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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年9月26日、9月27日
地点：绍兴咸亨酒店·树人堂
主办：《人民文学》、《南方文坛》、绍兴市委宣传部、绍兴市文联
主持人：金一波、徐坤、徐则臣
与会者：施战军、邱华栋、张燕玲、曹启文、徐坤、徐则臣、何俊杰、金一波、曾攀、马小淘、李唐、庞羽、宋阿曼、王苏辛、郑在欢、小托夫、王姝蕲、江汀、傅小平、李壮、徐勇、李伟长、金燕馨、李兰玉、梁豪、肖江虹、张楚、吴玄、丛治辰
金一波绍兴文联主席各位领导、各位作家、批评家朋友、媒体的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丹桂飘香、秋风送爽的美好季节里，今天下午由人民文学杂志社、南方文坛杂志社、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绍兴市文联联合主办的“2018绍兴文学周第五届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在这里开幕了。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主席台上的嘉宾（略）。首先有请张燕玲女士介绍出席本次峰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批评家。
张蒸玲南方文坛主编：很高兴借绍兴的宝地欢迎各位前来参加我们的峰会（介绍与会者，略）。
何俊杰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绍兴市文联党组书记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作家、各位批评家，还有我们新闻界的朋友们。其实我们见面都非常亲切，因为很多也都是老朋友，这个峰会落户绍兴多年，我们一直在坚守。首先要感谢《人民文学》和《南方文坛》，以及我们浙江省作协的领导和专家们，因为你们的鼎力支持，因为你们的关心、厚爱，也使得我们第五届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如期在绍兴举行，也为我们首次启动了2018绍兴文学周谱写了浓重的篇章。我想趁这个机会，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个报告，便于大家在此期间，在绍兴生活、体验、感受、交流做一些帮助。
第一，我想讲一下关于鲁迅。鲁迅作为一个民族的坐标，从鲁迅身上我们可以追溯到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我们可以体会他心中的热爱和无法抑制的坚守和创新。第二，我想讲一下关于文脉。绍兴这座城市其实大家都了解，历史文化名城，从春秋，从远古大禹到唐宋元明清下来，跟绍兴相关的中国的事情何其之多，这里面去写的话我相信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传播力，以及影响力毫无疑问是非常大的。第三，绍兴是介于杭州和宁波之间，我们离杭州一个小时，离宁波一个小时，在两座大城市之间，我们绍兴唯独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用文化来引领提供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而不是靠工业或其他，所以我们提出了“城市文化体系”：首先，物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要培育良好的城市风貌;其次，制度文化建设方面，培养良好的城市品格，绍兴的城市是要有自己的个性化，要有自己品格的，包括文明程度，等等;最后，工业文化的建设要形成良好的城市精神。这种城市精神，当然是从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汲取大量的影响，从革命文化中我们也有一些东西，比如总理，包括鲁迅的精神，包括秋瑾，包括最古老的像越王的胆剑精神，等等，城市的精神化为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动力。
最后祝各位在绍兴期间一切顺利，一切愉快。在绍兴期间喝点黄酒，感受一下真正的绍兴。也希望大家到绍兴的一些景区景点多看看，将来有可能写人你们的作品中，我们非常乐意。
曹启文浙江省作协副巡视员、党组副书记近年来施战军主编率领的文学团队多次到浙江给我们指导工作，跟我们合作开展文学活动。还有华栋院长，对我们青年作家的培养给予了很大的关照，而且我们浙江作协跟鲁迅文学院合作办班，举行了两次也非常成功。张燕玲主编也不辞辛劳到杭州来担任郁达夫小说奖的评委，徐则臣副主编也非常认真，对我们浙江的文协和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和支持。这次峰会时间选择也很有意义，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9月21号，第八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刚刚闭幕，所以我们这次峰会的主题是“新时代、新青年、新写作”，这是全国青创会的延续，也是全国青创会精神的推进会。我们这个也是全国青年作家，除了创作还有批评。所以“新时代、新青年、新写作”是当代中国青年作家不能回避、也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命题。围绕这个命题，全国青年作家，评论家，以及我们绍兴本土的青年作家结合创作实践，开展交流、研讨和对话，有助于我们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的创作。希望这次峰会上，我们浙江绍兴的青年作家珍惜难得的机会，多向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名家请教、交流。也恳请各位老师、青年作家、评论家多指点，多把脉，为浙江青年作家及其创作更上一个台阶提供宝贵经验，为绍兴打造文学之城提供意见建议。报纸上提到，浙江的青年作家群的水只有七八十度，我们希望这次的会议，老师、名家们给我们多添几把火，把文学之水烧得沸腾起来，再一次感谢大家，也预祝活动圆满成功。
邱华栋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在这个会上，我就想起来咱们这个会有一个来历，21世纪初，真正的创始人是张燕玲和李敬泽，有一个全国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论坛，论坛搞了好几届，当时施战军主编作为青年批评家也就三十出头，我作为一个作家也是三十出头，参加过好几次论坛，后来改成峰会了，在绍兴做了四届，一晃十几年过了，一波波作家、批评家聚在一起，这样一个延续性的过程特别有意思。第二，我觉得一代作家也有同时代成长的批评家，我觉得我们峰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们把作家和批评家放在一起了，形成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对话的环境，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特别了不起。江山代有才人出，真是这样的，一波波就这么成长起来了。像庞羽的爸爸，2004年的时候我们还一起读书，我跟他爸在鲁院后面的臭水沟边一起散步，搭着肩膀。王姝蕲也是在腾讯干了很多年，做了很多报道。我们崔君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人职到鲁迅文学院，一路过关斩将，第一名考进来的。江汀也很有意思，是一个编辑、诗人和作家。王苏辛是一个特別好的编辑，他做的那些书我们都很惊艳。觉得一个作家书写得那么好，还能做成书，公益要求也很多，还要考虑到市场，还要考虑到推广，其他几位我就不一一说了。一代新作家出来，大家形成一个对话的关系，在我们绍兴这样一个文学之城，在我们绍兴这样一个作家之城，因为这个地方有鲁迅，极具象征性，极具文学符号的价值。我相信在这几天时间里大家一定会营造出一种面向更加未来的文学可能性的气氛，大家互相鼓劲，写出你自己满意的杰作。青年作家最重要的是要不断挑战难度，因为我们这样的中老年作家也在不断挑战自我，咱们还得一块写作，共同前进。也祝愿大家在绍兴这样的文学之城、作家之城能够留下你们人生中特别美好的回忆。过了十五年你变成我了，你想起这些细节，就像我今天一样发出会心的一笑。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我们第一个项目就是关于绍兴的文学周，何部长考虑非常全面，他对绍兴文化、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现当代文化都非常熟悉。按理说这样的领导有人写稿子，但他是自己密密麻麻写的，确实特别好。浙江绍兴就是一个文学的府邸，我们峰会绍兴文学周是重要的内容，这是我们的荣幸。很多城市都在搞文学周，他们都有文学，但是他们没有周，绍兴有两大文学高山，就是二周，鲁迅和周作人。绍兴的文学家、教育家还有很多，从大禹、范蠡到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这个文化从来没断层过。绍兴文化周在这里举行，而且是静悄悄的，没有搞过大的、铺张的宣传，但我们觉得它真的特别协调、特别合适，一点僵硬的感觉都没有。这是我们选择绍兴，要不断做峰会的理由。我们的峰会在绍兴做了四届，接下来还会在绍兴继续做。刚才邱华栋回顾了一下我们的简史，实际上我们脱胎于2010年中国第一届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论坛，每次来参加的时候都让我们推荐青年作家，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经常通宵达旦谈文学，梦一样的年轻时代。可惜那个时代没有特别棒的摄影师，留下来的镜头并不是很多。但是《南方文坛》在杂志彩页上把活动的一些重要镜头、有意思的花絮都留下来了，这是一份史料。说到这，我跟华栋一样，我们这批人，90年代中后期开始做文学行当。我们可以成长，能够长出翅膀，都是因为有一个孵蛋机，就是《南方文坛》。《南方文坛》开了一个栏目叫《今日批评家》，我们几乎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现在已经到90后了，在这一批人中我们算老前辈。《人民文学》大家都知道它的历史，但《南方文壇》确实是由燕玲当主编以后成了批评重镇，而且可以说是最好的文学平台。因为它一直是活的，我们一直主办论坛本身就说明了这点，像曲水流觞一样，水一直在流，一直有新元素进来，所以我们会越做越好。想到要来这个会议之前，我一直在激动中，甚至都有点发烧了。《人民文学》这两年的传统栏目是有新浪潮的，另外我们开了90后的栏目两年多，前段时间开了90后作家的研讨会，就是尽量先让作家、批评家之间有对话的格局。在这里祝咱们的峰会圆满成功，我宣布，2018绍兴文学周第五届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开幕！
徐坤《人民文学》副主编接下来由我主持，正式论坛之前隆重介绍今天参与峰会的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略）。首先有请张燕玲主编讲话。
张蒸玲谢谢各位，十七年了，大家这么深情款款回忆这个论坛，颇为感慨。“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的前身是《人民文学》《南方文坛》联合主办的“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2011年此前做了八届，分别在全国八个地方举行。虽然刚才战军、华栋两位资深青年作家批评家参加了两三届，其实与会人员每年都在更新，只有他们这样的“最佳辩手”才可能参加两三届，因为“对话”是我们论坛的重要方式，总是一个作家一个批评家交叉发言，辩论不止，锋芒毕露，活力无限，意犹未尽时还要求晚上接着开。每届都精彩纷呈，都有很多美妙的花絮。2012年始，更名为“全国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故乡绍兴落地扎根，一年一届，并传承此前论坛的传统，继续办成国内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要对话交流活动之一。论坛从第四届始，每届由与会的作家批评家集体推选本年度内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领域取得重要成就的青年作家和青年批评家。年度青年作家的年龄在四十岁以下（含四十岁），年度批评家的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含四十五岁）。此前东西、朱文颖、冯唐、雷平阳、乔叶、鲁敏、周晓枫、侯马、田耳、张楚、梁鸿、李凤群、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滕肖澜、石一枫等十五位青年作家，谢有顺、黄发有、郜元宝、邵燕君、施战军、李云雷、金理、刘大先、夏烈、黄德海等九位青年批评家获过此殊荣。2013年，峰会还新设定年度表现奖，茱萸、李宏伟、武强、蔡骏华获得青年作家年度表现奖，张定浩、徐刚、金赫楠等获得青年批评家年度表现奖。本届因故暂停，以后是否重启，还待讨论。
“新时代、新青年、新写作”，这个题目是中秋节时施主编以疲惫的沙哑嗓子告诉我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颇具宽度和深度的论题，深度在于青年作家可以借此平台触及时代的神经、写作的命脉;宽度是论题外延的无界，什么都可以谈。
在评鲁迅文学奖读作品时，青年作家的新写作给我的认知冲击颇大。新青年一代对新时代对人性都有新表达，许多作品直刺时代神经，而且不同程度地找到自己作品样貌的独特美感。尤其直面现实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观念，还是小说表现，都有着深刻的当代性。它们以深度挖掘社会与人事的巨变，直刺时代的神经，展现生存困境与时代精神，体现了时代审美的丰富性。许多作品在开卷之时，就闯入你的境遇，人事万物在时代浪潮中的可能与不可能就是生活真实的此时彼刻。小说里的人物如鲁迅所言更像是无数身旁或远方的人们，与我们休戚相关。作品对人性的宽广与丰富、幽明与裂变的深度挖掘，显示出我们新的一代对生活出色的洞察力。就像2015年底我读到王苏辛的《白夜照相馆》，我当时颇为震惊，年轻的一代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我在鲁迅文学院讲课时就以此为例谈文学的虚与实，并整理成文发表。
