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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对J村妇女的深入访谈调查，反映被动非农化过程中农村妇女真实的劳动、生活状况，揭示她们被隐蔽了的劳动价值，被忽略了的生活困境。文章也以成功转行的个案试探性地提出了解释性原因和建议。
关键词：农村妇女；非农化；性别视角；质性研究
一般认为，农村妇女的职业走向、家庭地位与非农化进程是相一致的，但若将有关农村妇女的这一概论分解在不同处境及不同年龄的妇女身上时，便会产生大相径庭甚至相反的结论。本文以征地这一被动非农化进程为背景，调查发现：通过征地这种方式形成的被动非农化，对农村妇女就业的影响是极复杂和不均衡的。
一、背景简述
J村是浙江金华市金东区的一个镇村，位于金东区孝顺镇镇北开发新区。因其交通便利，又与镇政府、地税局等机关相毗邻，区位优势明显，再加之其南面紧挨商业化程度很高的义乌市，义乌市的征地狂潮难免会影响到它。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不断有局部土地被征用。2003年J村剩余的农业用地被全部征用，从理论上讲，目前J村再没有人在本村从事农业生产。
J村现有村民516人，其中女性村民234人，占全村人口的45%多，成年女性的比例更高。作为户主的女性35人，以老年妇女为主。被征地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之前维持家计的主要依靠。要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根本的出路在于就业。J村的男性村民现在大部分都在附近的工厂打工，也有人去外地打工，还有一部分村民在家做来料加工，有少数村民从事个体经营和私营企业生产等第三产业。但被征地后面对着猛烈迅速和别无选择的非农化，农村妇女自身及其家庭利益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此，有必要细致考察征地给农村妇女带来的特殊影响，也期待对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妇女的调查研究能对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有所启发。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研究是以一个典型的发展中的镇村为背景，以村中的妇女为研究对象，在女性主义田野研究方法论指导下，通过入户访谈和文献资料，以期了解农村妇女在非农化进程中的真实境遇。主要方法为：
1、质性研究方法：它是以文字叙述为材料（data）、以归纳法（inductive approach）为论证步骤、以建构主义为前题的研究方法。能更有效地揭示现在的知识体系一味强调“普遍性”可能形成的性别偏见和性别盲点。
2、访谈法：本文是对被动非农化过程中农村妇女状况的微观研究。由于学界此类研究尚少，还处于探索阶段，为了保证调查的真实有效性，笔者对该村妇女进行了深入访谈。
3、文献法：本次调查得到了金东区组织部和J村的大力支持，尤其在J村委会，收集到了许多与相关文献资料。
三、现状及分析
质性研究方法不强调“代表性”，因此分析J村这一“个案”，它能清楚地呈现“隐藏”着的社会结构，以及个人在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里的挣扎、困境亦或发展。质性研究方法摈弃空洞的学术词汇，而坚持让被研究者作为主体发出声音，以改善被研究者的生活素质为研究的终极目标，以壮大弱势群体并尊重主体声音为研究者的使命，以落实两性平等互重为研究过程的基本原则。因此，本文关于现状的描述将如实地呈现被研究者在调查时的真实、未经修辞的话语。
（一）中青年妇女，由农民转化为第二、三产业劳动者后的细节
陈某某，今年50岁，J村妇女主任，村委会成员。农村管理者的职业带给她每月600元的收入。她丈夫在工厂打工，儿子在杭州上班，家住60平米的旧房子。
“我们家被征用的地有两块，一块已经被开发利用，另一块还空着没被利用，所以就又种上了棉花，有一亩多。当时分地是抽签决定的，所以现在能不能再种，全靠运气。现在没地种的人很羡慕那些还有部分土地可以暂时种的家庭。这不仅关系到现在的家庭生活水平，也关系到以后土地若没被及时有效利用再收回重新作为农用地时的再分配问题。”
在中国农村，政策往往是通过影响一个家庭，进而改变整个家庭的生存策略来影响妇女的生活。大部分妇女为了家庭的整体利益，会自愿地在下班后承担洗衣、做饭等家务。原来自家土地未被及时利用的妇女甚至要抽时间进行农业生产。J村有不少村民在已被征用但尚未及时利用的土地上再种植农作物。陈某某的话代表了村里一部分妇女的生活现状。非农化进程以及传统性别价值观念和习惯力量的左右，使大多数妇女仍然在家庭或婚姻性别权益格局中的处于不利状况。
