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算得上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畅销的作家之一。他的武侠小说影响广远，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伴随传播介质更迭，不断以种种面貌重现于大众视野。在通俗文学领域，金庸成为当仁不让的现象级人物。从90年代开始，作品深受影视行业青睐，衍生出大量成功的文化产品。
　　严家炎曾说过：“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事实上，文学界一直存在一股不小的力量，将金庸的武侠小说纳入当代文学主流秩序。此等评价与对待并不为过。金庸的作品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之精华，以绚丽奇幻的想象力，为读者们营造出一个可以寄寓人生理想和心灵归宿的成年人的童话世界。仅就社会影响而言，便足以傲踞中国文学名人堂之一席。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海宁。八岁时读到《荒江女侠》，对那个仅存在于传说中的江湖世界十分神往，此后搜罗阅读《水浒传》《三侠五义》等各路武侠作品，尤喜平江不肖生写作的武侠故事。
　　1948年移居香港后，逐渐成长为新派武侠小说杰出代表，也成为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报章上连载武侠小说。至70年代初，共完成作品计15部。在这些小说里，金庸继承了古典武侠小说的写作传统，结合西方近代文学经验，在现代的阅读氛围中对武侠小说这种传统通俗文学进行了全方位改造，使其具备丰富的传统文化传承力和民族性内涵，从而开创出“新派武侠”风格。
　　贴近观察金庸的武侠，除了文化传承上的中华印记，也能发现其中隐含着的“离散”情结。金庸当初的创作场景是在香港这块殖民地，他得以在殖民记忆的基础上探寻民族认同，将地方经验推向民族国家想象。小说里频繁出现的成长故事，无疑也可看作港人特殊社会心态的文学投影，这与古朴自然的文风共同凝成一股“想象的乡愁”。
　　此外，金庸小说以武侠题材虚构了古典中国的江湖世界。在这或腥风血雨，或纵横捭阖的江湖虚像背后，则包裹着古典中国精神世界里许多真实密码。

“侠”与“侠之大者”

　　“侠”的含义，今人多以其虚幻而不加深究，但它实在是探究中国文化传统一个侧面风貌的不可忽视的锁钥。
　　侠的概念最早起于先秦，在随后年代中又被赋予不同的观念形态。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太史公则有“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的赞语。正是司马迁赋予了侠客以仁义的形象标签，令其进入正统文化观照范围。他笔下不仅记录着刺客之列传，也不乏战国四公子等卿相之侠。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古代侠客文学有着宏大开局。然而，此后的侠客文学则备受正统史学观念排拒，宏大叙事、家国情怀的传统未能传承下来。
　　此后的侠客文学中，主人公们的精神内核仍以“仁义”见长，只是这里的仁义已不再是儒家那种涵盖社会、政治种种宏大情怀的仁义，而是退缩进了个人生活领域，更关乎个人道德而与社会进步蓝图渐脱勾连。与之相适应，书写侠客及其精神的作品，在叙事方面只及于诛奸除恶、维护秩序等，而没有用力于理想社会的建构、国家民族命运，使得武侠叙事缺乏大愿景，流于街巷杂谈的水准。这种状况持续到清末民初才有所改观。

　　戊戌变法前后，满清的思想控制渐至荒疏，汉民族意识崛起，武侠小说也焕发出新活力，不再局限于街肆文学。从梁启超的“公武”意识，到平江不肖生所描述的“为国争光”的霍元甲，武侠小说渐次建构起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再到还珠楼主，将古典传统中的三教相融合，武侠意识形态从个人伸延到了社会视域。继之而起的郑证因等人，创作立足点更是走向了国家主义。在此期间，众多武侠作品深受青睐，激发着“种族革命”的火焰。但真正将武侠从通俗文学推向经典，赋予其“拯救”民族和国家意义的，首推金庸。
　　传统中国以儒家治国，民族担当和家国情怀无疑是中国文人精神内核中最主要的构成组件之一。金庸全部小说的总纲所寄就在于一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正与传统士人的精神追求不谋而合，从而大幅提升了武侠小说的品位和档次。
　　1954年初，吴功仪与陈克夫两位武林高手在澳门举办“国术表演”擂台赛，这一盛举一时成为香港市民热议话题。当时在香港《新晚报》任副刊编辑的金庸与梁羽生早有私交，并就武侠小说问题多有切磋交流。《新晚报》出于抢占热点考虑，开始连载梁羽生的《龙虎京华斗》，讲述义和团与清政府、八國联军之间的风云激荡，人物群体设定为保定太极门丁派人马。故事刊出后洛阳纸贵，各大媒体副刊纷纷效仿，梁羽生的稿约不断。
　　在此背景下，金庸提笔写下《书剑恩仇录》，连载于《新晚报》。此后一发不可收，于1956年在《香港商报》连载《碧血剑》。这两部作品多有承袭前贤之处，且均以“反清复明”为主题，显得陈旧而保守。金庸继续在创作母题上迫使自己前进，对“民族”的理解取得长驱直入的进展：不再局限于满汉之别，而是将民族视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概念。这一表征出现在1957年开始连载的《射雕英雄传》。两年后，金庸创办《明报》，连载《神雕侠侣》再次赢得满堂彩。
　　经过上述一系列写作实验和探索，金庸完成了对传统武侠小说的继承和超越，建构起“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国家与人民主流意识形态制高点，将武侠小说从流行经典拔高到了历史经典。

