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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一场主题为“阮义忠：失去的与得到的珍物”的讲座在广州方所书店举行。讲座由方所文化与《生活》月刊联合主办，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与见解。以下为演讲摘录。
我是一个拍照完全以黑白为主的摄影家，而且是专门拍台湾民间平凡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很多人就纳闷，阮先生，你认为黑白比彩色的表现力要强么，黑白比彩色还要有力么？我总是很自然地跟他们讲一个故事，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人看过我的彩色作品，所以当我说我以前也拍了很多彩色作品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好奇，哪里可以看到啊？如果找到《家庭月刊》——大概是1976年创办的，创刊号到我离开的6年时间，每一期都有我的彩色作品。
那个时代，彩色片被认为比黑白还要在印刷上能够夺取人家的眼光，比较重要的版面会给彩色，不重要的版面给黑白。
那时我就是背着两台相机，一台比较接近手拿得到的胸口，一台大概到腹部——避免两台相机工作会互相碰撞。所以走起来，行动很利落不说，更不会拿错相机。因为比较接近，手能够拿到的就是彩色。每当我看到一个很值得拍的画面的时候，第一反应当然是拿起彩色相机来按快门，有机会我才会拿黑白的来再拍一张。第一个反应可以说是最深刻，接下来就没有第一眼、第一下按下快门那瞬间来得好了。基本上我的所有作品彩色比黑白好。
我记得在拍到6-7年的时候，台湾有一次国际的摄影大师跟台湾本土的一些摄影家的座谈会。那时的《LIFE》杂志，世界最有名的图片刊物的图片主编来了，《国家地理》的图片主编，还有《读者文摘》的图片主编也来了。跟台湾5位摄影家大概有一个礼拜的交流。那时外国的摄影大师来台湾，都比较高傲，觉得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值得跟他们对谈的，所以就不太理我们，我们在那边被冷落了好几天。等到我放我的幻灯片，全都是彩色的，刚好有160张，当第一张放出来的时候，那些外国人眼睛一亮，放到最后，他们几乎是要起立鼓掌，并且找人来问我，明天有没有空，可不可以一起吃早餐？第二天就跟我吃早餐了，原来他们深受感动，竟然都特别想替我办展览。
那个时候我觉得机会来了。没几天后，悲剧发生了。有一天，有个朋友到我住的地方，聊得很愉快，聊到太晚了说今天不回去了就在这里打地铺了。第二天他要去上班，我要去参加一个大型演讲，我们就一块搭计程车，随身提着幻灯机跟160张两个片盘的彩色幻灯片，就摆在司机旁边。到了目的地，两个人同时下车，才想到幻灯机没拿下来。可这个司机就故意把车开走了。我们只不过慢了几秒钟，再怎么喊司机都不停车。
那天我简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六七年最好的作品全部在一个粗心大意之间就看着它远远地消失了。很多朋友都帮忙，在电台、广播或报纸上登启示，请司机把车上的幻灯片还到哪里会重赏。结果还是没还回来。一天之后，我知道没希望了。那个痛啊，现在回想起来，在台湾一个人很孤独地走了六七年，然后跟陌生人产生短暂可是非常交心的截图，人跟人生命的火花撞在一块才有的一张图像，就这么没了。那一刻，真的一想到就好像有人拿着一把刀在我的心上一刀一刀这样划，觉得食不知味，失魂落魄。