总之，“对话”是我们论坛的核心，当然对话是需要思想能力的，我们的论坛到今天的峰会，其核心便是给青年写作者建立对话平台，十几年的对话交流，推出一拨一拨的青年作家与批评家。可见，文学同代人的对话，相互砥砺和启发，或说相互取暖，是必需的。期待青年才俊能触及自我，彼此收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就像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激动了就真的站起来论争。刚刚徐坤老师说得特别好，一个作家一个批评家，一一对话。《南方文坛》的论坛纪要是有读者的，很多青年写作者跟我说“我不能参加，起码能够看看别人说什么”。
邱华栋最近我读了《胡适年谱》，胡适、鲁迅、刘半农、陈独秀在搞文学革命的时候，跟在座的诸位都是一个年龄，就能干那么大的事，能够把中国的历史推动起来。在座的各位，你们很可能就是当代的鲁迅、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就是新青年。前段时间，我代表传统作家、传统文学，参加了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下面坐了一千两百多个网络作家，我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100年与20年》，主要把《新青年》这波人抬出来。文学革命一百年了，当时他们一定要弄出新文学，要跟旧文学分开，然后谈了几种文学。一种叫作旧媒体、旧文学，还有一种叫旧媒体、新文学。比如《人民文学》杂志，多年以来就是秉持着鲁迅、胡适他们的精神，虽然是纸媒，当然现在是全媒体融合了。在新文学一百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回到鲁迅所在的这样一个地方，聚在一起，意义非凡。 再有一个对青年作家来讲，还是要寻找写作的难度。明年有几本长篇小说要出版的，我特别期待。一个是美国作家大卫·华莱士·福斯特的，他已经去世了，据说他有一部很复杂的后现代长篇，叫《无尽的玩笑》，被翻译过来了，正在润色。在《思南文学选刊》上发了一部分，我还没还没看出好在哪。到时候我看全本，但这个东西值得期待，据说中文翻译过来六十多万字。第二本书是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土地》，他1928年出生，2012年去世，这个书很难翻译，但还是译出来了，这个书非常庞杂，把墨西哥的历史、现实、神话都放在里面。第三本是一个古巴作家，据说极难翻译，一个长篇《三只悲伤的老虎》，听说《百年孤独》的译者范晔已经译完了。这本书在写作的时候，用了很多古巴的节奏感觉。如果说一个小说家寻找到这样的节奏，是非常难翻译的，所以我也特别期待这种东西出来。我作为一个作家，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在难度上挑战自我。就像在座的诸位，想办法写出一个比较有难度的东西。新时代里，我们要寻求一种新写作的话，我觉得要在难度上、在艺术创新上去较一较劲。只要我们想到胡适、鲁迅，他们二三十岁做了这么漂亮的事，我觉得在座的各位，我们能做得出来，一定能干得更好。
徐勇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青年批评家我想谈谈的是80后小说创作的看法，今天的80后作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群体，一个就是所谓的通过新概念这一波出来的，另外一波是通过传统期刊成长起来的。80后作家的创作，最近几年却出现了趋同趋向，80后作家也越来越走向成熟，这主要表现在新概念80后作家去青春化的一个倾向。特別明显表现在近几年，最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像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茧》，还有去年发表的《大乔小乔》《天鹅旅馆》这几部作品。特别是像张悦然的《茧》这部作品，虽然仍旧是在表现创伤和成长的主题，但在作品中，作者不再是在静止时空中展现青春忧伤和感叹，而是把故事内容转向具体历史语境，这与早期的作品在虚化的历史背景明显不同。这显示出80后作家少有的历史感和历史担当，让人感叹。80后作家向传统文学靠拢，表明了80后青春作家，文学意识的增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传统涉及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迫使一个人不但用铭刻在心的他们那一代人的感觉去写作，而且他会感到整个欧洲文学处于这个整体之中，他自己国家的文学同时存在，组成了一个共存的秩序。就是这种意识，使一位作家成为传统的。与此同时，它使得一位作家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在同时代诗人中的位置，我觉得这段话说得非常好，那今天80后作家的历史感也非常伟大。80后作家文学意识的增强，某种程度表明了80后文学的成熟，这种标志就是出现了一大批风格鲜明的、在文学史上具有地位的80后代表作家。
李唐青年作家写作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就像最近我刚看完了一个奥地利小说家的作品，他已经七十多岁，但那种力量感让我震惊。我读的时候，感觉手心、脚心在出汗，像在听交响乐一样。所以真的不用着急，应该慢慢修炼，我七十岁能写出这样的，很知足了。我最近也在反思，比如出书发表以后，就会有一些声音，出版商会说这种书比较好卖，这种类型会有读者好出版，包括刊物，有些老师会说，你要写得现实一点，接地气一点，或者怎么样，这都是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我不是一个特别坚定的人，我也会想要不要改变自己，但后来我想这是违反自己本心的写作，我肯定写不好，所以只能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尽量把它写好。既然我觉得我已经得到了超过我能力水平的东西，应该就像邱老师刚才说的那样，不要那么在乎出版或发表，可以稍微往后放一放，就写一些自己觉得真正有难度有野心的东西，即使不容易出版或发表，也可能写得不好。因为人生可以是成功的，也有可能是失败者。即便失败，也要做一些更有意义的失败，毕竟也就活这么一回，写一些达到自己最大能力范围的东西。
李伟长青年批评家在创作中，70后、60后作家，更别说50后作家，他们成长过程中有一个时期，叫抽屉文学时期。因为各种原因，他们的很多作品发表不了，都放在抽屉里。对现在的90后作家来讲，他们的抽屉时期正在慢慢消失。现在的发表太容易了，很多文学期刊和出版社都在找他们，供不应求。抽屉时期对一个写作者的成长特别重要，那意味着漫长的、充满耐心的练习、探索、积累和修正，并且在等待中不断建构自身的写作意识，慢慢锻炼个人的意志品质，一点一点积攒经验，渐渐了解和建立自我。抽屉时期的缩短乃至消失，意味着缓慢而又耐心的练习时间变少，准备期变短，对一个写作者的后期成长显然不是好事。如80后作家，数量之多压制了70后作家，今天再来看，则是过早消耗了自己。准备期一旦过早地消失，势必导致产能的后续不足。文学抽屉时期的消失，其背后是练习的消失，是精雕细琢的消失，是慢功夫的消失。今天我们读到很多90后作家的作品，苛刻地讲，还是习作。
抽屉时间是什么时候？二十多岁到三十岁。最近在读张新颖教授的《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写了一篇书评。我就注意到一组沈从文创作发表的数字，沈从文是1902年出生的，1925年，二十三岁的他发表了近六十篇作品。1926年发表了七十多篇作品，次年，二十五岁的他又发表了四十篇。三年合计一百七十多篇，这还只是他发表的作品数量，还有大量的日记、读书笔记、书信等，存在抽屉里，这个人得勤奋到什么程度。从沈从文的文学轨迹来说，这三年是他重要的习作时期，很多作品都谈不上优秀，也是他文学观念慢慢成形、写作技艺逐渐明朗的时期。难怪沈从文会说：青年学生相信天才，告诉他们没有天才，只是忍耐。这句话多么熟悉，就像当年福楼拜说的那样：所谓才华，就是缓慢的耐心。抽屉时期就是勤奋、积累、练习和耐心。
梁豪《人民文学》编辑我们要善于把握新的动向、新的题材和新的个人经验。如果我们把全部的信赖和热情，都投注到新鲜事物本身的流变，那么这可能值得我们保持警惕。为了抵抗那种“方生方死”的“新式”写作，我们必须要学会挖掘事物内部新的内涵。同样是写到礼物，欧·亨利在《麦琪的礼物》里面，通过一对贫困潦倒的夫妻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置换成对方最心爱的东西的陪衬，去见证他们之间的情感，这是小说中“礼物”这个道具的意义，它直接附着在物本身。而在张爱玲的《色戒》里面，当易先生跟王佳芝去选购一枚戒指的时候，作为礼物的那个所指发生了变化。易先生平常带着风月场里的女人去选购礼物，为了避嫌，都会带上一批随从。但唯独这次他和王佳芝的时候，只有他们两个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不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应付，不是身体和物质的利益交换，易先生在这时已经把王佳芝视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这样的转变和触动，最终让王佳芝说出了那个“快走”，让易先生幸免于难。可以看到，在这里，礼物本身的价值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行为和它的动机，这就是所谓新的内涵、新的视角。 今天我们在绍兴开会，昨天又恰好是鲁迅先生一百三十七周年诞辰，我就以鲁迅先生在《热风·随感录》里的一句话收尾：“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鲁迅先生的文字总是那么实在而又切中肯綮，就让我们像先生一样，先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再做一个优秀的人。
曾攀（《南方文刊》編辑部主任今天的主题是“新时代、新青年、新写作”，事实上，修饰语“新”与中心语“时代、青年、写作”之间，存在着某种辩证关系与内在伦理：时代、青年、写作，这三个元素是永恒的概念，是没有时间性的，它们是无所谓新与旧的，这三个主题既具有传统性，也具有当代性，是我们讨论的最本源和最本质的东西。而“新”则是被赋予的，被期待的，“新”永远指向当下，指向未来，需要我们重新去认识，需要特别去建构的。我个人的理解，“新”与时代、青年、写作的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部秩序，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处理好的是时代、青年与写作的内涵与关系，在这些纯粹的永恒的命题得以有所解答，有所参悟，有所建树之后，然后去处理“新”的问题。对于写作者而言，所谓的“新”，意味着书写、创造和建构。也就是德勒兹所谓的“生成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生成性”最重要的来自写作，德勒兹认为，写作与生成是无法分离的。写作能够对抗历史的遗忘与沉浮，记录和见证时代，塑造新时代的格调，这就是克罗齐强调的我们对历史的当代意识，对时代的参与感;通过写作，还能够生成青年的主体性，为我们青年的精神塑形，从而生成“新青年”的形态与品格。我关注到近年出版的几个小说，刘庆的《唇典》、徐兆寿的《鸠摩罗什》，包括肖江虹最近获鲁迅文学奖的《傩面》等，他们试图去建构和直面我们真正有所依赖、有所信仰的、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写作对于新时代、新青年，以及写作对于写作自身，也即新写作的生成和创造作用，正是今天作为写作者的我们责无旁贷的所在。
“青年”其实是一种未成型的状态，需要我们琢磨、锤炼与赋型。今天我们在鲁迅故里，鲁迅本来很相信进化论，他相信将来一定是胜过现在，他相信青年是一定胜过老人的。但是后面鲁迅很悲观，当时的青年让他失望，他断绝了这个念想。今天我们讨论新时代、新青年、新写作，尤其在鲁迅的故乡，相信当代青年不会再复制鲁迅那样失落，这需要我们共同去努力。
庞羽青年作家作为小说家的我们要甘于做桥梁，人们从黑暗中经过这座桥，也许对面人是黑暗，但总向光明更进了一步。而文学的作用，就像克里斯朵夫那样，我们以为是文学背负我们，到达光明。其实恰恰是我们背负文学，到达彼岸。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一篇小说，叫作《一只胳膊的拳击》，这是来源于健身房的拳击场。2016年到2017年，我在基层锻炼了一年。在那一年时间里，我接触了很多人物，非常具有烟火气息，非常难忘。通过村里的秸秆禁烧行动，我写了一篇小说，叫作《我把她吃了》。这篇小说命运多舛，先是投给了《江南》，周老师准备给我发头题。后来撤到第三篇，最后下厂印刷前还是没通过。后来我投给了《文学港》，后来也没发成，最后还是《作品》给我发了出来。在这件事中，我有深刻地体会到徐则臣老师说的那句话。在我看来，活着是什么？活着是片刻的欢愉和全部的孤独。在吃饭时，在睡觉时，在读书时，我们只在用一部分的自我在活着。对我来说，写作是在自身的缺口之处，描绘出整个的轮廓。文学不是总和，而是让两条线相交之后，各自奔向各自的方向，文学也不是摄像，而是去呈现，呈现卑劣中的高贵，自由中的无法抵达。文学是馈赠，你在被赋予的同时，你也在赋予。你在创造时所认为的，便是永恒所认为的。所以对于小说家来说，失败最后该怎么办？那就是再去失败，去投身，去溺水，去拯救，去受伤，让自己成为文学大海中的一座岛屿。
傅小平青年批评家鲁迅提倡少读乃至不读中国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批评。其实我们不要被这些话迷惑，鲁迅有很深的传统文化功底，但是他对传统文化继承是有选择性的。他主要偏重于汉唐魏晋那一路，把这些东西进行了很好的转化，推陈出新。鲁迅其实很善于学习，比如他受到果戈理的影响，但你看他的小说，根本看不出任何痕迹。现在的青年作家，有的批评认为他们创新比较少，缺少整体性，碎片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他们的小说有同质化倾向，或者说创新力不够。上次我参加一个青年作家的会议，他们认为90后作家受先锋文学影响比较深，先锋写作在当时很超前的，尤其是解决怎么写的问题。应该说现在的80后、90后，写作技艺没问题的，重要的是回到写什么的问题上来。80年代作家突出个人性，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这个年代还强调个人性的话，变成守旧了，但我觉得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个问题好像没办法分开的。比如说两个作家写同一个题材，聚焦同一个点，不同的写法会产生不一样的现象。刚刚华栋老师有特别敏锐的视角，这个我作为媒体很惭愧。另外，能够像鲁迅那样，透过时代的泡沫，直抵本心的作家，非常少，可能百年才出一个。但是刚刚伟长也讲了一个抽屉文学，他们经过很漫长的训练期，而且他的写作是紧贴生活的根本的东西。包括前几天参加一个会议，看到雪漠，他就完全是与世隔绝，自己默默地写，他不强调跟上新潮流、新时代，那不是生活的东西。我想这也可能是很好的途径，也是我们现在比较欠缺的。
