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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9月底,我前往美国防空司令总部向奇德劳将军汇报几个月以来的UFO 活动情况。
我们与防空司令部有约在先,要定期举行简报活动,但是那个夏天我们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项工作并没有如期进行。他们仍然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并没有像希望的那样与他们一直保持密切沟通。那天做完报告后,我与“蓝皮书”计划在防空司令部的联络官凡尔纳·萨多斯基少校及其他几名军官在军官俱乐部吃午饭,当时我有种预感,觉得这些人正受困于某件事情。最后,萨多斯基终于开口了,他说:“听着,卢普,你跟我们说的都是真实的UFO故事吗?”
我以为他的意思是我讲的都是些添油加醋的故事,于是就说既然他手上有我们大部分的UFO 报告副本,而且他也读过了,应该知道我讲的完全是事实。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fdts/fdts201610/fdts20161026-1-l.jpg)
接着,又有一个人插进来说:“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确实有许多报告,也都读过这些报告,但我们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情报机构都不愿意接受某些不为我们所知的东西正在我们头顶上飞来飞去的事实,除非你们正试图掩盖什么。”
在场的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说法。这时,一个雷达操作员说话了,他说他看过几十份雷达报告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UFO只能是星际飞船,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他开始给出自己的理由。这时,另一个雷达操作员加入了谈话。
这个人说,他把每份报告都读过了,但每起事件都被解释为天气现象,即使雷达捕捉-肉眼可视事件也是如此。事实上,他都不太确信我们怎么会收到这样一份UFO目击报告,他需要证据来证明用肉眼观测到的与雷达捕捉到的是同一个物体。我们有这样的证据吗?
这时,我又回到了讨论中,给出的答案是:如果你想要某些技术参数的证据的话,很抱歉,我们没有。但我们确实有报告显示,雷达捕捉到的与肉眼可视的UFO恰好在同一精确方位。此外,在其他几份报告中,飞行员曾追逐过UFO,飞行员报告的UFO飞行过程与雷达追踪到的一模一样。
一直静静地坐在一旁的一位中校突然插了一句精挑细选的评论:“看来,‘蓝皮书’计划面临的难题是哪些可以作为证据,哪些不可以。”
上校的话正中要害。他接着说:“对于何为证据,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认为,要接受一款新型飞机,只需要5小时至10小时的飞行测试就可以了。对他们来说,这个证据足够了,因为它证明了飞机确实能飞。但其他人可就不高兴了,他们认为试飞实验得进行个十年八载的才可以。这些人给‘证据’设置了一个极不合理的高标准。问题的答案就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但就UFO来说,这个关键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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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omb
上校的简短演讲结束后,现场沉默了大概半分钟。然后有人问道:“要不要谈谈最近在‘主转桁索行动’中发生的事情?”
1952年9月下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的海军在欧洲大陆沿海进行了一次代号为“主转桁索行动”的军事演习。就在行动开始之前,五角大楼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海军情报部应该睁大眼睛时刻关注着UFO,但是没有人真的认为会出现UFO。然而,UFO再次证明了自己神一般的存在,是的,它就出现在演习现场。
9月20日,一艘航空母舰上的随舰记者正在拍摄一架飞机起飞的画面,这时,他偶然回头看了一眼下面的飞行甲板,发现一群飞行员与甲板工作人员都在仰头看着什么。他后退几步抬头看去,发现天空中有一个银色的球体跟在舰队后面。那个物体看起来很大,即使在照片上也应该不小,于是他就拍了好几张照片。照片很快就冲洗出来了,效果还不错,每张上都能看到航空母舰的上层结构。从连续几张照片上不明物体的大小来判断,它的移动速度非常快。
舰上的情报人员对照片进行了分析。物体看起来像一个热气球,而且从大小来看,如果真是热气球的话,它很可能来自附近的一艘舰船。于是人们通过TBS(Talk BetweenShips,即舰船间无线电通话)问道:“有谁发射过气球?”
