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辞书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盛世修典”，纵览我国漫长的史册，每当社会政治清明、经济正常发展，辞书发展就循着健康的轨迹；反之，则走向低谷。当上个世纪“十年文革”结束，一个小国的元首访华，赠送我国一本厚重的该国的《百科全书》，其时我国的领导人只能回赠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时，怎不令人感慨？！
辞书又是汇集人类知识精华加以解释，并提供应用范例，供人检索参考应用的工具书。它被称为人们掌上的大学和无言的导师，是人们通过语言文字和逻辑概念认识世界的重要指南。除了应用功能外，辞书作为一个民族通过自己的语言文字对世间万事万物发表的精确阐释，还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字功能的充分展示，是一个民族对世界的认识水平的显著标志之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辞书的质量关乎一个国家的文化积累和文明传承。
因此，辞书工作者的任何品格缺失、道德低下和不负责任，都会造成人们思想认识的混乱，给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播和文明形象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也就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
作为一个被誉为国家“母书”的创造者——辞书工作者，应该具有怎样的品格，来支撑其精神和行动？笔者集数十年的编辑实践，兹略述管窥：
一、应是学识宏富的思想先导
辞书作为无所不通的“大学”和“导师”的功能，决定了它的编纂者必须具有广博的学识和思想水平，掌握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
《现代汉语词典》的两任主编吕叔湘和丁声树先生，就是两位享誉中外、学贯中西的大家，在普通语言学、汉语语法、音韵、训诂、方言、词典编纂、古籍整理等众多领域都有高深的造诣，以博古通今著称，并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创了我国现代语言学。而凝聚了他们毕生心血的《现代汉语词典》，也成为我国辞书编纂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辞书。
被誉为“中国百科全书之父”的姜椿芳先生，则是在“文革”期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七年中构思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这位曾著有诸多剧本、译作、戏剧理论的“中国现代百科全书的奠基人”，虽蒙受不白之冤，在身陷囹圄的困境下，仍毫不顾惜个人安危，苦苦思索当时的中国何以会爆发这样的“大革命”？就像法国的百科全书之父狄德罗在狱中痛感愚昧和无知是罪恶的渊薮一样；1975年4月19日，姜椿芳先生刚出狱几个小时，就对前来看望他的有关领导，提出了编辑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宏伟构想，并在此后一直为此殚精竭虑，终使此书在三年后正式立项，随之成立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煌煌74卷本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赫然问世，从此结束了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没有自己百科全书的历史。
吕叔湘、丁声树、姜椿芳等前辈辞书大家筚路蓝缕、在辞书界奋力开拓的感人风范，足以显示，一个优秀的辞书工作者必须拥有何等丰富的学识，何等高度的政治、社会、历史责任感和见微知著的智慧、敏锐及前瞻性、批判性思维，才能创造出领先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不朽之作。
今天，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辞书市场呈现出旺盛需求的同时，也给一些不法的伪辞书留出了行销的空间。其编者们既无正确的指导思想，对国家和人民没有责任感，又无必要的学术储备，对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化精华知之甚少，出版的辞书无论在政治性、科学性、知识性等方面都存在大量谬误。如某词典的条目无视辞书章法，在释文中提出疑问，一个“十七翁”条目先说“名不详”，继而说“按王昌龄有《岳阳别李十七越宾》诗，高适有《河西送李十七》诗，未知与此有关否？”还有的条目举例：“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等等，此类辞书除了编入《笑林广记》，对读者和社会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实足为我们新一代辞书工作者戒！
二、应是齐心协力的严谨之作