徐则臣（《人民文学》副主编）下午的论坛由我主持，欢迎新到的四位肖江虹、张楚、吴玄、丛治辰。我们现在开始。刚才张燕玲老师说找一个火力壮一点的，那就李壮吧。
李壮青年批评家我们今天谈论创新，是在谈论真创新还是伪创新？它是一个供给侧的创新、还是一个需求侧的创新？我们都说供给侧改革，什么叫供给侧？就今天这个文学话题来说，我觉得，如果现实中有一种强烈的力量、强大的对象、鲜明的发现，它推着我必须要以新的方式来写，如果我不以新的语言、不以新的形式、不以新的结构来写，我就说不出我心中的话、无法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就会“憋得慌”，那么这就是供给侧的创新。我不得不创新，我必须要创新。什么叫需求侧的创新？就是我正襟危坐，满嘴是冠冕堂皇的、不言自明的、挑不出毛病的话，“我们现在进入了新的时代，新的文学在召唤我们，我们必须写出一点新的东西，为文学提供新意”，等等。然后我回家打开电脑，绞尽脑汁找几个创新点。这些话对不对？当然对，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如果作家的写作，完完全全就是被这些说法给催出来的，那么它很可能就是一种外围强制元素的产物，根子上不一定立得住，多半也不会持久。这种强行创新的情况存不存在？我觉得是存在的。 现实中，如果我们搞一点新的角度，写一点新的生活，挖一点新的题材，不管写得怎么样，可能发表起来确实比较容易，批评家说的时候也有话说，甚至评奖的时候一枪命中的可能性也能大一点。问题在于，这是一种强行赋予的“新”，是打药打出来的，甚至说得重一点，是一种表演性的、表面化的“新”。真正的文学之新，首先是一种真实的冲动，关乎新的认知、新的理解，其后才涉及文本本身的各种新意。后半截的“新”，老实说，我们今天做得不错。需要格外提醒的，其实是前半截的“新”，我觉得许多青年作家，在这方面的功课或者说修为，还可以做得更足更透一些。当然，这是一种更高的要求和更远的期许，一时一地未必解决得了，因此也不必太过焦急于一时一地。
张蒸玲关于肖江虹的《傩面》，我也觉得这把火烧得这么彻底，乡村的传统民俗何以为继？敬傩、唱傩、傩戏等，像民间叙事诗一样美，突然间灰飞烟灭与颓败，这是一个挽歌？我们就让肖江虹来说一说，尽可能引起一种争论，期待真正的对话，真正的论坛。
肖江虹小说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我到贵州去做田野调查，有一个很老的傩师，他是村里最后一个傩师。他一个人在家，他的女儿都出嫁了，儿子到县城上班。我每天观察他的生活状态，一开始我以为他的生命中傩是最重要的，跟了他几天以后我发现他到野外去采摘野菜，他喜欢吃野菜，采了野菜回来自己做，或者是炒着吃，烫着吃，他觉得他每天到外面能够找到他心仪的野菜，比他唱傩更重要。我就问他，从年轻的时候唱到现在，你觉得傩带给你的什么东西最重要？他说他以前年轻的时候特别怕死，他觉得人死了会陷入一种无边的黑暗，他会想怎么来化解这个东西？他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他一开始相信傩的那边能够看到死掉是一个美好的场景，他花了差不多三十年都看不到。有一天他有一个叔叔辈的老人去世了，叫他去唱傩，那天他戴上面具的时候，真看到了他死去的叔叔，而且看到他穿的衣服和平时不一样，走出大门的时候，他看到大门外面跟现在生活的景致不一样。他说从此能够看到傩对面的场景。
很多老艺人看得比我们开阔，他们说人类是要往前走的，有的东西可能消失了。那天我在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发言讲了一个老唢呐匠，我觉得他完全是哲学家出来的，我问他，你唢呐也不吹了，有一天你的唢呐肯定不在了，你死了这些东西就消失了，怎么处理？然后他说，唢呐可以没有，但是曲子是死不掉的，这个调子是在的，他摘了一片树叶马上就吹《南山松》，嘹亮高亢的声音，他说这个死得掉吗？死不掉吧！以前他的师傅跟他说，当一种民间艺术高度仪式化时，它已经开始在走向衰败和消失。可能这个东西不见了，包括儺，一把火把它烧掉，但是傩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比如敬畏心、敬天、敬人、人和自然的关系怎么处理？可能下一个事物就诞生了，这种精神的东西会附着到下一个即将诞生或已经诞生的器物上，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很多东西消失了，但内核是在的，唢呐可以死，可以消失，但曲子是死不掉的。
江汀青年作家契诃夫在小说《大学生》里提到，过去和未来是一条长长的链子，当你碰触链子的一端的时候，另外一端也在轻轻颤动。这种比喻真的是很微妙。我很难确定我的时代观。有时候它是永恒轮回，有时候它终有一死。在欧洲文学史中，古典主义被浪漫主义冲击，浪漫主义之后又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之后到了现代主义。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中有相同的东西，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也有相同的东西。文学中没有“进化论”。我又不得不承认，经验确实在加速地贬值，就像某些特定时代的货币。也许这里需要沈从文先生来安慰我们，沈先生讲的“常与变”，能够很好地回答前面提到的“惨烈的迁徙”。再讲到青年写作。我首先想到另外一个词语——“晚期风格”，萨义德曾经以托马斯·曼、兰佩杜萨为例，探讨了当他们步人人生最后阶段时，如何“由于时代的错误和反常”而使死亡径直进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其实在诗歌写作当中，我也见到过这样的例子，比如我国古代的庾信、杜甫、李煜、李清照，现代的穆旦，都是在晚年写出最好的诗作。当然了，虽然我被他们的晚期作品打动，但他们的早期作品同样值得重视，尽管它们被时间悄悄地一分为二。就像契诃夫《大学生》中的那条链子，一个诗人的晚期风格和早期风格，在漫长的时间中，它们就像一条链子的两端。其实，我已经很难说自己是一个青年作家，我的“抽屉”写作阶段已经过去了，经过这个阶段之后，你会很清晰地辨认出自己的成长过程。在成长之后，我清晰地意识到，在自己的写作中，已经出现了新的困境。我希望找回自己从前的那支画笔，但其实一切也已经发生了变化，找寻的过程渐渐变成了另一个故事。不过，它们始终都是我的文学故事，我也愿意与困境在一起。
王姝蕲青年作家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确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小时代，只有小悲伤、小确幸，没什么可写的。几年前因工作关系采访严歌苓，我说：“我们这个小时代啊……”她说：“不啊，我们是大时代。”她没有具体说这个时代到底大在哪里，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自己找答案。后来，我意识到了互联网时代的存在。我最近的一个短篇小说《矿工》，矿工们挖的不是煤矿、铁矿，而是“比特币”矿，比特币是一种虚拟货币，采用了互联网领域最先进的区块链技术。挖比特币特别费电，所以要把矿场建在电费便宜的地方。中国四川山区里水资源过剩，很多私营的小水电站，电费特别便宜。所以那里成了全世界比特币矿场资本最集中的地方。新技术、新经验在迅速更新换代。我为什么非写比特币矿工不可呢？因为他的身上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极端的城乡关系。四川山里的比特币矿工，他们文化程度很低，是底层劳工，但他们工作产出的是全球科技界、金融界最尖端的产品。此外，矿工住在山里，身体上与世隔绝，过原生态的生活，而矿工精神上却在参与全世界最疯狂的财富游戏，他的心理要怎么平衡。在比特币造就的极端处境下，人性会如何反射？我关注的从来不是新技术本身，而是与技术相影响的人，比特币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但未来还会不断有其他新事物、新事故将人抛掷到类似的极端处境之中，我希望自己此时此刻对人性的洞察，能够成为未来的一声警笛或一道弧光。 李伟长什么叫经验？什么叫理论的经验？或者什么叫新经验？什么叫旧经验？因为说到经验就肯定会提到讲故事的人。这个加速度的时代，经验不一定是贬值的，它不具有交换价值。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说新经验的时候要重新定义一下经验的意义和内容。比如刚刚王姝蕲说的矿工，我很感兴趣，我记得当时在《南方周末》有一个很长篇的报道写的是矿工，其中的寂寞感很相似，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东西，只是形式上的新。当你说矿工的时候，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故事，当你把这个故事变成作品，经验才开始出现。我们谈了你的小说，便是你提供的经验。另外，我想跟江虹交流一下，《傩面》其实在现实世界之外构造了另一个世界，那里很多东西都是有安排的，比如人死了之后需要送傩，送出去，有各种各样的唱词，有非常完整的安排，这是一种文化方式，事实上在整个中国文化的脉络里，生和死一直是紧紧相依的。这也是它用傩戏来表达的真心，但是现在不同的时代它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死亡这件事情的安排，所以我很喜欢那个烧掉的最后一把火，因为那只是一个形式的东西，其中对死亡的思考也有不同的方式。
曾攀我也插一句，刚才伟长提到“经验”这个问题是他非常感兴趣的，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经验，经验不是说你经历过什么，以前有过什么知识或者有什么样的意识，这不是真正的经验。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里面讲，真正的经验是什么？他说不是简单的你所经历过的，而是这个经验对你的精神具有一种建构性意义，它能够真正筑垒起你的精神之塔，这是一层意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真正的经验在写作中必须要体现出你价值的判断和伦理的表达，比如说刚刚王姝蕲提出来的矿工，如果说它只是表达比特币怎么挖，在哪里挖？这还不是真正的经验，尤其是小说里面、在写作里面，只有当你去表达你秉持的伦理、内在的意志的时候，为什么要挖比特币？其中体现出来的城乡之间的结构，以及你寄寓其中的价值考量和精神向度，这才是真正的经验。包括肖江虹的傩面同样是这样，如果只是简单表达傩面、傩戏、民间的信仰和宗教，这还不是文学上的经验，而必须要建构起某种个人化的主旨传导、伦理表达，才真正达至文学上的经验范畴。
郑在欢（青年作家）自古以来小说在整个艺术领域创新就不像别的领域，如绘画、装饰艺术、行为艺术那种折腾劲很大的。而且我们小说文学的竞争力是故事，但是当我们在老老实实讲故事的时候，人家已经把故事讲成阿凡达，讲到3D、4D、vR了，特别带劲。平常我可能不会想这些问题，像“新时代、新青年、新写作”这么大的命题。所以我觉得一个创作人的性格就是那种冷热交替，动静皆宜，你动起来会天然的对不同的东西感兴趣，比如说我们叫上了新朋友大家一起玩，你天生会想要结交新的人，跟不同的人去交流、聊天。静起来就是想要保持自己的创作的时候，自己要独处几天，几个小时，这样可以把你的动起来的经验给消化进去。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命题你平时不会接受，但是你动起来去接受它，去想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去想新写作，我们开个脑洞想想，新写作能怎么新？新到什么程度？所以我想到一个词叫多媒体写作，也许會产生一部分把我们写作里面吸收的很多，我们现在生活里见的或者是在这几十年、一百年，大家有感触的一些形式，我们把它的形式吸收进来。比如说现在网络上什么最流行，但是不是说把流行东西放进来，不是流行语这么简单，而是什么东西大家最爱看，比如说网络的很多帖子它以网友的形式写出来，有的很短，只有几行，但是大家都很熟悉，都能领会贯通，有些是仅仅一张图片大家都能会心一笑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些能高调传达信息的东西吸收到写作里面来，比如说我们出本电子书，我们的题材上有图片，有音频，有小段小段和大段大段的，我觉得会很有意思，一段一段构成一个整体。
崔君青年作家我现在在鲁迅文学院工作，每天一进大厅就能看见头顶高悬下来的金光闪闪的大字：文艺是国民精神发出的火光，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950年，文化部和中国文联成立中央文学研究所，到1984年，更名为鲁迅文学院。一提到青年，我首先想到鲁迅先生，之前看得比较多的是他那张半身黑白近照，我潜意识里觉得他是一个高大的人。反观自己的小说写作，多数还是童年经验的倾诉，靠怀旧和回忆来讲述，反而对现实的关照不是很多，这是我应该反思的地方。现在回到家乡，我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镇子，它已经告别了那种贫穷、闭塞、落魄。智能机、快手、微信像洪水一样席卷了它，年轻人少了，考上大学的孩子更少，我的表弟做了主播，他渴望成为网红，我的堂哥远离家乡外出打工，他遇到了更多更麻烦的问题。这是一种新的现实，而我的文字还远远没有跟上这种迅猛的变化。我很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像鲁迅先生一样敏锐警觉，有属于我们一代不得不诉说的冲动，能够突破到一些四平八稳的叙述。不论写什么题材，不论怎么写，都要是“人”的小说，都是人的丰盛故事，能留下人物，留下人物的灵魂，留下孔乙己，留下茴香豆，无论多么凄惨凌厉，都让人感觉有宽厚的东西存留。
梁豪我补充一下，对于这个世界上各色各样的人、不同形态的经历和活法，我们的关注度不是太多了，恰恰是太少了。就像肖江虹老师的《傩面》，小说里头写到了傩戏人、傩面师，我们自然而然会滋生一种新奇感，因为这是另一种人生。跟那些走在时代潮头的新兴族裔不同的是，这是一批将要消亡的手艺人和泛灵论者。他们相信命运和神祗，因此反倒显得自在、自足，他们的欲望值普遍偏低。所以，当他们与在资本逻辑和欲望逻辑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发生碰撞的时候，很多无形的张力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这是这篇小说真正出彩的地方，它们生长在读者的猎奇期待消失之时，更在之后。书写人的命运，这是小说最基本、最神圣也是最有意思的使命。
