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端

　　（一）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丝绸之路的形成，经历过由点到点、由近及远逐步连接的过程，因此其起源难有准确的时间界定。以《史记》及《后汉书·张骞传》等官方记录可查的历史典籍为依据，本文以张骞凿空西域开始为主要参考的时间节点，史书也有着明确的记载，即把张骞打通西域之路作为中国官方开通丝绸之路的历史起点与标志。
　　張骞出使西域，首要目的并非为了开展贸易，而是为了联合月氏对抗匈奴。公元前5世纪至前2世纪初，月氏人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张掖至敦煌一带。月氏曾两次被匈奴击败，在河西走廊留下小部分残众与祁连山间的羌族混居，称为小月氏，而被迫西迁的称为大月氏（据考证，当年从史书中消失的大月氏，所统治的区域正是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以南等地区）。当时，匈奴赶跑了月氏，也对汉朝构成威胁。匈奴全盛时期人口有200万人，精锐部队有30余万人至40万人，而汉朝人口最多时为5千万，精锐部队则不比匈奴多。对于中原文明来说，匈奴的威胁是直接的。即“几乎在他们以游牧强国的姿态在历史中出现的同时，匈奴开始侵犯中国”。
　　在秦国统一六国前，匈奴占据着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蒙恬率30万大军北上抗击匈奴，驱逐匈奴北退700余里，同时移民屯边，修筑万里长城，有效抵挡了匈奴南侵。但秦朝政权的崩溃使匈奴重新南向，侵入河套地区。汉朝开国后，匈奴重新成为汉王朝政权挥之不去的阴影。经过“励精图治、思臻盛业”后，汉朝国力迅速上升，到武帝时期，汉匈对抗在即。当时投降汉朝的匈奴士兵告知，匈奴击败月氏后，以月氏王的头骨做饮器，远迁的月氏对匈奴的怨恨无以复加，而汉朝自成立起至武帝时，以“和亲换和平”的数量也是巨大的。对于匈奴这一共同的外部威胁，“无与共击之”的月氏与“欲事灭胡”的汉朝具有古代结盟的客观条件。这是张骞应募出使西域之首要使命。
　　张骞公元前138年首赴西域，因受困于匈奴10余年并未完成其军事使命。第二次出使内外环境则已然不同，打通经贸路线的国家需求也上升到首位。到公元前119年，经过卫青、霍去病的多次征战，汉朝与匈奴长达10年的系列战争以匈奴彻底失败和被驱逐为结局，强大的匈奴被汉族同化近一半，消灭的也约近一半，其余则远遁西去。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和向西帕米尔高原之外的范围。西方史学者认为，这“开创了一个新世界，中国打开了跨越大陆网络的门户，丝绸之路由此诞生”。
　　汉武帝除意欲通西域（大宛、大夏、安息以及大月氏、康居诸国）外，还期望“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于是令张骞于蜀郡和犍为郡组织人员探索开通身毒的道路，四路人马皆各行一二千里，但“为当地部族阻滞”，“终莫得通”。不过了解到“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即东印度阿萨姆地方的古国迦摩缕波。
　　古代中国以官方力量大规模开辟的丝绸之路发端于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当时欧洲正处于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到唐代（公元618年-907年）进入兴盛时期，当时，中国国都长安是世界最大的城市，可谓是世界之都，长安大街上世界各国人士随处可见。印度的僧侣，波斯和中亚的官员、商人，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突厥人、阿拉伯人等。佛教寺庙、道教道观、伊斯兰教清真寺、摩尼教（Manichean）、聂斯脱利教（Nestorian）教堂遍及长安。在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时代，中国与中亚的贸易达到新的水平，近东和中东城市都可看到中国的商品，中国与外域的贸易占中国经济的5%左右。