增加的劳动量从经济上考虑当然是有利的，也是一种家庭生存策略。有些作物即使不能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也能补贴家庭日常生活开支。但如果换一个视角去看：征地后，大部分中青年农村妇女都进入工厂上班或者做来料加工。她们有了新的角色和任务，那就是成为第二、三产业中的劳动者。现在为了家庭生存或生活水平目标，也就是说妇女在公共政策——征地的影响下，被动地接受了新的角色和任务，但为了家庭利益，部分旧的角色和任务仍然没有释放下来，原来的家庭、田间双重任务变成了工厂、家庭、田间——“一肩三挑”。
以前J村妇女的职业和身份都是农民，在土地上劳作所得是制度安排之内的明朗的付出和收入；现在她们的土地在法律意义上已经不能再种植，这部分收入是制度安排之外隐匿的收入，那么妇女现在在土地上付出的这部分劳动也就相应的被隐匿了。同时，妇女的家务劳动任务并没有因为角色的变化而减少，因此和以前相比，妇女付出的劳动总量增加为工厂、农田和家庭三部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时候实质是通过增加妇女的劳动量来交换到的。
（二）50岁以上妇女遭遇工厂年龄歧视后的困境
土地被全部征用后，J村妇女的职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和分化。当地的一些私营企业都有规定，一般用工都不超过45岁；妇女年龄超过50岁，就不再考虑录用。J村45岁以下的中青年妇女一般都进工厂打工。最尴尬的莫过于年龄在50—60岁之间的妇女：若想进工厂打工，她们的年龄成为阻碍因素；若现在完全脱离生产、贻子弄孙又尚嫌太早。按照以往农业生产时的习惯，这样的年纪不仅没有“退休”，甚至还是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者，况且，她们有的还是家庭经济的支柱。因此J村有不少这一年龄段的妇女都去工地上打小工。小工是工地上最没有技术性、最累、挣钱又最少的工种。失地之后，在职业分化的过程中，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她们只能选择最没有竞争力的不需要经验和技能的工种。征地这一公共政策再次通过影响家庭生存的策略影响到妇女的职业变化。现在处于这种处境的农村妇女还是小部分，是暂时的；但如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不能有效地推进农村妇女在非农化过程中的就业安置，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沦于这种尴尬处境，使之成为长期的不合理现象。
农村妇女在无地可种的社会情境中，面臨重新找到能维持生计的再就业问题和重新找回“自我”的社会位置问题。这场剧烈的社会变迁迫使失地的农村妇女告别其熟悉的传统农业生产，而被推向一个陌生的由市场主导、不完善的就业体系。突然面对新的社会情境，其经验及路径都没有一个基本的调适过渡机制，导致部分农村妇女在再就业过程中缺乏弹性，缺少选择，具有非自愿性，因而很多人难以适应。
（三）农村妇女变为个体经营者的成功案例
黄某某，现年42岁，她的土地被征用后，在镇上做服装加工生意，现在正积极筹备打算开办一家服装加工厂。土地征用补偿款的一次性发放促成了她事业开展之初的原始积累部分，无地可种同时也促使她排除干扰成功转换职业。像黄某某这样的成功转行却给农村妇女失地再就业问题带来希望和启示。面对一个发育不够完善的市场，征用土地的上级政府不能只是通过一种安置方式——一次性货币安置将农村妇女完全撒手抛向市场。她们自身一般不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和有效能动的市场适应性，被动非农化后结果不是陷入困境就是为成功付出过高的代价。
四、总结
在中国，农用地部分被征用作其他用地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在很多地区和长时间内都将发挥作用，有关“新三农问题”的提法就将失地农民面临的就业和保障问题作为研究重点。而土地被征用却还没被利用的情况也在很多地方存在，所以本文中提到的关于妇女在这部分土地上的劳动价值和不同年龄段农村妇女如何应对市场考验这两个话题都是有研究价值的。
货币安置引发的突出问题是：在大量失地农民再就业极为困难的背景下，安置补助费用远远不能取代以往土地所具有的“最后的保障”的社会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的资金难以为失地农民特别是妇女再造一个可持续生计。在非农化过程中如何对不同状况和不同需要的农民给予多元化安置，如何在非农化进程安置方式和过程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都是今后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周华山.女性主义田野研究的方法学反思[J].社会学研究,2001(5).
