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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风云突变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即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的第五届联合国大会起，到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止，年年都有国家向大会提交议案，要求把被台湾占据的联合国席位给予大陆。
但在美国的极力阻挠下，最初几年联合国大会以“不列入议程”（即暂予搁置）处理。直到１９６０年后，随着亚非拉许多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会员国数从６０个增加到９９国，国际情势有所改变。在１９６１年的第１６届联大上，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国家由１１票激增到４２票；弃权数从４票跳到２２票。
到了１９７１年，国际冷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１９７１年４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球，随后，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自１９６８年开始解冻的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到了２６届联大前夕，联合国在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形势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着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联大主席念旧日密友
就在这个关口，恰巧轮到印度尼西亚担任联大会议的主席国，而印尼华侨司徒眉生的密友——印尼外交部长马立克又将走马上任联大主席。马立克立刻命印尼驻香港总领事设法与隐居澳门的司徒眉生取得联系，“我要亲自去香港面见司徒眉生”。
马立克原是苏加诺领导民族独立斗争时期的亲密战友，早在印尼独立前就跟随苏加诺出生入死。独立后，曾担任印尼驻苏联大使和政府商业部长，由于在个别问题上与苏加诺的观点差异，遭奸佞小人的挑唆，渐渐受到苏加诺的冷遇，身处逆境，昔日好友纷纷弃他而去。而这时只有一个朋友守候在他的左右，让他刻骨铭心，这个人就是司徒眉生。
所谓患难见真情，马立克从这点点滴滴之中感受到司徒眉生的坦诚和侠气，内心深处牢牢铭记司徒眉生的为人品行。也正是由于这种真诚深厚的情感渊源，马立克在走马上任联大主席之前，很自然就想到他的这位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老朋友——司徒眉生。
１９７１年４月中旬的一天，已在澳门生活了近６年的司徒眉生，突然接到印尼驻香港总领事馆打来的电话：“我是印度尼西亚驻香港总领事馆机要领事沙迪亚尔，马立克先生要我们与您联系，他不久要来香港，希望能见到您。”不久，印尼外交部长马立克即由卡米尔大使陪同专程飞来香港，与司徒眉生见了面。
这是他俩自１９６５年司徒眉生离开印尼后的第一次见面，久别重逢，喜极而泣。一阵寒喧之后，马立克即说明来意：“我已当选本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本届大会最主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恢复中国席位问题。”马立克接着说：“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苏哈托总统肯定不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但不至于公开反对。所以，我很想了解中国的立场。目前，两国已中断外交关系多年，沟通起来比较困难。你是我的老朋友，又与中国高层熟悉，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去北京替我捎个口信，表明我对此事的深切关注，征询一下中国政府对加入联合国的看法，他们对本届联合国大会很有可能出现有利于中国的新情势如何应对。”
听了马立克的请求，司徒眉生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意识到这是一项极重大的任务，思忖了约几分钟，用迟缓的语调答复说：“行吧，我试试看。”
给为难老友指迷津
回到澳门，司徒眉生立即把这件事讲述给当时担负中国与澳门联络工作的“澳门南光公司”负责人，并请他们协助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取得联系，并表示愿为此事去北京向中国领导人当面转达。但由于当时正值大陆“文革”期间，迟迟没有回音。
面对此情况，马立克再次与司徒眉生见面时，不得不把苏哈托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训令递给司徒眉生。司徒眉生看完，用拳头狠狠拍击沙发的扶手：“这岂不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嘛?选”
马立克沉默了一会说：“我个人始终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才能达到亚洲和世界的稳定。可是，苏哈托的训令和我的信念相抵触，我很为难啊?选你看应该如何办好呢?芽”在沉默中，司徒眉生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已经超过了自己原来的估计，不禁为中国能否顺利加入联合国担忧，更为老朋友的政治命运担忧。司徒眉生终于开口：“你研究过联大议事规则和主席的职权没有?芽有无特别发挥的空间?芽”
“仔细研究了，空间还是有的。”马立克回答。
“既然如此，你就想办法在此空间里实现你的理念。”司徒眉生继续说下去：“你现在已被选为本届联大会议主席，就不能站在一国外长的角度处理问题，而应站在联大主席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处理问题。”
司徒眉生沉吟片刻后又说：“你作为印尼外交部长最多不过干一二十年，可印尼作为联大主席国是百年才一遇的事情，而你个人能担任联大主席，更是千载难逢啊?选这是历史的重托啊?选你要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争取流芳百世啊?选”
马立克听罢司徒眉生一番至诚的话语，深切感受到老朋友设身处地替自己着想的浓浓情谊。马立克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向司徒眉生表示心迹：“我应该争取，我会努力争取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明确表态：希望马立克先生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帮助，但也不勉为其难。
