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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季进：英语世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筚路蓝缕的创建过程，在近二十年迎来长足的发展，一跃成为显学，而随着全球化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国政府文化输出战略的实施，这一领域的活跃程度更是水涨船高，引人注目。关注和追踪海外学界的最新动态，提供批评和对话的学术平台，一直是我们的兴趣和责任所在，本期的论文和访谈便聚焦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话题。
第一篇是雷勤风（Christopher Rea）的大作《文化企业家新论》。雷勤风是我的老朋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毕业，现在任教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近年来在欧美学界崭露头角。他对汉语的体悟与把握，几乎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对钱锺书的生花妙笔别有兴会，对滑稽讽刺文学青眼有加，平日里交流也是“插科打诨”。他的新著《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The Age of Irreverence：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2015）别具只眼，从一个看似戏谑的角度切入，却于涕泪交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勾勒出一套笑意盈盈的话语网络和精神谱系。全书扎实的文献功底和跨学科、跨文化的广阔视野令人印象深刻，摘下2017年“列文森奖”可谓顺理成章。熟悉这本著作或是他另外一些作品——比如他和傅朗（Nicolai Volland）合编的《文化的生意：中国和东南亚的文化企业家，1900-1965》（Cultural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1900-65，2014）——的读者，想必对《文化企业家新论》中所讨论的议题并不陌生。我们很容易从他的研究兴趣和理论关怀中找到“文化企业学”的前身，用他自己的比喻说法，他所关心的从来不是解剖青蛙一窥究竟，而是试图研究“它吃什么，如何繁衍，位在食物链何处”。在本文中，雷勤风将“文化企业学”打造为一种分析概念，“用来解释二十世纪早期在亚洲兴起的一种特殊文化代理形式：一种以积极参与与多种模式的文化生产为特征的从事艺术与文化生意的多元途径”。在他看来，文化企业家在中国的兴起，与中国社会的近代变革若合符节，无论是士商阶层的融合，文人地位的下沉，还是世界版图的扩大，城市空间的崛起，都令文化生产的观念、模式和环境发生巨变，应运而生的正是“文化企业家”的沃土。在这里，雷勤风征引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高哲一（Robert Culp）等人对于文化企业的讨论，将企业（enterprise）定义为“包含相当主动性与风险的事业、生意或冒险”，企业家（enterpriseneur）则是这一活动的代理人，而其所体现的“包括有助于创造、发展和维持一个企业的态度、活动、行为”则被称为企业家特质（enterpriseneurial）。由此，“文化企业家”便与一般的文化买办或经纪人区别开来，也与“文化人”“文化个体户”和“文化工作者”等类似称谓在价值上产生差异。雷勤风进一步将“文化企业家”分为三种模式，一是以徐卓呆为代表的“文化名人”，以自身的艺术才华和文化魅力经营着跨领域的文化产品，不仅通过其文化作品助长其企业的销路，也以其企业家特质反哺其文化产品;二是以黄楚九为代表的“大亨”，他们主要出于经济目的从事文化生产，雇佣他人制造文化产品，但其所投资的商业场所和公共空间却成为搬演中国文化现代性不可或缺的舞台;三是以上海漫画会为例的“集体式企业”，其成员由于共同的目标联结在一起，借助集体模式获得维持生产和运营的各项资本，并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在雷勤风看来，文化企业家所带来的意义，不仅通过实在的文化产品，也通过“提供新的文学隐喻和促使其他人反思文化实践本身”，其追求跨国流通，因应市场需求以及拥抱新式媒体的特质，提供了一个以多元价值和流动性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并不断被那些赞扬或批判它的人们赋予新的形象和意涵，从而帮助我们在一个更加广阔和长远的视域中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第二篇是华媛媛对王斑教授的访谈《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生态”思考——与斯坦福大学王斑教授“生态”一席谈》。王斑教授是成名已久的旅美学者，现在执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1997）和《过去的启发：现代中国的创伤、记忆和历史》（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Trauma，Memory，an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2004）等作品中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政治与审美、历史与记忆做出了发人深省的思考，令我辈同行受益匪浅。我们此前也译介过他的《无用之用》等大作。