朱阿曼青年作家我想先厘清一下概念，不是说现在社会上有了新的材料、现象，有了新的素材就是“新”。“新”不是时间概念上的，如果我们把时空观拉长，新只能是此时此刻，相对于下一秒全是旧的。对于写作者而言，我更偏向于“新”是一种“新的体会”和“不一样的东西”。如果只是处理新材料，写出来的东西的实质不一定是新的，更像是一种现象罗列与记录。有人也说到想要用自己的作品记录新的大时代，这可能得需要作家明确自己正在处理的题材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你所思考的是不是我们当下新出现的问题，并从其中获得了独特的、崭新的感受。这个问题对于任何素材来说都是一样的，不一定现在写农村题材的人就是陈旧的，可能从旧的乡村现象里，你用新观念去思考这些旧现象时，会得出非常当下的新认识。这几天贾樟柯的《江湖儿女》上映了，我看过这个电影后，发现就故事而言不算新，甚至比较陈旧，但凡有小镇经验的人，这种江湖故事一定听过很多。贾樟柯让我觉得挺敬佩，不是因为他讲述了这个故事并在里面加了一些超现实的因素与叙事技巧，而是他比别人多想了一步，这就变成了一个大的问题：社会变迁中，曾经有那么一批混江湖混社会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生存法则，那么，当时混得很好的那些人现在都干吗去了，如今是怎样的现实境地？从当时的社会切片到现在社会，他不光是处理了他在山西老家捕来的故事，更是一种对于人的时代之思。 王苏幸青年作家我亲身经历了方言离我渐渐远去的过程，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和我的很多同龄人一样不会说方言词了，我们讲的是翻译成普通话的方言。我自己写作时有边写边读出来的习惯，之前我读出来时读的是河南话，现在则已经变成了普通话。这是不自觉的行为。这几年我常常在想，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我们已经不再具备父辈祖辈所有的那种故乡的“根”，没有什么条件再创造那种地方版图式的文学图景，我们生理上的故乡早已经远去，精神上的故乡已经很难用一句话一个地方去概括它。我们这一代，在网络上的时间已经渐渐超过剥离网络的那块时间，也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在写作的时候，比上一代人多了一层空间，这个空间好比我们装修了一个新房子，把家里所有房子的门换成玻璃门，所有的墙壁也换成透明材质的，房间的空间就仿佛多了一层。这层空间是什么呢？它是网络带给我们的变化，也是网络和日常生活高度融合后的那层生活的样貌。它严丝合缝地压在我们的生活水平面下，平常往往忽略它的存在，但一旦打开语言文字的机关，就会发现它已经在渗透我们的世界。这层空间在日常生活中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是无缝衔接的。我自己在写作、在审稿的时候会发现问题，很多年轻的作家没有把这个东西考虑进去，举个例子，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一个人的心情起伏不定”，这句话换到现在的语境，可以是“某某某今天早上换了七个头像”。这样的转换未必很好，但它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可以有另外一种表达，只有新表达才能解决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新问题。我们不应该在写作的时候，还在关注这个人是在上网，还是不在上网，这个界限早已经没有了，我们可以直接去写人的变化，万物的变化——这是互联网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在移步换景，移步换景早已经成为我们的现实。要写现实世界，就必须面对现实世界的变化，在高度压缩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更多是那层被熔炼后的空间，而不是一个个分割下来的泾渭分明的世界。
小托夫青年作家文学史是一部继承史，也是一部创新史。文学的可能性是无穷的，像浩瀚宇宙一样，文学创新的空间也是无穷无尽的。我觉得，我们作家应该致力于在继承的基础上，创作出对文学有益的新的东西来。正所谓每一代有每一代的文学，对于我们青年作家来说，对于我们这些90后写作者来说，尤其如此。不光可以从题材上找突破口，也可以从语言和写法上找突破口。有时候，这种感觉就像是被丢在了黑暗的地下迷宫里，迷路，走不通的路有很多，但出路，出口也很多，找寻突破口的过程就是文学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有的人来说有一种极致探索的乐趣，对有的人来说却苦不堪言。若放弃对突破口的寻找，可能就永远迷失在其中了，如果孜孜不倦地探索追寻下去，就有可能有那豁然开朗的一天。就为这一天，也要坚持不懈地探索下去。我要说的第二点是，慢下来。文学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马拉松不讲究一时一地的得失，讲究的是均衡的分配体力，更长远的眼光，和一颗足够冷静的头脑。而不是盲目的往前冲，往前冲。文学之路的挫折和诱惑同样多，崎岖不可怕，怕的是歧路。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面镜子，不是为了在镜子里看自己有多好看，而是用来认清自己，提醒自己。我想借助屈原的一句名言结束我的发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上下求索，乐此不疲，与我的同辈们共勉。
吴玄《西湖》主编第一次面对这么多90后，都很能说，好像80年代初，我们那个时候的文学爱好者，被揪去开会，大部分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现在至少在言说方面，已经飞速进化了。我们做刊物的都按照这么一个规矩，十年推出一代，现在开始推90后了，也就这两三年的事情，《人民文学》这么牛的杂志也举办90后的主题峰会了。我觉得这种文学方式很有意思，一种年龄运动。但从文学的角度讲，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在我的感觉里面，当代文学这四十年，我们在年龄上或许可以划成四代人，但在文学上四代人其实是一代人，从60后到90后的写作方式和阅读背景，以及我们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我真的没有发现我们60后跟90后、70后、80后有什么区别。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现实，从80年代到现在，虽然中间有曲折，有中断，但还是同一个时代，我们的阅读背景基本上也都是20世纪西方经典作家，就是说我们的文学来源其实也是一样的。从作家和文本看，从60后到90后，比如余华、苏童、徐则臣、张楚、弋舟、石一枫以及在座的诸位，我觉着就是一代人，我读你们的作品，并没有阅读托尔斯泰和卡夫卡那种隔代感，我们确实是处在同一个时代进程里面，用同一种方式在写作，除了年龄上的区别，在文学上其实并没有区别，互相之间是相通的。
丛治辰中央党校教授、青年批评家我觉得今天的青年可能有三方面特征是和过去的青年不同的。当然，过去的青年什么样，咱也主要靠想象，所以是不是真不同，只好姑妄听之。这三方面特征好像都不算太正面，所以我必须强调，这不是我对谁的批评，而是我作为青年的一点自我反省。第一，今天的青年似乎比任何一代青年都不像青年，都更成熟稳重，更八面玲珑，更得体，或者可以说更世故。第二，或许和前一方面不无关系的，是今天的青年比任何一代青年都更缺乏將自己的身体放人一个庞大而真实的世界的兴趣，缺乏跟世界肉搏的兴趣，所谓“宅一代”。几年前我所尊敬的一位老师受日本某大学的邀请去教两年书，结果一年就逃回来了。她说实在受不了那边学生的精神面貌，听课的时候目光呆滞，表情迟缓，“生命气息很衰微”。那些日本的青年似乎对自己房间之外的世界一点兴趣都没有，我那位老师开玩笑说，有时候很怀疑，这就是当年侵略我们的鬼子的后代？而当年抗击鬼子的人们的后代，今天似乎也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第三，与前两方面很诡异地形成反差的是，今天的青年可能比任何一代青年都更自信。他们没有兴趣和庞大而真实的世界去肉搏，但是却相信自己通过转述、流言、小说、影视和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碎片，已经深刻了解了这个时代。
不妨让我们从人类文明年轻时代的那些写作中寻找一点参照。我们国家叙事性文学最早的文献，大概可以算是《左传》。其一，《左传》饶有兴致地投入当时的时代，生动、准确地写出了他所了解的关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其二，在《左传》中，恐怕和它所记录的历史（也可能是虚构）同等重要的，是对于历史的判断。我以为今天重新去读先秦的东西是对的，《左传》面对这样的变局，深入了，了解了，记录了，坚守了，算得上是能与一个剧变的新时代相配的新写作。 张蒸玲有一个发现，昨天我们还在说，下午的论坛没有交锋，今天上午很欣喜地发现开始有交锋，包括肖江虹的回答，包括对文学经验的对话，伟长提出来的疑问，包括曾攀的解答，特别好。
第二个发现，发现我们今天的青年作家、批评家，真的是新青年，口才特别好。我们以前第二届、第三届、第一届的时候，大家慌得你们想象不到。比如麦家发言的时候话筒滚到地下，快要轮到时频频上厕所。他说去领电视金鹰奖，紧张到呕吐。从这里发现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思想的能力和口才的能力，峰会论题施主编会总结，我期待下一次真正达到开幕时所提倡的对话，更加意气风发，敏锐丰盈，更加有思想的交锋，很多人提到新与旧的问题，对时代的呼应，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思考。同时，我们在咸亨酒店是立于有文脉之地，用李壮的话来说，我们在深化鲁迅，包括现代文脉，包括绍兴的文脉。大家既然有了寻找文脉的自觉，有了对现实拷问的自信，这个论坛是圆满的，期待明年再见。
施战军我们人民文学杂志社，南方文坛杂志社，绍兴市委宣传部、绍兴市文联联合举办的青年作家、批评家的峰会又一次在绍兴而且是在咸亨酒店举办，这是文学和文学之城的相洽，也是现代文脉和当代文学的相接，同时也是时代和新人的相合。因为这样的考虑，所以我们把主题定为“新时代、新青年、新写作”，大家带来各自的思考和话题，寻找方位感，也有惶惑未解。
首先我想到，如何面对我们自身的文学认识。比如我们在这个咸亨老店的位置，想到孔乙己的时候，我们跟鲁迅写的庸众的趣味是不是一样的？我们对孔乙己是不是存在习惯性的曲解？“可笑”之下的人学、情感密码，我们体会过多少？鲁迅写孔乙己被打的时候，那些同情和喟叹的深藏，我们是什么时候读出来的？中学读、二十岁读、三十岁直至中年和老来读，肯定感觉和认知不一样。
“回”字的写法，我一直在想，那时鲁迅的弟弟相信历史循环论，鲁迅相信进化论，回是进化和循环的辩证。我们在这个地方想想，如何跟那个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那些人把思路接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新时代是什么？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我们是在新时代生活的人，每个人都带着新时代的中国印迹、经历、经验、思考、想象，包括你自己的生活、孩子的生活，跟我们长辈有很多条件上、趣味上、甚至长相上的明显差异。我们是否有能力表达出此时对现实和我们从表情到内心的明晰度？我们置身这个时代，经历、经验、想象等所组成的，跟以往的历史阶段血脉相连，又一定是特别的。关于“新人”与“人”。刚才说到跟传统相连，百年前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和《新青年》思想家文学家的呼唤仍在回响，而我们跟这四十年来中国的状况连得更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血脉也续流于我们的身心。刚刚结束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就在呼唤新时代的新青年，这是一个聚焦点，我们的文学创作对聚焦点和重大命题不能没有交代。
其实文学的根本在于“人”以及“对人”。你作为写作者，心中要有“人”和对人的态度。每一个写作者都从自己要成为“新人”开始，这个阶段往往是有着快意的，某个角落成为你的着力点，某种主题被你抓到，某种语风使你个性彰显，这一切成为你表达甚至宣泄的维度。也可能其中一部作品奠定了你的标识性。于是作为“新人”你开始醒目起来。之后呢？你面临着这个“新”走向“大”的难题。你不得不回望那些大个头：一方面从西方而来，遥远的希腊神话、罗马史诗，到中世纪的玄秘想象，再到文艺复兴以来的巨型传统，好像这些一边成了影响的焦虑一边又成为“新写作”的资源参照;而我们中国正史的论述，《左傳》也好《史记》也罢，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我们对于宇宙、世界、人和历史更迭的认识都带有某种中国式的思考，我们最早的哲人，像老子，让我们有了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整全性的基本认知，成为我们常在常新的理路。再看中外文学大人物，你会惊讶于他们对人与一切的整全性发现和对人的精神整全性构筑的神往和实践。例如老舍。《骆驼祥子》与《月牙儿》，体恤下层百姓、控诉旧社会之恶和京味语言等。《二马》《牛天赐传》《我这一辈子》《断魂枪》直到《四世同堂》，会发现我们对老舍的认识远远不够。老舍真心爱民也真心爱国，老舍同情弱者、反感欺凌也更痛恨外族侵略，老舍讨厌坏人也体恤遭难者，更能实心诚意地写出可靠的好人。这“也”字之后的几条，当今能有多少作家认真思考过？又有多少人能够通过最朴素亲切的“人”的故事讲得令人动容？赶上这年头，谁知道谁是啥变的——《四世同堂》里的这个意思，有历史有那个时代，更是坚定不变的“人”说出来的，而不是一味飘忽的“人”的形象表述的。老舍有很多他个人非常执拗不变的东西，在他的小说里甚至显得奇怪，比如，山东人基本都是仗义热情知恩图报的“侠士”，无论处在怎样的乱世;小说的发生地也总有那么一些硬骨头和正气不死的人物。这也是一种对人、一个群落甚至国族的精神整全性的信心甚至是信仰。人间烟火是鲜活的，与深刻并不矛盾，整全性的写作让生活的依据坐实也让人的思虑与建构自然而然藏着，并逐步现出他对人、人世（身世、生计、人们、命运，等等）、家国、世界探究的轮廓。
当然，作为写作者，对人的态度仅凭解颐和解恨，是低级的。一个有整全性自觉的作家自然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造新意，而且他们会各个不同。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鲁迅、老舍等，我们不能不向他们各自的精神整全的建构致敬。你要是想成为有个性但又留得下的作家，精神整全性的素质准备也许是必有的人学、心学功课。前辈大师的独特角度和艺术部分只是你写作的参照，我们也确实应该有信心，新时代为青年提供了新写作的可能性，在不放弃整全性努力的情况下，有朝一日会在这个序列里看到你的大名。