人就是这样，每一天都可能碰到，你最珍爱的，那个不只是物品，几乎就是你的心血、你的孩子，因为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没有了。那种悔恨、无奈、绝望，从来没有体会过的。之后的几天，每次摸着相机就好像碰到了很疼的东西，手就缩回来。我就告诉自己，只有一个办法让我重新出发，从今以后不再拍彩色，专心拍黑白吧。
你生命中最珍贵的物，我们就把它当物好了，失掉的时候怎么办？你就是要用一个更特别的态度去对它。好，我重新來，我要再去创造，再去追求，再去努力地跟另外一个物，再做新的结缘吧。要让另一个因缘开始。不要说这个因缘这样断了，产生这个结果之后，你就变得很失望。
我有2000张黑胶唱片，放在一片墙，受潮要丢掉。丢掉之前，我知道它们大概完了，因为靠着一个山壁。可是总要抢救啊。有一天我就跟儿子说，你哪天去山上，帮我看看黑胶唱片到底什么状况，他第一个反应说，早就烂了吧。我说没关系，总要看一看烂到什么程度，最重点地挑几张就好，不要抱一大堆回家。如果烂的话，赶紧把它清掉就好了。不要带到家里头，因为家这么干净，东西这么少。
那天我正好在家，为了要试唱片，我新买了一个很简单的黑胶唱机。当儿子推门时，我不仅听到声音，还闻到非常浓的霉味。我说等一等，你千万别进来，你在玄关就好。我想说我要处理，就在那边处理就好。
我就去拿湿布，先把唱片上的霉擦掉，一擦，还是新的。霉一擦，里头还行，我觉得可以，擦一擦就拿进来了，拿到我的木（地）板，比较靠近唱机的地方。然后打开了，一看把我吓了一跳，以前比较好的包装会很考究地铺一层白色的海绵，可是随着潮气的侵袭，那个白色已经变成很难看的黄，好像皮肤长疮了的颜色。我想把这个腐败的东西抓起来赶快扔了，就当我一抓那个海绵的时候，吓了一跳，前一刻看起来虽然有点脏但还是固体的物，在手上一捏就粉碎了。这一惊啊，我把手打开，它们好像流沙一样从指缝间流下来，然后掉在干净的橡木地板上。
我原来擦唱片封面，以为把霉擦掉就是好的，可是如果条件再苛刻一点，时间再长一点，它也会像这海绵一样，会变颜色，也会一碰就从“物”变成“无”。里头的唱片我还没打开，我想也会像这块海绵一样，这么一想我就更害怕。我昨天才叫儿子随便给我买个最便宜的黑胶唱机，那时间长一点，它也会跟这个海绵一样，会成为粉末。把时间压缩的时候，一切、万物都可能啊。那放黑胶唱盘的音像架也一样。我这么爱惜的屋子，命运也差不多。这么一想，我看看外面的山水，如果时间长一点，它也会消失。
图/本刊记者 大食
那一瞬间是我这辈子很重要的一次顿悟，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说：一切都会消失，我们这样拼命做下来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到底还会留下什么？这些看得到的物都会消失，以后到底有什么东西会留下？我真的是站在那边，有点呆住了。想了片刻之后，也有了一点答案。
所有有形之物，都会成为空，只有那些不成形的会留下来。没有形的才会留下来，有形的一定不会留下来。我曾经被这些黑胶唱片的音乐感动，然后被它们感动使我这个人改变了，让我做了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又去改变了别人。那个人被我改变了之后，他又做了一些事情，改变了更多人。这些彼此传下去的感动、改变，看不到形状，可是它是最永久的。它不随着物的消失而化无。所有的万物都没有的时候，那种感动，还会一直传续下去。
那个时候，我想试试看有没有办法，让这个黑胶的寿命稍微持久一点。我拿了5张，进暗房很细心地把所有的霉清干净，吹干，然后再来放。就这么一放啊，我的整个听觉重新被唤醒了。我已经10年没有听黑胶了，我的新家的所有音响设备都没有黑胶的余地。可就在那一瞬间，黑胶唱片的声音传出来的时候，整个人真的被电到一样。黑胶的声音才是立体的，CD是平面的。不管它音响多好，音质多好，它就是少掉了那种立体感。那种感受啊，是很难形容的。
