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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男人的世界游刃有余，我在我的世界天旋地转。”两个自称“贱女孩”的90后双胞胎主动把自己与“潜规则”联系在了一起。
“贱女孩”一曝成名
2008年4月24日，一对刚刚18岁的双胞胎姐妹包包和阿紫，取名“90后贱女孩”，在网络上开博。她们自称“生在普通工人家庭，贫贱出身，并且时常感到无助、彷徨和没有安全感，称自己为贱女孩，实属一种自嘲和无奈”。
在写给父母和老师的3封信里，她们认为父亲灌输给她们的是“对人生所有错误的概念”，母亲在她们眼中则是“张开嘴就吐出污浊空气的市井庸俗之人”，老师在她们这群学生眼里“就像哗众取宠的小丑”。在博文中，这对双胞胎姐妹还称自己是“让世人唾骂的寄生虫，附在男人体内靠着他庞大的财产赖以生存。”“在刀刃上舞蹈，生活只是等死”。“你若爱她，就请给她大把人民币。”
不到一个月时间，她们的博客访问量突破3000万次，几乎创下了博客点击率上升最快的纪录，“贱女孩”的名号红遍网络江湖。有媒体开始关注包包和阿紫。质疑一家名叫源源影视的工作室很可能是她们走红网络的幕后推手。不过，包包、阿紫却随即更新博客，爆料她们曾被北京源源影视工作室负责人胡卫东控制。变相卖淫。此时的她们已签约新的经纪公司——普天同庆。
在大家将信将疑的时候，“贱女孩”在博客上发表了一封《致海淀公安分局张伟刚局长》的举报信，还在空间里贴出了“证据”照片，在网络上引起轰动。她们在媒体前声泪俱下地重现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去，呼吁所有抱着明星梦的懵懂女孩早日警醒。
“影视圈都在床上沟通”
2009年5月5日，这起曾经沸沸扬扬的“贱女孩”举报潜规则案在北京海淀区法院公开审理。
据检方调查，在源源工作室的运作期间，由胡卫东负责劝说女孩接受“潜规则”，并教授其如何上网寻找卖淫目标、索要钱财；孟庆波负责给工作室介绍女孩，并介绍她们向其他男性卖淫；孙巧负责为应聘的女孩拍照，以及拍摄女孩与胡卫东的性爱录像。
在庭上，第一被告胡卫东否认自己犯有组织卖淫罪，“我创办经纪公司，是为有意向进入影视圈的女孩创建一个平台。”对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的指控，胡卫东辩解说：“潜规则在影视圈是众所皆知的，我认为影视圈都在床上沟通。”
另外，警方在去年6月份逮捕胡卫东的时候，曾经在他身上起获光盘一张。内容是双胞胎女孩与胡孟二人的性爱录像及谈话。对于拍摄性爱录像的目的，胡卫东否认是为了要挟女孩为他做事，只称是“个人爱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些女孩都是自愿的，拍摄时她们也知道。”他甚至指出，双胞胎姐妹对其的控告是一种报复行为，有幕后黑手指使所为。
另两名被告则对其罪行供认不讳。孟庆波说：“有钱人都好色，喜欢漂亮女孩。”他给有钱人介绍女孩是为了提高自己在社交圈的地位，以利于自己今后的发展。
孙巧是工作室创办人之一。她表示，工作室从未成功将女孩打入影视圈，也没这个能力。主要就是找投资人与女孩发生性关系，并让女孩以租房、交学费为由要钱，由女孩们与工作室五五分成。
工作室的另一工作人员小沫本是受害者，后来却成了帮凶，因为“(成名的)诱惑太大了。”
“90后第一文学偶像”
包包、阿紫没有出庭。也一直对媒体封口。但伴随着案件的公审，包包与阿紫两人的新书《光与影》、《疯长系》也宣布在5月1日正式出版。
小说的外包装让众人惊骇，腰封上的广告语赤裸裸地宣告：“90后贱女孩第一季·90后第一文学偶像坦诚叙述脑残一代的非主流生活”。扉页上的“90后经典语录”也让人震惊：“我在男人的世界游刃有余，我在我的世界天旋地转。男人是愚蠢的、肮脏的，属于欲望的。”两人刘“贱女孩”的称呼坦然接受，表示“想了解90后的人应该人丰一册”她们的书。尽管这两个孩子在自己的书上用火星文标注：不用你们操心太多。但每个人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在新书发布会上，包包和阿紫的经纪人誓言要打造第一位“真正的90后作家”，让在座的媒体记者汗毛倒树。出版方万榕书业的总经理路金波在业内一向以不择手段炒作旗下作者“著称”，两年前卖力“打造”号称一年能卖出500万册图书的“亿元女生”——“80后”青春写手郭妮的系列“举措”至今让人记忆犹新。而今，面向“90后”读者市场的新“偶像”又“应运而生”，对现在的青少年读者来说，为生于网络时代韵他们设计制作一个源于网络的“文化符号”。显然事半功倍。至于这类“符号”是美好还是丑恶，似乎并不关路金波的事。
“我们是自我救赎的一代”
一些旁观“贱女孩”表演的读者，还有大量的网友以及业内人士提出质疑和不满：如此没有廉耻的写手能代表阳光朝气的“90后”吗?