地点：绍兴咸亨酒店·树人堂
主办：《人民文学》、《南方文坛》、绍兴市委宣传部、绍兴市文联
主持人：金一波、徐坤、徐则臣
与会者：施战军、邱华栋、张燕玲、曹启文、徐坤、徐则臣、何俊杰、金一波、曾攀、马小淘、李唐、庞羽、宋阿曼、王苏辛、郑在欢、小托夫、王姝蕲、江汀、傅小平、李壮、徐勇、李伟长、金燕馨、李兰玉、梁豪、肖江虹、张楚、吴玄、丛治辰
金一波绍兴文联主席各位领导、各位作家、批评家朋友、媒体的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丹桂飘香、秋风送爽的美好季节里，今天下午由人民文学杂志社、南方文坛杂志社、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绍兴市文联联合主办的“2018绍兴文学周第五届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在这里开幕了。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主席台上的嘉宾（略）。首先有请张燕玲女士介绍出席本次峰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批评家。
张蒸玲南方文坛主编：很高兴借绍兴的宝地欢迎各位前来参加我们的峰会（介绍与会者，略）。
何俊杰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绍兴市文联党组书记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作家、各位批评家，还有我们新闻界的朋友们。其实我们见面都非常亲切，因为很多也都是老朋友，这个峰会落户绍兴多年，我们一直在坚守。首先要感谢《人民文学》和《南方文坛》，以及我们浙江省作协的领导和专家们，因为你们的鼎力支持，因为你们的关心、厚爱，也使得我们第五届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如期在绍兴举行，也为我们首次启动了2018绍兴文学周谱写了浓重的篇章。我想趁这个机会，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个报告，便于大家在此期间，在绍兴生活、体验、感受、交流做一些帮助。
第一，我想讲一下关于鲁迅。鲁迅作为一个民族的坐标，从鲁迅身上我们可以追溯到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我们可以体会他心中的热爱和无法抑制的坚守和创新。第二，我想讲一下关于文脉。绍兴这座城市其实大家都了解，历史文化名城，从春秋，从远古大禹到唐宋元明清下来，跟绍兴相关的中国的事情何其之多，这里面去写的话我相信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传播力，以及影响力毫无疑问是非常大的。第三，绍兴是介于杭州和宁波之间，我们离杭州一个小时，离宁波一个小时，在两座大城市之间，我们绍兴唯独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用文化来引领提供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而不是靠工业或其他，所以我们提出了“城市文化体系”：首先，物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要培育良好的城市风貌;其次，制度文化建设方面，培养良好的城市品格，绍兴的城市是要有自己的个性化，要有自己品格的，包括文明程度，等等;最后，工业文化的建设要形成良好的城市精神。这种城市精神，当然是从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汲取大量的影响，从革命文化中我们也有一些东西，比如总理，包括鲁迅的精神，包括秋瑾，包括最古老的像越王的胆剑精神，等等，城市的精神化为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动力。
最后祝各位在绍兴期间一切顺利，一切愉快。在绍兴期间喝点黄酒，感受一下真正的绍兴。也希望大家到绍兴的一些景区景点多看看，将来有可能写人你们的作品中，我们非常乐意。
曹启文浙江省作协副巡视员、党组副书记近年来施战军主编率领的文学团队多次到浙江给我们指导工作，跟我们合作开展文学活动。还有华栋院长，对我们青年作家的培养给予了很大的关照，而且我们浙江作协跟鲁迅文学院合作办班，举行了两次也非常成功。张燕玲主编也不辞辛劳到杭州来担任郁达夫小说奖的评委，徐则臣副主编也非常认真，对我们浙江的文协和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和支持。这次峰会时间选择也很有意义，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9月21号，第八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刚刚闭幕，所以我们这次峰会的主题是“新时代、新青年、新写作”，这是全国青创会的延续，也是全国青创会精神的推进会。我们这个也是全国青年作家，除了创作还有批评。所以“新时代、新青年、新写作”是当代中国青年作家不能回避、也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命题。围绕这个命题，全国青年作家，评论家，以及我们绍兴本土的青年作家结合创作实践，开展交流、研讨和对话，有助于我们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的创作。希望这次峰会上，我们浙江绍兴的青年作家珍惜难得的机会，多向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名家请教、交流。也恳请各位老师、青年作家、评论家多指点，多把脉，为浙江青年作家及其创作更上一个台阶提供宝贵经验，为绍兴打造文学之城提供意见建议。报纸上提到，浙江的青年作家群的水只有七八十度，我们希望这次的会议，老师、名家们给我们多添几把火，把文学之水烧得沸腾起来，再一次感谢大家，也预祝活动圆满成功。
邱华栋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在这个会上，我就想起来咱们这个会有一个来历，21世纪初，真正的创始人是张燕玲和李敬泽，有一个全国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论坛，论坛搞了好几届，当时施战军主编作为青年批评家也就三十出头，我作为一个作家也是三十出头，参加过好几次论坛，后来改成峰会了，在绍兴做了四届，一晃十几年过了，一波波作家、批评家聚在一起，这样一个延续性的过程特别有意思。第二，我觉得一代作家也有同时代成长的批评家，我觉得我们峰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们把作家和批评家放在一起了，形成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对话的环境，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特别了不起。江山代有才人出，真是这样的，一波波就这么成长起来了。像庞羽的爸爸，2004年的时候我们还一起读书，我跟他爸在鲁院后面的臭水沟边一起散步，搭着肩膀。王姝蕲也是在腾讯干了很多年，做了很多报道。我们崔君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人职到鲁迅文学院，一路过关斩将，第一名考进来的。江汀也很有意思，是一个编辑、诗人和作家。王苏辛是一个特別好的编辑，他做的那些书我们都很惊艳。觉得一个作家书写得那么好，还能做成书，公益要求也很多，还要考虑到市场，还要考虑到推广，其他几位我就不一一说了。一代新作家出来，大家形成一个对话的关系，在我们绍兴这样一个文学之城，在我们绍兴这样一个作家之城，因为这个地方有鲁迅，极具象征性，极具文学符号的价值。我相信在这几天时间里大家一定会营造出一种面向更加未来的文学可能性的气氛，大家互相鼓劲，写出你自己满意的杰作。青年作家最重要的是要不断挑战难度，因为我们这样的中老年作家也在不断挑战自我，咱们还得一块写作，共同前进。也祝愿大家在绍兴这样的文学之城、作家之城能够留下你们人生中特别美好的回忆。过了十五年你变成我了，你想起这些细节，就像我今天一样发出会心的一笑。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我们第一个项目就是关于绍兴的文学周，何部长考虑非常全面，他对绍兴文化、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现当代文化都非常熟悉。按理说这样的领导有人写稿子，但他是自己密密麻麻写的，确实特别好。浙江绍兴就是一个文学的府邸，我们峰会绍兴文学周是重要的内容，这是我们的荣幸。很多城市都在搞文学周，他们都有文学，但是他们没有周，绍兴有两大文学高山，就是二周，鲁迅和周作人。绍兴的文学家、教育家还有很多，从大禹、范蠡到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这个文化从来没断层过。绍兴文化周在这里举行，而且是静悄悄的，没有搞过大的、铺张的宣传，但我们觉得它真的特别协调、特别合适，一点僵硬的感觉都没有。这是我们选择绍兴，要不断做峰会的理由。我们的峰会在绍兴做了四届，接下来还会在绍兴继续做。刚才邱华栋回顾了一下我们的简史，实际上我们脱胎于2010年中国第一届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论坛，每次来参加的时候都让我们推荐青年作家，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经常通宵达旦谈文学，梦一样的年轻时代。可惜那个时代没有特别棒的摄影师，留下来的镜头并不是很多。但是《南方文坛》在杂志彩页上把活动的一些重要镜头、有意思的花絮都留下来了，这是一份史料。说到这，我跟华栋一样，我们这批人，90年代中后期开始做文学行当。我们可以成长，能够长出翅膀，都是因为有一个孵蛋机，就是《南方文坛》。《南方文坛》开了一个栏目叫《今日批评家》，我们几乎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现在已经到90后了，在这一批人中我们算老前辈。《人民文学》大家都知道它的历史，但《南方文壇》确实是由燕玲当主编以后成了批评重镇，而且可以说是最好的文学平台。因为它一直是活的，我们一直主办论坛本身就说明了这点，像曲水流觞一样，水一直在流，一直有新元素进来，所以我们会越做越好。想到要来这个会议之前，我一直在激动中，甚至都有点发烧了。《人民文学》这两年的传统栏目是有新浪潮的，另外我们开了90后的栏目两年多，前段时间开了90后作家的研讨会，就是尽量先让作家、批评家之间有对话的格局。在这里祝咱们的峰会圆满成功，我宣布，2018绍兴文学周第五届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开幕！
徐坤《人民文学》副主编接下来由我主持，正式论坛之前隆重介绍今天参与峰会的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略）。首先有请张燕玲主编讲话。
张蒸玲谢谢各位，十七年了，大家这么深情款款回忆这个论坛，颇为感慨。“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的前身是《人民文学》《南方文坛》联合主办的“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2011年此前做了八届，分别在全国八个地方举行。虽然刚才战军、华栋两位资深青年作家批评家参加了两三届，其实与会人员每年都在更新，只有他们这样的“最佳辩手”才可能参加两三届，因为“对话”是我们论坛的重要方式，总是一个作家一个批评家交叉发言，辩论不止，锋芒毕露，活力无限，意犹未尽时还要求晚上接着开。每届都精彩纷呈，都有很多美妙的花絮。2012年始，更名为“全国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故乡绍兴落地扎根，一年一届，并传承此前论坛的传统，继续办成国内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要对话交流活动之一。论坛从第四届始，每届由与会的作家批评家集体推选本年度内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领域取得重要成就的青年作家和青年批评家。年度青年作家的年龄在四十岁以下（含四十岁），年度批评家的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含四十五岁）。此前东西、朱文颖、冯唐、雷平阳、乔叶、鲁敏、周晓枫、侯马、田耳、张楚、梁鸿、李凤群、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滕肖澜、石一枫等十五位青年作家，谢有顺、黄发有、郜元宝、邵燕君、施战军、李云雷、金理、刘大先、夏烈、黄德海等九位青年批评家获过此殊荣。2013年，峰会还新设定年度表现奖，茱萸、李宏伟、武强、蔡骏华获得青年作家年度表现奖，张定浩、徐刚、金赫楠等获得青年批评家年度表现奖。本届因故暂停，以后是否重启，还待讨论。
“新时代、新青年、新写作”，这个题目是中秋节时施主编以疲惫的沙哑嗓子告诉我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颇具宽度和深度的论题，深度在于青年作家可以借此平台触及时代的神经、写作的命脉;宽度是论题外延的无界，什么都可以谈。
在评鲁迅文学奖读作品时，青年作家的新写作给我的认知冲击颇大。新青年一代对新时代对人性都有新表达，许多作品直刺时代神经，而且不同程度地找到自己作品样貌的独特美感。尤其直面现实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观念，还是小说表现，都有着深刻的当代性。它们以深度挖掘社会与人事的巨变，直刺时代的神经，展现生存困境与时代精神，体现了时代审美的丰富性。许多作品在开卷之时，就闯入你的境遇，人事万物在时代浪潮中的可能与不可能就是生活真实的此时彼刻。小说里的人物如鲁迅所言更像是无数身旁或远方的人们，与我们休戚相关。作品对人性的宽广与丰富、幽明与裂变的深度挖掘，显示出我们新的一代对生活出色的洞察力。就像2015年底我读到王苏辛的《白夜照相馆》，我当时颇为震惊，年轻的一代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我在鲁迅文学院讲课时就以此为例谈文学的虚与实，并整理成文发表。