得到的回答是:“没人发射过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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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情报员前后共核实了四遍,确定航空母舰附近的舰船都没有发射过热气球。
我们一直跟在海军屁股后面问个不停。当天的目击者——飞行员与甲板工作人员——的观点也不统一,有人坚称不明飞行物是气球,但其他人同样坚定地认为它不是气球。它的速度太快了,而且即使从某个角度看起来很像气球,也跟船员们惯常见到的高空气象学家发射的气球不同。
我跟国防部说,要是没有后面的演习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可能不会这么费尽周折地想要找到“主转桁索行动”中不明飞行物照片的答案。
拍摄照片的第二天,英国皇家空军的6名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在北海上空编队飞行的时候,看到一个飞行物从主转桁索舰队方向飞来。那是一个闪亮的球状物体,因为无法判定其是否“友好”, 他们就对它进行了追赶拦截,但一二分钟后,它就在众人眼中消失不见了。当他们接近基地时,有个飞行员向后看去,看到UFO正跟在他们后面,于是他就掉头朝UFO飞去,但UFO也掉头飞走了,几分钟就把“流星”号远远抛在了身后。
接着,在演习进入第三天的时候,一个UFO出现在舰队附近,这次是在英国的托普克利夫机场上空。一架“流星”号战斗机紧急升空,并成功接近UFO,因为距离足够近,能够看清该不明物体为“银白色的圆形”物体,似乎“围绕其纵轴旋转摆动”。但就在飞行员打算继续靠近以更好地观察的时候,UFO不见了。 五角大楼的英国皇家空军情报官员告诉我说,正是因为这些目击事件的发生,英国皇家空军才正式承认UFO的存在。
讲完“主转桁索行动”事件时,午餐时间已经结束很久了,等着收拾餐桌的服务员向我们投来厌恶的目光。我刚要建议离开,萨多斯基少校又开口了,他重复了引起这次讨论的最初话题:“你们对我们是否有所隐瞒?”
我斩钉截铁地说:“毫无隐瞒。”我们需要更多的直接证据,而在此之前,UFO仍然只是不明飞行物而已。
在座的无不摇头表示怀疑,这反映了他们这个群体对这件事的态度。
我跟他们说,我们有用来寻找直接证据的详细计划,一回到萨多斯基少校的办公室,我就会详细介绍这个计划。
我们走出俱乐部,来到外面的人行横道上,又讨论了几个目击事件后,一行人回到了萨多斯基的办公室。这里相对安全,我向他们阐明了我们的计划。
首先,美国将于11月或12月发射“常春藤行动”(译者注:冷战时期美国的第八次核试验,目的是提升美国的核武库以应对苏联的核武器计划)的第一颗氢弹(H-bomb)。尽管这在当时属于绝密,却有可能是史上保密工作做的最差的——几乎尽人皆知。五角大楼的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肯定有些生物,不管是地球的还是非地球的,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非常感兴趣,正如
他们在“主转桁索行动”中表现的一样。因此,“蓝皮书”计划获批在试验区设立报告网络,简单向人们介绍如何报告以及如何分析现场报告。
其次,“蓝皮书”正计划研发一个全面的系统以追踪UFO。曾在桑福德将军手下担任产品部副主任并一直为桑福德将军负责UFO项目的准将加兰,现在取代邓恩上校担任美国航空航天技术情报中心(ATIC)的主管,后者去空军战争学院任职。加兰准将一直主张加大获取有关UFO的详细信息的力度,不管信息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计划研发的跟踪系统将取代ATIC仍在开发的衍
射分析网格相机。
第三,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召集一组科学家,让他们花费整整一周或者两周时间研究UFO问题。
当我离开ADC时,萨多斯基上校和其他人员对我们不只是坐在那里摆弄UFO报告十分满意。
1952年秋天,报告数量持续降低,到了12月已经低于每月30份的平均数,其中有20%被归入“未知”门类。
我们想在氢弹试验期间去太平洋调查UFO的行程后来被取消,因为飞机上已经没有我们的位子了。但是参加氢弹试验的海军人员和空军安全人员全都被告知要寻找UFO,而且他们也掌握了追踪和报告UFO的程序。当他们回到代顿后,我们就等在旁边准备对任何可能的报告进行快速分析。但是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在整个发射系列原子弹的“常春藤行动”中都没有有关UFO的目击事件。
12月,我们的设备计划的筹备阶段已经完成。在过去2个月中我们考虑了各种可能方案,包括给地面观测部队的定位者发放简单的木制追踪装置,或者打造特殊的雷达或摄像机。我们与赖特·帕特森基地研究导弹追踪设备的人讨论相关问题,也咨询了空军空中侦察实验室的摄像机技术人员。宇航员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设备和技术的使用方法。我们还去了罗马、纽约和波士顿,去找那些设计空军电子设备的人寻求帮助。
我们的最后一个计划是在整个新墨西哥州北部设立视觉图像定点站。选择新墨西哥州是因为这一区域的UFO目击报告比美国其他区域多。在这些视觉图像定点站会安装一种类似于炸弹瞄准器的瞄准装置。操作员要做的就是使用追踪装置追踪UFO,UFO出现的准确时间以及它的方位角和仰角都会被自动记录下来。视觉图像定点站会与内部电话系统相连,只要某一个站点的追踪者有所发现,就会及时通知该区域的其他定位者。如果有两个站点同时追踪到同一物体,我们就会立刻计算出它的速度和高度。