长江出版集团北京图书中心总编辑安波舜说：“青春文学应该是对青少年负责任的文学，其宗旨应该是健康、阳光。出版社要牢记这一点，既不要搞挖隐私，也不要搞揭疮疤；既不搞明炒作，更不能搞阴暗炒作。”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贱女孩’的书先且不论文字的质量，这种通过冲击社会公德、道德传统来企图成名的做法，如果被更多心智不成熟的90后、00后效法，后果堪忧。”
“贱女孩”的经纪人对这样的批评非常愤怒，强烈要求两位出版界的前辈道歉，“贱女孩”也在博客中给“二位领导叔叔”写了一封信——《我们是自我救赎的一代》。文中，“贱女孩”质问：“作为两个大型出版集团的领导，你们知道事情的后果吗?你们的言论到处被转载，我们的努力因为你们的言语受到怀疑。”贱女孩还表示，在习水、丽水的中学生被强奸案中，受害的都是90后，“我们被迫成为‘自我救赎的一代’，在你们丰富的‘潜规则’遗产下艰难地长大。”
卖“贱”价更高?
90后贱女孩敢于出来揭开卖淫潜规则，勇气是可贵的。但之后这些令人争议的文字，绘声绘色的讲述卖淫故事，如果并非出于单纯的警示，是不是在“卖贱”?这些文字在卖淫案因进入审理而再次吸引社会关注后，恰到好处、不失时机地同步问世，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不得不让人佩服。
自称“脑残一族”、“贱女孩”，本身就有点作贱自己，被迫卖淫本已可怕，如果又被人操纵被迫“卖贱”则更可怜。前者出卖受伤的是躯体，后者出卖受戗害的则是心灵。如果是自觉自主的行动。无疑也是悲哀的，以剥光隐私示人吸引眼球，这种“卖贱”与卖淫又有何不同?
当看到这些涉世未深的少女。怀揣着极端扭曲的价值观念踏上社会，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女孩对影视圈的黑色想象，可以看成她们理解成人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么，她们当中既然有人默认了影视圈的潜规则，是否表明她们也准备接受其他社会领域种种好坏不分的“游戏规则”?在尽情追逐梦想之前，不知是否有人告诉过她们：有梦就要有付出，但不包括身体和尊严。
“贱女孩”一曝成名
2008年4月24日，一对刚刚18岁的双胞胎姐妹包包和阿紫，取名“90后贱女孩”，在网络上开博。她们自称“生在普通工人家庭，贫贱出身，并且时常感到无助、彷徨和没有安全感，称自己为贱女孩，实属一种自嘲和无奈”。
在写给父母和老师的3封信里，她们认为父亲灌输给她们的是“对人生所有错误的概念”，母亲在她们眼中则是“张开嘴就吐出污浊空气的市井庸俗之人”，老师在她们这群学生眼里“就像哗众取宠的小丑”。在博文中，这对双胞胎姐妹还称自己是“让世人唾骂的寄生虫，附在男人体内靠着他庞大的财产赖以生存。”“在刀刃上舞蹈，生活只是等死”。“你若爱她，就请给她大把人民币。”
不到一个月时间，她们的博客访问量突破3000万次，几乎创下了博客点击率上升最快的纪录，“贱女孩”的名号红遍网络江湖。有媒体开始关注包包和阿紫。质疑一家名叫源源影视的工作室很可能是她们走红网络的幕后推手。不过，包包、阿紫却随即更新博客，爆料她们曾被北京源源影视工作室负责人胡卫东控制。变相卖淫。此时的她们已签约新的经纪公司——普天同庆。
在大家将信将疑的时候，“贱女孩”在博客上发表了一封《致海淀公安分局张伟刚局长》的举报信，还在空间里贴出了“证据”照片，在网络上引起轰动。她们在媒体前声泪俱下地重现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去，呼吁所有抱着明星梦的懵懂女孩早日警醒。
“影视圈都在床上沟通”
2009年5月5日，这起曾经沸沸扬扬的“贱女孩”举报潜规则案在北京海淀区法院公开审理。
据检方调查，在源源工作室的运作期间，由胡卫东负责劝说女孩接受“潜规则”，并教授其如何上网寻找卖淫目标、索要钱财；孟庆波负责给工作室介绍女孩，并介绍她们向其他男性卖淫；孙巧负责为应聘的女孩拍照，以及拍摄女孩与胡卫东的性爱录像。
在庭上，第一被告胡卫东否认自己犯有组织卖淫罪，“我创办经纪公司，是为有意向进入影视圈的女孩创建一个平台。”对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的指控，胡卫东辩解说：“潜规则在影视圈是众所皆知的，我认为影视圈都在床上沟通。”
