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玄奘归国时，随身携带回来的佛教典籍和佛像等物品中，还有从印度购买的擦擦模具。他在《大唐西域记》中回忆：“印度之法，香末为泥，作小搴堵波，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数渐盈积，建大搴堵波，总聚于内，常修供养。”
　　按照描述来看，玄奘指的是塔型擦擦（图1、图2）。
　　同时，玄奘还介绍了當时印度擦擦的制作仪轨和供养方式。
　　我国敦煌、青海湖周边地区、宁夏以及阿里地区所出土的早期塔型擦擦，其制作和供养方式，与《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并无二致。
　　后来，擦擦越来越本土化。如原本将擦擦置放塔内，后来出现粘贴在佛殿墙壁上做装饰;另外对擦擦的内部装藏渐渐不使用书写经文，简化成在擦擦背后嵌入青稞，等等。
　　而在擦擦发祥地的印度，因为气候潮湿以及宗教更替等原因，保存至今的擦擦实物极其罕见。目前仅见比哈尔邦那烂陀等地出土的个别擦擦，被收藏于印度那烂陀考古博物馆和新德里国家博物馆（图3）。

二

　　这是一件印度北部的擦擦作品（图4，见开篇图），站姿一佛二菩萨，彩绘，尊像各自在龛门内，站姿从容优雅，底部设有一行梵文缘起法颂文字：“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吾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
　　尊像的面相和身型极具印度人特征。这种熟悉的印度人体型，总能在古格早期的擦擦作品里找到对应。当初的古格早期僧人，将这种舶来品发展为一个艺术的奇迹，成为印度美学基因进入藏西地区的完美延续。
　　此件作品年代大约在九至十世纪，1935年被意大利学者图齐教授发现于阿里地区。当时它正静静躺在古格城堡的一个佛殿废墟里。它可能已在古格存放了上千年，最初被印度或是藏西的僧团携带至此，后又被历代四方古格的僧人膜拜，经历1630年秋季的那场战争后，最终被丢弃于泥塑残块的废墟中间。
　　直到整整四百年后，图齐教授俯身将它拾起。此后，古格地区再没有发现如此纯正的北印度意味擦擦作品。
　　如今，此作品陈列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三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西北地区擦擦的出土以敦煌和宁夏为多。宁夏所出擦擦主要集中在西夏时期（图5、图6），当时这一区域盛行藏传佛教文化。从遗留下来的数量较大的艺术作品看，当时受卫藏地区艺术样式影响深重;同时因为靠近中原地区的缘故，融合了汉人审美。
　　敦煌地区出土擦擦一直以来少为人知。实际上，在民国时代就常有大批量出土（图7）。从文献资料来看，在吐蕃占领河西地区时期（781-848年），尤其在晚唐时期，已经盛行“印沙佛会”，即专门制作擦擦的活动。 　　敦煌出土有关“印沙佛会”的卷子有十四篇。从中可得知佛会时制作印沙、泥塔、泥造像的大致讯息，如：“共发精心，脱佛印沙……脱诸佛之真容，印如来之妙相”“脱塔印沙，……脱千圣之真容，印恒沙之遍迹”，等等。
　　佛会一股安排在正月初一或秋季，主要目的是祈愿、祝福。参与信众从赞普、各级官员、僧尼到平民等各阶层都有。佛会过程除了某些宗教仪式外，还有燃灯绕塔，制作并安置塔型擦擦和浮雕佛像擦擦等，由此可见印沙佛会活动在当时的成熟程度。
　　此外，当前的考古发掘表明，青海湖周边地区在吐蕃时代也曾盛行“印沙佛会”，所幸当时的擦擦实物得以保留至今，成为目前藏区所见最早的擦擦作品（图8）。