最终马立克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表决结果一出来，第二天一早，马立克就立即派人给司徒眉生打去越洋电话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即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的第五届联合国大会起，到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止，年年都有国家向大会提交议案，要求把被台湾占据的联合国席位给予大陆。
但在美国的极力阻挠下，最初几年联合国大会以“不列入议程”（即暂予搁置）处理。直到１９６０年后，随着亚非拉许多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会员国数从６０个增加到９９国，国际情势有所改变。在１９６１年的第１６届联大上，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国家由１１票激增到４２票；弃权数从４票跳到２２票。
到了１９７１年，国际冷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１９７１年４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球，随后，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自１９６８年开始解冻的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到了２６届联大前夕，联合国在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形势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着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联大主席念旧日密友
就在这个关口，恰巧轮到印度尼西亚担任联大会议的主席国，而印尼华侨司徒眉生的密友——印尼外交部长马立克又将走马上任联大主席。马立克立刻命印尼驻香港总领事设法与隐居澳门的司徒眉生取得联系，“我要亲自去香港面见司徒眉生”。
马立克原是苏加诺领导民族独立斗争时期的亲密战友，早在印尼独立前就跟随苏加诺出生入死。独立后，曾担任印尼驻苏联大使和政府商业部长，由于在个别问题上与苏加诺的观点差异，遭奸佞小人的挑唆，渐渐受到苏加诺的冷遇，身处逆境，昔日好友纷纷弃他而去。而这时只有一个朋友守候在他的左右，让他刻骨铭心，这个人就是司徒眉生。
所谓患难见真情，马立克从这点点滴滴之中感受到司徒眉生的坦诚和侠气，内心深处牢牢铭记司徒眉生的为人品行。也正是由于这种真诚深厚的情感渊源，马立克在走马上任联大主席之前，很自然就想到他的这位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老朋友——司徒眉生。
１９７１年４月中旬的一天，已在澳门生活了近６年的司徒眉生，突然接到印尼驻香港总领事馆打来的电话：“我是印度尼西亚驻香港总领事馆机要领事沙迪亚尔，马立克先生要我们与您联系，他不久要来香港，希望能见到您。”不久，印尼外交部长马立克即由卡米尔大使陪同专程飞来香港，与司徒眉生见了面。
这是他俩自１９６５年司徒眉生离开印尼后的第一次见面，久别重逢，喜极而泣。一阵寒喧之后，马立克即说明来意：“我已当选本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本届大会最主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恢复中国席位问题。”马立克接着说：“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苏哈托总统肯定不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但不至于公开反对。所以，我很想了解中国的立场。目前，两国已中断外交关系多年，沟通起来比较困难。你是我的老朋友，又与中国高层熟悉，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去北京替我捎个口信，表明我对此事的深切关注，征询一下中国政府对加入联合国的看法，他们对本届联合国大会很有可能出现有利于中国的新情势如何应对。”
听了马立克的请求，司徒眉生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意识到这是一项极重大的任务，思忖了约几分钟，用迟缓的语调答复说：“行吧，我试试看。”
给为难老友指迷津
回到澳门，司徒眉生立即把这件事讲述给当时担负中国与澳门联络工作的“澳门南光公司”负责人，并请他们协助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取得联系，并表示愿为此事去北京向中国领导人当面转达。但由于当时正值大陆“文革”期间，迟迟没有回音。
面对此情况，马立克再次与司徒眉生见面时，不得不把苏哈托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训令递给司徒眉生。司徒眉生看完，用拳头狠狠拍击沙发的扶手：“这岂不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嘛?选”
马立克沉默了一会说：“我个人始终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才能达到亚洲和世界的稳定。可是，苏哈托的训令和我的信念相抵触，我很为难啊?选你看应该如何办好呢?芽”在沉默中，司徒眉生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已经超过了自己原来的估计，不禁为中国能否顺利加入联合国担忧，更为老朋友的政治命运担忧。司徒眉生终于开口：“你研究过联大议事规则和主席的职权没有?芽有无特别发挥的空间?芽”
“仔细研究了，空间还是有的。”马立克回答。
“既然如此，你就想办法在此空间里实现你的理念。”司徒眉生继续说下去：“你现在已被选为本届联大会议主席，就不能站在一国外长的角度处理问题，而应站在联大主席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处理问题。”
司徒眉生沉吟片刻后又说：“你作为印尼外交部长最多不过干一二十年，可印尼作为联大主席国是百年才一遇的事情，而你个人能担任联大主席，更是千载难逢啊?选这是历史的重托啊?选你要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争取流芳百世啊?选”
马立克听罢司徒眉生一番至诚的话语，深切感受到老朋友设身处地替自己着想的浓浓情谊。马立克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向司徒眉生表示心迹：“我应该争取，我会努力争取的。”
后来中国政府也明确表态：希望马立克先生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帮助，但也不勉为其难。
最终马立克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表决结果一出来，第二天一早，马立克就立即派人给司徒眉生打去越洋电话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