总之，“对话”是我们论坛的核心，当然对话是需要思想能力的，我们的论坛到今天的峰会，其核心便是给青年写作者建立对话平台，十几年的对话交流，推出一拨一拨的青年作家与批评家。可见，文学同代人的对话，相互砥砺和启发，或说相互取暖，是必需的。期待青年才俊能触及自我，彼此收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就像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激动了就真的站起来论争。刚刚徐坤老师说得特别好，一个作家一个批评家，一一对话。《南方文坛》的论坛纪要是有读者的，很多青年写作者跟我说“我不能参加，起码能够看看别人说什么”。
邱华栋最近我读了《胡适年谱》，胡适、鲁迅、刘半农、陈独秀在搞文学革命的时候，跟在座的诸位都是一个年龄，就能干那么大的事，能够把中国的历史推动起来。在座的各位，你们很可能就是当代的鲁迅、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就是新青年。前段时间，我代表传统作家、传统文学，参加了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下面坐了一千两百多个网络作家，我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100年与20年》，主要把《新青年》这波人抬出来。文学革命一百年了，当时他们一定要弄出新文学，要跟旧文学分开，然后谈了几种文学。一种叫作旧媒体、旧文学，还有一种叫旧媒体、新文学。比如《人民文学》杂志，多年以来就是秉持着鲁迅、胡适他们的精神，虽然是纸媒，当然现在是全媒体融合了。在新文学一百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回到鲁迅所在的这样一个地方，聚在一起，意义非凡。 再有一个对青年作家来讲，还是要寻找写作的难度。明年有几本长篇小说要出版的，我特别期待。一个是美国作家大卫·华莱士·福斯特的，他已经去世了，据说他有一部很复杂的后现代长篇，叫《无尽的玩笑》，被翻译过来了，正在润色。在《思南文学选刊》上发了一部分，我还没还没看出好在哪。到时候我看全本，但这个东西值得期待，据说中文翻译过来六十多万字。第二本书是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土地》，他1928年出生，2012年去世，这个书很难翻译，但还是译出来了，这个书非常庞杂，把墨西哥的历史、现实、神话都放在里面。第三本是一个古巴作家，据说极难翻译，一个长篇《三只悲伤的老虎》，听说《百年孤独》的译者范晔已经译完了。这本书在写作的时候，用了很多古巴的节奏感觉。如果说一个小说家寻找到这样的节奏，是非常难翻译的，所以我也特别期待这种东西出来。我作为一个作家，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在难度上挑战自我。就像在座的诸位，想办法写出一个比较有难度的东西。新时代里，我们要寻求一种新写作的话，我觉得要在难度上、在艺术创新上去较一较劲。只要我们想到胡适、鲁迅，他们二三十岁做了这么漂亮的事，我觉得在座的各位，我们能做得出来，一定能干得更好。
徐勇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青年批评家我想谈谈的是80后小说创作的看法，今天的80后作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群体，一个就是所谓的通过新概念这一波出来的，另外一波是通过传统期刊成长起来的。80后作家的创作，最近几年却出现了趋同趋向，80后作家也越来越走向成熟，这主要表现在新概念80后作家去青春化的一个倾向。特別明显表现在近几年，最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像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茧》，还有去年发表的《大乔小乔》《天鹅旅馆》这几部作品。特别是像张悦然的《茧》这部作品，虽然仍旧是在表现创伤和成长的主题，但在作品中，作者不再是在静止时空中展现青春忧伤和感叹，而是把故事内容转向具体历史语境，这与早期的作品在虚化的历史背景明显不同。这显示出80后作家少有的历史感和历史担当，让人感叹。80后作家向传统文学靠拢，表明了80后青春作家，文学意识的增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传统涉及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迫使一个人不但用铭刻在心的他们那一代人的感觉去写作，而且他会感到整个欧洲文学处于这个整体之中，他自己国家的文学同时存在，组成了一个共存的秩序。就是这种意识，使一位作家成为传统的。与此同时，它使得一位作家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在同时代诗人中的位置，我觉得这段话说得非常好，那今天80后作家的历史感也非常伟大。80后作家文学意识的增强，某种程度表明了80后文学的成熟，这种标志就是出现了一大批风格鲜明的、在文学史上具有地位的80后代表作家。
李唐青年作家写作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就像最近我刚看完了一个奥地利小说家的作品，他已经七十多岁，但那种力量感让我震惊。我读的时候，感觉手心、脚心在出汗，像在听交响乐一样。所以真的不用着急，应该慢慢修炼，我七十岁能写出这样的，很知足了。我最近也在反思，比如出书发表以后，就会有一些声音，出版商会说这种书比较好卖，这种类型会有读者好出版，包括刊物，有些老师会说，你要写得现实一点，接地气一点，或者怎么样，这都是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我不是一个特别坚定的人，我也会想要不要改变自己，但后来我想这是违反自己本心的写作，我肯定写不好，所以只能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尽量把它写好。既然我觉得我已经得到了超过我能力水平的东西，应该就像邱老师刚才说的那样，不要那么在乎出版或发表，可以稍微往后放一放，就写一些自己觉得真正有难度有野心的东西，即使不容易出版或发表，也可能写得不好。因为人生可以是成功的，也有可能是失败者。即便失败，也要做一些更有意义的失败，毕竟也就活这么一回，写一些达到自己最大能力范围的东西。
李伟长青年批评家在创作中，70后、60后作家，更别说50后作家，他们成长过程中有一个时期，叫抽屉文学时期。因为各种原因，他们的很多作品发表不了，都放在抽屉里。对现在的90后作家来讲，他们的抽屉时期正在慢慢消失。现在的发表太容易了，很多文学期刊和出版社都在找他们，供不应求。抽屉时期对一个写作者的成长特别重要，那意味着漫长的、充满耐心的练习、探索、积累和修正，并且在等待中不断建构自身的写作意识，慢慢锻炼个人的意志品质，一点一点积攒经验，渐渐了解和建立自我。抽屉时期的缩短乃至消失，意味着缓慢而又耐心的练习时间变少，准备期变短，对一个写作者的后期成长显然不是好事。如80后作家，数量之多压制了70后作家，今天再来看，则是过早消耗了自己。准备期一旦过早地消失，势必导致产能的后续不足。文学抽屉时期的消失，其背后是练习的消失，是精雕细琢的消失，是慢功夫的消失。今天我们读到很多90后作家的作品，苛刻地讲，还是习作。
抽屉时间是什么时候？二十多岁到三十岁。最近在读张新颖教授的《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写了一篇书评。我就注意到一组沈从文创作发表的数字，沈从文是1902年出生的，1925年，二十三岁的他发表了近六十篇作品。1926年发表了七十多篇作品，次年，二十五岁的他又发表了四十篇。三年合计一百七十多篇，这还只是他发表的作品数量，还有大量的日记、读书笔记、书信等，存在抽屉里，这个人得勤奋到什么程度。从沈从文的文学轨迹来说，这三年是他重要的习作时期，很多作品都谈不上优秀，也是他文学观念慢慢成形、写作技艺逐渐明朗的时期。难怪沈从文会说：青年学生相信天才，告诉他们没有天才，只是忍耐。这句话多么熟悉，就像当年福楼拜说的那样：所谓才华，就是缓慢的耐心。抽屉时期就是勤奋、积累、练习和耐心。
梁豪《人民文学》编辑我们要善于把握新的动向、新的题材和新的个人经验。如果我们把全部的信赖和热情，都投注到新鲜事物本身的流变，那么这可能值得我们保持警惕。为了抵抗那种“方生方死”的“新式”写作，我们必须要学会挖掘事物内部新的内涵。同样是写到礼物，欧·亨利在《麦琪的礼物》里面，通过一对贫困潦倒的夫妻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置换成对方最心爱的东西的陪衬，去见证他们之间的情感，这是小说中“礼物”这个道具的意义，它直接附着在物本身。而在张爱玲的《色戒》里面，当易先生跟王佳芝去选购一枚戒指的时候，作为礼物的那个所指发生了变化。易先生平常带着风月场里的女人去选购礼物，为了避嫌，都会带上一批随从。但唯独这次他和王佳芝的时候，只有他们两个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不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应付，不是身体和物质的利益交换，易先生在这时已经把王佳芝视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这样的转变和触动，最终让王佳芝说出了那个“快走”，让易先生幸免于难。可以看到，在这里，礼物本身的价值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行为和它的动机，这就是所谓新的内涵、新的视角。 今天我们在绍兴开会，昨天又恰好是鲁迅先生一百三十七周年诞辰，我就以鲁迅先生在《热风·随感录》里的一句话收尾：“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鲁迅先生的文字总是那么实在而又切中肯綮，就让我们像先生一样，先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再做一个优秀的人。
曾攀（《南方文刊》編辑部主任今天的主题是“新时代、新青年、新写作”，事实上，修饰语“新”与中心语“时代、青年、写作”之间，存在着某种辩证关系与内在伦理：时代、青年、写作，这三个元素是永恒的概念，是没有时间性的，它们是无所谓新与旧的，这三个主题既具有传统性，也具有当代性，是我们讨论的最本源和最本质的东西。而“新”则是被赋予的，被期待的，“新”永远指向当下，指向未来，需要我们重新去认识，需要特别去建构的。我个人的理解，“新”与时代、青年、写作的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部秩序，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处理好的是时代、青年与写作的内涵与关系，在这些纯粹的永恒的命题得以有所解答，有所参悟，有所建树之后，然后去处理“新”的问题。对于写作者而言，所谓的“新”，意味着书写、创造和建构。也就是德勒兹所谓的“生成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生成性”最重要的来自写作，德勒兹认为，写作与生成是无法分离的。写作能够对抗历史的遗忘与沉浮，记录和见证时代，塑造新时代的格调，这就是克罗齐强调的我们对历史的当代意识，对时代的参与感;通过写作，还能够生成青年的主体性，为我们青年的精神塑形，从而生成“新青年”的形态与品格。我关注到近年出版的几个小说，刘庆的《唇典》、徐兆寿的《鸠摩罗什》，包括肖江虹最近获鲁迅文学奖的《傩面》等，他们试图去建构和直面我们真正有所依赖、有所信仰的、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写作对于新时代、新青年，以及写作对于写作自身，也即新写作的生成和创造作用，正是今天作为写作者的我们责无旁贷的所在。
“青年”其实是一种未成型的状态，需要我们琢磨、锤炼与赋型。今天我们在鲁迅故里，鲁迅本来很相信进化论，他相信将来一定是胜过现在，他相信青年是一定胜过老人的。但是后面鲁迅很悲观，当时的青年让他失望，他断绝了这个念想。今天我们讨论新时代、新青年、新写作，尤其在鲁迅的故乡，相信当代青年不会再复制鲁迅那样失落，这需要我们共同去努力。
庞羽青年作家作为小说家的我们要甘于做桥梁，人们从黑暗中经过这座桥，也许对面人是黑暗，但总向光明更进了一步。而文学的作用，就像克里斯朵夫那样，我们以为是文学背负我们，到达光明。其实恰恰是我们背负文学，到达彼岸。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一篇小说，叫作《一只胳膊的拳击》，这是来源于健身房的拳击场。2016年到2017年，我在基层锻炼了一年。在那一年时间里，我接触了很多人物，非常具有烟火气息，非常难忘。通过村里的秸秆禁烧行动，我写了一篇小说，叫作《我把她吃了》。这篇小说命运多舛，先是投给了《江南》，周老师准备给我发头题。后来撤到第三篇，最后下厂印刷前还是没通过。后来我投给了《文学港》，后来也没发成，最后还是《作品》给我发了出来。在这件事中，我有深刻地体会到徐则臣老师说的那句话。在我看来，活着是什么？活着是片刻的欢愉和全部的孤独。在吃饭时，在睡觉时，在读书时，我们只在用一部分的自我在活着。对我来说，写作是在自身的缺口之处，描绘出整个的轮廓。文学不是总和，而是让两条线相交之后，各自奔向各自的方向，文学也不是摄像，而是去呈现，呈现卑劣中的高贵，自由中的无法抵达。文学是馈赠，你在被赋予的同时，你也在赋予。你在创造时所认为的，便是永恒所认为的。所以对于小说家来说，失败最后该怎么办？那就是再去失败，去投身，去溺水，去拯救，去受伤，让自己成为文学大海中的一座岛屿。
傅小平青年批评家鲁迅提倡少读乃至不读中国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批评。其实我们不要被这些话迷惑，鲁迅有很深的传统文化功底，但是他对传统文化继承是有选择性的。他主要偏重于汉唐魏晋那一路，把这些东西进行了很好的转化，推陈出新。鲁迅其实很善于学习，比如他受到果戈理的影响，但你看他的小说，根本看不出任何痕迹。现在的青年作家，有的批评认为他们创新比较少，缺少整体性，碎片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他们的小说有同质化倾向，或者说创新力不够。上次我参加一个青年作家的会议，他们认为90后作家受先锋文学影响比较深，先锋写作在当时很超前的，尤其是解决怎么写的问题。应该说现在的80后、90后，写作技艺没问题的，重要的是回到写什么的问题上来。80年代作家突出个人性，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这个年代还强调个人性的话，变成守旧了，但我觉得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个问题好像没办法分开的。比如说两个作家写同一个题材，聚焦同一个点，不同的写法会产生不一样的现象。刚刚华栋老师有特别敏锐的视角，这个我作为媒体很惭愧。另外，能够像鲁迅那样，透过时代的泡沫，直抵本心的作家，非常少，可能百年才出一个。但是刚刚伟长也讲了一个抽屉文学，他们经过很漫长的训练期，而且他的写作是紧贴生活的根本的东西。包括前几天参加一个会议，看到雪漠，他就完全是与世隔绝，自己默默地写，他不强调跟上新潮流、新时代，那不是生活的东西。我想这也可能是很好的途径，也是我们现在比较欠缺的。
