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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用得频繁的词汇,越难定义。比如“权力”。
权力,是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东西,是不少人毕生孜孜追求的目标。得到它时,人生春风得意:失去它时,人生就灰暗,充满挫败感。
可是,权力到底是个什么东东?我问过官员,也问过企业家,大部分都会当场愣住,即使有滔滔不绝之口才,一时也不知如何表述。
这其实不能怪官员、企业家,即使他们手握大权。原冈在于,研究“权力”的学科虽多,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和组织行为学等等,但一向没有权威的定义。而且表述又过于晦涩,非专业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能理解其中的堂奥。
要从内涵角度做一个能服众的定义,的确是不易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外延角度给“权力”下个定义,说清楚权力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要给“权力”下定义难,但这不要紧,我们一样可以解构“权力”,看看它包含哪些结构要件。
在我看来,权力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资源调配能力;二、影响力;三、合法伤害能力。资源调配能力——显性权力
在权力三要素中,资源调配能力是最基础,最直接的要件。它表现为:拥有权力者可以调用人、财、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权力最大可以大到调用整个国家机器,动员军队,调用警察,任免下级官员,支配财政税收;小到拥有签字权,吃饭、唱歌全部可以开发票,实报实销。
拥有资源调配权,就可以很方便构建自己的班底。总的来说,人是趋利避害的功利性动物,如果你拥有签字权,下属就很快明白,自己该怎么站队。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财务制度,但很明显,签字权是一种自由裁量度非常高的权限,同样的开支,有些人能报销,有些人就卡住,不给报。
人事任免权就更是如此了,除了硬框框以外,其他因素往往起主导作用。所以,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部门往往都是吏部和户部,前者管官员任免,后者管财政。相反,兵部、工部之类的部门,倒是二线部门了。
从历史上看,财权与人事权是权力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至于兵权,那是皇帝直接掌控的,兵部只是一个办事部门,并无实质性调配权。而且,玩兵权者,自古都难有好下场。要不像赵匡胤一样,踢开旧主,自己开场子自己玩;要不像岳飞、袁崇焕那样,犯忌伏法。
影响力——隐性权力
西方行为科学对影响力研究很深,在宪政制度下,公众人物可以运用他的影响力,来改变立法与选举结果。比如,马丁·路德·金,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牧师,而且还是黑人。可是,他倡导的民权运动却在黑人中获得了广泛的反响,而且赢得了大部分白人的认同,最终导致了司法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大变革。这次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也可以看做是这样一个过程:建立影响力一赢得选举一获得资源调配权。
影响力也是一种权力,表现为它能改变事件的进程,并最终改变事件的结果。
历史上,利用影响力来构建权力的例子比比皆是。蒋介石曾经几度下野。1949年时,蒋介石又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刚开始的时候,还踌躇满志,耍力挽狂澜于大厦将倾。可真正上任后,就发现,蒋介石是带着无线电台回宁波老家的,各个战区的军情汇报还是直接找老蒋,而老蒋照样发号施令,代总统连前线情报都不了解。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老蒋的军队系统,全部是来自黄埔系的军官,高级指挥官们与老蒋是师生关系,人生荣辱、事业兴衰,都同老蒋鼠息相关。谁也没把李宗仁当个葱。
张居正、李鸿章等等历史上的权臣,都是门客、门生满天下,对布衣来说,要飞黄腾达,需要拜个好老师,要不当门客,要不当门生,方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老主人一旦告老还乡,因为门客、门生都已培养成一方诸侯,依然对政策、人事任免等等具有巨大影响力。
所以,历史上的为官之道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千万不能把退下来的老干部不当回事。他要告你,你很可能倒霉。
还有一种人,历史上叫做“清流”,他很可能无权无势,还无钱,不过,他有名,有影响力。
上世纪80年代,有个老教授全球有名,属于那种知名度比较高的清流,按照我们社会的特点,这样的人应该给一个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荣誉。这个清流教授被授予了省人大代表的荣誉。
人大代表本身也不是什么实权职位,本来应该无风无浪做两届,拿个荣誉、待遇就算了。结果一桩小事毁了他的宁静安乐,也毁了一个官员的仕途。
老教授有一次坐飞机,本来买的是头等舱票,但空姐要他坐后面经济舱,问原因,原来是某市市长也坐这趟飞机,但票是经济舱的。老教授据理力争,但机长发话,你不坐后面去,就不起飞。还告诫老教授,你不要耽误大家的行程。
老教授参加省里两会期间,一看这个省政府任免名单,就恼火,原来那个跟他抢头等舱的市长要升省财政厅长,他到处发材料,联络其他代表,动员大家投反对票。事情闹得很大,人大、学校、居委会全部来做老教授的工作,无非是名单早内定了,不要与组织上过不去之类。老教授很倔强,你可以不让我当代表,可以开除我公职,可以拘捕我,但我一定要把那个市长拉下来。
这个80年代小范围流传的故事,反映出无权无势的清流,利用有限的平台,把权势人物赶下来。这就是影响力。
在互联网时代,影响力的作用就更大了,原因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互动平台。虽然他们在现实中不能结社,形成组织合力,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虚拟平台,形成相同意见的集合。原南京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就牺牲在这种影响力之下。搞周久耕的应该不是他的政界敌人,很可能是房地产界的仇人。
周久耕想来会觉得非常冤。他打击降价的开发商,用财政支持保价的开发商,其实是严格执行上级的政策。不过,你一个小小的正科级小官,在电视上大言炎炎,惹起那么大风波,给上级添麻烦,不牺牲你牺牲谁?