这一视觉图像定点网络会与阿布科尔基—阿拉摩区域现有的雷达防御系统相连。我们会在每一个雷达点安装与雷达的移动天线同步的摄像机。因此,如果雷达监测到UFO的话,操作员会按动相机按键,并拍摄到UFO所在的区域。这些相机实际上就是天文望远镜,因此即便是最小的物体也会被拍到。
除了这一拍照系统外,我们还提议在该区域附近设立数组设备,每一组都包含测量核辐射的仪器,地球磁极的任何干扰和任何传递热量的物体都会被监测到。这些设备会将它们收集到的信息持续发送到中心“UFO命令站”,它也会收集直接来自雷达和视觉图像定点站的信息。
设备计划将耗费25万美元,因为我们计划利用尽可能多的仪器,并使它能与现有的通信系统兼容。安装完成后,每年的运营费也有2.5万美元。乍一看像是要花很多钱,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之前空军研究UFO的项目的花费以及未来的可能花费后,这个价格就不是那么高了,特别是考虑到我们会一劳永逸地解决UFO问题。
1952年12月,ATIC的高层批准了这项计划,随后它被提交给华盛顿,经桑福德将军批准后再交给五角大楼的更高级别的空军官员审核。各种迹象表明,我们可能会获得批准。
但是自1952年秋开始,“蓝皮书”计划的主要工作变成了收集整理我们在过去一年半中搜集到的数据。我们整理出了最好的“不明飞行物”,也研究了某些方面的UFO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召集一组科学家对这些数据进行审核,我们为他们提供的是所有的信息,而不是只言片语。
所有知晓专家组会议的人都急切盼望着会议尽快召开,因为大家都对专家组会发表什么样的观点很感兴趣。尽管这个科学家团队没有权力做最终决定,但如果他们认定UFO真实存在的话,他们的建议会被提交给总统。因此,我们计划召集的这些人的任何意见都十分重要。
在五角大楼和ATIC,人们就这些专家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在下注。当我下注时,赔率是5∶3,赞成UFO存在的领先。(待续)
我们与防空司令部有约在先,要定期举行简报活动,但是那个夏天我们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项工作并没有如期进行。他们仍然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并没有像希望的那样与他们一直保持密切沟通。那天做完报告后,我与“蓝皮书”计划在防空司令部的联络官凡尔纳·萨多斯基少校及其他几名军官在军官俱乐部吃午饭,当时我有种预感,觉得这些人正受困于某件事情。最后,萨多斯基终于开口了,他说:“听着,卢普,你跟我们说的都是真实的UFO故事吗?”
我以为他的意思是我讲的都是些添油加醋的故事,于是就说既然他手上有我们大部分的UFO 报告副本,而且他也读过了,应该知道我讲的完全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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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有一个人插进来说:“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确实有许多报告,也都读过这些报告,但我们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情报机构都不愿意接受某些不为我们所知的东西正在我们头顶上飞来飞去的事实,除非你们正试图掩盖什么。”
在场的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说法。这时,一个雷达操作员说话了,他说他看过几十份雷达报告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UFO只能是星际飞船,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他开始给出自己的理由。这时,另一个雷达操作员加入了谈话。
这个人说,他把每份报告都读过了,但每起事件都被解释为天气现象,即使雷达捕捉-肉眼可视事件也是如此。事实上,他都不太确信我们怎么会收到这样一份UFO目击报告,他需要证据来证明用肉眼观测到的与雷达捕捉到的是同一个物体。我们有这样的证据吗?
这时,我又回到了讨论中,给出的答案是:如果你想要某些技术参数的证据的话,很抱歉,我们没有。但我们确实有报告显示,雷达捕捉到的与肉眼可视的UFO恰好在同一精确方位。此外,在其他几份报告中,飞行员曾追逐过UFO,飞行员报告的UFO飞行过程与雷达追踪到的一模一样。
一直静静地坐在一旁的一位中校突然插了一句精挑细选的评论:“看来,‘蓝皮书’计划面临的难题是哪些可以作为证据,哪些不可以。”
上校的话正中要害。他接着说:“对于何为证据,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认为,要接受一款新型飞机,只需要5小时至10小时的飞行测试就可以了。对他们来说,这个证据足够了,因为它证明了飞机确实能飞。但其他人可就不高兴了,他们认为试飞实验得进行个十年八载的才可以。这些人给‘证据’设置了一个极不合理的高标准。问题的答案就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但就UFO来说,这个关键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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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的简短演讲结束后,现场沉默了大概半分钟。然后有人问道:“要不要谈谈最近在‘主转桁索行动’中发生的事情?”