徐则臣（《人民文学》副主编）下午的论坛由我主持，欢迎新到的四位肖江虹、张楚、吴玄、丛治辰。我们现在开始。刚才张燕玲老师说找一个火力壮一点的，那就李壮吧。
李壮青年批评家我们今天谈论创新，是在谈论真创新还是伪创新？它是一个供给侧的创新、还是一个需求侧的创新？我们都说供给侧改革，什么叫供给侧？就今天这个文学话题来说，我觉得，如果现实中有一种强烈的力量、强大的对象、鲜明的发现，它推着我必须要以新的方式来写，如果我不以新的语言、不以新的形式、不以新的结构来写，我就说不出我心中的话、无法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就会“憋得慌”，那么这就是供给侧的创新。我不得不创新，我必须要创新。什么叫需求侧的创新？就是我正襟危坐，满嘴是冠冕堂皇的、不言自明的、挑不出毛病的话，“我们现在进入了新的时代，新的文学在召唤我们，我们必须写出一点新的东西，为文学提供新意”，等等。然后我回家打开电脑，绞尽脑汁找几个创新点。这些话对不对？当然对，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如果作家的写作，完完全全就是被这些说法给催出来的，那么它很可能就是一种外围强制元素的产物，根子上不一定立得住，多半也不会持久。这种强行创新的情况存不存在？我觉得是存在的。 现实中，如果我们搞一点新的角度，写一点新的生活，挖一点新的题材，不管写得怎么样，可能发表起来确实比较容易，批评家说的时候也有话说，甚至评奖的时候一枪命中的可能性也能大一点。问题在于，这是一种强行赋予的“新”，是打药打出来的，甚至说得重一点，是一种表演性的、表面化的“新”。真正的文学之新，首先是一种真实的冲动，关乎新的认知、新的理解，其后才涉及文本本身的各种新意。后半截的“新”，老实说，我们今天做得不错。需要格外提醒的，其实是前半截的“新”，我觉得许多青年作家，在这方面的功课或者说修为，还可以做得更足更透一些。当然，这是一种更高的要求和更远的期许，一时一地未必解决得了，因此也不必太过焦急于一时一地。
张蒸玲关于肖江虹的《傩面》，我也觉得这把火烧得这么彻底，乡村的传统民俗何以为继？敬傩、唱傩、傩戏等，像民间叙事诗一样美，突然间灰飞烟灭与颓败，这是一个挽歌？我们就让肖江虹来说一说，尽可能引起一种争论，期待真正的对话，真正的论坛。
肖江虹小说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我到贵州去做田野调查，有一个很老的傩师，他是村里最后一个傩师。他一个人在家，他的女儿都出嫁了，儿子到县城上班。我每天观察他的生活状态，一开始我以为他的生命中傩是最重要的，跟了他几天以后我发现他到野外去采摘野菜，他喜欢吃野菜，采了野菜回来自己做，或者是炒着吃，烫着吃，他觉得他每天到外面能够找到他心仪的野菜，比他唱傩更重要。我就问他，从年轻的时候唱到现在，你觉得傩带给你的什么东西最重要？他说他以前年轻的时候特别怕死，他觉得人死了会陷入一种无边的黑暗，他会想怎么来化解这个东西？他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他一开始相信傩的那边能够看到死掉是一个美好的场景，他花了差不多三十年都看不到。有一天他有一个叔叔辈的老人去世了，叫他去唱傩，那天他戴上面具的时候，真看到了他死去的叔叔，而且看到他穿的衣服和平时不一样，走出大门的时候，他看到大门外面跟现在生活的景致不一样。他说从此能够看到傩对面的场景。
很多老艺人看得比我们开阔，他们说人类是要往前走的，有的东西可能消失了。那天我在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发言讲了一个老唢呐匠，我觉得他完全是哲学家出来的，我问他，你唢呐也不吹了，有一天你的唢呐肯定不在了，你死了这些东西就消失了，怎么处理？然后他说，唢呐可以没有，但是曲子是死不掉的，这个调子是在的，他摘了一片树叶马上就吹《南山松》，嘹亮高亢的声音，他说这个死得掉吗？死不掉吧！以前他的师傅跟他说，当一种民间艺术高度仪式化时，它已经开始在走向衰败和消失。可能这个东西不见了，包括儺，一把火把它烧掉，但是傩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比如敬畏心、敬天、敬人、人和自然的关系怎么处理？可能下一个事物就诞生了，这种精神的东西会附着到下一个即将诞生或已经诞生的器物上，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很多东西消失了，但内核是在的，唢呐可以死，可以消失，但曲子是死不掉的。
江汀青年作家契诃夫在小说《大学生》里提到，过去和未来是一条长长的链子，当你碰触链子的一端的时候，另外一端也在轻轻颤动。这种比喻真的是很微妙。我很难确定我的时代观。有时候它是永恒轮回，有时候它终有一死。在欧洲文学史中，古典主义被浪漫主义冲击，浪漫主义之后又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之后到了现代主义。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中有相同的东西，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也有相同的东西。文学中没有“进化论”。我又不得不承认，经验确实在加速地贬值，就像某些特定时代的货币。也许这里需要沈从文先生来安慰我们，沈先生讲的“常与变”，能够很好地回答前面提到的“惨烈的迁徙”。再讲到青年写作。我首先想到另外一个词语——“晚期风格”，萨义德曾经以托马斯·曼、兰佩杜萨为例，探讨了当他们步人人生最后阶段时，如何“由于时代的错误和反常”而使死亡径直进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其实在诗歌写作当中，我也见到过这样的例子，比如我国古代的庾信、杜甫、李煜、李清照，现代的穆旦，都是在晚年写出最好的诗作。当然了，虽然我被他们的晚期作品打动，但他们的早期作品同样值得重视，尽管它们被时间悄悄地一分为二。就像契诃夫《大学生》中的那条链子，一个诗人的晚期风格和早期风格，在漫长的时间中，它们就像一条链子的两端。其实，我已经很难说自己是一个青年作家，我的“抽屉”写作阶段已经过去了，经过这个阶段之后，你会很清晰地辨认出自己的成长过程。在成长之后，我清晰地意识到，在自己的写作中，已经出现了新的困境。我希望找回自己从前的那支画笔，但其实一切也已经发生了变化，找寻的过程渐渐变成了另一个故事。不过，它们始终都是我的文学故事，我也愿意与困境在一起。
王姝蕲青年作家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确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小时代，只有小悲伤、小确幸，没什么可写的。几年前因工作关系采访严歌苓，我说：“我们这个小时代啊……”她说：“不啊，我们是大时代。”她没有具体说这个时代到底大在哪里，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自己找答案。后来，我意识到了互联网时代的存在。我最近的一个短篇小说《矿工》，矿工们挖的不是煤矿、铁矿，而是“比特币”矿，比特币是一种虚拟货币，采用了互联网领域最先进的区块链技术。挖比特币特别费电，所以要把矿场建在电费便宜的地方。中国四川山区里水资源过剩，很多私营的小水电站，电费特别便宜。所以那里成了全世界比特币矿场资本最集中的地方。新技术、新经验在迅速更新换代。我为什么非写比特币矿工不可呢？因为他的身上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极端的城乡关系。四川山里的比特币矿工，他们文化程度很低，是底层劳工，但他们工作产出的是全球科技界、金融界最尖端的产品。此外，矿工住在山里，身体上与世隔绝，过原生态的生活，而矿工精神上却在参与全世界最疯狂的财富游戏，他的心理要怎么平衡。在比特币造就的极端处境下，人性会如何反射？我关注的从来不是新技术本身，而是与技术相影响的人，比特币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但未来还会不断有其他新事物、新事故将人抛掷到类似的极端处境之中，我希望自己此时此刻对人性的洞察，能够成为未来的一声警笛或一道弧光。 李伟长什么叫经验？什么叫理论的经验？或者什么叫新经验？什么叫旧经验？因为说到经验就肯定会提到讲故事的人。这个加速度的时代，经验不一定是贬值的，它不具有交换价值。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说新经验的时候要重新定义一下经验的意义和内容。比如刚刚王姝蕲说的矿工，我很感兴趣，我记得当时在《南方周末》有一个很长篇的报道写的是矿工，其中的寂寞感很相似，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东西，只是形式上的新。当你说矿工的时候，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故事，当你把这个故事变成作品，经验才开始出现。我们谈了你的小说，便是你提供的经验。另外，我想跟江虹交流一下，《傩面》其实在现实世界之外构造了另一个世界，那里很多东西都是有安排的，比如人死了之后需要送傩，送出去，有各种各样的唱词，有非常完整的安排，这是一种文化方式，事实上在整个中国文化的脉络里，生和死一直是紧紧相依的。这也是它用傩戏来表达的真心，但是现在不同的时代它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死亡这件事情的安排，所以我很喜欢那个烧掉的最后一把火，因为那只是一个形式的东西，其中对死亡的思考也有不同的方式。
曾攀我也插一句，刚才伟长提到“经验”这个问题是他非常感兴趣的，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经验，经验不是说你经历过什么，以前有过什么知识或者有什么样的意识，这不是真正的经验。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里面讲，真正的经验是什么？他说不是简单的你所经历过的，而是这个经验对你的精神具有一种建构性意义，它能够真正筑垒起你的精神之塔，这是一层意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真正的经验在写作中必须要体现出你价值的判断和伦理的表达，比如说刚刚王姝蕲提出来的矿工，如果说它只是表达比特币怎么挖，在哪里挖？这还不是真正的经验，尤其是小说里面、在写作里面，只有当你去表达你秉持的伦理、内在的意志的时候，为什么要挖比特币？其中体现出来的城乡之间的结构，以及你寄寓其中的价值考量和精神向度，这才是真正的经验。包括肖江虹的傩面同样是这样，如果只是简单表达傩面、傩戏、民间的信仰和宗教，这还不是文学上的经验，而必须要建构起某种个人化的主旨传导、伦理表达，才真正达至文学上的经验范畴。
郑在欢（青年作家）自古以来小说在整个艺术领域创新就不像别的领域，如绘画、装饰艺术、行为艺术那种折腾劲很大的。而且我们小说文学的竞争力是故事，但是当我们在老老实实讲故事的时候，人家已经把故事讲成阿凡达，讲到3D、4D、vR了，特别带劲。平常我可能不会想这些问题，像“新时代、新青年、新写作”这么大的命题。所以我觉得一个创作人的性格就是那种冷热交替，动静皆宜，你动起来会天然的对不同的东西感兴趣，比如说我们叫上了新朋友大家一起玩，你天生会想要结交新的人，跟不同的人去交流、聊天。静起来就是想要保持自己的创作的时候，自己要独处几天，几个小时，这样可以把你的动起来的经验给消化进去。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命题你平时不会接受，但是你动起来去接受它，去想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去想新写作，我们开个脑洞想想，新写作能怎么新？新到什么程度？所以我想到一个词叫多媒体写作，也许會产生一部分把我们写作里面吸收的很多，我们现在生活里见的或者是在这几十年、一百年，大家有感触的一些形式，我们把它的形式吸收进来。比如说现在网络上什么最流行，但是不是说把流行东西放进来，不是流行语这么简单，而是什么东西大家最爱看，比如说网络的很多帖子它以网友的形式写出来，有的很短，只有几行，但是大家都很熟悉，都能领会贯通，有些是仅仅一张图片大家都能会心一笑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些能高调传达信息的东西吸收到写作里面来，比如说我们出本电子书，我们的题材上有图片，有音频，有小段小段和大段大段的，我觉得会很有意思，一段一段构成一个整体。
崔君青年作家我现在在鲁迅文学院工作，每天一进大厅就能看见头顶高悬下来的金光闪闪的大字：文艺是国民精神发出的火光，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950年，文化部和中国文联成立中央文学研究所，到1984年，更名为鲁迅文学院。一提到青年，我首先想到鲁迅先生，之前看得比较多的是他那张半身黑白近照，我潜意识里觉得他是一个高大的人。反观自己的小说写作，多数还是童年经验的倾诉，靠怀旧和回忆来讲述，反而对现实的关照不是很多，这是我应该反思的地方。现在回到家乡，我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镇子，它已经告别了那种贫穷、闭塞、落魄。智能机、快手、微信像洪水一样席卷了它，年轻人少了，考上大学的孩子更少，我的表弟做了主播，他渴望成为网红，我的堂哥远离家乡外出打工，他遇到了更多更麻烦的问题。这是一种新的现实，而我的文字还远远没有跟上这种迅猛的变化。我很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像鲁迅先生一样敏锐警觉，有属于我们一代不得不诉说的冲动，能够突破到一些四平八稳的叙述。不论写什么题材，不论怎么写，都要是“人”的小说，都是人的丰盛故事，能留下人物，留下人物的灵魂，留下孔乙己，留下茴香豆，无论多么凄惨凌厉，都让人感觉有宽厚的东西存留。
梁豪我补充一下，对于这个世界上各色各样的人、不同形态的经历和活法，我们的关注度不是太多了，恰恰是太少了。就像肖江虹老师的《傩面》，小说里头写到了傩戏人、傩面师，我们自然而然会滋生一种新奇感，因为这是另一种人生。跟那些走在时代潮头的新兴族裔不同的是，这是一批将要消亡的手艺人和泛灵论者。他们相信命运和神祗，因此反倒显得自在、自足，他们的欲望值普遍偏低。所以，当他们与在资本逻辑和欲望逻辑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发生碰撞的时候，很多无形的张力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这是这篇小说真正出彩的地方，它们生长在读者的猎奇期待消失之时，更在之后。书写人的命运，这是小说最基本、最神圣也是最有意思的使命。