由于不少大型辞书的编纂工作都是国家或部门立项的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因此，辞书工作者还需要具备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在主编和编委会的统筹规划下，遵循统一的标准，分工协作。
《现代汉语词典》的编撰，就堪称是一次“大兵团”作战。作为主编的吕叔湘、丁声树先生，亲自定凡例，审条目。一个编写细则，吕先生就花去了四五个月，几经多次修改才定稿。在细则中，对于辞书的性质、对象、注音、收词、举例、释义等认真厘定，直接体现了这部辞书的编写思想，为全体人员统一认识奠定基础，为各方协同作战搭好框架，其科学严谨可见一斑。
再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是由全国近百个部委、院校等单位和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长期协作的成果。全书共收77，859个条目，12，568万字，并附有5万幅图片，可谓册页浩瀚、 内容广博，覆盖了哲学、 社科、 文艺、 文化教育、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66个学科或知识领域。两万多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员参与编撰，共同建造了大型辞书这样一所无墙的大学。
笔者有幸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数位从事历史研究和外语翻译的专家一起，接受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交给的编写《妇女教育》《妇女参政》条目的任务。当时我们对条目怎么写，心中并没谱，就在实践中摸索。整整三个月时间，在北京、上海的图书馆收集了近百万字资料。年逾六旬的钱守蕊老师为考证一个词，几乎翻遍能找到的所有中外典籍。我们对资料反复研究考证，做了数百张卡片，最后完成了仅有数千字的两个条目，可谓“沙里淘金”。作为对我们集体劳动的肯定，这两个条目后来被上海分社列为样板条。初次涉足辞书工作的我，深切感受到了个中艰辛，认识到了辞书编写所需要的齐心协力的合作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务实作风。
古代哲学家老子说过：“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形象地说明了任何大的事物都是从细小处展开的。辞书作为浩大的工程，尤其需要它的工作者具有从小处做起，从足下起步的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众志成城、团结协作的优良品格。
近年来，在市场上行销的某些辞书，编写者往往“单兵作战”，既无深入研究，又无团队智慧，靠剪刀浆糊或搜索下载，东拼西抄、粗制滥造。如有关专家抽查一本《多功能学生字典》，仅1至50页中，错别字、衍文和注音错误就多达64处，差错率达到万分之三十七点五七，远远超过了新闻出版总署规定的万分之一以下的允许差错率的标准。更有大量低级粗俗、格调低下的内容充斥全书，可谓一人造孽，万人遭罪! 这类“散兵游勇”，除了见钱眼开，害人不眨眼外，又遑论什么辞书工作者的品格！
三、忍看“十年磨一剑”
辞书是知识含量极高、质量要求极严的出版物，它要求辞书工作者必须具有坚韧执著、耐得寂寞，“十年磨一剑”的品格。
以十载辛劳，成功编辑《中国茶叶大辞典》的编辑马静，堪为辞书工作者的表率。
当年，初涉辞书界的马静，既非“茶道”中人，也非辞书界的行家里手，就凭着一股瓷实的决心和苦学劲儿，从头开始。
她先是习研“茶学”，成为“茶迷”，继而向辞书专家和书本请教，学习业务的手记就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大本。整整十年如一日，潜心钻研，在她的作息表上，没有了上下班和节假日，省下了所有探亲访友的时间；父亲、公公相继病倒，她不能随侍在侧，儿子不慎失踪，得了心肌炎，她无暇尽一个母亲之职。十年间，同事们提职加薪，她却蒙受了种种误解和委屈。因积劳成疾，又不幸罹患癌症。然而强者马静，任千磨万击，始终不倒，最终使这部320万字的呕心沥血之作，荣获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国家辞书奖一等奖。
马静之路，是对新时代辞书工作者高尚品格的诠释。
辞书是大浪淘沙留下来的精华，这也就意味着编辞书要付出常人难以付出的艰辛，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磨砺。外国的一位语言学家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十恶不赦的罪犯，不要判处死刑，也不要判无期徒刑，而应判去编词典。
我曾听过获得“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殊荣的我国辞书学家徐庆凯先生对编辞书的感受。徐先生坦言，编辞书“苦当然是很苦，如同前商务印书馆的总编陈原先生所说，‘ 辞书不是人编的，是圣人编的’，多少人由满头黑发编到了白发苍苍……但我想，如果有来世，我还会选择编辞书……”
我想，编辞书苦则苦矣！然而，这些终其一生都在牢牢地“咬定青山”，孜孜不倦地追寻科学事业的辞书界前辈，他们在对清苦艰辛的劳作甘之如饴的同时，也定然由此品尝到了常人所品尝不到的乐趣和甜美。