四

　　敦煌所出的古代擦擦一直沒有很清晰的线索可循。
　　清末王圆篆时代敦煌所出的擦擦，可见于目前西方重要博物馆馆藏，系当年斯坦因等人从敦煌带走的文物，其中擦擦分塔型和造像类，年代特征能到十二至十六世纪。
　　这个擦擦出自敦煌（图9），现藏大英博物馆。馆内还藏有其他几种造像类擦擦，它们同样是尊像面目被磨损而漫漶，想必是当年漫漫长途载运颠簸所致。
　　1949年后，敦煌地区的考古发掘，陆续有一些擦擦出土，在六七十年代的考古考察报告中，被简单提及。品种不多，年代特征从公元八世纪到十六世纪都有，并且某些单一品种数量庞大，其中的圆雕塔形擦擦（图10），与宁夏的西夏时代所出同类擦擦极为相似和接近。在莫高窟博物馆和西夏博物馆，都能见到部分出土于当地的古代擦擦藏品。

五

　　出土擦擦较多的地点除了中国、尼泊尔、印度以外，还有巴基斯坦、克什米尔、阿富汗等地。这些地区与西域在历史上都曾保持着各种密切的文化交流。2006年5月和田地区两个地点出土了一些早期擦擦，一处是策勒县达玛沟乡的托普鲁克墩佛寺的2号遗址，另一处是策勒县恰哈佛寺遗址，两处地点相距较近。
　　托普鲁克墩佛寺的2号遗址出土了七件擦擦，此为其中之一（图11），具有浓郁藏传意味，外形特征如菩提叶形。
　　恰哈佛寺遗址的佛塔出土的是一佛二弟子浮雕造像（图12），陶质，外形统一为上下捏制呈尖锥形，造像整体呈现出中亚早期佛造像意味。
　　尽管恰哈遗址出土的脱模造像更接近于善业泥，但其特殊的上下锥形特征明显，可能有着与青海湖周边地区吐蕃擦擦相同的台座制作仪轨缘由。
　　和田地区出现藏传意味的擦擦作品，跟历史上这一地区被吐蕃人占领较长一段时期有直接关系，所以还是跟卫藏和阿里地区有着一脉的传播渊源。
　　公元641年，玄奘离开印度返程途中在和田停顿，给唐太宗致信后，就停留在这里等待回信。其间常往来于寺院与住所之间，当地日常制作擦擦活动一定常常令他驻足观望，甚至会参与其中。
　　图13多塔 古格麦龙沟遗址出土 十一世纪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
　　和田地区佛教文化发展较早，曾经大量的、经几十代人累计制作出来的擦擦，都慢慢湮灭在遥远的历史岁月中，这几件出土的擦擦，都是在玄奘离开后被制作出来，有幸存留至今。

六

　　后弘早期的佛塔崇拜导致造塔盛行。擦擦的组合样式多得实在眼花缭乱，尤其是藏西地区。即便是这样，第一次见到这件塔形擦擦（下图13）时，还是生生地被它奇特的视觉效果吸引住了。是受怎样的启发，才能有这样组合样式的设计？所有塔尖对准中心位置，均匀紧凑排布，仿佛向前的滚轮，全然不顾常态下塔群的客观存在状态：群塔塔尖朝上，近大远小。
　　曾经和西藏考古学家张建林老师对着这件擦擦，仔细地数了塔数，结果也意外，塔数跟佛教传统意义中的数字并无关联。古格人制作这件擦擦模具时，可能并没想凑一个具体塔数，只是要完成一个对精神世界的隐喻表述。

七

　　这是一件擦擦内部的装藏物，桦树皮质，墨书藏文（前页图14）。出土于托林寺周边，发现时是卷成小卷状，外裹羊毛细绳，从一个已经破开的塔型擦擦中露出来;展开如新，文字像刚写毕不久。文字内容前段为五方佛种字，后段是“聂俄比丘索南扎西皈依三宝”字样。“聂俄”两字在此出现，一下子成为一个亮点。
　　“聂俄”（snyelor），应该是供养人出身地名或氏族名，这个名称屡屡出现在塔波寺主殿壁画和写经功德名单中，是当时极为重要的建寺出资人或供养部族。
　　根据文献资料记载，托林寺、塔波寺以及阿基寺是仁钦桑布同期主持兴建，但一直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彼此的关联，直到此件擦擦装藏文字的出现，给两寺以及“聂俄”提供了某种联系的直接证据，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八