1952年9月下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的海军在欧洲大陆沿海进行了一次代号为“主转桁索行动”的军事演习。就在行动开始之前,五角大楼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海军情报部应该睁大眼睛时刻关注着UFO,但是没有人真的认为会出现UFO。然而,UFO再次证明了自己神一般的存在,是的,它就出现在演习现场。
9月20日,一艘航空母舰上的随舰记者正在拍摄一架飞机起飞的画面,这时,他偶然回头看了一眼下面的飞行甲板,发现一群飞行员与甲板工作人员都在仰头看着什么。他后退几步抬头看去,发现天空中有一个银色的球体跟在舰队后面。那个物体看起来很大,即使在照片上也应该不小,于是他就拍了好几张照片。照片很快就冲洗出来了,效果还不错,每张上都能看到航空母舰的上层结构。从连续几张照片上不明物体的大小来判断,它的移动速度非常快。
舰上的情报人员对照片进行了分析。物体看起来像一个热气球,而且从大小来看,如果真是热气球的话,它很可能来自附近的一艘舰船。于是人们通过TBS(Talk BetweenShips,即舰船间无线电通话)问道:“有谁发射过气球?”
得到的回答是:“没人发射过气球。”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fdts/fdts201610/fdts20161026-3-l.jpg)
海军情报员前后共核实了四遍,确定航空母舰附近的舰船都没有发射过热气球。
我们一直跟在海军屁股后面问个不停。当天的目击者——飞行员与甲板工作人员——的观点也不统一,有人坚称不明飞行物是气球,但其他人同样坚定地认为它不是气球。它的速度太快了,而且即使从某个角度看起来很像气球,也跟船员们惯常见到的高空气象学家发射的气球不同。
我跟国防部说,要是没有后面的演习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可能不会这么费尽周折地想要找到“主转桁索行动”中不明飞行物照片的答案。
拍摄照片的第二天,英国皇家空军的6名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在北海上空编队飞行的时候,看到一个飞行物从主转桁索舰队方向飞来。那是一个闪亮的球状物体,因为无法判定其是否“友好”, 他们就对它进行了追赶拦截,但一二分钟后,它就在众人眼中消失不见了。当他们接近基地时,有个飞行员向后看去,看到UFO正跟在他们后面,于是他就掉头朝UFO飞去,但UFO也掉头飞走了,几分钟就把“流星”号远远抛在了身后。
接着,在演习进入第三天的时候,一个UFO出现在舰队附近,这次是在英国的托普克利夫机场上空。一架“流星”号战斗机紧急升空,并成功接近UFO,因为距离足够近,能够看清该不明物体为“银白色的圆形”物体,似乎“围绕其纵轴旋转摆动”。但就在飞行员打算继续靠近以更好地观察的时候,UFO不见了。 五角大楼的英国皇家空军情报官员告诉我说,正是因为这些目击事件的发生,英国皇家空军才正式承认UFO的存在。
讲完“主转桁索行动”事件时,午餐时间已经结束很久了,等着收拾餐桌的服务员向我们投来厌恶的目光。我刚要建议离开,萨多斯基少校又开口了,他重复了引起这次讨论的最初话题:“你们对我们是否有所隐瞒?”