记得法国作家雨果有一句名言：“让自己的内心藏着一条巨龙，既是一种苦刑，也是一种乐趣。”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里特也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最优秀的人宁愿取一件东西而不要其他的一切，即宁取永恒的光荣而不要变灭的事物。
我想，能在心中藏着这条“巨龙”，并一辈子心无旁骛地想着缚住这条“巨龙”的人，是幸福的人。
我由衷地相信徐庆凯先生对辞书事业义无反顾的选择，也是前辈辞书家们共同的选择。
近些年来，一些善于征战商海的人们发现社会需求量很大的辞书似乎成了财源滚滚的“印钞机”，于是编撰和出版辞书这项“不是人”干的“苦差事”，一时间变成了“抢手活”。
中国在1949年以前的两千年里，只有320部辞书传世，1949年到1979年也仅出了890部。但1979年以来却以惊人速度增长，约1万种辞书相继问世。这里有像《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茶叶大辞典》这样的精品辞书，但也混杂着相当数量的伪劣辞书。自诩为“著作两等身”的“辞书大王”王同亿，同样在约十年时间里神奇地编了25部词（字）典，共1.7亿字，平均每年1700万字，每天4万多字。可以想见，这样的“辞书高手”们绝不可能从最基础的语料库做起，而只能尽抄袭剽窃、粗制滥造、重复盗版之能事。其结果，除鼓了这部分人的腰包之外，就是坏了出版社的声誉，乱了辞书市场（据悉，专业辞书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每年因辞书被盗版盗印就损失上亿元），害了广大读者，花钱买了一堆文字垃圾。
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明鉴先生曾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他在日本京都一家书店的书库发现三本中国的《语言大典》，问起店主销售情况，得到的却是“这本词典的质量有问题，我们已经不卖了”的回答。我由此联想起自己在东京工作时，结识的一些大学老师，都和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的古川裕教授一样，在长期的中文教学中，把《现代汉语词典》视为一天也不能离开的工具，是“唯一可靠的规范标准”。对于同样两本走出国门的词典，异国人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难道还不令我们国人深长思之吗？！
编辞书是一项艰巨、持久的工作，乃至几代学人千锤百炼的结晶。辞书工作者必须能抵御名利、金钱等诱惑，具有无私忘我、淡泊明志的奉献精神，能耐得寂寞，始终抱持心中的目标，经受炼狱般的砥砺，如此“十年磨一剑”，一定是剑刃锋利；反之，在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速成厚利制作下，只能是弄出一堆废铜烂铁。
辞书又是汇集人类知识精华加以解释，并提供应用范例，供人检索参考应用的工具书。它被称为人们掌上的大学和无言的导师，是人们通过语言文字和逻辑概念认识世界的重要指南。除了应用功能外，辞书作为一个民族通过自己的语言文字对世间万事万物发表的精确阐释，还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字功能的充分展示，是一个民族对世界的认识水平的显著标志之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辞书的质量关乎一个国家的文化积累和文明传承。
因此，辞书工作者的任何品格缺失、道德低下和不负责任，都会造成人们思想认识的混乱，给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播和文明形象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也就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
作为一个被誉为国家“母书”的创造者——辞书工作者，应该具有怎样的品格，来支撑其精神和行动？笔者集数十年的编辑实践，兹略述管窥：
一、应是学识宏富的思想先导
辞书作为无所不通的“大学”和“导师”的功能，决定了它的编纂者必须具有广博的学识和思想水平，掌握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
《现代汉语词典》的两任主编吕叔湘和丁声树先生，就是两位享誉中外、学贯中西的大家，在普通语言学、汉语语法、音韵、训诂、方言、词典编纂、古籍整理等众多领域都有高深的造诣，以博古通今著称，并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创了我国现代语言学。而凝聚了他们毕生心血的《现代汉语词典》，也成为我国辞书编纂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辞书。