2、熊秉纯.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J].社会学研究,2001(5).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关键词：农村妇女；非农化；性别视角；质性研究
一般认为，农村妇女的职业走向、家庭地位与非农化进程是相一致的，但若将有关农村妇女的这一概论分解在不同处境及不同年龄的妇女身上时，便会产生大相径庭甚至相反的结论。本文以征地这一被动非农化进程为背景，调查发现：通过征地这种方式形成的被动非农化，对农村妇女就业的影响是极复杂和不均衡的。
一、背景简述
J村是浙江金华市金东区的一个镇村，位于金东区孝顺镇镇北开发新区。因其交通便利，又与镇政府、地税局等机关相毗邻，区位优势明显，再加之其南面紧挨商业化程度很高的义乌市，义乌市的征地狂潮难免会影响到它。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不断有局部土地被征用。2003年J村剩余的农业用地被全部征用，从理论上讲，目前J村再没有人在本村从事农业生产。
J村现有村民516人，其中女性村民234人，占全村人口的45%多，成年女性的比例更高。作为户主的女性35人，以老年妇女为主。被征地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之前维持家计的主要依靠。要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根本的出路在于就业。J村的男性村民现在大部分都在附近的工厂打工，也有人去外地打工，还有一部分村民在家做来料加工，有少数村民从事个体经营和私营企业生产等第三产业。但被征地后面对着猛烈迅速和别无选择的非农化，农村妇女自身及其家庭利益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此，有必要细致考察征地给农村妇女带来的特殊影响，也期待对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妇女的调查研究能对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有所启发。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研究是以一个典型的发展中的镇村为背景，以村中的妇女为研究对象，在女性主义田野研究方法论指导下，通过入户访谈和文献资料，以期了解农村妇女在非农化进程中的真实境遇。主要方法为：
1、质性研究方法：它是以文字叙述为材料（data）、以归纳法（inductive approach）为论证步骤、以建构主义为前题的研究方法。能更有效地揭示现在的知识体系一味强调“普遍性”可能形成的性别偏见和性别盲点。
2、访谈法：本文是对被动非农化过程中农村妇女状况的微观研究。由于学界此类研究尚少，还处于探索阶段，为了保证调查的真实有效性，笔者对该村妇女进行了深入访谈。
3、文献法：本次调查得到了金东区组织部和J村的大力支持，尤其在J村委会，收集到了许多与相关文献资料。
三、现状及分析
质性研究方法不强调“代表性”，因此分析J村这一“个案”，它能清楚地呈现“隐藏”着的社会结构，以及个人在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里的挣扎、困境亦或发展。质性研究方法摈弃空洞的学术词汇，而坚持让被研究者作为主体发出声音，以改善被研究者的生活素质为研究的终极目标，以壮大弱势群体并尊重主体声音为研究者的使命，以落实两性平等互重为研究过程的基本原则。因此，本文关于现状的描述将如实地呈现被研究者在调查时的真实、未经修辞的话语。
（一）中青年妇女，由农民转化为第二、三产业劳动者后的细节
陈某某，今年50岁，J村妇女主任，村委会成员。农村管理者的职业带给她每月600元的收入。她丈夫在工厂打工，儿子在杭州上班，家住60平米的旧房子。
“我们家被征用的地有两块，一块已经被开发利用，另一块还空着没被利用，所以就又种上了棉花，有一亩多。当时分地是抽签决定的，所以现在能不能再种，全靠运气。现在没地种的人很羡慕那些还有部分土地可以暂时种的家庭。这不仅关系到现在的家庭生活水平，也关系到以后土地若没被及时有效利用再收回重新作为农用地时的再分配问题。”
在中国农村，政策往往是通过影响一个家庭，进而改变整个家庭的生存策略来影响妇女的生活。大部分妇女为了家庭的整体利益，会自愿地在下班后承担洗衣、做饭等家务。原来自家土地未被及时利用的妇女甚至要抽时间进行农业生产。J村有不少村民在已被征用但尚未及时利用的土地上再种植农作物。陈某某的话代表了村里一部分妇女的生活现状。非农化进程以及传统性别价值观念和习惯力量的左右，使大多数妇女仍然在家庭或婚姻性别权益格局中的处于不利状况。