我斩钉截铁地说:“毫无隐瞒。”我们需要更多的直接证据,而在此之前,UFO仍然只是不明飞行物而已。
在座的无不摇头表示怀疑,这反映了他们这个群体对这件事的态度。
我跟他们说,我们有用来寻找直接证据的详细计划,一回到萨多斯基少校的办公室,我就会详细介绍这个计划。
我们走出俱乐部,来到外面的人行横道上,又讨论了几个目击事件后,一行人回到了萨多斯基的办公室。这里相对安全,我向他们阐明了我们的计划。
首先,美国将于11月或12月发射“常春藤行动”(译者注:冷战时期美国的第八次核试验,目的是提升美国的核武库以应对苏联的核武器计划)的第一颗氢弹(H-bomb)。尽管这在当时属于绝密,却有可能是史上保密工作做的最差的——几乎尽人皆知。五角大楼的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肯定有些生物,不管是地球的还是非地球的,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非常感兴趣,正如
他们在“主转桁索行动”中表现的一样。因此,“蓝皮书”计划获批在试验区设立报告网络,简单向人们介绍如何报告以及如何分析现场报告。
其次,“蓝皮书”正计划研发一个全面的系统以追踪UFO。曾在桑福德将军手下担任产品部副主任并一直为桑福德将军负责UFO项目的准将加兰,现在取代邓恩上校担任美国航空航天技术情报中心(ATIC)的主管,后者去空军战争学院任职。加兰准将一直主张加大获取有关UFO的详细信息的力度,不管信息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计划研发的跟踪系统将取代ATIC仍在开发的衍
射分析网格相机。
第三,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召集一组科学家,让他们花费整整一周或者两周时间研究UFO问题。
当我离开ADC时,萨多斯基上校和其他人员对我们不只是坐在那里摆弄UFO报告十分满意。
1952年秋天,报告数量持续降低,到了12月已经低于每月30份的平均数,其中有20%被归入“未知”门类。
我们想在氢弹试验期间去太平洋调查UFO的行程后来被取消,因为飞机上已经没有我们的位子了。但是参加氢弹试验的海军人员和空军安全人员全都被告知要寻找UFO,而且他们也掌握了追踪和报告UFO的程序。当他们回到代顿后,我们就等在旁边准备对任何可能的报告进行快速分析。但是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在整个发射系列原子弹的“常春藤行动”中都没有有关UFO的目击事件。
12月,我们的设备计划的筹备阶段已经完成。在过去2个月中我们考虑了各种可能方案,包括给地面观测部队的定位者发放简单的木制追踪装置,或者打造特殊的雷达或摄像机。我们与赖特·帕特森基地研究导弹追踪设备的人讨论相关问题,也咨询了空军空中侦察实验室的摄像机技术人员。宇航员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设备和技术的使用方法。我们还去了罗马、纽约和波士顿,去找那些设计空军电子设备的人寻求帮助。
我们的最后一个计划是在整个新墨西哥州北部设立视觉图像定点站。选择新墨西哥州是因为这一区域的UFO目击报告比美国其他区域多。在这些视觉图像定点站会安装一种类似于炸弹瞄准器的瞄准装置。操作员要做的就是使用追踪装置追踪UFO,UFO出现的准确时间以及它的方位角和仰角都会被自动记录下来。视觉图像定点站会与内部电话系统相连,只要某一个站点的追踪者有所发现,就会及时通知该区域的其他定位者。如果有两个站点同时追踪到同一物体,我们就会立刻计算出它的速度和高度。
这一视觉图像定点网络会与阿布科尔基—阿拉摩区域现有的雷达防御系统相连。我们会在每一个雷达点安装与雷达的移动天线同步的摄像机。因此,如果雷达监测到UFO的话,操作员会按动相机按键,并拍摄到UFO所在的区域。这些相机实际上就是天文望远镜,因此即便是最小的物体也会被拍到。
除了这一拍照系统外,我们还提议在该区域附近设立数组设备,每一组都包含测量核辐射的仪器,地球磁极的任何干扰和任何传递热量的物体都会被监测到。这些设备会将它们收集到的信息持续发送到中心“UFO命令站”,它也会收集直接来自雷达和视觉图像定点站的信息。
设备计划将耗费25万美元,因为我们计划利用尽可能多的仪器,并使它能与现有的通信系统兼容。安装完成后,每年的运营费也有2.5万美元。乍一看像是要花很多钱,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之前空军研究UFO的项目的花费以及未来的可能花费后,这个价格就不是那么高了,特别是考虑到我们会一劳永逸地解决UFO问题。
1952年12月,ATIC的高层批准了这项计划,随后它被提交给华盛顿,经桑福德将军批准后再交给五角大楼的更高级别的空军官员审核。各种迹象表明,我们可能会获得批准。
但是自1952年秋开始,“蓝皮书”计划的主要工作变成了收集整理我们在过去一年半中搜集到的数据。我们整理出了最好的“不明飞行物”,也研究了某些方面的UFO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召集一组科学家对这些数据进行审核,我们为他们提供的是所有的信息,而不是只言片语。
所有知晓专家组会议的人都急切盼望着会议尽快召开,因为大家都对专家组会发表什么样的观点很感兴趣。尽管这个科学家团队没有权力做最终决定,但如果他们认定UFO真实存在的话,他们的建议会被提交给总统。因此,我们计划召集的这些人的任何意见都十分重要。
在五角大楼和ATIC,人们就这些专家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在下注。当我下注时,赔率是5∶3,赞成UFO存在的领先。(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