被誉为“中国百科全书之父”的姜椿芳先生，则是在“文革”期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七年中构思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这位曾著有诸多剧本、译作、戏剧理论的“中国现代百科全书的奠基人”，虽蒙受不白之冤，在身陷囹圄的困境下，仍毫不顾惜个人安危，苦苦思索当时的中国何以会爆发这样的“大革命”？就像法国的百科全书之父狄德罗在狱中痛感愚昧和无知是罪恶的渊薮一样；1975年4月19日，姜椿芳先生刚出狱几个小时，就对前来看望他的有关领导，提出了编辑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宏伟构想，并在此后一直为此殚精竭虑，终使此书在三年后正式立项，随之成立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煌煌74卷本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赫然问世，从此结束了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没有自己百科全书的历史。
吕叔湘、丁声树、姜椿芳等前辈辞书大家筚路蓝缕、在辞书界奋力开拓的感人风范，足以显示，一个优秀的辞书工作者必须拥有何等丰富的学识，何等高度的政治、社会、历史责任感和见微知著的智慧、敏锐及前瞻性、批判性思维，才能创造出领先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不朽之作。
今天，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辞书市场呈现出旺盛需求的同时，也给一些不法的伪辞书留出了行销的空间。其编者们既无正确的指导思想，对国家和人民没有责任感，又无必要的学术储备，对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化精华知之甚少，出版的辞书无论在政治性、科学性、知识性等方面都存在大量谬误。如某词典的条目无视辞书章法，在释文中提出疑问，一个“十七翁”条目先说“名不详”，继而说“按王昌龄有《岳阳别李十七越宾》诗，高适有《河西送李十七》诗，未知与此有关否？”还有的条目举例：“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等等，此类辞书除了编入《笑林广记》，对读者和社会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实足为我们新一代辞书工作者戒！
二、应是齐心协力的严谨之作
由于不少大型辞书的编纂工作都是国家或部门立项的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因此，辞书工作者还需要具备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在主编和编委会的统筹规划下，遵循统一的标准，分工协作。
《现代汉语词典》的编撰，就堪称是一次“大兵团”作战。作为主编的吕叔湘、丁声树先生，亲自定凡例，审条目。一个编写细则，吕先生就花去了四五个月，几经多次修改才定稿。在细则中，对于辞书的性质、对象、注音、收词、举例、释义等认真厘定，直接体现了这部辞书的编写思想，为全体人员统一认识奠定基础，为各方协同作战搭好框架，其科学严谨可见一斑。
再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是由全国近百个部委、院校等单位和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长期协作的成果。全书共收77，859个条目，12，568万字，并附有5万幅图片，可谓册页浩瀚、 内容广博，覆盖了哲学、 社科、 文艺、 文化教育、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66个学科或知识领域。两万多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员参与编撰，共同建造了大型辞书这样一所无墙的大学。
笔者有幸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数位从事历史研究和外语翻译的专家一起，接受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交给的编写《妇女教育》《妇女参政》条目的任务。当时我们对条目怎么写，心中并没谱，就在实践中摸索。整整三个月时间，在北京、上海的图书馆收集了近百万字资料。年逾六旬的钱守蕊老师为考证一个词，几乎翻遍能找到的所有中外典籍。我们对资料反复研究考证，做了数百张卡片，最后完成了仅有数千字的两个条目，可谓“沙里淘金”。作为对我们集体劳动的肯定，这两个条目后来被上海分社列为样板条。初次涉足辞书工作的我，深切感受到了个中艰辛，认识到了辞书编写所需要的齐心协力的合作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务实作风。
古代哲学家老子说过：“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形象地说明了任何大的事物都是从细小处展开的。辞书作为浩大的工程，尤其需要它的工作者具有从小处做起，从足下起步的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众志成城、团结协作的优良品格。
近年来，在市场上行销的某些辞书，编写者往往“单兵作战”，既无深入研究，又无团队智慧，靠剪刀浆糊或搜索下载，东拼西抄、粗制滥造。如有关专家抽查一本《多功能学生字典》，仅1至50页中，错别字、衍文和注音错误就多达64处，差错率达到万分之三十七点五七，远远超过了新闻出版总署规定的万分之一以下的允许差错率的标准。更有大量低级粗俗、格调低下的内容充斥全书，可谓一人造孽，万人遭罪! 这类“散兵游勇”，除了见钱眼开，害人不眨眼外，又遑论什么辞书工作者的品格！