　　圆雕塔型擦擦（图15、图16），高度超过15厘米，很沉重。上端塔基、塔瓶部分硕大而简洁，是纯正的早期印度塔式。下端捏制有高台座，使之整体更趋大美。
　　如若从上往下俯视，还能神奇的见到最早期的坛城图形，外圆内方。佛教在高原传播过程中，这种塔式逐渐被改动，敦厚肥硕的塔体慢慢消瘦下去。
　　如今，这种塔式已罕见于藏区。

九

　　可以说，这是一个合二为一的组合式擦擦（图17）。由上部塔型和底部文字构成，制作时由两个模具同时完成。上端塔型脱模而出，下端浮雕文字按印完成。是早期一种少见的擦擦形式之一。
　　擦擦上端粗大的覆钵塔瓶上，原本还装饰有塔刹、彩旗和飘帛，可惜已经丢失殆尽。塔基还分别有一圈梵文经咒文字和莲花瓣。底部圆形内是成排细密紧凑的梵文，内容是佛顶无垢大、小陀罗尼和缘起法颂，中央位置设一小塔。
　　这种二合一的擦擦形式，仅见于后弘初期的藏西地区，它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代表了佛教身、语、意中的后两者。
　　需要注意的是，早期造像类擦擦基本都会强调身、语、意的结合，即尊像代表了身，真言文字代表了语，佛塔代表了意（图18）。这种早期的擦擦三合一式设计模式，后来也逐渐不再被强调，淡出历史舞台。

十

　　这是一件古格早期的坐姿十一面观音擦擦残件（图19），属于后弘初期古格地区克什米尔风格盛行期的作品。可惜，只剩四分之一的部分了，仅保留了上部的十一面。主面雍容祥静，作者是位唯美的艺术家，把想象转化成视觉泥质体雕塑。可以庆幸的是，背部三个钤印痕迹还在，这大约是最早的擦擦钤印例证了。

十一

　　四臂佛母擦擦（图20），出土于托林寺。圆形，直径十厘米，空间处理上大面积的简洁，只在中部施以修饰。
　　佛母长圆脸型，流露慈悲意味。上身穿紧身短衣，露出圆实双乳和四小块凸起腹肌，肩自颈部陡然而下是其最大特点，腰身显露娇美。
　　作者无疑是兼修法者、艺术家两种身份，可以把宗教情怀和人性美高度融合并且传递下来，我们无法知晓他的姓氏。
　　这种类型的造像图式，在古格地区只发现擦擦这一例。在拉达克的阿基寺，却是作为一种主要流派被贯穿在壁画等造像中（图21）。
　　之前，学者认为，同在藏西地区的阿基寺和托林寺，尽管相距较近，艺术传统在相同中却存在各种区别。都同是脱胎于克什米尔样式，都更大程度上融入藏西本土化审美，相互之间总有被不同流派的因素所干扰的成分存在。地理位置的接近，并没有形成明显彼此雷同化的结果。
　　托林寺此件擦擦的面世，改变了我们对以往这一看法的认知。当初，至少有某位或数位这种流派的艺术家，曾经奔波于两寺，他们信手拈来的图式，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坐标典范。此件作品，成了目前唯一能证实古格地区存在过这种流派的证据和痕迹，与阿基寺壁画相映成辉。
　　上图20 度母像 古格托林寺遗址出土 十二世纪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 下图21四臂度母像阿基寺三层大殿壁画 十二世纪