出乎意料的是，近年来王斑却放弃了之前深耕的研究领域，一头扎进似乎毫不相干的“生态研究”之中，发表了《儒家与自然：康有为大同书中的生态母体》（Confucianism and Nature：Ecological Motifs in Kang Youwei’s Great Community）等论文，难免令人好奇，是怎样的契机导致了如此之大的学术转变？生态研究又如何为文学、艺术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访谈者华媛媛于2017年访学斯坦福，全程参与了王斑教授的“美学，政治与生态：艺术作品与环境”课程，与课程的参与者深入交流，掌握着第一手资讯，其與王斑教授的对谈，无疑有助于我们拨开迷雾，直抵现场。访谈大致围绕三个问题展开，首先是讨论了王斑学术转型的逻辑，与一般所认为的不同，王斑教授指出生态研究正是其过往研究的自然延伸，他将之描述为由审美研究和政治研究进入到记忆研究，再到生态研究的发展过程。他认为生态其实涵盖了审美、政治和记忆的问题，因为审美是关注人的身体的研究，而政治是关乎人们如何组织在一起，关乎群体生活的研究，它们的联系在于内在和外在的融合辩证，就好像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记忆在人们体认这一关系时起到重要的作用，因而生态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审美问题，更是记忆的问题。第二部分聚焦上文提到的名为“美学，政治与生态：艺术作品与环境”的课程，除了对于课程设置和教材选择的介绍，二人重点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在这一课程中的核心地位。在王斑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绿色生态观变为“红绿生态观”（Red-green Ecology），切中生态问题的要害。生态问题本质上是新陈代谢的断裂，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马克思的生态观主张“自然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共存，保持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和谐的生存状态，而这也是艺术和美感的来源。第三部分讨论了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生态研究，王斑反对将生态研究变成一种“比较的研究”，即将东西方的生态观固化为两个水火不容的远古遗迹，然后作出无关痛痒的异同比较甚或是优劣评判。在他看来，真正有意义的是双方面对共同的生态问题，面对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时，其应对中的区别与得失的张力。基于美国中国生态研究存在的问题，王斑还提出了一个从康有为到沈从文再到当代科幻文学的写作计划，以重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生态问题。相信他的这些思考有助于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论说空间，对他的研究计划，我们也充满了期待。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
第一篇是雷勤风（Christopher Rea）的大作《文化企业家新论》。雷勤风是我的老朋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毕业，现在任教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近年来在欧美学界崭露头角。他对汉语的体悟与把握，几乎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对钱锺书的生花妙笔别有兴会，对滑稽讽刺文学青眼有加，平日里交流也是“插科打诨”。他的新著《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The Age of Irreverence：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2015）别具只眼，从一个看似戏谑的角度切入，却于涕泪交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勾勒出一套笑意盈盈的话语网络和精神谱系。全书扎实的文献功底和跨学科、跨文化的广阔视野令人印象深刻，摘下2017年“列文森奖”可谓顺理成章。熟悉这本著作或是他另外一些作品——比如他和傅朗（Nicolai Volland）合编的《文化的生意：中国和东南亚的文化企业家，1900-1965》（Cultural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1900-65，2014）——的读者，想必对《文化企业家新论》中所讨论的议题并不陌生。我们很容易从他的研究兴趣和理论关怀中找到“文化企业学”的前身，用他自己的比喻说法，他所关心的从来不是解剖青蛙一窥究竟，而是试图研究“它吃什么，如何繁衍，位在食物链何处”。在本文中，雷勤风将“文化企业学”打造为一种分析概念，“用来解释二十世纪早期在亚洲兴起的一种特殊文化代理形式：一种以积极参与与多种模式的文化生产为特征的从事艺术与文化生意的多元途径”。在他看来，文化企业家在中国的兴起，与中国社会的近代变革若合符节，无论是士商阶层的融合，文人地位的下沉，还是世界版图的扩大，城市空间的崛起，都令文化生产的观念、模式和环境发生巨变，应运而生的正是“文化企业家”的沃土。在这里，雷勤风征引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高哲一（Robert Culp）等人对于文化企业的讨论，将企业（enterprise）定义为“包含相当主动性与风险的事业、生意或冒险”，企业家（enterpriseneur）则是这一活动的代理人，而其所体现的“包括有助于创造、发展和维持一个企业的态度、活动、行为”则被称为企业家特质（enterpriseneurial）。