三、忍看“十年磨一剑”
辞书是知识含量极高、质量要求极严的出版物，它要求辞书工作者必须具有坚韧执著、耐得寂寞，“十年磨一剑”的品格。
以十载辛劳，成功编辑《中国茶叶大辞典》的编辑马静，堪为辞书工作者的表率。
当年，初涉辞书界的马静，既非“茶道”中人，也非辞书界的行家里手，就凭着一股瓷实的决心和苦学劲儿，从头开始。
她先是习研“茶学”，成为“茶迷”，继而向辞书专家和书本请教，学习业务的手记就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大本。整整十年如一日，潜心钻研，在她的作息表上，没有了上下班和节假日，省下了所有探亲访友的时间；父亲、公公相继病倒，她不能随侍在侧，儿子不慎失踪，得了心肌炎，她无暇尽一个母亲之职。十年间，同事们提职加薪，她却蒙受了种种误解和委屈。因积劳成疾，又不幸罹患癌症。然而强者马静，任千磨万击，始终不倒，最终使这部320万字的呕心沥血之作，荣获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国家辞书奖一等奖。
马静之路，是对新时代辞书工作者高尚品格的诠释。
辞书是大浪淘沙留下来的精华，这也就意味着编辞书要付出常人难以付出的艰辛，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磨砺。外国的一位语言学家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十恶不赦的罪犯，不要判处死刑，也不要判无期徒刑，而应判去编词典。
我曾听过获得“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殊荣的我国辞书学家徐庆凯先生对编辞书的感受。徐先生坦言，编辞书“苦当然是很苦，如同前商务印书馆的总编陈原先生所说，‘ 辞书不是人编的，是圣人编的’，多少人由满头黑发编到了白发苍苍……但我想，如果有来世，我还会选择编辞书……”
我想，编辞书苦则苦矣！然而，这些终其一生都在牢牢地“咬定青山”，孜孜不倦地追寻科学事业的辞书界前辈，他们在对清苦艰辛的劳作甘之如饴的同时，也定然由此品尝到了常人所品尝不到的乐趣和甜美。
记得法国作家雨果有一句名言：“让自己的内心藏着一条巨龙，既是一种苦刑，也是一种乐趣。”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里特也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最优秀的人宁愿取一件东西而不要其他的一切，即宁取永恒的光荣而不要变灭的事物。
我想，能在心中藏着这条“巨龙”，并一辈子心无旁骛地想着缚住这条“巨龙”的人，是幸福的人。
我由衷地相信徐庆凯先生对辞书事业义无反顾的选择，也是前辈辞书家们共同的选择。
近些年来，一些善于征战商海的人们发现社会需求量很大的辞书似乎成了财源滚滚的“印钞机”，于是编撰和出版辞书这项“不是人”干的“苦差事”，一时间变成了“抢手活”。
中国在1949年以前的两千年里，只有320部辞书传世，1949年到1979年也仅出了890部。但1979年以来却以惊人速度增长，约1万种辞书相继问世。这里有像《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茶叶大辞典》这样的精品辞书，但也混杂着相当数量的伪劣辞书。自诩为“著作两等身”的“辞书大王”王同亿，同样在约十年时间里神奇地编了25部词（字）典，共1.7亿字，平均每年1700万字，每天4万多字。可以想见，这样的“辞书高手”们绝不可能从最基础的语料库做起，而只能尽抄袭剽窃、粗制滥造、重复盗版之能事。其结果，除鼓了这部分人的腰包之外，就是坏了出版社的声誉，乱了辞书市场（据悉，专业辞书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每年因辞书被盗版盗印就损失上亿元），害了广大读者，花钱买了一堆文字垃圾。
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明鉴先生曾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他在日本京都一家书店的书库发现三本中国的《语言大典》，问起店主销售情况，得到的却是“这本词典的质量有问题，我们已经不卖了”的回答。我由此联想起自己在东京工作时，结识的一些大学老师，都和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的古川裕教授一样，在长期的中文教学中，把《现代汉语词典》视为一天也不能离开的工具，是“唯一可靠的规范标准”。对于同样两本走出国门的词典，异国人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难道还不令我们国人深长思之吗？！
编辞书是一项艰巨、持久的工作，乃至几代学人千锤百炼的结晶。辞书工作者必须能抵御名利、金钱等诱惑，具有无私忘我、淡泊明志的奉献精神，能耐得寂寞，始终抱持心中的目标，经受炼狱般的砥砺，如此“十年磨一剑”，一定是剑刃锋利；反之，在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速成厚利制作下，只能是弄出一堆废铜烂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