我就叫我儿子去把山上2000张全部运回来，放哪里啊，就放在我的暗房。结果我在那个密闭的暗房，跟2000张黑胶唱片相处，每天花3个小时很温柔地洗它，洗了3个月。我边洗边得皮肤病，一点都没有夸张，我是边去看皮肤科医生边洗唱片。我也知道这是洗唱片洗的。一直把唱片洗好，我的皮肤病才治好。
我是一个拍照完全以黑白为主的摄影家，而且是专门拍台湾民间平凡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很多人就纳闷，阮先生，你认为黑白比彩色的表现力要强么，黑白比彩色还要有力么？我总是很自然地跟他们讲一个故事，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人看过我的彩色作品，所以当我说我以前也拍了很多彩色作品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好奇，哪里可以看到啊？如果找到《家庭月刊》——大概是1976年创办的，创刊号到我离开的6年时间，每一期都有我的彩色作品。
那个时代，彩色片被认为比黑白还要在印刷上能够夺取人家的眼光，比较重要的版面会给彩色，不重要的版面给黑白。
那时我就是背着两台相机，一台比较接近手拿得到的胸口，一台大概到腹部——避免两台相机工作会互相碰撞。所以走起来，行动很利落不说，更不会拿错相机。因为比较接近，手能够拿到的就是彩色。每当我看到一个很值得拍的画面的时候，第一反应当然是拿起彩色相机来按快门，有机会我才会拿黑白的来再拍一张。第一个反应可以说是最深刻，接下来就没有第一眼、第一下按下快门那瞬间来得好了。基本上我的所有作品彩色比黑白好。
我记得在拍到6-7年的时候，台湾有一次国际的摄影大师跟台湾本土的一些摄影家的座谈会。那时的《LIFE》杂志，世界最有名的图片刊物的图片主编来了，《国家地理》的图片主编，还有《读者文摘》的图片主编也来了。跟台湾5位摄影家大概有一个礼拜的交流。那时外国的摄影大师来台湾，都比较高傲，觉得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值得跟他们对谈的，所以就不太理我们，我们在那边被冷落了好几天。等到我放我的幻灯片，全都是彩色的，刚好有160张，当第一张放出来的时候，那些外国人眼睛一亮，放到最后，他们几乎是要起立鼓掌，并且找人来问我，明天有没有空，可不可以一起吃早餐？第二天就跟我吃早餐了，原来他们深受感动，竟然都特别想替我办展览。
那个时候我觉得机会来了。没几天后，悲剧发生了。有一天，有个朋友到我住的地方，聊得很愉快，聊到太晚了说今天不回去了就在这里打地铺了。第二天他要去上班，我要去参加一个大型演讲，我们就一块搭计程车，随身提着幻灯机跟160张两个片盘的彩色幻灯片，就摆在司机旁边。到了目的地，两个人同时下车，才想到幻灯机没拿下来。可这个司机就故意把车开走了。我们只不过慢了几秒钟，再怎么喊司机都不停车。
那天我简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六七年最好的作品全部在一个粗心大意之间就看着它远远地消失了。很多朋友都帮忙，在电台、广播或报纸上登启示，请司机把车上的幻灯片还到哪里会重赏。结果还是没还回来。一天之后，我知道没希望了。那个痛啊，现在回想起来，在台湾一个人很孤独地走了六七年，然后跟陌生人产生短暂可是非常交心的截图，人跟人生命的火花撞在一块才有的一张图像，就这么没了。那一刻，真的一想到就好像有人拿着一把刀在我的心上一刀一刀这样划，觉得食不知味，失魂落魄。
人就是这样，每一天都可能碰到，你最珍爱的，那个不只是物品，几乎就是你的心血、你的孩子，因为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没有了。那种悔恨、无奈、绝望，从来没有体会过的。之后的几天，每次摸着相机就好像碰到了很疼的东西，手就缩回来。我就告诉自己，只有一个办法让我重新出发，从今以后不再拍彩色，专心拍黑白吧。