合法伤害能力——权力的终极武器
资源支配能力与影响力它们是双向的,你可以利用这两样东西给别人利益,创造机会,从而建立起你的人脉体系,收获你想要的结果。但是,有些人是你必须去除的,那怎么办呢?动用权力的终极武器——合法伤害能力。
合法伤害能力,既可以组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
作为一县之长,既可以使用资源支配能力,又可以使用影响力,还可以使用合法伤害能力。古语说“灭门的知县”是历史的写照。当然,历史还可能延续。
合法伤害能力,可以单独使用,比如警察,他没什么资源调配权,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他可以使用伤害能力。
如果你开夜总会,有警察三天两头来查牌,查客人的身份证,你可能不怕,但你的客人怕,下次就不来了,用不了多久,你的夜总会就得关门。对这种警察,你要么“干掉”他,要么收买他。
当然,警察的查牌行为是合法的。他的这个职责就是干这个的。
所以,对警匪一家的现象不要惊奇,全世界都有。合法伤害能力也是一种权力,用它可以牟利。
不过,对官员与企业家来说,要慎用合法伤害能力。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
权力,是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东西,是不少人毕生孜孜追求的目标。得到它时,人生春风得意:失去它时,人生就灰暗,充满挫败感。
可是,权力到底是个什么东东?我问过官员,也问过企业家,大部分都会当场愣住,即使有滔滔不绝之口才,一时也不知如何表述。
这其实不能怪官员、企业家,即使他们手握大权。原冈在于,研究“权力”的学科虽多,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和组织行为学等等,但一向没有权威的定义。而且表述又过于晦涩,非专业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能理解其中的堂奥。
要从内涵角度做一个能服众的定义,的确是不易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外延角度给“权力”下个定义,说清楚权力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要给“权力”下定义难,但这不要紧,我们一样可以解构“权力”,看看它包含哪些结构要件。
在我看来,权力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资源调配能力;二、影响力;三、合法伤害能力。资源调配能力——显性权力
在权力三要素中,资源调配能力是最基础,最直接的要件。它表现为:拥有权力者可以调用人、财、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权力最大可以大到调用整个国家机器,动员军队,调用警察,任免下级官员,支配财政税收;小到拥有签字权,吃饭、唱歌全部可以开发票,实报实销。
拥有资源调配权,就可以很方便构建自己的班底。总的来说,人是趋利避害的功利性动物,如果你拥有签字权,下属就很快明白,自己该怎么站队。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财务制度,但很明显,签字权是一种自由裁量度非常高的权限,同样的开支,有些人能报销,有些人就卡住,不给报。
人事任免权就更是如此了,除了硬框框以外,其他因素往往起主导作用。所以,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部门往往都是吏部和户部,前者管官员任免,后者管财政。相反,兵部、工部之类的部门,倒是二线部门了。
从历史上看,财权与人事权是权力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至于兵权,那是皇帝直接掌控的,兵部只是一个办事部门,并无实质性调配权。而且,玩兵权者,自古都难有好下场。要不像赵匡胤一样,踢开旧主,自己开场子自己玩;要不像岳飞、袁崇焕那样,犯忌伏法。
影响力——隐性权力
西方行为科学对影响力研究很深,在宪政制度下,公众人物可以运用他的影响力,来改变立法与选举结果。比如,马丁·路德·金,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牧师,而且还是黑人。可是,他倡导的民权运动却在黑人中获得了广泛的反响,而且赢得了大部分白人的认同,最终导致了司法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大变革。这次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也可以看做是这样一个过程:建立影响力一赢得选举一获得资源调配权。