　　汉武帝“北击匈奴，将其逐回漠北”，消除了汉朝中国北部长期存在的安全威胁，此外，汉武帝还南定东征，即“南定两粤及西南夷，置官设治，东征朝鲜，开置四郡。其威加海内，教通四海”。到公元220年汉朝灭亡，那时从印度洋到红海的海道已通。于是，对罗马帝国的丝绸贸易遂一天一天地改趋于海道。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至少起始于汉代。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古代海上丝绸贸易的兴起，在时间上亦难有准确的界定。中国沿海与外域的贸易可能在秦朝以前即已存在。青岛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北线的起点。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尚未统一，但包括今天中国境内各地之间的海上贸易、与外域之间的贸易即已存在。山东半岛的齐国首先开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开创了古代中国北方地区对外域贸易的先河。到汉代，《汉书地理志》就有汉武帝派使臣从南海航行海外各国的记载。一般认定，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发展于唐宋、到元明时期达到高峰，但在明朝中后期实行海禁政策并为清朝所沿袭而出现转变。
　　青岛、泉州、宁波、扬州和广州等中国沿海城市作为海上贸易的港口历史悠久。自古及今，广州作为港口城市的地位一直十分突出。广州地处南海之滨，海岸线绵长曲折，峡湾良港众多。凭借便利的水陆交通、先进的造船技术、丰饶的特产资源和发达的手工业，广东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外海上贸易的枢纽和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中心、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户。而其中，汉代的徐闻港、合浦港，唐代的扶胥港，明清的黄埔港，见证了广东两千多年海上贸易的辉煌。汉代的楼船、唐宋的木兰舟、明清的广船，承载着广东人走向东南亚、非洲、欧美等地，谱写了广东成为世界海洋贸易圈东方中心的传奇。 　　中国历史学界也有意见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由阿拉伯人所开辟。考虑到陆上丝绸之路的艰辛与成本，以及阿拉伯当时拥有世界一流的航海技术，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人率先航海到了中国的广州、泉州、宁波和扬州等城市。但是，海上丝绸之路很难说是由哪一国或哪一地区的人民开辟。它同样经历过由点到点、由近及远以及在造船、航海技术不断进步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过程。郑和下西洋无论就其规模、距离、范围、交易物品等方面來看，都已达到古代中国航海贸易的盛极时期，也扩大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路径范围。因为，即使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一次能派出一支有317艘船只，2.8万人的庞大舰队出洋两年之久，也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级壮举了，它显示了极高的技术、产业和管理水平。

五、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

　　对古代丝绸之路路线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丰硕成果。如前所述，这种贸易路线并非单一、通达的大道，而是呈网络状分布。笔者参考国内外一些研究及个人实地考察，仅从总体上勾勒古代丝绸之路路线大致格局，或者就某一具体路线之分叉作一说明。以利于为今天观察“一带一路”提供一些历史参考。古代丝绸之路总体上大致出现陆上三条，海上两条的格局。这些路线开通后，经过不同朝代的发展也基本固定下来。
　　（一）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考察
　　陆上丝绸之路三条：一是亚洲-中亚-欧洲通道。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了一条由东向西构成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这条路线由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至玉门、新疆，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南亚、西亚，抵地中海东岸。大体干线总长7000多公里，中国境内达4000多公里。这段路线又分南北两道。北道从长安出发，经咸阳、长武、平凉、靖远、古浪至武威；南道从长安出发，经咸阳、兴平、宝鸡、陇西至青海的民和往北过大通河，越祁连山，在张掖与北道汇合。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走的是南道。
　　对中亚而言，从陆路到达中国，有三条路可供选择：克什米尔（经喀喇昆仑山口）之路、于阗之路和准噶尔之路（蒙兀儿斯坦）。前两条路拥有水源和草场之地。至于穿越察合台汗国的准噶尔之路，最为通畅。异密帖木儿（瘸子帖木儿）就是决定由那里进攻。为此，他令人在那里每隔一程都筑一城，为使各城有人居住，便向各城派遣数千士兵，以便在那里负责耕种周围的土地，并把收获的粮食贮藏于堡塞中。但帖木儿尚未发动进攻即死去，其进犯企图也戛然而止。
　　二是北方道。在古代亚欧丝绸之路的北方，由黑海经伏尔加河流域、中亚北部，直通南西伯利亚，又有横贯欧亚大陆的东西方大通道，这条由亚洲草原民族开通的路线，甚至早于张骞打通的路线。因沿途多有毛皮往来流通，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称之为“毛皮路”。而从中国东北西北抵达乌兰巴托，与北方丝绸之路相连通的道路也称草原之路。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后，北方通道重要性再度显现。中原商人深入俄、蒙乃至欧洲腹地。口外蒙古地区以及中俄边境的商业贸易得到空前扩张，其区域社会经济为主的蒙古地区逐渐融入全国大市场之中，而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的繁荣则进一步形成以恰克图为中心的国际性市场。出现实质上与草原丝绸之路相连接的“北路贸易”，即在地理位置上形成与南方沿海贸易相对称的贸易往来，具体包括以中原地区汉族人为主体所展开的往返于口外汉蒙民族贸易以及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的两种力量。
　　三是西南道。汉武帝派张骞打通西域后，随即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打通西南。今天的印度古称身毒、天竺。“天竺一名身毒，在月氏的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他们“修浮屠道，不杀伐”。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磬起国，皆身毒之地。汉武帝打通西域后，派遣使者抵达安息……身毒。只是因为在昆明受阻，虽通使数次，但作为一条商贸通道一时“竟不得通”。
　　南越被征服后，经蜀郡往来的西南夷各国都很震惊，纷纷请求汉朝派官员前去统辖。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汉武帝时代从四川经云南通往印度的商道，史称“蜀身毒道”。它从成都出发，分“五尺道”和“零关道”两条路线进入云南，在大理会合后又踏上博南古道往缅甸而去，直达印度，最终可通向中亚、西亚的阿富汗等地，并延伸到更远的欧洲。季羡林先生推测“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必输入印度”。
　　从路线图来看，西南道从地形、地质、气候、水文、海拔、路线、开拓历史与延续等方面而言，堪称最复杂的古代丝绸之路之一。它发源于古代西南边疆人民的茶马互市，大约形成于公元六世纪后期，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到二战时最为兴盛。茶马古道分为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到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抵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茶马古道不只是西南有，但最有名的应属西南道。以茶、盐为主要交易媒介的滇藏以天赐茶乡普洱为中心，形成一个相似于“羊”字形的网络路线。以古代普洱府为中心，主要从五个方向向外延伸，叶脉千万里。它们像一条条丝带萦绕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崇山峻岭中，传输着丰富的物品、精神和思想，被后人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
　　迄今仍无法考证古代商人在通往滇缅的崎岖山道上最初岁月里究竟走了多久，也许是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一般认定，大约到公元六世纪，才终于形成了这条非同寻常的西南丝路。这是典型的内陆农业文明通向世界的孔道，虽然它与海洋文明的航行是如此不同，但它毕竟展示了古蜀文明的辉煌和开放。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考察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一是从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出发，经南海、过马六甲海峡至印度洋，临波斯湾，最远抵达非洲东岸。到唐代中期，因战乱频繁，陆上丝绸之路不断受到干扰而趋于衰落，海上丝绸之路受到重视甚至出现盛况空前的局面。“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即可视作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盛况的恢宏写照。除中国与南洋贸易往来外，以官方力量组织所进行的郑和七下西洋，经行数十个国家，远及东非及赤道以南非洲。因为每次出访使命不尽相同，故船队每次垒发为数支，由此形成多点交叉、多线出航的海上复杂的交通贸易网络。郑和庞大的舰队七下西洋，更是成就了古代中国以官方力量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性辉煌。 　　除上述方向之外，中国东北方向延伸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称东海路，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所及的路线。远在张骞开通西域之前，这条路即已开辟。周武王时期（公元前1112年），中国养蚕、缫丝、织绸技术或通过陆路或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至于日本，传说中就有秦始皇派徐福率数千人东渡日本求取长生不老之药之说，徐福到日本后因传播养蚕技术，被日本后人尊奉为“蚕神”。日本古籍记载，西汉哀帝年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传到日本，到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
　　二是太平洋航线。到明朝中后期起，地理大发现及造船航海技术的历史性进步，自漳州月港经马尼拉横渡太平洋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太平洋新航线得以开辟，该航线后来被称为“太平洋丝绸之路”。
　　太平洋丝路代表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后辉煌。自福建漳州月港起航的中国商船运载着丝绸、瓷器等商品前往菲律宾马尼拉，随后这些中国商品与从日本起运的漆器、东南亚和印度出产的香料一同被大帆船运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1565年6月，西班牙“圣·巴布洛”号大帆船满载从福建月港运来的生丝、丝绸、瓷器和香料等物品，从马尼拉出发，历时6个月后抵达墨西哥南海岸的阿卡普尔科，开启了连接亚洲和美洲的“马尼拉大帆船”（The Manila Galleon）贸易时代。1575年，广州到拉美航线的开通，使最早始于汉代的官方海上丝路达到了最高峰。太平洋丝绸之路一直持续到1815年结束，历时250年。这条路主要由西方殖民者所控制，但它的开通大大延伸甚至改变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传统路径与地理范围，更广远地扩大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路线，“意味着中国丝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外传，几乎遍及全世界”。

