看这个省政府任免名单，就恼火，原来那个跟他抢头等舱的市长要升省财政厅长，他到处发材料，联络其他代表，动员大家投反对票。事情闹得很大，人大、学校、居委会全部来做老教授的工作，无非是名单早内定了，不要与组织上过不去之类。老教授很倔强，你可以不让我当代表，可以开除我公职，可以拘捕我，但我一定要把那个市长拉下来。
这个80年代小范围流传的故事，反映出无权无势的清流，利用有限的平台，把权势人物赶下来。这就是影响力。
在互联网时代，影响力的作用就更大了，原因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互动平台。虽然他们在现实中不能结社，形成组织合力，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虚拟平台，形成相同意见的集合。原南京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就牺牲在这种影响力之下。搞周久耕的应该不是他的政界敌人，很可能是房地产界的仇人。
周久耕想来会觉得非常冤。他打击降价的开发商，用财政支持保价的开发商，其实是严格执行上级的政策。不过，你一个小小的正科级小官，在电视上大言炎炎，惹起那么大风波，给上级添麻烦，不牺牲你牺牲谁?
合法伤害能力——权力的终极武器
资源支配能力与影响力它们是双向的，你可以利用这两样东西给别人利益，创造机会，从而建立起你的人脉体系，收获你想要的结果。但是，有些人是你必须去除的，那怎么办呢?动用权力的终极武器——合法伤害能力。
合法伤害能力，既可以组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
作为一县之长，既可以使用资源支配能力，又可以使用影响力，还可以使用合法伤害能力。古语说“灭门的知县”是历史的写照。当然，历史还可能延续。
合法伤害能力，可以单独使用，比如警察，他没什么资源调配权，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他可以使用伤害能力。
如果你开夜总会，有警察三天两头来查牌，查客人的身份证，你可能不怕，但你的客人怕，下次就不来了，用不了多久，你的夜总会就得关门。对这种警察，你要么“干掉”他，要么收买他。
当然，警察的查牌行为是合法的。他的这个职责就是干这个的。
所以，对警匪一家的现象不要惊奇，全世界都有。合法伤害能力也是一种权力，用它可以牟利。
不过，对官员与企业家来说，要慎用合法伤害能力。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