影响力也是一种权力,表现为它能改变事件的进程,并最终改变事件的结果。
历史上,利用影响力来构建权力的例子比比皆是。蒋介石曾经几度下野。1949年时,蒋介石又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刚开始的时候,还踌躇满志,耍力挽狂澜于大厦将倾。可真正上任后,就发现,蒋介石是带着无线电台回宁波老家的,各个战区的军情汇报还是直接找老蒋,而老蒋照样发号施令,代总统连前线情报都不了解。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老蒋的军队系统,全部是来自黄埔系的军官,高级指挥官们与老蒋是师生关系,人生荣辱、事业兴衰,都同老蒋鼠息相关。谁也没把李宗仁当个葱。
张居正、李鸿章等等历史上的权臣,都是门客、门生满天下,对布衣来说,要飞黄腾达,需要拜个好老师,要不当门客,要不当门生,方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老主人一旦告老还乡,因为门客、门生都已培养成一方诸侯,依然对政策、人事任免等等具有巨大影响力。
所以,历史上的为官之道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千万不能把退下来的老干部不当回事。他要告你,你很可能倒霉。
还有一种人,历史上叫做“清流”,他很可能无权无势,还无钱,不过,他有名,有影响力。
上世纪80年代,有个老教授全球有名,属于那种知名度比较高的清流,按照我们社会的特点,这样的人应该给一个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荣誉。这个清流教授被授予了省人大代表的荣誉。
人大代表本身也不是什么实权职位,本来应该无风无浪做两届,拿个荣誉、待遇就算了。结果一桩小事毁了他的宁静安乐,也毁了一个官员的仕途。
老教授有一次坐飞机,本来买的是头等舱票,但空姐要他坐后面经济舱,问原因,原来是某市市长也坐这趟飞机,但票是经济舱的。老教授据理力争,但机长发话,你不坐后面去,就不起飞。还告诫老教授,你不要耽误大家的行程。
老教授参加省里两会期间,一看这个省政府任免名单,就恼火,原来那个跟他抢头等舱的市长要升省财政厅长,他到处发材料,联络其他代表,动员大家投反对票。事情闹得很大,人大、学校、居委会全部来做老教授的工作,无非是名单早内定了,不要与组织上过不去之类。老教授很倔强,你可以不让我当代表,可以开除我公职,可以拘捕我,但我一定要把那个市长拉下来。
这个80年代小范围流传的故事,反映出无权无势的清流,利用有限的平台,把权势人物赶下来。这就是影响力。
在互联网时代,影响力的作用就更大了,原因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互动平台。虽然他们在现实中不能结社,形成组织合力,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虚拟平台,形成相同意见的集合。原南京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就牺牲在这种影响力之下。搞周久耕的应该不是他的政界敌人,很可能是房地产界的仇人。
周久耕想来会觉得非常冤。他打击降价的开发商,用财政支持保价的开发商,其实是严格执行上级的政策。不过,你一个小小的正科级小官,在电视上大言炎炎,惹起那么大风波,给上级添麻烦,不牺牲你牺牲谁?
合法伤害能力——权力的终极武器
资源支配能力与影响力它们是双向的,你可以利用这两样东西给别人利益,创造机会,从而建立起你的人脉体系,收获你想要的结果。但是,有些人是你必须去除的,那怎么办呢?动用权力的终极武器——合法伤害能力。
合法伤害能力,既可以组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
作为一县之长,既可以使用资源支配能力,又可以使用影响力,还可以使用合法伤害能力。古语说“灭门的知县”是历史的写照。当然,历史还可能延续。
合法伤害能力,可以单独使用,比如警察,他没什么资源调配权,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他可以使用伤害能力。
如果你开夜总会,有警察三天两头来查牌,查客人的身份证,你可能不怕,但你的客人怕,下次就不来了,用不了多久,你的夜总会就得关门。对这种警察,你要么“干掉”他,要么收买他。
当然,警察的查牌行为是合法的。他的这个职责就是干这个的。
所以,对警匪一家的现象不要惊奇,全世界都有。合法伤害能力也是一种权力,用它可以牟利。
不过,对官员与企业家来说,要慎用合法伤害能力。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