六、海上丝绸之路的特殊性

　　而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而言，海上丝绸之路有其特殊性，海上航路本来就一直存在，需要的只是海上运载工具及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支撑，当然也需要政策的允许与支持。在公海，由于存在领土主权与海洋管辖权益重叠，以及需要经过地理位置重要、且穿行可能面临各种风险的海峡，海上航行通过权的取得较之于陆上更为复杂。海上贸易缺乏陆上贸易通道设关建卡的监管，导致其线路可能出现巨大的变异性。

　　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在不同时期几乎可以以某种形式得以存续。明（郑和下西洋之后）、清（至康熙）时期，即使官方推行“海禁”政策，海上区域性的自发贸易仍然是存在的，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之后，当时中国东部沿海与域外的走私贸易就没有完全中断过。
　　一些历史学家甚至断定，如果我们把历史看做一个整体，尤其将海上贸易史看做是连贯的，而不是因朝代更替而发生的话，那么无论秦汉还是唐宋，中国的海商们，都已经是国际性大商人了。因为商贸史未必与政治史同步，商业利益每每是跨越朝代、跨越国界和海洋的。这就是说，如果不按朝代划分历史，古代的海上贸易从出现开始，就一直是存在著的，有些是以政府力量开展的，有些则是自发性商业活动。概言之，这种关系到人们经济文化生活的国际、区际贸易具有某种自发性和延续性。当然，这种缺乏政府支持的贸易所面临的风险也是巨大的。海盗、恶劣天气、技术条件、贸易规模等因素，可能使贸易效益变得不如今天那么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