十二

　　这是一尊游戏坐金刚手菩萨像（图22）。脸部略残，克什米尔风格。但又分明与印象中的传统克什米尔造像有所区别。造像在视觉表达上，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干净态。从躯身、莲座、塔体、莲枝上冒出的金刚杵，到背景底面，无不简洁明朗。尤其这仰覆莲花瓣，透着洁硕无瑕感。此擦擦没有排布常设的真言文字，也没见穿上当时流行的长短薄裙，只仅仅穿了条素面三角裤衩，可以想见作者在刻意做减法。
　　在精品迭出的那个时代，造像创作者的主观意识起到的关键作用，藏西早期佛教对佛精神的理解，也体现在对造像视觉的宽容。在此之后的时代，造像创作趋于服从和依赖藏传仪轨的需要。
　　而此像所传达出的造像精神，像个传奇，永远地停留在意希沃当年的理想里。

十三

　　这件不动佛擦擦发现于纳塘寺（图23），尊像身型敦实，表面施以彩绘，背后两行藏文题记。题记文字经藏学家当增扎西翻译，内容是：纳塘巴·琛·洛桑扎巴。

　　查询史料显示，琛·洛桑扎巴（1299-1375年）是纳塘寺第十二任寺主，在位三十八年，曾向顿珠仁钦预言了宗喀巴的诞生。显然，他是此件擦擦的制作人，或者可以说此件擦擦是琛·洛桑扎巴发心制作的众多擦擦之一，有幸遗留至今。
　　因为背后题记的明确指向，使得此件擦擦成为可以明确到制作人的例证，在已知的古代擦擦里，目前这也是唯一的一例。
　　有意思的是，后来琛·洛桑扎巴的弟子，也就是纳塘寺第十三任寺主巴·贡嘎坚赞（1338-1401年），在1381年迎来了一位年轻僧人人寺拜师学习，这位弟子就是日后名声大噪于高原的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
　　在琛·洛桑扎巴离世的第六个年头，二十四岁的宗喀巴入纳塘寺开始他新的求学生涯。他一定常常听人提及这位未曾谋面的师爷，或许其中就有关于他发愿制作擦擦的日课行为。彼时，这件擦擦已然被制作出来多年，在纳塘寺的某处也开始静静迎来它的漫长岁月。

十四

　　扎西恩协低头看着筷子插入心脏，说先不要拔出来，叫郡协和郡楚来，我有话要说。这是1090～-10月某日下午，在扎塘寺的一幕。七十九岁的扎西恩协嘱咐两个侄子继续完成扎塘寺的兴建工作，在竣工前务必将自己的骨灰和泥制成擦擦，供奉于扎塘寺周边佛塔。此时扎塘寺已持续修建了十年，还没有完工。
　　三年后，扎塘寺全面落成。史书记载，这是恩协兴建的第一百零八座寺院，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座。据西方学者研究，恩协建造的第一座寺院，极有可能是大名鼎鼎的艾旺寺，那是一座藏传早期艺术巅峰的作品集结。
　　扎塘寺是恩协兴建的最后一座寺院，庙堂内绘制了后弘早期卫藏地区艺术的旷世之作，风格样式呈现多因素交融，以波罗/中亚艺术为主，穿插有藏地本土及中原艺术审美痕迹。
　　扎塘寺最初隶属于鲁梅派，1250年前后改为萨迦派，如今在大经堂殿内壁画上，可以看到一些萨迦上师画像，即缘于扎塘寺与萨迦派当年的文化相融。
　　这件擦擦作品，也是1250年前后扎塘与萨迦的混搭结果（图24）。释迦像直接移植于萨迦推崇的阿尼哥式造像样式，背龛浮雕架构却来自扎塘寺，与扎塘寺佛堂正壁主尊的背龛近乎一致，是源自早期的六孥具形制。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存在了不长的一段时间。
　　古代的扎塘寺一直有着制作擦擦的传统，尽管它的创建人扎西恩协在寺院建成前三年自疗时，被一根筷子送命，没有看到最后竣工的典礼。但在记载中，这位一生充满传奇的著名伏藏师，生前仅胜乐金刚擦擦和喜金刚擦擦就做了十万尊。
　　扎塘寺最初规模较宏伟，有大型佛塔多座，兴建寺院的十三年，为佛塔填充而制作的擦擦，一定能达到几十万计。如今，这些擦擦已经难见踪影。
　　尽管恩协早逝，没有见到这陌生的萨迦样式，但这件擦擦中有他熟悉的背龛形制，它几乎复制了当年扎塘寺绘画中的背龛，作为除壁画之外的另一种可移动的美术遗留物，它具有的图像学特征痕迹，将它指向它最初的归属，扎塘寺。
　　扎西恩协在1069年制作的那批胜乐金刚和喜金刚擦擦，它们是恩协去古格参加火龙年大法会之前的作品，如今还遗留多少在这个世界上？处在那个佛法复兴的大时代，它们的样式风格因素又会是怎样？谜一股的诱人想象。