朱阿曼青年作家我想先厘清一下概念，不是说现在社会上有了新的材料、现象，有了新的素材就是“新”。“新”不是时间概念上的，如果我们把时空观拉长，新只能是此时此刻，相对于下一秒全是旧的。对于写作者而言，我更偏向于“新”是一种“新的体会”和“不一样的东西”。如果只是处理新材料，写出来的东西的实质不一定是新的，更像是一种现象罗列与记录。有人也说到想要用自己的作品记录新的大时代，这可能得需要作家明确自己正在处理的题材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你所思考的是不是我们当下新出现的问题，并从其中获得了独特的、崭新的感受。这个问题对于任何素材来说都是一样的，不一定现在写农村题材的人就是陈旧的，可能从旧的乡村现象里，你用新观念去思考这些旧现象时，会得出非常当下的新认识。这几天贾樟柯的《江湖儿女》上映了，我看过这个电影后，发现就故事而言不算新，甚至比较陈旧，但凡有小镇经验的人，这种江湖故事一定听过很多。贾樟柯让我觉得挺敬佩，不是因为他讲述了这个故事并在里面加了一些超现实的因素与叙事技巧，而是他比别人多想了一步，这就变成了一个大的问题：社会变迁中，曾经有那么一批混江湖混社会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生存法则，那么，当时混得很好的那些人现在都干吗去了，如今是怎样的现实境地？从当时的社会切片到现在社会，他不光是处理了他在山西老家捕来的故事，更是一种对于人的时代之思。 王苏幸青年作家我亲身经历了方言离我渐渐远去的过程，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和我的很多同龄人一样不会说方言词了，我们讲的是翻译成普通话的方言。我自己写作时有边写边读出来的习惯，之前我读出来时读的是河南话，现在则已经变成了普通话。这是不自觉的行为。这几年我常常在想，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我们已经不再具备父辈祖辈所有的那种故乡的“根”，没有什么条件再创造那种地方版图式的文学图景，我们生理上的故乡早已经远去，精神上的故乡已经很难用一句话一个地方去概括它。我们这一代，在网络上的时间已经渐渐超过剥离网络的那块时间，也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在写作的时候，比上一代人多了一层空间，这个空间好比我们装修了一个新房子，把家里所有房子的门换成玻璃门，所有的墙壁也换成透明材质的，房间的空间就仿佛多了一层。这层空间是什么呢？它是网络带给我们的变化，也是网络和日常生活高度融合后的那层生活的样貌。它严丝合缝地压在我们的生活水平面下，平常往往忽略它的存在，但一旦打开语言文字的机关，就会发现它已经在渗透我们的世界。这层空间在日常生活中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是无缝衔接的。我自己在写作、在审稿的时候会发现问题，很多年轻的作家没有把这个东西考虑进去，举个例子，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一个人的心情起伏不定”，这句话换到现在的语境，可以是“某某某今天早上换了七个头像”。这样的转换未必很好，但它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可以有另外一种表达，只有新表达才能解决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新问题。我们不应该在写作的时候，还在关注这个人是在上网，还是不在上网，这个界限早已经没有了，我们可以直接去写人的变化，万物的变化——这是互联网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在移步换景，移步换景早已经成为我们的现实。要写现实世界，就必须面对现实世界的变化，在高度压缩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更多是那层被熔炼后的空间，而不是一个个分割下来的泾渭分明的世界。
小托夫青年作家文学史是一部继承史，也是一部创新史。文学的可能性是无穷的，像浩瀚宇宙一样，文学创新的空间也是无穷无尽的。我觉得，我们作家应该致力于在继承的基础上，创作出对文学有益的新的东西来。正所谓每一代有每一代的文学，对于我们青年作家来说，对于我们这些90后写作者来说，尤其如此。不光可以从题材上找突破口，也可以从语言和写法上找突破口。有时候，这种感觉就像是被丢在了黑暗的地下迷宫里，迷路，走不通的路有很多，但出路，出口也很多，找寻突破口的过程就是文学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有的人来说有一种极致探索的乐趣，对有的人来说却苦不堪言。若放弃对突破口的寻找，可能就永远迷失在其中了，如果孜孜不倦地探索追寻下去，就有可能有那豁然开朗的一天。就为这一天，也要坚持不懈地探索下去。我要说的第二点是，慢下来。文学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马拉松不讲究一时一地的得失，讲究的是均衡的分配体力，更长远的眼光，和一颗足够冷静的头脑。而不是盲目的往前冲，往前冲。文学之路的挫折和诱惑同样多，崎岖不可怕，怕的是歧路。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面镜子，不是为了在镜子里看自己有多好看，而是用来认清自己，提醒自己。我想借助屈原的一句名言结束我的发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上下求索，乐此不疲，与我的同辈们共勉。
吴玄《西湖》主编第一次面对这么多90后，都很能说，好像80年代初，我们那个时候的文学爱好者，被揪去开会，大部分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现在至少在言说方面，已经飞速进化了。我们做刊物的都按照这么一个规矩，十年推出一代，现在开始推90后了，也就这两三年的事情，《人民文学》这么牛的杂志也举办90后的主题峰会了。我觉得这种文学方式很有意思，一种年龄运动。但从文学的角度讲，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在我的感觉里面，当代文学这四十年，我们在年龄上或许可以划成四代人，但在文学上四代人其实是一代人，从60后到90后的写作方式和阅读背景，以及我们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我真的没有发现我们60后跟90后、70后、80后有什么区别。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现实，从80年代到现在，虽然中间有曲折，有中断，但还是同一个时代，我们的阅读背景基本上也都是20世纪西方经典作家，就是说我们的文学来源其实也是一样的。从作家和文本看，从60后到90后，比如余华、苏童、徐则臣、张楚、弋舟、石一枫以及在座的诸位，我觉着就是一代人，我读你们的作品，并没有阅读托尔斯泰和卡夫卡那种隔代感，我们确实是处在同一个时代进程里面，用同一种方式在写作，除了年龄上的区别，在文学上其实并没有区别，互相之间是相通的。
丛治辰中央党校教授、青年批评家我觉得今天的青年可能有三方面特征是和过去的青年不同的。当然，过去的青年什么样，咱也主要靠想象，所以是不是真不同，只好姑妄听之。这三方面特征好像都不算太正面，所以我必须强调，这不是我对谁的批评，而是我作为青年的一点自我反省。第一，今天的青年似乎比任何一代青年都不像青年，都更成熟稳重，更八面玲珑，更得体，或者可以说更世故。第二，或许和前一方面不无关系的，是今天的青年比任何一代青年都更缺乏將自己的身体放人一个庞大而真实的世界的兴趣，缺乏跟世界肉搏的兴趣，所谓“宅一代”。几年前我所尊敬的一位老师受日本某大学的邀请去教两年书，结果一年就逃回来了。她说实在受不了那边学生的精神面貌，听课的时候目光呆滞，表情迟缓，“生命气息很衰微”。那些日本的青年似乎对自己房间之外的世界一点兴趣都没有，我那位老师开玩笑说，有时候很怀疑，这就是当年侵略我们的鬼子的后代？而当年抗击鬼子的人们的后代，今天似乎也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第三，与前两方面很诡异地形成反差的是，今天的青年可能比任何一代青年都更自信。他们没有兴趣和庞大而真实的世界去肉搏，但是却相信自己通过转述、流言、小说、影视和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碎片，已经深刻了解了这个时代。
不妨让我们从人类文明年轻时代的那些写作中寻找一点参照。我们国家叙事性文学最早的文献，大概可以算是《左传》。其一，《左传》饶有兴致地投入当时的时代，生动、准确地写出了他所了解的关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其二，在《左传》中，恐怕和它所记录的历史（也可能是虚构）同等重要的，是对于历史的判断。我以为今天重新去读先秦的东西是对的，《左传》面对这样的变局，深入了，了解了，记录了，坚守了，算得上是能与一个剧变的新时代相配的新写作。 张蒸玲有一个发现，昨天我们还在说，下午的论坛没有交锋，今天上午很欣喜地发现开始有交锋，包括肖江虹的回答，包括对文学经验的对话，伟长提出来的疑问，包括曾攀的解答，特别好。
第二个发现，发现我们今天的青年作家、批评家，真的是新青年，口才特别好。我们以前第二届、第三届、第一届的时候，大家慌得你们想象不到。比如麦家发言的时候话筒滚到地下，快要轮到时频频上厕所。他说去领电视金鹰奖，紧张到呕吐。从这里发现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思想的能力和口才的能力，峰会论题施主编会总结，我期待下一次真正达到开幕时所提倡的对话，更加意气风发，敏锐丰盈，更加有思想的交锋，很多人提到新与旧的问题，对时代的呼应，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思考。同时，我们在咸亨酒店是立于有文脉之地，用李壮的话来说，我们在深化鲁迅，包括现代文脉，包括绍兴的文脉。大家既然有了寻找文脉的自觉，有了对现实拷问的自信，这个论坛是圆满的，期待明年再见。
施战军我们人民文学杂志社，南方文坛杂志社，绍兴市委宣传部、绍兴市文联联合举办的青年作家、批评家的峰会又一次在绍兴而且是在咸亨酒店举办，这是文学和文学之城的相洽，也是现代文脉和当代文学的相接，同时也是时代和新人的相合。因为这样的考虑，所以我们把主题定为“新时代、新青年、新写作”，大家带来各自的思考和话题，寻找方位感，也有惶惑未解。
首先我想到，如何面对我们自身的文学认识。比如我们在这个咸亨老店的位置，想到孔乙己的时候，我们跟鲁迅写的庸众的趣味是不是一样的？我们对孔乙己是不是存在习惯性的曲解？“可笑”之下的人学、情感密码，我们体会过多少？鲁迅写孔乙己被打的时候，那些同情和喟叹的深藏，我们是什么时候读出来的？中学读、二十岁读、三十岁直至中年和老来读，肯定感觉和认知不一样。
“回”字的写法，我一直在想，那时鲁迅的弟弟相信历史循环论，鲁迅相信进化论，回是进化和循环的辩证。我们在这个地方想想，如何跟那个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那些人把思路接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新时代是什么？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我们是在新时代生活的人，每个人都带着新时代的中国印迹、经历、经验、思考、想象，包括你自己的生活、孩子的生活，跟我们长辈有很多条件上、趣味上、甚至长相上的明显差异。我们是否有能力表达出此时对现实和我们从表情到内心的明晰度？我们置身这个时代，经历、经验、想象等所组成的，跟以往的历史阶段血脉相连，又一定是特别的。关于“新人”与“人”。刚才说到跟传统相连，百年前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和《新青年》思想家文学家的呼唤仍在回响，而我们跟这四十年来中国的状况连得更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血脉也续流于我们的身心。刚刚结束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就在呼唤新时代的新青年，这是一个聚焦点，我们的文学创作对聚焦点和重大命题不能没有交代。
其实文学的根本在于“人”以及“对人”。你作为写作者，心中要有“人”和对人的态度。每一个写作者都从自己要成为“新人”开始，这个阶段往往是有着快意的，某个角落成为你的着力点，某种主题被你抓到，某种语风使你个性彰显，这一切成为你表达甚至宣泄的维度。也可能其中一部作品奠定了你的标识性。于是作为“新人”你开始醒目起来。之后呢？你面临着这个“新”走向“大”的难题。你不得不回望那些大个头：一方面从西方而来，遥远的希腊神话、罗马史诗，到中世纪的玄秘想象，再到文艺复兴以来的巨型传统，好像这些一边成了影响的焦虑一边又成为“新写作”的资源参照;而我们中国正史的论述，《左傳》也好《史记》也罢，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我们对于宇宙、世界、人和历史更迭的认识都带有某种中国式的思考，我们最早的哲人，像老子，让我们有了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整全性的基本认知，成为我们常在常新的理路。再看中外文学大人物，你会惊讶于他们对人与一切的整全性发现和对人的精神整全性构筑的神往和实践。例如老舍。《骆驼祥子》与《月牙儿》，体恤下层百姓、控诉旧社会之恶和京味语言等。《二马》《牛天赐传》《我这一辈子》《断魂枪》直到《四世同堂》，会发现我们对老舍的认识远远不够。老舍真心爱民也真心爱国，老舍同情弱者、反感欺凌也更痛恨外族侵略，老舍讨厌坏人也体恤遭难者，更能实心诚意地写出可靠的好人。这“也”字之后的几条，当今能有多少作家认真思考过？又有多少人能够通过最朴素亲切的“人”的故事讲得令人动容？赶上这年头，谁知道谁是啥变的——《四世同堂》里的这个意思，有历史有那个时代，更是坚定不变的“人”说出来的，而不是一味飘忽的“人”的形象表述的。老舍有很多他个人非常执拗不变的东西，在他的小说里甚至显得奇怪，比如，山东人基本都是仗义热情知恩图报的“侠士”，无论处在怎样的乱世;小说的发生地也总有那么一些硬骨头和正气不死的人物。这也是一种对人、一个群落甚至国族的精神整全性的信心甚至是信仰。人间烟火是鲜活的，与深刻并不矛盾，整全性的写作让生活的依据坐实也让人的思虑与建构自然而然藏着，并逐步现出他对人、人世（身世、生计、人们、命运，等等）、家国、世界探究的轮廓。
当然，作为写作者，对人的态度仅凭解颐和解恨，是低级的。一个有整全性自觉的作家自然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造新意，而且他们会各个不同。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鲁迅、老舍等，我们不能不向他们各自的精神整全的建构致敬。你要是想成为有个性但又留得下的作家，精神整全性的素质准备也许是必有的人学、心学功课。前辈大师的独特角度和艺术部分只是你写作的参照，我们也确实应该有信心，新时代为青年提供了新写作的可能性，在不放弃整全性努力的情况下，有朝一日会在这个序列里看到你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