你生命中最珍贵的物，我们就把它当物好了，失掉的时候怎么办？你就是要用一个更特别的态度去对它。好，我重新來，我要再去创造，再去追求，再去努力地跟另外一个物，再做新的结缘吧。要让另一个因缘开始。不要说这个因缘这样断了，产生这个结果之后，你就变得很失望。
我有2000张黑胶唱片，放在一片墙，受潮要丢掉。丢掉之前，我知道它们大概完了，因为靠着一个山壁。可是总要抢救啊。有一天我就跟儿子说，你哪天去山上，帮我看看黑胶唱片到底什么状况，他第一个反应说，早就烂了吧。我说没关系，总要看一看烂到什么程度，最重点地挑几张就好，不要抱一大堆回家。如果烂的话，赶紧把它清掉就好了。不要带到家里头，因为家这么干净，东西这么少。
那天我正好在家，为了要试唱片，我新买了一个很简单的黑胶唱机。当儿子推门时，我不仅听到声音，还闻到非常浓的霉味。我说等一等，你千万别进来，你在玄关就好。我想说我要处理，就在那边处理就好。
我就去拿湿布，先把唱片上的霉擦掉，一擦，还是新的。霉一擦，里头还行，我觉得可以，擦一擦就拿进来了，拿到我的木（地）板，比较靠近唱机的地方。然后打开了，一看把我吓了一跳，以前比较好的包装会很考究地铺一层白色的海绵，可是随着潮气的侵袭，那个白色已经变成很难看的黄，好像皮肤长疮了的颜色。我想把这个腐败的东西抓起来赶快扔了，就当我一抓那个海绵的时候，吓了一跳，前一刻看起来虽然有点脏但还是固体的物，在手上一捏就粉碎了。这一惊啊，我把手打开，它们好像流沙一样从指缝间流下来，然后掉在干净的橡木地板上。
我原来擦唱片封面，以为把霉擦掉就是好的，可是如果条件再苛刻一点，时间再长一点，它也会像这海绵一样，会变颜色，也会一碰就从“物”变成“无”。里头的唱片我还没打开，我想也会像这块海绵一样，这么一想我就更害怕。我昨天才叫儿子随便给我买个最便宜的黑胶唱机，那时间长一点，它也会跟这个海绵一样，会成为粉末。把时间压缩的时候，一切、万物都可能啊。那放黑胶唱盘的音像架也一样。我这么爱惜的屋子，命运也差不多。这么一想，我看看外面的山水，如果时间长一点，它也会消失。
那一瞬间是我这辈子很重要的一次顿悟，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说：一切都会消失，我们这样拼命做下来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到底还会留下什么？这些看得到的物都会消失，以后到底有什么东西会留下？我真的是站在那边，有点呆住了。想了片刻之后，也有了一点答案。
所有有形之物，都会成为空，只有那些不成形的会留下来。没有形的才会留下来，有形的一定不会留下来。我曾经被这些黑胶唱片的音乐感动，然后被它们感动使我这个人改变了，让我做了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又去改变了别人。那个人被我改变了之后，他又做了一些事情，改变了更多人。这些彼此传下去的感动、改变，看不到形状，可是它是最永久的。它不随着物的消失而化无。所有的万物都没有的时候，那种感动，还会一直传续下去。
那个时候，我想试试看有没有办法，让这个黑胶的寿命稍微持久一点。我拿了5张，进暗房很细心地把所有的霉清干净，吹干，然后再来放。就这么一放啊，我的整个听觉重新被唤醒了。我已经10年没有听黑胶了，我的新家的所有音响设备都没有黑胶的余地。可就在那一瞬间，黑胶唱片的声音传出来的时候，整个人真的被电到一样。黑胶的声音才是立体的，CD是平面的。不管它音响多好，音质多好，它就是少掉了那种立体感。那种感受啊，是很难形容的。
我就叫我儿子去把山上2000张全部运回来，放哪里啊，就放在我的暗房。结果我在那个密闭的暗房，跟2000张黑胶唱片相处，每天花3个小时很温柔地洗它，洗了3个月。我边洗边得皮肤病，一点都没有夸张，我是边去看皮肤科医生边洗唱片。我也知道这是洗唱片洗的。一直把唱片洗好，我的皮肤病才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