十五

　　这是一页西藏考古工作现场、对出土擦擦进行的1：1比例线绘图（下页图25）。
　　2005年7月，萨迦北寺考古发掘出土一批古代擦擦。考古人员每天要把出土的擦擦落实到编号、拍照、铭文翻译和实物现场绘图。绘图要求做1：1的比例。这项工作，仅由来自陕西考古研究院的张蕊侠一人完成。她绘制的速度和精准程度让人吃惊，这是考古工作中一项功夫过硬的本领，少为外人知。

　　张蕊侠曾多次参与西藏高原的考古发掘工作，在雪域深山里完成过很多金铜造像、壁画等文物的绘制工作。这一年夏天，萨迦北寺出土了近一百六十种古代擦擦，年代主要集中在十三～十六世纪。尤其十三至十四世纪的萨迦寺擦擦，造像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超出了以往的认知。

十六

　　公元1244年，八思巴随伯父班智达·贡嘎坚赞北上，去跟蒙古征军谈判。到达凉州差不多六年后，年迈的伯父因病离世，十七岁的八思巴以新萨迦派继承人的身份，继续与蒙古方面和谈，后来实现了历史性的扭转。
　　直到今天，凉州故地，当年八思巴为他伯父修建的大塔里面，还封存着大量擦擦。这些擦擦是1252年由八思巴亲自主持制作出来，想必其中的擦擦制作仪轨，也来自遥远的萨迦寺。
　　1260年的冬天，噶玛拔希失宠，流放到遥远的云南山区。第二年春天，八思巴被忽必烈封授为国师。八年后的春天，又赐帝师尊号。年轻的帝师在朝廷受万人敬仰，囤积的赏金陆续运往萨迦寺，在年楚河旁那座像极了一头卧象的北山上，兴建起新的富丽大殿、诵经殿、僧舍和塔群，一派欣欣向荣景象。除了壁画、铜佛像之外，小到火柴盒大小的擦擦模具制作亦有不计成本之嫌，力求精益求精，美轮美奂（图26、图27）。
　　二十年后，八思巴称病返藏，回到萨迦寺主持日常工作。在诵经、阅读的间歇，没有间断制作擦擦日课。曾有法王南喀本问起制作擦擦事宜，八思巴答，遵照仪轨制作擦擦，加持后制作成神像小塔，益处极大，如生善地。
　　八思巴故去后，他的形象和其他萨迦法王一样，也被陆续制成擦擦小像。他们头戴萨迦式俄尔帽，與众多的擦擦们一起，堆积于萨迦北寺故塔中。
　　在这些擦擦中，哪些出自八思巴之手，哪些又是后世修行喇嘛制作的，不得而知。
　　八思巴传奇的一生被后世仰慕，他的形象遍及藏区各地的壁画、唐卡等艺术形式，擦擦亦然（图28）。