由此，“文化企业家”便与一般的文化买办或经纪人区别开来，也与“文化人”“文化个体户”和“文化工作者”等类似称谓在价值上产生差异。雷勤风进一步将“文化企业家”分为三种模式，一是以徐卓呆为代表的“文化名人”，以自身的艺术才华和文化魅力经营着跨领域的文化产品，不仅通过其文化作品助长其企业的销路，也以其企业家特质反哺其文化产品;二是以黄楚九为代表的“大亨”，他们主要出于经济目的从事文化生产，雇佣他人制造文化产品，但其所投资的商业场所和公共空间却成为搬演中国文化现代性不可或缺的舞台;三是以上海漫画会为例的“集体式企业”，其成员由于共同的目标联结在一起，借助集体模式获得维持生产和运营的各项资本，并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在雷勤风看来，文化企业家所带来的意义，不仅通过实在的文化产品，也通过“提供新的文学隐喻和促使其他人反思文化实践本身”，其追求跨国流通，因应市场需求以及拥抱新式媒体的特质，提供了一个以多元价值和流动性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并不断被那些赞扬或批判它的人们赋予新的形象和意涵，从而帮助我们在一个更加广阔和长远的视域中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第二篇是华媛媛对王斑教授的访谈《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生态”思考——与斯坦福大学王斑教授“生态”一席谈》。王斑教授是成名已久的旅美学者，现在执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1997）和《过去的启发：现代中国的创伤、记忆和历史》（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Trauma，Memory，an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2004）等作品中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政治与审美、历史与记忆做出了发人深省的思考，令我辈同行受益匪浅。我们此前也译介过他的《无用之用》等大作。出乎意料的是，近年来王斑却放弃了之前深耕的研究领域，一头扎进似乎毫不相干的“生态研究”之中，发表了《儒家与自然：康有为大同书中的生态母体》（Confucianism and Nature：Ecological Motifs in Kang Youwei’s Great Community）等论文，难免令人好奇，是怎样的契机导致了如此之大的学术转变？生态研究又如何为文学、艺术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访谈者华媛媛于2017年访学斯坦福，全程参与了王斑教授的“美学，政治与生态：艺术作品与环境”课程，与课程的参与者深入交流，掌握着第一手资讯，其與王斑教授的对谈，无疑有助于我们拨开迷雾，直抵现场。访谈大致围绕三个问题展开，首先是讨论了王斑学术转型的逻辑，与一般所认为的不同，王斑教授指出生态研究正是其过往研究的自然延伸，他将之描述为由审美研究和政治研究进入到记忆研究，再到生态研究的发展过程。他认为生态其实涵盖了审美、政治和记忆的问题，因为审美是关注人的身体的研究，而政治是关乎人们如何组织在一起，关乎群体生活的研究，它们的联系在于内在和外在的融合辩证，就好像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记忆在人们体认这一关系时起到重要的作用，因而生态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审美问题，更是记忆的问题。第二部分聚焦上文提到的名为“美学，政治与生态：艺术作品与环境”的课程，除了对于课程设置和教材选择的介绍，二人重点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在这一课程中的核心地位。在王斑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绿色生态观变为“红绿生态观”（Red-green Ecology），切中生态问题的要害。生态问题本质上是新陈代谢的断裂，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马克思的生态观主张“自然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共存，保持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和谐的生存状态，而这也是艺术和美感的来源。第三部分讨论了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生态研究，王斑反对将生态研究变成一种“比较的研究”，即将东西方的生态观固化为两个水火不容的远古遗迹，然后作出无关痛痒的异同比较甚或是优劣评判。在他看来，真正有意义的是双方面对共同的生态问题，面对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时，其应对中的区别与得失的张力。基于美国中国生态研究存在的问题，王斑还提出了一个从康有为到沈从文再到当代科幻文学的写作计划，以重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生态问题。相信他的这些思考有助于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论说空间，对他的研究计划，我们也充满了期待。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