另外，警方在去年6月份逮捕胡卫东的时候，曾经在他身上起获光盘一张。内容是双胞胎女孩与胡孟二人的性爱录像及谈话。对于拍摄性爱录像的目的，胡卫东否认是为了要挟女孩为他做事，只称是“个人爱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些女孩都是自愿的，拍摄时她们也知道。”他甚至指出，双胞胎姐妹对其的控告是一种报复行为，有幕后黑手指使所为。
另两名被告则对其罪行供认不讳。孟庆波说：“有钱人都好色，喜欢漂亮女孩。”他给有钱人介绍女孩是为了提高自己在社交圈的地位，以利于自己今后的发展。
孙巧是工作室创办人之一。她表示，工作室从未成功将女孩打入影视圈，也没这个能力。主要就是找投资人与女孩发生性关系，并让女孩以租房、交学费为由要钱，由女孩们与工作室五五分成。
工作室的另一工作人员小沫本是受害者，后来却成了帮凶，因为“(成名的)诱惑太大了。”
“90后第一文学偶像”
包包、阿紫没有出庭。也一直对媒体封口。但伴随着案件的公审，包包与阿紫两人的新书《光与影》、《疯长系》也宣布在5月1日正式出版。
小说的外包装让众人惊骇，腰封上的广告语赤裸裸地宣告：“90后贱女孩第一季·90后第一文学偶像坦诚叙述脑残一代的非主流生活”。扉页上的“90后经典语录”也让人震惊：“我在男人的世界游刃有余，我在我的世界天旋地转。男人是愚蠢的、肮脏的，属于欲望的。”两人刘“贱女孩”的称呼坦然接受，表示“想了解90后的人应该人丰一册”她们的书。尽管这两个孩子在自己的书上用火星文标注：不用你们操心太多。但每个人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在新书发布会上，包包和阿紫的经纪人誓言要打造第一位“真正的90后作家”，让在座的媒体记者汗毛倒树。出版方万榕书业的总经理路金波在业内一向以不择手段炒作旗下作者“著称”，两年前卖力“打造”号称一年能卖出500万册图书的“亿元女生”——“80后”青春写手郭妮的系列“举措”至今让人记忆犹新。而今，面向“90后”读者市场的新“偶像”又“应运而生”，对现在的青少年读者来说，为生于网络时代韵他们设计制作一个源于网络的“文化符号”。显然事半功倍。至于这类“符号”是美好还是丑恶，似乎并不关路金波的事。
“我们是自我救赎的一代”
一些旁观“贱女孩”表演的读者，还有大量的网友以及业内人士提出质疑和不满：如此没有廉耻的写手能代表阳光朝气的“90后”吗?
长江出版集团北京图书中心总编辑安波舜说：“青春文学应该是对青少年负责任的文学，其宗旨应该是健康、阳光。出版社要牢记这一点，既不要搞挖隐私，也不要搞揭疮疤；既不搞明炒作，更不能搞阴暗炒作。”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贱女孩’的书先且不论文字的质量，这种通过冲击社会公德、道德传统来企图成名的做法，如果被更多心智不成熟的90后、00后效法，后果堪忧。”
“贱女孩”的经纪人对这样的批评非常愤怒，强烈要求两位出版界的前辈道歉，“贱女孩”也在博客中给“二位领导叔叔”写了一封信——《我们是自我救赎的一代》。文中，“贱女孩”质问：“作为两个大型出版集团的领导，你们知道事情的后果吗?你们的言论到处被转载，我们的努力因为你们的言语受到怀疑。”贱女孩还表示，在习水、丽水的中学生被强奸案中，受害的都是90后，“我们被迫成为‘自我救赎的一代’，在你们丰富的‘潜规则’遗产下艰难地长大。”
卖“贱”价更高?
90后贱女孩敢于出来揭开卖淫潜规则，勇气是可贵的。但之后这些令人争议的文字，绘声绘色的讲述卖淫故事，如果并非出于单纯的警示，是不是在“卖贱”?这些文字在卖淫案因进入审理而再次吸引社会关注后，恰到好处、不失时机地同步问世，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不得不让人佩服。
自称“脑残一族”、“贱女孩”，本身就有点作贱自己，被迫卖淫本已可怕，如果又被人操纵被迫“卖贱”则更可怜。前者出卖受伤的是躯体，后者出卖受戗害的则是心灵。如果是自觉自主的行动。无疑也是悲哀的，以剥光隐私示人吸引眼球，这种“卖贱”与卖淫又有何不同?
当看到这些涉世未深的少女。怀揣着极端扭曲的价值观念踏上社会，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女孩对影视圈的黑色想象，可以看成她们理解成人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么，她们当中既然有人默认了影视圈的潜规则，是否表明她们也准备接受其他社会领域种种好坏不分的“游戏规则”?在尽情追逐梦想之前，不知是否有人告诉过她们：有梦就要有付出，但不包括身体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