增加的劳动量从经济上考虑当然是有利的，也是一种家庭生存策略。有些作物即使不能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也能补贴家庭日常生活开支。但如果换一个视角去看：征地后，大部分中青年农村妇女都进入工厂上班或者做来料加工。她们有了新的角色和任务，那就是成为第二、三产业中的劳动者。现在为了家庭生存或生活水平目标，也就是说妇女在公共政策——征地的影响下，被动地接受了新的角色和任务，但为了家庭利益，部分旧的角色和任务仍然没有释放下来，原来的家庭、田间双重任务变成了工厂、家庭、田间——“一肩三挑”。
以前J村妇女的职业和身份都是农民，在土地上劳作所得是制度安排之内的明朗的付出和收入；现在她们的土地在法律意义上已经不能再种植，这部分收入是制度安排之外隐匿的收入，那么妇女现在在土地上付出的这部分劳动也就相应的被隐匿了。同时，妇女的家务劳动任务并没有因为角色的变化而减少，因此和以前相比，妇女付出的劳动总量增加为工厂、农田和家庭三部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时候实质是通过增加妇女的劳动量来交换到的。
（二）50岁以上妇女遭遇工厂年龄歧视后的困境
土地被全部征用后，J村妇女的职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和分化。当地的一些私营企业都有规定，一般用工都不超过45岁；妇女年龄超过50岁，就不再考虑录用。J村45岁以下的中青年妇女一般都进工厂打工。最尴尬的莫过于年龄在50—60岁之间的妇女：若想进工厂打工，她们的年龄成为阻碍因素；若现在完全脱离生产、贻子弄孙又尚嫌太早。按照以往农业生产时的习惯，这样的年纪不仅没有“退休”，甚至还是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者，况且，她们有的还是家庭经济的支柱。因此J村有不少这一年龄段的妇女都去工地上打小工。小工是工地上最没有技术性、最累、挣钱又最少的工种。失地之后，在职业分化的过程中，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她们只能选择最没有竞争力的不需要经验和技能的工种。征地这一公共政策再次通过影响家庭生存的策略影响到妇女的职业变化。现在处于这种处境的农村妇女还是小部分，是暂时的；但如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不能有效地推进农村妇女在非农化过程中的就业安置，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沦于这种尴尬处境，使之成为长期的不合理现象。
农村妇女在无地可种的社会情境中，面臨重新找到能维持生计的再就业问题和重新找回“自我”的社会位置问题。这场剧烈的社会变迁迫使失地的农村妇女告别其熟悉的传统农业生产，而被推向一个陌生的由市场主导、不完善的就业体系。突然面对新的社会情境，其经验及路径都没有一个基本的调适过渡机制，导致部分农村妇女在再就业过程中缺乏弹性，缺少选择，具有非自愿性，因而很多人难以适应。
（三）农村妇女变为个体经营者的成功案例
黄某某，现年42岁，她的土地被征用后，在镇上做服装加工生意，现在正积极筹备打算开办一家服装加工厂。土地征用补偿款的一次性发放促成了她事业开展之初的原始积累部分，无地可种同时也促使她排除干扰成功转换职业。像黄某某这样的成功转行却给农村妇女失地再就业问题带来希望和启示。面对一个发育不够完善的市场，征用土地的上级政府不能只是通过一种安置方式——一次性货币安置将农村妇女完全撒手抛向市场。她们自身一般不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和有效能动的市场适应性，被动非农化后结果不是陷入困境就是为成功付出过高的代价。
四、总结
在中国，农用地部分被征用作其他用地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在很多地区和长时间内都将发挥作用，有关“新三农问题”的提法就将失地农民面临的就业和保障问题作为研究重点。而土地被征用却还没被利用的情况也在很多地方存在，所以本文中提到的关于妇女在这部分土地上的劳动价值和不同年龄段农村妇女如何应对市场考验这两个话题都是有研究价值的。
货币安置引发的突出问题是：在大量失地农民再就业极为困难的背景下，安置补助费用远远不能取代以往土地所具有的“最后的保障”的社会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的资金难以为失地农民特别是妇女再造一个可持续生计。在非农化过程中如何对不同状况和不同需要的农民给予多元化安置，如何在非农化进程安置方式和过程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都是今后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周华山.女性主义田野研究的方法学反思[J].社会学研究,2001(5).
2、熊秉纯.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J].社会学研究,2001(5).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