重返古典

　　今天我们再来看金庸作品的走红，除了小说本身的质地和时代环境之外，不应忽视当时的社会思想景观。
　　早在1952年，曾引领风潮多年的还珠楼主在《黑森林》结束语中宣布放弃武侠，至此武侠小说的创作陷入停滞，此一传统有断裂之虞。这种停滞是在新的时代场景下，对过往武侠风格的一次总评断。 　　清末民初以来，武侠小说逐渐具备更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尤其注重于民族主义情结灌输，志在反满。但在满清既倒，民国创立之后，有感于新创建的民国却不断走上坎坷歧路，有识之士纷纷反思，并将祸源推到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身上。新文化运动随之骤起，而原本就被归为末流的武侠小说，在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之中更是难以自处。青年们纷纷依附胡适等文化领袖，五四諸将破旧而未能立新的思想图景，在整个20世纪上半期处于统治地位，传统只留下残迹，武侠更是越来越乏人问津。然而，当新文化运动盛极而衰，另一股思潮却在暗中积蓄力量。尤其是海外华人，逐渐对尽弃传统文化的极端做法有所反思。加以港人深受香港殖民文化弹压，也不觉间激起对旧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某些乡愁。
　　就金庸自己而论，他深受传统文化熏陶，为中国文化感到骄傲，对章回小说及传统文学代表的民族性有着充分的自觉认同，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欧化语言风格持有保留意见。在他看来，中国近代新文学和中国文学传统出现了脱节；从巴金到茅盾、鲁迅，都在用中文书写外国小说；中国艺术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
　　与此同时，金庸也完成了对传统武侠小说的革新：以现代白话文为基础，保留古典白话小说中的文言短语等特征；继承章回体回目形式；承袭了古典小说的诗词引用方法，并有所扩展；形象地再现或曰重构了明清士人在城市郊游过程中所形成的轻财结客等文人文化风貌。这样的创作风格，结合思想景观的变迁，又叠加香港市民社会的商业娱乐取向，令金庸的武侠小说点燃一股阅读风潮。
　　一言以蔽之，金庸的成功促成了武侠小说经多年传统断裂后的复归和回暖，这又与中国文化思潮的演进有着直接关联——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而反传统的结果是导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才使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这块殖民地上产生了武侠为代表的一股激流。
　　但如前所述，中国社会的文学观念和审美习惯，一直没有留给通俗文学足够的空间和地位，武侠小说更在长久以来被视为街肆读物，在民国时还被烩进了“鸳鸯蝴蝶派”。这一现象延续至今，以至于对金庸作品的评价也陷入两极纷争。赞之者力促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应列入文学史的观照范围；訾之者主张金庸小说剧情简单、重复，并无纯文学意义上的厚重价值。但不管毁或誉，没有人能够否定这些作品在几代人成长过程中的建设和启蒙意义。
　　总体来说，这些赞誉和批评对金庸的作品来说未尝不是好事，部分源于批评声音的推动，金庸在封笔几十年间，持续修订其作品至三易其稿，令其逐渐走向完善。
　　武侠小说在中国通俗文学传统中源远流长，但毕竟不是一个新鲜门类。在“前金庸”时代，这类小说往往难登大雅之堂。直到金庸小说的出现，一举改变了这样的情景。可以说金庸在当代通俗文学的发展道路上有筚路蓝缕之功，更重要的是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勾画了当代大众文化的宏观图景。
　　（作者为本刊文化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